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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168.00元。
我曾写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一文，发表在《随笔》(1992年第1期)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记得每个报考生都给了个号，我拿到的号是‘35003’——‘35’指的是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连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名教授的女儿，在投考本校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制度还是公正的。
几年后，我偶然向冯钟璞(宗璞)提及此桩往事。她说，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岂止梁再冰，就连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没够上清华的分数线。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但她认为清华的课程与南开有所不同，所以又从一年级念起，于1951年毕业。梅祖芬则在清华的先修班读了一年，次年考入清华外语系一年级，与冯钟璞同班。
要知道，梅祖芬系当时清华大学德高望重的校长梅贻琦的千金，冯钟璞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钟璞告诉我，清华同人一向拒绝以权谋私，并引此为荣。
2006年11月28日，我应邀参加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翁先生四个女儿(如璧、如琳、如兰、如琏)的联合发言，其中的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发给与会者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收入了这篇发言稿。这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是关于大女儿如璧的：
如璧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而考上第二志愿天津大学。平时有点傲气的她大哭一场，非要爸爸帮她想办法上清华。她认为凭爸爸教育局局长的关系，能走走门路。但爸爸说：“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他劝大姐上天津大学，并勉励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哪个大学都能出人才。”大姐看托爸爸转学没门儿，才乖乖地离开北京去了天津。(第69页)
翁如璧生于1940年，五岁上小学，1957年考大学时仅仅17岁。她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花季少女怎么会有了“走门路”的概念呢?
答案很简单。新中国建立后，清华大学一概拒绝给考生加分的办法已悄然起了变化。另一方面，考得再好，政审不合格，也进不了大学。胡风的女儿晓风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门门考第一名，高考成绩远远超过分数线，却没有一家大学敢录取她。
近两三年读了不少回忆恢复高考的文章，从未听说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有作弊的。也就是说，新中国之后的八年(1957年)，某些考生(如翁如璧)晓得了有“走门路”的可能性。经过一场“文革”，中断十一年的高考恢复了。阅卷评分，公平合理，考上的当然高兴；未被录取的，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下决心追回蹉跎岁月。但是仍有过不了政审这一关的。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只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尚未下结论，两个儿子的高考成绩尽管很突出，均未被大学录取。
再也想不到，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加分”的毒瘤又开始腐蚀一部分人的灵魂了。当然，个别案例、基于考生自身努力的可以区别对待。据报载，有个考生为父亲捐献了一个肾。某校给她加了二十分，将她录取。为了鼓励、嘉奖孝道，校方完全可以破例将考生录取。又如清华大学将蒋方舟加了六十分，破格录取，也是基于她出众的文学才华。
还有给老师的孩子“加分”的问题。教师这一行很辛苦，全心全意去教别人的孩子，却顾不上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功课，不合理。然而，与其“加分”，不如给老师减负，以便留点精力去关心自己的子女。
这些事是报纸上披露的，下面这个案例是我私下里听说的。一位中考生的家长为某校办了一件事，校方就给考生“加了分”，予以录取。“捐肾”和照顾本校老师还属情有可原，仅仅因为给学校办了一件事就“加分”，未免太便宜了这个考生及其家长，且对考生的成长也不利——那些“加了分”入学的考生还未进入社会，就尝到了走门路的甜头。将来一旦有机会，没准他们也会干出损人利己之事。
近几年来，反对加分的声势越来越大，教育部终于表态了。
上海《文汇报》(2008年4月24日)刊出一条消息，标题是“对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有违教育公平，教育部责成深圳调查纠正”。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为吸引金融高管人才，提出了“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优惠。这一加分政策引发了广泛质疑，也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不少网民和媒体认为，教育是公共资源，把父母从事的优势行业作为子女加分的条件，对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不公平。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出台的“加分政策”五花八门。地方政府希望能吸引人才、发展经济，职能部门是为了奖励典型，推动工作。大家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把各种政策与教育“捆绑”，将褒奖、鼓励、安抚等功能都强加在教育身上，导致教育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深圳市2003年出台政策，对金融高管人才的子女就学给予照顾，由此衍生出媒体报道的“加分优惠”。
教育部负责人强调，当前各地中考及招生工作即将展开，教育部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和规范中考招生中随意加分的违规做法，以确保广大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记得有篇这样的文章《父亲对子女的正面影响不可小觑》，瑞典乌普萨拉教授安娜·萨卡丁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整体上说，受到持续正面父亲形象影响的孩子其行为举止更为积极；受正面父亲影响的孩子吸烟和给警察惹麻烦的几率都低，同时其受教育程度也更好，与男性女性朋友间的关系也更友善。如果孩子直到16岁都能与父亲关系亲密，那么到33岁时他与女性或者伴侣的关系也更好，自身的身心状况也更健康。
翁独健和冯友兰，他们都是模范父亲。身教胜于言教。反过来说，沾了父辈的光者，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好处。改正之后，萧乾不遗余力地撰文纪念一位含冤去世的老友，整理其遗著。后来此人的后代当上了副部长，到了21世纪，她竟“跌了个死跤”。其实，我早就发觉升官后她变了。她是“乘直升飞机”上去的，不是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的实力被提拔的。
翁家的四个女儿，分别在建筑、美术、科技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是老大如璧，供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主任建筑师，退休后继续回聘。宗璞呢，长期从事业余创作，她的《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前年9月17日，我赶到现代文学馆参加“宗璞作品朗诵会”，感受了宗璞的“玉精神，兰气息”。
读了丁磐石的《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一文，我才得悉，1979年11月翁独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萧乾是1929年秋天，在未名湖畔结识他的。那年，萧乾十九岁，翁独健长他四岁。然而，对有五十年交情的老友，翁老竟只字未提入党事。他对女儿们也仅仅淡淡地说了句：“如果不入党，倒好像我有什么历史问题似的。”说实在的，思想上，翁老几十年前已经入党了。这就是翁独健师：清心寡欲，大公无私。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168.00元。
我曾写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一文，发表在《随笔》(1992年第1期)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记得每个报考生都给了个号，我拿到的号是‘35003’——‘35’指的是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卷子上只写号，不许写名字。这样，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连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名教授的女儿，在投考本校时也丝毫得不到特殊照顾。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制度还是公正的。
几年后，我偶然向冯钟璞(宗璞)提及此桩往事。她说，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岂止梁再冰，就连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没够上清华的分数线。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但她认为清华的课程与南开有所不同，所以又从一年级念起，于1951年毕业。梅祖芬则在清华的先修班读了一年，次年考入清华外语系一年级，与冯钟璞同班。
要知道，梅祖芬系当时清华大学德高望重的校长梅贻琦的千金，冯钟璞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钟璞告诉我，清华同人一向拒绝以权谋私，并引此为荣。
2006年11月28日，我应邀参加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翁先生四个女儿(如璧、如琳、如兰、如琏)的联合发言，其中的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发给与会者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收入了这篇发言稿。这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是关于大女儿如璧的：
如璧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而考上第二志愿天津大学。平时有点傲气的她大哭一场，非要爸爸帮她想办法上清华。她认为凭爸爸教育局局长的关系，能走走门路。但爸爸说：“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他劝大姐上天津大学，并勉励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哪个大学都能出人才。”大姐看托爸爸转学没门儿，才乖乖地离开北京去了天津。(第69页)
翁如璧生于1940年，五岁上小学，1957年考大学时仅仅17岁。她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花季少女怎么会有了“走门路”的概念呢?
答案很简单。新中国建立后，清华大学一概拒绝给考生加分的办法已悄然起了变化。另一方面，考得再好，政审不合格，也进不了大学。胡风的女儿晓风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门门考第一名，高考成绩远远超过分数线，却没有一家大学敢录取她。
近两三年读了不少回忆恢复高考的文章，从未听说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有作弊的。也就是说，新中国之后的八年(1957年)，某些考生(如翁如璧)晓得了有“走门路”的可能性。经过一场“文革”，中断十一年的高考恢复了。阅卷评分，公平合理，考上的当然高兴；未被录取的，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下决心追回蹉跎岁月。但是仍有过不了政审这一关的。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只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尚未下结论，两个儿子的高考成绩尽管很突出，均未被大学录取。
再也想不到，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加分”的毒瘤又开始腐蚀一部分人的灵魂了。当然，个别案例、基于考生自身努力的可以区别对待。据报载，有个考生为父亲捐献了一个肾。某校给她加了二十分，将她录取。为了鼓励、嘉奖孝道，校方完全可以破例将考生录取。又如清华大学将蒋方舟加了六十分，破格录取，也是基于她出众的文学才华。
还有给老师的孩子“加分”的问题。教师这一行很辛苦，全心全意去教别人的孩子，却顾不上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功课，不合理。然而，与其“加分”，不如给老师减负，以便留点精力去关心自己的子女。
这些事是报纸上披露的，下面这个案例是我私下里听说的。一位中考生的家长为某校办了一件事，校方就给考生“加了分”，予以录取。“捐肾”和照顾本校老师还属情有可原，仅仅因为给学校办了一件事就“加分”，未免太便宜了这个考生及其家长，且对考生的成长也不利——那些“加了分”入学的考生还未进入社会，就尝到了走门路的甜头。将来一旦有机会，没准他们也会干出损人利己之事。
近几年来，反对加分的声势越来越大，教育部终于表态了。
上海《文汇报》(2008年4月24日)刊出一条消息，标题是“对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有违教育公平，教育部责成深圳调查纠正”。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为吸引金融高管人才，提出了“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优惠。这一加分政策引发了广泛质疑，也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不少网民和媒体认为，教育是公共资源，把父母从事的优势行业作为子女加分的条件，对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不公平。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出台的“加分政策”五花八门。地方政府希望能吸引人才、发展经济，职能部门是为了奖励典型，推动工作。大家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把各种政策与教育“捆绑”，将褒奖、鼓励、安抚等功能都强加在教育身上，导致教育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深圳市2003年出台政策，对金融高管人才的子女就学给予照顾，由此衍生出媒体报道的“加分优惠”。
教育部负责人强调，当前各地中考及招生工作即将展开，教育部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和规范中考招生中随意加分的违规做法，以确保广大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记得有篇这样的文章《父亲对子女的正面影响不可小觑》，瑞典乌普萨拉教授安娜·萨卡丁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整体上说，受到持续正面父亲形象影响的孩子其行为举止更为积极；受正面父亲影响的孩子吸烟和给警察惹麻烦的几率都低，同时其受教育程度也更好，与男性女性朋友间的关系也更友善。如果孩子直到16岁都能与父亲关系亲密，那么到33岁时他与女性或者伴侣的关系也更好，自身的身心状况也更健康。
翁独健和冯友兰，他们都是模范父亲。身教胜于言教。反过来说，沾了父辈的光者，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好处。改正之后，萧乾不遗余力地撰文纪念一位含冤去世的老友，整理其遗著。后来此人的后代当上了副部长，到了21世纪，她竟“跌了个死跤”。其实，我早就发觉升官后她变了。她是“乘直升飞机”上去的，不是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的实力被提拔的。
翁家的四个女儿，分别在建筑、美术、科技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是老大如璧，供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主任建筑师，退休后继续回聘。宗璞呢，长期从事业余创作，她的《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前年9月17日，我赶到现代文学馆参加“宗璞作品朗诵会”，感受了宗璞的“玉精神，兰气息”。
读了丁磐石的《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一文，我才得悉，1979年11月翁独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萧乾是1929年秋天，在未名湖畔结识他的。那年，萧乾十九岁，翁独健长他四岁。然而，对有五十年交情的老友，翁老竟只字未提入党事。他对女儿们也仅仅淡淡地说了句：“如果不入党，倒好像我有什么历史问题似的。”说实在的，思想上，翁老几十年前已经入党了。这就是翁独健师：清心寡欲，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