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挟大选胜利之余威，以358票支持、23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份“脱欧”协议相关法案，以确保英国在2020年1月底“脱欧”。
　　翻过“脱欧”这座“山”之后，另一道“岭”便映入眼帘，即如何应对英国国家统一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喊出高调的“脱英”主张;北爱尔兰方面虽然低调，却涉及英国与爱尔兰两国间的过境贸易问题，掺杂着复杂的身份之争，是英国“脱欧”后更为棘手的风险所在。

近千年的压迫与反抗交织

　　“北爱尔兰问题”是英国历史上遗留的“爱尔兰问题”的延续。1171年，英国安茹王朝（又名“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率军登陆爱尔兰，用武力迫使岛上的各路诸侯前来宣誓效忠，由此开启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长达近千年的恩怨史。压迫与反抗、殖民与反殖民反复交织着。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尔兰的控制。英王亨利八世与其女儿伊丽莎白一世都奉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着手在爱尔兰建立法律与政治秩序。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爱尔兰的两个伯爵因害怕以密谋造反的罪名遭到传唤而选择逃亡，英国政府趁机没收了二人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安置来自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移民。
　　英国内战时期，爱尔兰站在王党一边，于是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对爱尔兰进行征服。战争结束以后，克伦威尔对战败的天主教徒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他没收了天主教徒的土地，将其分配给自己的官兵和投机商人，同时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放逐到贫瘠的西部边疆。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被剥夺了王位的詹姆斯二世逃到法国，王位落到了其信仰新教的女儿玛丽二世和女婿威廉三世手中。然而，由于詹姆斯二世信仰天主教，天主教徒居多的爱尔兰依然效忠于詹姆斯二世，爱尔兰也因此成为詹姆斯二世反攻英国、实现复辟的跳板。

　　1994年8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之后，北爱问题才迎来曙光。

　　1690年7月，詹姆斯二世在博因河南岸地区，集结了一支主要由法国、爱尔兰和英格兰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试图发动叛乱来夺回王位，但最终在“博因河战役”中败给威廉三世率领的新教军队。
　　威廉三世胜利后，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天主教徒采取了更严厉的土地没收政策，并且规定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得成为议员和政府官员，也不能参军和从事法律职业;财产权被剥夺，教会学校和葬礼被认定为非法，与天主教徒的联姻也被禁止。
　　这些严厉的法律，让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政治经济利益严重缩水。直到1781年救济法案通过之后，天主教徒才被允许在举行效忠宣誓之后拥有土地租赁经营权，而此时掌握在爱尔兰天主教徒手中的土地，却不到整个爱尔兰土地的5%。之后，1793年的天主教救济法案，虽然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但爱尔兰天主教徒却依然没有出席议会的权利。
　　如此严厉的压迫制度，自然激起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反抗。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个名叫沃尔夫·托恩的爱尔兰长老会教徒率先发难，计划在法国人的援助下于1796年发起暴动。但不幸的是，法国船队因风暴而未能在爱尔兰靠岸，于是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两年后一场规模更大的暴动，同样被挫败。
　　1801年，英国根据《英爱同盟条约》正式合并了爱尔兰，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爱尔兰人多次组织起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16年爆发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这次起义由新芬党领导，最终也被英军武力镇压。
　　1921年12月，英国政府与反抗自己的爱尔兰共和军签署条约，爱尔兰全部的32个郡被分成两个部分：南部的26郡为“自由邦”;北部6郡成为“北爱尔兰”，拥有一个获授权的独立议会和地方政府，但其主权仍属于英国。
　　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没有归还北方6郡。至此“爱尔兰问题”解决了，“北爱尔兰问题”又产生了。爱尔兰共和国一直坚持对北爱尔兰拥有主权，并将其写入1937年通过的《爱尔兰共和国宪法》。两国对北爱尔兰主权的争夺，也影响到北爱尔兰内部：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联合派主张留在英国，而主要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民族派，则主张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实现整个爱尔兰岛的政治统一。

近百年的自治与直管交替

　　由于北愛尔兰问题牵涉复杂的族群宗教因素，所以自1921年爱尔兰岛南北分治以来，北爱尔兰的治理模式经历了多次变迁，大致可分两大阶段：1972年之前，北爱尔兰处于自治政府的管理之下;之后，北爱尔兰处于相对动荡的时期，经历了自治与直管的多次交替。
　　在第一阶段，由于新教徒的人数优势以及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压制，联合派的政党阿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UUP）总能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也因此一直掌握着北爱尔兰政府的治理权。由于北爱尔兰议会位于贝尔法斯特的斯托蒙特区，这一时期北爱尔兰的政治模式也被称为“斯托蒙特体制”（The Stormont regime）。

　　为了维持新教徒在北爱尔兰的统治地位，阿尔斯特统一党领导的北爱当局，在工作雇佣、选举制度和住房分配等方面，继续歧视天主教徒。例如，在选举制度方面，北爱当局在1922年将比例代表制改为简单多数代表制，以降低作为少数族群的天主教徒的获胜概率。同时，北爱当局还多次操纵选区划分，通过所谓的“选举地理学”来弱化竞争对手。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开始发起民权运动，迫使阿尔斯特统一党控制下的北爱尔兰政府采取了一些谨慎的改革举措。但此举却引发了新教极端派的不满，他们对参加民权运动的天主教民众发动袭击。不久之后，两派民众之间的对抗逐渐升级，最终引发了1969年的大规模社会冲突。
　　为了平息此番严重的暴力冲突，大批英军奉命进入北爱尔兰，北爱尔兰的自治地位岌岌可危。1972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暂停北爱尔兰地方议会运作，由英国实行直接管制。
　　这第一次直管取代自治，并没有持续多久。1973年，英国推出了旨在“权力共享”的《桑宁代尔协定》。根据该协定，联合派与民族派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产生了。但如此安排，却遭到了爱尔兰共和军和新教极端派的共同抵制。1974年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后，英国不得不再次置北爱尔兰于直管之下。
　　此后，英国曾多次试图重组北爱政权，最终因爱尔兰共和军的强烈反对而失败。1994年8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之后，北爱问题才迎来曙光。1998年各方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根据该协议，爱尔兰共和国在宪法中放弃了对北爱的领土要求。同时，该协议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北爱自治的有效运行：最核心的就是两派权力分享模式，其次是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南北合作机制，再次是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东西合作机制。
　　1999年11月，北爱尔兰组建了联合派与民族派共享权力的自治政府，北爱尔兰问题似乎迎来了最终的解决契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在规定的最后期限内拒绝解除武装，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阿尔斯特统一党党魁戴维·特林布尔提出了辞职要求。为了避免特林布尔辞职和北爱地方政府解体，英国政府于2000年2月11日中止了北爱地方政府的自治权，第三次恢复对北爱尔兰的直接管治。此时的北爱政府刚刚成立72天。

　　作为北爱第二大党的新芬党，对英国“脱欧”持否定立场。

　　2002年10月14日，由于恐怖活动的蔓延以及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的官方政治组织）议员办公室曝出的“间谍案”，英国政府再次宣布中止北爱地方自治政府的运作，把北爱地区的控制权重新收归中央政府。这是英国政府第四次恢复对北爱的直接管治。
　　此后直到2007年3月，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与民族派的新芬党，才就组建联合政府问题重新达成协议。2007年5月8日，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誓就职，北爱正式恢复了自治政府。

近十年来的合作与对峙交融

　　2007-2017年这十年中，北爱的权力分享式政府运作相对平稳。两党在协合民主的框架下交融合作，但偶尔也会产生摩擦，并导致对峙。
　　比如在2015年9月，联合政府因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遇刺事件遭遇危机，北爱政府首席部长彼得·罗宾逊率多位部长辞职。然而，此次危机并没有导致英国的直管，最终靠两党之间的协商化解了。12月，阿莱娜·福斯特当选民主统一党新领袖并担任北爱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任副首席部长。
　　2017年1月，新芬党与民主统一党再次因故产生分歧。新芬党退出了政府，导致了北爱尔兰地方政府的停摆。此后，两党之间虽未在任何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并未导致英国政府的第五次直管。英国政府的立场是，促成北爱两派重组政府，不再采取直接统治。
　　面对2015年和2017年北爱政府分别出现问题的情况，英国当局并未像之前那样选择直管。这说明英国当局希望将北爱问题内部化，依靠两党自身的协调来化解彼此的冲突。而对北爱尔兰来讲，能否不依赖外界（包括爱尔兰和英国）的帮助来成功化解风险，则有待观察。
　　不容忽视的是，“脱欧”问题的横空出世，似乎压缩了两党之间的协商与合作空间。虽然北爱尔兰作为整体对“脱欧”持否定态度，但作为最大政党的民主统一党却认同“脱欧”，并曾以此立场在英国国会与保守党组成执政联盟。相反，作为北爱第二大党的新芬党，对英国“脱欧”持否定立场。
　　总而言之，透过近千年的压迫与反抗交织史，我们看到的是爱尔兰与英国之间围绕着信仰、身份与自由而展开的残酷斗争;近百年的自治与直管的交替史，反映了北爱尔兰与英国政府围绕着权力的上移与下移之间的政治博弈;近十年来的合作与对峙的交融史，展現了北爱内部的联合派政党与民族派政党围绕着自治政府的运作而艰苦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