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过四十岁了，最深的体会是四十岁就像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之后，从价值观到生活状态都有很的大差别，但这种感悟必须是走过后才能说出来，否则就不会这么深刻。”
　　
　　我是1990年回到中国的，当时给自己定了三个人生目标，可以说，这20年一直在围绕着这些目标而努力即成为一位国际型学者；成为国际型企业家：成为国际文化使者。我觉得：人如果想在某方面做得好，想挑战自己，只要每天花一小时做一件事，凭着毅力和悟性，几十年后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哲学观
　　
　　我祖籍浙江，很小就随父母去了德国，从幼儿园到大学，我都在德国的人文环境中浸润着。当然在家也跟母亲说家乡话。
　　我从小酷爱数学，从15岁开始就喜欢上了哲学，熟读了西方各家各派非常抽象的哲学著作，那些深邃却又散发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思想丰富着我，同时也深深地困扰着我，促使我开始考虑人生。我经常思索诸如人最初是从哪儿来?最后又往哪儿去了?如何能掌握宇宙的真理?“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之类的问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人之初一切是空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
　　19岁那年，因为读过康德的《纯理性》而为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意义等问题所困扰，我背起背包，一头扎进美国西部的荒野之中。3个月游历中，我遭遇过五月飞雪、几乎把人冻毙的恶劣天气，经历过险些被熊袭击的恐怖之夜，在艰苦的野外生活以及生与死的考验中，我领悟到了那些苦苦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
　　人生本来没有意义，人生，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也是找感觉的过程。
　　变化是宇宙的永恒真理，人只有适应变化，并主动去认识、把握和创造变化，才能更好适应和生存。
　　人有激情才会有动力和创造力，有智慧才能使人懂得如何善用自己的力量。
　　但在危机或者机遇面前，人必须学会自我控制。只有懂得冷静和自我控制，才能够运用智慧去争取成功。1990年我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在那几年里，我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其中老子的学说对我启发最大人的一切要从变化出发，不要害怕变化，要迎接并创造变化，这样才能把握变化。
　　此外，中国古代兵法中所体现的传统智慧，促使我形成了动态平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我的人生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我把其精髓概括为：“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动态中求平衡”。变化提供压力也提供机会，而如何把握这种机遇，就看你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在实现你的选择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虽然万物在变化，但都是为了找到平衡。宇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不能失去平衡。所以，我是结合了东西方哲学精华，尤其汲取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后，提出“动态平衡论”。
　　我的华商公司标志很像阴阳，是我在飞机上设计的，寓意万物都在变化，但最终都在求平衡。这形象地阐释了“动态平衡论”。我在96年提出企业文化理论变化中求发展，动态中求生存。企业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给客户、员工、股东、社会都要创造价值，但各方利益点不同，学问就在于如何把握平衡点，把握度，才能双赢，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企业是滚动的球，作为个人要跟着球一起动，否则会摔下来，所以企业用人很简单：谁创造价值大就用谁，谁心理平衡就留谁。
　　“动态平衡论”带给我很多人生启示，其实人忙忙碌碌为什么?就为了心理感觉平衡。人生在世，静态平衡不可能实现，只能不断设计小目标，实现动态平衡。不管是植物还是有生命的生物，世间万物都要保持平衡。人们追来追去，就是为了一个平衡点，失衡就有可能失态，因为人的本性是善恶均有，再善良的人也会做坏事，再恶的人有好环境也会做好事。保持平衡是一件艺术的事，很难保持，所以要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目标，是人生活的动力
　　
　　因为我有东西方文化双重背景，我不过于强调民族主义。90年世界已开始出现全球化趋势，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欧共体对企业与物流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立足中国，但最后还是要走向世界，所以每个地球人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来看待，大家肩上的责任都是一样的，如环保、和平等。中国人想做一个世界的公民，首先要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游戏规则，同时要帮中国树立良好的形象，形象要靠对方认同，而不是一味宣传“民族性”。
　　因此，我给自己确立的三个目标都带有“国际性”。
　　在大的计划指引下，我每年都做小调整，很快收到成效。1996年开始，三个目标的框架基本形成。在出书和写文章方面，当时我作为北大经济学院外国专家局最年轻的副教授，出版专著《企业兵法管理》；2004年出版《商战新论》。作为学者，我在德国大学里作为客座教授，专门讲授中国兵法，这是一门本科和研究生都会修习的课程。兵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自然成为我这20年不间断的研究课题；另外一个不停看书、研究的课题，是跨文化管理，今年下半年准备出版《中国与西欧企业文化研究比较》，明年上半年还准备出一本文化导向论的相关书籍。我还想在德国大学再开一门跨文化管理的课程。我已经意识到，跨文化管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命题。
　　在经营管理企业方面，我最深的体会是：做任何事不一定要伟大、轰动，只要有意义、和别人有区别，即使是小事也可以。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找感受，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辉煌与否，而在于如何感受。这其实是我给自己的人生挑战，但挑战不能过大，要能实现，这样才易于把握平衡。我不追求极端，从没有过“我在这个行业要做到最大”的想法。我经营过十几个行业，从投资咨询与并购到贸易、做实业建工厂，金融，现在做文化艺术，跨度很大，每个行业都留下了我的痕迹；从国外到国内，我都有企业和工厂，而且还是国内惟一的一家上市公司的外籍董事长。我只是需要尝试，以普通人的心态去体验人生，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取向。
　　在文化使者方面，我94、95年就开始在北大搞文化项目，后来开始做大项目；德国汽车协会和中国汽车协会合作，今年4月组织中国各省画家去日本，以及其他省与省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大学和知名企业做报告时，倾力宣传中国文化，因为我觉得做报告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舞台，一小时内你可以尽情发挥，这对于树立中国人的形象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的崛起是综合形象的崛起，如能提升中华民族的品牌，受益者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我在德国长大，知道外国人喜欢听什么，人必须认知对方，知道对方想听什么，喜欢什么，才可能直抵其心扉。
　　
　　40岁是我人生的分水岭
　　
　　比较一下我的40岁前后，40岁之前我总结了人生几大难：选择、自我控制、 平衡点的把握；40岁之后人生几大欢乐：追求灵魂解放、找到美的感觉，把握人生平衡。40岁之前结交朋友，看的是谁能给我带来利益，40岁之后，看的是谁能给我带来快乐。
　　40岁之前，我做事目标性很强，认为自我价值观的体现无非就是事业成功。成就和金钱，多少都有些与名利挂钩。因为好奇心重，对各方面知识都很渴望，所以处于不断的体验之中，找的感觉就是事业成就感。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时的状况就是：把生活工作化，把工作职业化。
　　经历了人生的历练，40岁之后再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把工作生活化，把生活艺术化。现在，我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生活，比如前一阵子出国谈判，我就带着好朋友、助理和儿子一道，谈判工作几乎全部由助理承担，我主要带着朋友和儿子去旅游、度假。就这样，生活慢慢转向于品酒、聊天、赏书画、运动，捡起了丢失许久的爱好，旅游、度假、滑雪、高尔夫、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没有了具体的目标，只有大方向。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找到美好的感觉，其中最注重的是感情的经营。感情有三方面：亲情，友情、交情，人总会遇到困惑，需要和朋友交流，人的内心最终还是需要一种单纯和美好的力量，这样生命才有意义，才感到充实。快乐、幸福，愉快，归根结蒂是人的终极追求。现在社会发展过快，人对物质的追求过多，就会忽略感情的经营。而现代人最需要的是灵感与自由。因为人越放松，思想越容易提升，越容易把事情做得漂亮。而当人开始追求美好的感觉时，看事情的深度会不同，会抓到事情的本质。从知识的积累到经过感悟把知识上升到智慧，用艺术的感觉去体会，智慧产生的能量更大。心态转变后，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压力变小了，也更健康了，学会了如何不把压力转移到身体之内，这样压力就不会影响我正常思考问题。
　　总之，现在的我看书做学问不能丢，运动不能丢，与家人朋友的感情不能丢，其他变得可有可无了。我认为人的一生，无论青年、中年或老年，有几点不能变：对生活的激情，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特殊的感觉。
　　人最可贵的是追求自由，能自由支配时间与实现自我。年轻时只有目的，没有自我，是目标的奴才。自我不是自私，是找到自己的感受。现在的我更愿意为感情、感觉，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