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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所用肖像画的作者是西班牙画家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他的原名长而绕口，“格列柯”是其艺名，意为“希腊人”；有时他还喜欢在此艺名前加上个克里斯（Kres），表明自己的出生地是克里特岛。从13世纪到17世纪中叶，克里特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领地，格列柯的青年时代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但他从35岁以后就移居西班牙，主要住在旧都托莱托并在那里娶妻生子。《红衣主教》作于1600年左右，那正是格列柯艺术创作的盛期。
一般认为，画中人是一个名叫费尔南德·格瓦拉的天主教神甫，他于1596年升任红衣主教，1600年起担任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脑，1601年被选为塞维利亚大主教，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封三之图9是完整的画面，身着红色法衣的他端坐在精工雕刻的靠背椅上，双手都带着名贵的戒指，身后是装饰华丽的墙壁和厚重的门，似乎在暗示其所拥有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透过镜片警惕地审视着面前的世界，他的脚下则是一纸文件，或许是封揭发信。
这种架在鼻梁上并以镜腿连接耳廓的双目眼镜在过去的绘画作品中相当罕见，然而此时眼镜在欧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古腾堡在15世纪中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书籍在欧洲的流通与知识的传播，读书识字的人多起来了，视力的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过去被认为不自然的甚至影响美观的眼镜（想一想我们幼时给戴镜人取的外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饱学之士的外在符号，因此在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里，经常可以看到配戴眼镜的人物形象。图10是另一位西班牙画家里贝拉（Jose de Ribera.1591-1652）更早一点的作品，画中人是一位骑士，尽管身披护甲手握剑柄长矛，却也戴着眼镜，与中世纪那种孔武威风的骑士形象迥然有别。图11是是佛兰德斯（今属比利时）画家斯特雷特（ Jan Van Straet，1523-1605）《炼金作坊》的局部，其上炼金师的眼镜非常醒目。
封二之图1是斯特雷特为美第奇公爵设计的挂毯装饰中的一件，后来被人镌刻成铜版，原作还保存在佛罗伦萨的韦其奥宫（ Vecchio）。这组作品由19幅画作组成，总名为《新发现》，分别描绘对于当时的欧洲人尚属新奇的一些事物，如罗盘、火药、印刷术、闹钟、丝绸、马镫等，其中第15幅就是《眼镜》。画面被置于一条小街上，远方是一座教堂，近处是几家店铺：右边是书写铺和鞋铺，左边是眼镜铺，店主的柜台上有三个眼镜盒，他似乎可以根据顾客的视力情况提供不同类型的镜片。画面中的其他成年人无一例外地带着眼镜，有双镜也有单镜，人们或书写或阅读或在试镜，从店面伸出的招牌旗帜上还有个眼镜的图案：连接起来的两块圆形玻璃片，没有镜腿——欧洲人的深眼窝高鼻梁很容易放置眼镜。
如前所述，眼镜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c.1214-1293）曾设想过一种借助平凸透镜来提高视力的仪器。1306年，比萨的一位修道士在布道中提到：“从能让人看得更清楚的眼镜制造技术的确立到现在还不到20年的时间……我曾亲眼见过发明并创立这项技术的人，而且和他交谈过。”《技术史》“玻璃”章的撰稿者查尔斯顿（R.J.Charleston）等人由此断定，眼镜的发明出现于1286年前后的意大利，尽管发明者的名字无人知晓。1300年，威尼斯玻璃同业公会的则例中提到很小的眼用玻璃片（roidi da ogli），1301年则提到用于阅读的眼镜（vitreo ab oculis ad legendum）。在有名的大学城博洛尼亚，1316年一副“有框眼镜”（oculis de vitro cum capsula）标价6个索尔多（soldo）。14世纪以后，专门的眼镜匠和眼镜铺出现了，有关的参考书也多了起来。图2据说是最早的一幅画有戴镜人的图像，由摩德纳（Tommaso da Modena）绘于1352年，画面中的一位托钵会修士正在书写。图3是1568年的一幅版画，画中的制镜匠正用量规测度镜片，站立的老年顾客则在试戴眼镜。
起初人们仅能磨制凸面镜，也就是用来制作老花镜的镜片。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用来矫正近视的凹面镜片也被制造出来了，15世纪中叶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of Cusa，1401-1464）对此有详尽的描述。一开始工匠们只是根据经验研磨不同的镜片，到了16世纪，借助几何学对透镜矫正视力的研究才开始出现。1608年，荷兰的一位磨镜匠偶然发现将一对凸面镜与凹面镜加以适当的组合，可以获得放大的正像。翌年伽利略获知了这一消息，经他改进的望远镜开始用于观测天体，对近代科学的促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望远镜，以及用于观测细微物体的显微镜，都与早期人类借助玻璃镜片改进视力的努力有关。
关于眼镜在中国的历史，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物理卷”中有公允的论说。对于以往的说法出自何人何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理由何在等等，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李约瑟的著作，至少从这一部分内容看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完全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偏爱而有意夸大种种“中国发明”的意义。书中首先否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见过眼镜的传说，笔者翻检数种版本的《游记》，的确没有这类记载，遗憾的是至今网上还不加分析地传播着马可·波罗见证中国眼镜的妄言。对于德裔美国东方学家劳弗尔（BertholdLaufer， 1874-1934）所引南宋赵希鸪（（洞天清录》，并指认其中的“叆叇”为助视器具的说法，李约瑟也加以辨证，说明“老人不辨细书，以黢谜掩目则明”的关键句子是明人添加上去的。不过他也提到“宋代人确实有两项技术可以被认为是眼镜透镜的前奏，一是放大镜，一是深色的护目镜”，细节这里就不引述了。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发明的玻璃透镜式的眼镜，在明代初年经由中亚或南亚传到中国。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张宁（1454年左右）《方洲杂言》、田艺蘅（1524一？）《留青日札》等书，以及罗懋登（1596年左右）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中都有所言及。例如田书写道：“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叆叇”是中国固有词汇，形容浓云蔽日的状况，如西晋潘尼《逸民吟》之“朝云叆叇，行露未晞”就是此意。曾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1965年改名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的华裔学者裘开明（1898-1977），推测明人笔下的“叆叇”是某个外来词的音译，李约瑟指出阿拉伯语称眼镜为al-‘uwaonat，借用古雅的“叆叇”来对译可谓考究之极。江户时代的日本也称眼镜为“叆叇”，显然受到中国的影响。 明人所绘《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物。该画横长350厘米、纵高44厘米，尾署“实父仇英制”，从技法来看当系托名伪作，不过它再现了明代南京城的繁华景象与市民生活的实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封三之图12就是此图的中心部分，圆圈内就是戴镜人所在的位置。借助放大镜可以看出，那是一位坐着的老者，一面照看自己的生意，一面欣赏眼前的杂技表演，他身后的店铺悬挂着“兑换金珠”的招旗，附近店铺的招旗是“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和“西北两口皮货发客”。
入清以后，有关眼镜的记载愈加丰富了。李慎的硕士论文《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于此有周详的论述，这里仅摘录数则。钱谦益（1582-664）《眼镜篇送张七异度北上公车））诗云：“西洋眼镜规璧圆，玻璃为质象拼缘……帷灯帘阁对简编，能使老眼回少年。”孔尚任（1648-1718）《试眼镜））诗称：“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眼镜。乾隆五十六年（1791），廷试以（（眼镜》为题限“他”韵作诗，结果粗晓西学的阮元（1764-1849）胜出。关于阮元在众翰林中的脱颖而出，坊间还流传着如下的故事：传说乾隆早年目力极佳，65岁尚能蝇头小楷，阮元所作《叆叇》诗中以“圣人原未御，目力寿怔多”收尾，皇帝阅后龙颜大悦，将本来卷列一等第二的阮元拔置第一。赵翼（1727-1814）《瓯北诗抄》内有“初用眼镜”条，明言此物“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同治年进士陈康祺（1840-1890）著《郎潜纪闻》，其卷九记某老“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还有借眼镜说事发牢骚的，如桂山《眼镜》诗称：“眼界旋开若有人，无端雅制自何人。矫揉造作殊多事，阅世何得太认真。”可见到了清代中晚期，文人墨客使用老花镜已经相当普遍。
从明代中叶开始，皇帝收到的贡品中就有眼镜。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有受纳眼镜或将眼镜赏赐给大臣的记录，其中乾隆的故事最多，他有多首关于眼镜的诗传世。在自己的最后一首眼镜诗中乾隆写道：“古希过十还增八，眼镜人人献百方，借物为明非善策，蝇头弗见究何妨。”那一年他已88岁，虽已离不开眼镜，却自欺欺人地说“借物为明”会产生依赖性，因此看得见看不见蝇头小楷已无所谓了。可以想见，在朝臣子民面前，他是不愿意佩戴眼镜的。乾隆朝的宫廷画师为他留下了许多肖像，但是没有一件是戴着眼镜的。清代诸帝中只有末代皇帝溥仪是个例外，由于近视眼常年佩戴眼镜。
皇帝如此，臣民当然不敢造次，因此尽管助视的眼镜在士人中已经相当普及，流传下来的诸多人物画谱中很少见到佩镜的形象，这说明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还是觉得借助器物提高视力不够自然，也有损形象。对此有名桂山者赋诗讽刺道：“眼界旋开若有人，无端雅制自何人。矫揉造作殊多事，阅世何得太认真。”就一般士人来说，即使有眼镜也只放在书斋案头，而不是如同穿衣着履一样如影相随，这与17世纪前欧洲的情况颇为类似。这一情况及至清末才逐渐改观，变化首先发生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人群中间。李鸿章在国内很少戴镜，配镜上朝更不可能，但他1896年以头等钦差大臣身份出访欧美时，在多数公共场合都戴着眼镜，如在柏林宰相官邸拜会俾斯麦、在阿斯本宫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时，西方报刊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相记录。图5是1896年8月15日李鸿章造访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乡居时的留影。图6是英国《笨拙》（Punch）杂志当天刊出的一幅漫画。图7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35-1911）及其中国随员，后者佩戴的眼镜非常明显。
在民间，随着西风日渐与中国本土制镜行业的渐次发达，佩戴眼镜已经不再被人视为新奇事物了，有人甚至以此附庸风雅，故有人赋诗刺道：“方鞋穿著趁时新，摇摆街头作态频。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与此同时，一些视力不济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眼镜了，严复、罗振玉、王国维、徐锡麟等人留下的照片就是证明。图8是网上流传的一个图像，题为“戴眼镜的中国人”，许多人对画中人物的装束困惑不解，其实那是一枚荷属印度尼西亚印制的火花，画中人是中国驻荷兰公使陆征祥（1871-1949），图中的GEZANT VAN CHINA是荷文“中国领事”的意思，LIOK TIN SIANG即陆征祥。陆氏早年就读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外交官，曾短期担任外交总长，又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晚年定居比利时直至去世。
最后介绍一点有关中国人制造眼镜的资料。1970年江苏吴县灵岩山出土了乾隆年进士毕沅（1730-1797）的墓，内中发现一副眼镜，其状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所绘相似，不过镜片是水晶的，应是中国本土制造。1980年发掘的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墓主被鉴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内中出土一枚直径1.3厘米的水晶石放大镜，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一定的光学知识和水晶研磨技术。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光学知识的传播，中国人开始独立制作光学透镜眼镜，薄珏（17世纪上半叶）、孙云球（1628-1662）、黄履庄（1656一？）等人都是有名的巧匠，有人还撰有专书，如孙云球的《镜史》、黄履庄的《奇器目略》等。苏州、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则出现了类似图1那样的眼镜铺和眼镜街。（撰文 梦隐）
封二之清晰图版由范景中先生慷慨惠予，谨此致谢！
一般认为，画中人是一个名叫费尔南德·格瓦拉的天主教神甫，他于1596年升任红衣主教，1600年起担任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脑，1601年被选为塞维利亚大主教，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封三之图9是完整的画面，身着红色法衣的他端坐在精工雕刻的靠背椅上，双手都带着名贵的戒指，身后是装饰华丽的墙壁和厚重的门，似乎在暗示其所拥有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透过镜片警惕地审视着面前的世界，他的脚下则是一纸文件，或许是封揭发信。
这种架在鼻梁上并以镜腿连接耳廓的双目眼镜在过去的绘画作品中相当罕见，然而此时眼镜在欧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古腾堡在15世纪中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书籍在欧洲的流通与知识的传播，读书识字的人多起来了，视力的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过去被认为不自然的甚至影响美观的眼镜（想一想我们幼时给戴镜人取的外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饱学之士的外在符号，因此在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里，经常可以看到配戴眼镜的人物形象。图10是另一位西班牙画家里贝拉（Jose de Ribera.1591-1652）更早一点的作品，画中人是一位骑士，尽管身披护甲手握剑柄长矛，却也戴着眼镜，与中世纪那种孔武威风的骑士形象迥然有别。图11是是佛兰德斯（今属比利时）画家斯特雷特（ Jan Van Straet，1523-1605）《炼金作坊》的局部，其上炼金师的眼镜非常醒目。
封二之图1是斯特雷特为美第奇公爵设计的挂毯装饰中的一件，后来被人镌刻成铜版，原作还保存在佛罗伦萨的韦其奥宫（ Vecchio）。这组作品由19幅画作组成，总名为《新发现》，分别描绘对于当时的欧洲人尚属新奇的一些事物，如罗盘、火药、印刷术、闹钟、丝绸、马镫等，其中第15幅就是《眼镜》。画面被置于一条小街上，远方是一座教堂，近处是几家店铺：右边是书写铺和鞋铺，左边是眼镜铺，店主的柜台上有三个眼镜盒，他似乎可以根据顾客的视力情况提供不同类型的镜片。画面中的其他成年人无一例外地带着眼镜，有双镜也有单镜，人们或书写或阅读或在试镜，从店面伸出的招牌旗帜上还有个眼镜的图案：连接起来的两块圆形玻璃片，没有镜腿——欧洲人的深眼窝高鼻梁很容易放置眼镜。
如前所述，眼镜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c.1214-1293）曾设想过一种借助平凸透镜来提高视力的仪器。1306年，比萨的一位修道士在布道中提到：“从能让人看得更清楚的眼镜制造技术的确立到现在还不到20年的时间……我曾亲眼见过发明并创立这项技术的人，而且和他交谈过。”《技术史》“玻璃”章的撰稿者查尔斯顿（R.J.Charleston）等人由此断定，眼镜的发明出现于1286年前后的意大利，尽管发明者的名字无人知晓。1300年，威尼斯玻璃同业公会的则例中提到很小的眼用玻璃片（roidi da ogli），1301年则提到用于阅读的眼镜（vitreo ab oculis ad legendum）。在有名的大学城博洛尼亚，1316年一副“有框眼镜”（oculis de vitro cum capsula）标价6个索尔多（soldo）。14世纪以后，专门的眼镜匠和眼镜铺出现了，有关的参考书也多了起来。图2据说是最早的一幅画有戴镜人的图像，由摩德纳（Tommaso da Modena）绘于1352年，画面中的一位托钵会修士正在书写。图3是1568年的一幅版画，画中的制镜匠正用量规测度镜片，站立的老年顾客则在试戴眼镜。
起初人们仅能磨制凸面镜，也就是用来制作老花镜的镜片。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用来矫正近视的凹面镜片也被制造出来了，15世纪中叶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of Cusa，1401-1464）对此有详尽的描述。一开始工匠们只是根据经验研磨不同的镜片，到了16世纪，借助几何学对透镜矫正视力的研究才开始出现。1608年，荷兰的一位磨镜匠偶然发现将一对凸面镜与凹面镜加以适当的组合，可以获得放大的正像。翌年伽利略获知了这一消息，经他改进的望远镜开始用于观测天体，对近代科学的促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望远镜，以及用于观测细微物体的显微镜，都与早期人类借助玻璃镜片改进视力的努力有关。
关于眼镜在中国的历史，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物理卷”中有公允的论说。对于以往的说法出自何人何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理由何在等等，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李约瑟的著作，至少从这一部分内容看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完全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偏爱而有意夸大种种“中国发明”的意义。书中首先否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见过眼镜的传说，笔者翻检数种版本的《游记》，的确没有这类记载，遗憾的是至今网上还不加分析地传播着马可·波罗见证中国眼镜的妄言。对于德裔美国东方学家劳弗尔（BertholdLaufer， 1874-1934）所引南宋赵希鸪（（洞天清录》，并指认其中的“叆叇”为助视器具的说法，李约瑟也加以辨证，说明“老人不辨细书，以黢谜掩目则明”的关键句子是明人添加上去的。不过他也提到“宋代人确实有两项技术可以被认为是眼镜透镜的前奏，一是放大镜，一是深色的护目镜”，细节这里就不引述了。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发明的玻璃透镜式的眼镜，在明代初年经由中亚或南亚传到中国。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张宁（1454年左右）《方洲杂言》、田艺蘅（1524一？）《留青日札》等书，以及罗懋登（1596年左右）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中都有所言及。例如田书写道：“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叆叇”是中国固有词汇，形容浓云蔽日的状况，如西晋潘尼《逸民吟》之“朝云叆叇，行露未晞”就是此意。曾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1965年改名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的华裔学者裘开明（1898-1977），推测明人笔下的“叆叇”是某个外来词的音译，李约瑟指出阿拉伯语称眼镜为al-‘uwaonat，借用古雅的“叆叇”来对译可谓考究之极。江户时代的日本也称眼镜为“叆叇”，显然受到中国的影响。 明人所绘《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物。该画横长350厘米、纵高44厘米，尾署“实父仇英制”，从技法来看当系托名伪作，不过它再现了明代南京城的繁华景象与市民生活的实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封三之图12就是此图的中心部分，圆圈内就是戴镜人所在的位置。借助放大镜可以看出，那是一位坐着的老者，一面照看自己的生意，一面欣赏眼前的杂技表演，他身后的店铺悬挂着“兑换金珠”的招旗，附近店铺的招旗是“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和“西北两口皮货发客”。
入清以后，有关眼镜的记载愈加丰富了。李慎的硕士论文《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于此有周详的论述，这里仅摘录数则。钱谦益（1582-664）《眼镜篇送张七异度北上公车））诗云：“西洋眼镜规璧圆，玻璃为质象拼缘……帷灯帘阁对简编，能使老眼回少年。”孔尚任（1648-1718）《试眼镜））诗称：“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眼镜。乾隆五十六年（1791），廷试以（（眼镜》为题限“他”韵作诗，结果粗晓西学的阮元（1764-1849）胜出。关于阮元在众翰林中的脱颖而出，坊间还流传着如下的故事：传说乾隆早年目力极佳，65岁尚能蝇头小楷，阮元所作《叆叇》诗中以“圣人原未御，目力寿怔多”收尾，皇帝阅后龙颜大悦，将本来卷列一等第二的阮元拔置第一。赵翼（1727-1814）《瓯北诗抄》内有“初用眼镜”条，明言此物“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同治年进士陈康祺（1840-1890）著《郎潜纪闻》，其卷九记某老“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还有借眼镜说事发牢骚的，如桂山《眼镜》诗称：“眼界旋开若有人，无端雅制自何人。矫揉造作殊多事，阅世何得太认真。”可见到了清代中晚期，文人墨客使用老花镜已经相当普遍。
从明代中叶开始，皇帝收到的贡品中就有眼镜。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有受纳眼镜或将眼镜赏赐给大臣的记录，其中乾隆的故事最多，他有多首关于眼镜的诗传世。在自己的最后一首眼镜诗中乾隆写道：“古希过十还增八，眼镜人人献百方，借物为明非善策，蝇头弗见究何妨。”那一年他已88岁，虽已离不开眼镜，却自欺欺人地说“借物为明”会产生依赖性，因此看得见看不见蝇头小楷已无所谓了。可以想见，在朝臣子民面前，他是不愿意佩戴眼镜的。乾隆朝的宫廷画师为他留下了许多肖像，但是没有一件是戴着眼镜的。清代诸帝中只有末代皇帝溥仪是个例外，由于近视眼常年佩戴眼镜。
皇帝如此，臣民当然不敢造次，因此尽管助视的眼镜在士人中已经相当普及，流传下来的诸多人物画谱中很少见到佩镜的形象，这说明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还是觉得借助器物提高视力不够自然，也有损形象。对此有名桂山者赋诗讽刺道：“眼界旋开若有人，无端雅制自何人。矫揉造作殊多事，阅世何得太认真。”就一般士人来说，即使有眼镜也只放在书斋案头，而不是如同穿衣着履一样如影相随，这与17世纪前欧洲的情况颇为类似。这一情况及至清末才逐渐改观，变化首先发生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人群中间。李鸿章在国内很少戴镜，配镜上朝更不可能，但他1896年以头等钦差大臣身份出访欧美时，在多数公共场合都戴着眼镜，如在柏林宰相官邸拜会俾斯麦、在阿斯本宫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时，西方报刊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相记录。图5是1896年8月15日李鸿章造访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乡居时的留影。图6是英国《笨拙》（Punch）杂志当天刊出的一幅漫画。图7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35-1911）及其中国随员，后者佩戴的眼镜非常明显。
在民间，随着西风日渐与中国本土制镜行业的渐次发达，佩戴眼镜已经不再被人视为新奇事物了，有人甚至以此附庸风雅，故有人赋诗刺道：“方鞋穿著趁时新，摇摆街头作态频。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与此同时，一些视力不济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眼镜了，严复、罗振玉、王国维、徐锡麟等人留下的照片就是证明。图8是网上流传的一个图像，题为“戴眼镜的中国人”，许多人对画中人物的装束困惑不解，其实那是一枚荷属印度尼西亚印制的火花，画中人是中国驻荷兰公使陆征祥（1871-1949），图中的GEZANT VAN CHINA是荷文“中国领事”的意思，LIOK TIN SIANG即陆征祥。陆氏早年就读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外交官，曾短期担任外交总长，又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晚年定居比利时直至去世。
最后介绍一点有关中国人制造眼镜的资料。1970年江苏吴县灵岩山出土了乾隆年进士毕沅（1730-1797）的墓，内中发现一副眼镜，其状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所绘相似，不过镜片是水晶的，应是中国本土制造。1980年发掘的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墓主被鉴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内中出土一枚直径1.3厘米的水晶石放大镜，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一定的光学知识和水晶研磨技术。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光学知识的传播，中国人开始独立制作光学透镜眼镜，薄珏（17世纪上半叶）、孙云球（1628-1662）、黄履庄（1656一？）等人都是有名的巧匠，有人还撰有专书，如孙云球的《镜史》、黄履庄的《奇器目略》等。苏州、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则出现了类似图1那样的眼镜铺和眼镜街。（撰文 梦隐）
封二之清晰图版由范景中先生慷慨惠予，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