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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足足二十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养过一头牛。
从事过两种职业，种地、下煤窑。
我随父亲去过三次县城。第一次是小学时，我吃到了美味香蕉;第二次是初中时，我配上了近视眼镜;第三次是高中时，父亲送我去上学。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是姐姐，按照以前农村的思想，我是应该被娇惯的，也的确被家里宠坏了，没多大出息。五岁那年，该上学了，我执拗着不肯去学校。母亲这般哄，那般吓，生拉硬拽，我像拔河的队员一样，弯着身子，脚死死地蹬着地，硬是在地上划出了两道辙儿。这时，父亲过来了，步子很急，没听到说什么话，脱下粗布褂子，抡到空中，摔在了我身上。一颗扣子恰巧磕碰到了我的膝盖，很疼。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终于，我走进了学校。
八十年代，农民家里，没有一样实在的畜力，是很难照顾农活的，我家就没有。
芒种节令到了，麦子熟了，各户人家都找出了镰刀、麻绳，准备抢收，生怕遇到雨季，麦粒不能归仓，一年的光景就很难过了。包括我在内，也得下地。还好，农村学校是安排“麦假”的，不用着急上学，也算是一件趣事。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迷糊着眼睛，当看到碗里有一个完整的荷包蛋时，眼睛顿然撑大了，这是夏收季节的福利。
院子里，父亲把昨晚已经磨过一遍的镰刀，又一次拿出来磨了。撩一把清水，一手按着刀面，一手握着刀把儿来回推动，父亲宽厚的肩膀也随着手的节奏在晃动。一股股褐色的锈渍顺着磨石的低凹处缓缓流下，刀刃隐藏的光亮渐露了出来，越来越亮。琢磨着行了，伸出拇指，指肚纵着刀刃滑動几次，听听是不是有“沙沙”的声响。若有，就表示很锋利了。父亲的手上有很厚的茧子，是不怕在刀刃上滑的。
开镰，这种仪式还是要父亲完成的。父亲右手握着镰刀，弯下腰，两脚一前一后，左手将麦秆拦腰抓住，镰刀已经很自然地落到了麦子根部，“嚓”一声，断了，第一镰就算完成了。等手里的秸秆装不下了，随机放在地上，这便是一个根据地，后边的人只能往这个堆子上放，是不能乱丢的。
太阳在升高之前，是干活的大好时间，腰虽然会酸，但至少不用流汗。但太阳升得太快了，不久便能够感觉到汗往外渗了。
父亲个头很高，一直猫着腰，可能很累，过个七八分钟，就得舒展一次，顺便擦一把脸上的汗。
不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这个季节，山里已经没有鲜艳的花了，果实已挂在了枝头，烈日之下，满山都是耀眼的绿色。忙碌的人们，都浸没在麦田里，整片田地像没人似的。
到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灼烧着大地，麦芒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让人不敢碰，天空没有一只鸟飞过。偶尔，山风会吹下来，掠过田野，麦浪一梯一梯地翻滚，麦穗子摇晃着脑袋，风钻进了衣领、袖间，凉丝丝的，后背的汗好像瞬间消失了。父亲使劲伸直腰，用手拽一下衣襟，湿透的衣服终于与脊背分离开来。享受完这片刻的清凉后，又得弯下腰、埋下头。
当然，歇息一小会儿的功夫还是有的。我会趁着着这个机会，飞速地跑去喝红糖水，这也是麦收季节的福分。父亲则是坐在地里，掏出烟袋子，将烟丝装满焦黑的烟锅，火柴燃了，猛吸一口，烟丝一亮，一团青烟漫在了空中，这是父亲缓解疲劳的法子。
我终于熬不住了，肚子咕咕叫，催着母亲回家。父亲便开始用麻绳扎捆麦子，一捆一捆地摆在人力平车上，摆放踏实了，再用绳子拢在上面。而后将车子的皮带挎在肩上，两手紧握辕杆，弯下身子，猛一用力，车轮滚起来了。父亲的力气很大，这是村里出了名的。甚至上一些小坡，都不用我们帮扶。父亲低着头，身体前倾，两手青筋暴涨，嘴里吆喝着给自己鼓劲，就冲到坡上了。车后，布鞋底带起的尘土，还在飞扬。
整个夏收，全家得前后忙活近半个月。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很累。
如果家里能喂养一样儿牲口，收拾庄稼就便利了。可能是母亲唠叨，终于，父亲置办了一头黄牛。
父亲在三间老屋中，选了北边的一间，作为牛棚，并安放了青石槽子。麦秸铡成小段，就是食料。晚上，父亲倚靠在槽边，掏出烟袋子，烟丝吸一口闪一下，比那煤油灯花都火亮。黄牛咀嚼着草料，不慌不忙，古铜铃铛当当作响。很晚了，父亲又填了一箕料，才离开。
黄牛很温顺，跟我熟惯得很快，没过两天，我已经敢牵着走了，我试探着摸了一下它的角，也没事儿。我慢慢学会了备料、拌料，打理地面卫生，也喜欢看着它吃草的样子。有时候，也想着跟邻居大爷一样，在牛棚里搭个简易床，中午能在里面美美地睡一觉。
我决定，给它起名叫阿黄。
从此，父亲犁地，不用到处求情了，春播夏收，也不用那么卖力气了。父亲赶着车子下地的时候，我总会跟着去，坐在车里，咣当咣当摇晃在乡间的土路上，挺舒服的。一路上，父亲会教我一些道理。
村子地势高，缺水，三伏天气，吃水困难。父亲便吆喝我去沟里拉水。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扶着阿黄的背，嘴里吹着口哨，很是有范儿。上陡坡时，阿黄低下头，眼睛睁得满圆，颈上的肉疙瘩鼓了起来，里面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前腿着地的瞬间，土皮坼裂开来。套绳紧绷着，贴着它的肚皮，汗水从阿黄的背上渗出来了。到了最陡处，父亲会不由自主地弯下腰使劲，加一把力。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说话，字写得也很有骨力。连“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词，都会用。我入学后课本的扉页，都是父亲写得名字，我觉得很有面子。
父亲是个热心肠。别人的事儿，有时候都比自己的事儿重要。但凡邻里乡亲有红白之事，父亲的角色便是四处借东西，锅碗瓢盆、面案刀具、桌椅板凳，这是理事必不可少的。因人缘不错，大家喜欢跟父亲围在一张桌子上聊天，父亲侃侃而谈，高兴之处，跟大家碰个杯，一饮而尽。
是的，父亲喜欢喝酒。尤其是看着成堆的麦子、谷粒堆在院子的时候，那必须是要品点酒的。棚舍外摆张小桌，用搪瓷缸子沏一壶茶，下酒的菜可有可无，边说着收成，边听棚舍里的咀嚼声、铃铛声，边喝着酒，可以看出，父亲很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日暮沉落的西山里，有了好多煤窑。过了农忙时候，父亲便会想跟着同乡们下煤窑。被褥一套，铁镐一把，一顶安全帽，一提电石灯，就是行李的全部。若有同乡到饭点儿，还不见人从窑底上来，父亲便会返到窑下，直到找到同乡为止。过一段时间，便会有同乡捎钱回来，家里着实变得宽裕了。记得父亲有一个记账的塑料皮本，记着“几月几号，拉多少車”，那个“車”字，写得很漂亮。
我家的房子很破旧，方西坐东朝西，冬天住着很冷。恰好村里有户人家卖房，父亲想买下。东挪西凑了一部分钱款，还是差些，实在没办法可想了。父亲很晚了都没睡，一直在棚舍外坐着，烟锅子不知在青石板上磕了多少次。没过几天，陌生人来了，多年的阿黄被牵走了。父亲肯定很伤心，但我没看到，那时我在外村读初中。
后来，父亲又去下煤窑。
再后来，父亲就生病了，而且较为严重。那年秋天，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父亲执意要去送我。把我安顿好了后，来到外面的小摊，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饸饹面，自己却是要了一碗汤，在里面泡了两片家里带的面饼。这是第三次我随父亲去县城，也是最后一次。
那年冬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风也很凛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养过一头牛。
从事过两种职业，种地、下煤窑。
我随父亲去过三次县城。第一次是小学时，我吃到了美味香蕉;第二次是初中时，我配上了近视眼镜;第三次是高中时，父亲送我去上学。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是姐姐，按照以前农村的思想，我是应该被娇惯的，也的确被家里宠坏了，没多大出息。五岁那年，该上学了，我执拗着不肯去学校。母亲这般哄，那般吓，生拉硬拽，我像拔河的队员一样，弯着身子，脚死死地蹬着地，硬是在地上划出了两道辙儿。这时，父亲过来了，步子很急，没听到说什么话，脱下粗布褂子，抡到空中，摔在了我身上。一颗扣子恰巧磕碰到了我的膝盖，很疼。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终于，我走进了学校。
八十年代，农民家里，没有一样实在的畜力，是很难照顾农活的，我家就没有。
芒种节令到了，麦子熟了，各户人家都找出了镰刀、麻绳，准备抢收，生怕遇到雨季，麦粒不能归仓，一年的光景就很难过了。包括我在内，也得下地。还好，农村学校是安排“麦假”的，不用着急上学，也算是一件趣事。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迷糊着眼睛，当看到碗里有一个完整的荷包蛋时，眼睛顿然撑大了，这是夏收季节的福利。
院子里，父亲把昨晚已经磨过一遍的镰刀，又一次拿出来磨了。撩一把清水，一手按着刀面，一手握着刀把儿来回推动，父亲宽厚的肩膀也随着手的节奏在晃动。一股股褐色的锈渍顺着磨石的低凹处缓缓流下，刀刃隐藏的光亮渐露了出来，越来越亮。琢磨着行了，伸出拇指，指肚纵着刀刃滑動几次，听听是不是有“沙沙”的声响。若有，就表示很锋利了。父亲的手上有很厚的茧子，是不怕在刀刃上滑的。
开镰，这种仪式还是要父亲完成的。父亲右手握着镰刀，弯下腰，两脚一前一后，左手将麦秆拦腰抓住，镰刀已经很自然地落到了麦子根部，“嚓”一声，断了，第一镰就算完成了。等手里的秸秆装不下了，随机放在地上，这便是一个根据地，后边的人只能往这个堆子上放，是不能乱丢的。
太阳在升高之前，是干活的大好时间，腰虽然会酸，但至少不用流汗。但太阳升得太快了，不久便能够感觉到汗往外渗了。
父亲个头很高，一直猫着腰，可能很累，过个七八分钟，就得舒展一次，顺便擦一把脸上的汗。
不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这个季节，山里已经没有鲜艳的花了，果实已挂在了枝头，烈日之下，满山都是耀眼的绿色。忙碌的人们，都浸没在麦田里，整片田地像没人似的。
到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灼烧着大地，麦芒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让人不敢碰，天空没有一只鸟飞过。偶尔，山风会吹下来，掠过田野，麦浪一梯一梯地翻滚，麦穗子摇晃着脑袋，风钻进了衣领、袖间，凉丝丝的，后背的汗好像瞬间消失了。父亲使劲伸直腰，用手拽一下衣襟，湿透的衣服终于与脊背分离开来。享受完这片刻的清凉后，又得弯下腰、埋下头。
当然，歇息一小会儿的功夫还是有的。我会趁着着这个机会，飞速地跑去喝红糖水，这也是麦收季节的福分。父亲则是坐在地里，掏出烟袋子，将烟丝装满焦黑的烟锅，火柴燃了，猛吸一口，烟丝一亮，一团青烟漫在了空中，这是父亲缓解疲劳的法子。
我终于熬不住了，肚子咕咕叫，催着母亲回家。父亲便开始用麻绳扎捆麦子，一捆一捆地摆在人力平车上，摆放踏实了，再用绳子拢在上面。而后将车子的皮带挎在肩上，两手紧握辕杆，弯下身子，猛一用力，车轮滚起来了。父亲的力气很大，这是村里出了名的。甚至上一些小坡，都不用我们帮扶。父亲低着头，身体前倾，两手青筋暴涨，嘴里吆喝着给自己鼓劲，就冲到坡上了。车后，布鞋底带起的尘土，还在飞扬。
整个夏收，全家得前后忙活近半个月。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很累。
如果家里能喂养一样儿牲口，收拾庄稼就便利了。可能是母亲唠叨，终于，父亲置办了一头黄牛。
父亲在三间老屋中，选了北边的一间，作为牛棚，并安放了青石槽子。麦秸铡成小段，就是食料。晚上，父亲倚靠在槽边，掏出烟袋子，烟丝吸一口闪一下，比那煤油灯花都火亮。黄牛咀嚼着草料，不慌不忙，古铜铃铛当当作响。很晚了，父亲又填了一箕料，才离开。
黄牛很温顺，跟我熟惯得很快，没过两天，我已经敢牵着走了，我试探着摸了一下它的角，也没事儿。我慢慢学会了备料、拌料，打理地面卫生，也喜欢看着它吃草的样子。有时候，也想着跟邻居大爷一样，在牛棚里搭个简易床，中午能在里面美美地睡一觉。
我决定，给它起名叫阿黄。
从此，父亲犁地，不用到处求情了，春播夏收，也不用那么卖力气了。父亲赶着车子下地的时候，我总会跟着去，坐在车里，咣当咣当摇晃在乡间的土路上，挺舒服的。一路上，父亲会教我一些道理。
村子地势高，缺水，三伏天气，吃水困难。父亲便吆喝我去沟里拉水。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扶着阿黄的背，嘴里吹着口哨，很是有范儿。上陡坡时，阿黄低下头，眼睛睁得满圆，颈上的肉疙瘩鼓了起来，里面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前腿着地的瞬间，土皮坼裂开来。套绳紧绷着，贴着它的肚皮，汗水从阿黄的背上渗出来了。到了最陡处，父亲会不由自主地弯下腰使劲，加一把力。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说话，字写得也很有骨力。连“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词，都会用。我入学后课本的扉页，都是父亲写得名字，我觉得很有面子。
父亲是个热心肠。别人的事儿，有时候都比自己的事儿重要。但凡邻里乡亲有红白之事，父亲的角色便是四处借东西，锅碗瓢盆、面案刀具、桌椅板凳，这是理事必不可少的。因人缘不错，大家喜欢跟父亲围在一张桌子上聊天，父亲侃侃而谈，高兴之处，跟大家碰个杯，一饮而尽。
是的，父亲喜欢喝酒。尤其是看着成堆的麦子、谷粒堆在院子的时候，那必须是要品点酒的。棚舍外摆张小桌，用搪瓷缸子沏一壶茶，下酒的菜可有可无，边说着收成，边听棚舍里的咀嚼声、铃铛声，边喝着酒，可以看出，父亲很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日暮沉落的西山里，有了好多煤窑。过了农忙时候，父亲便会想跟着同乡们下煤窑。被褥一套，铁镐一把，一顶安全帽，一提电石灯，就是行李的全部。若有同乡到饭点儿，还不见人从窑底上来，父亲便会返到窑下，直到找到同乡为止。过一段时间，便会有同乡捎钱回来，家里着实变得宽裕了。记得父亲有一个记账的塑料皮本，记着“几月几号，拉多少車”，那个“車”字，写得很漂亮。
我家的房子很破旧，方西坐东朝西，冬天住着很冷。恰好村里有户人家卖房，父亲想买下。东挪西凑了一部分钱款，还是差些，实在没办法可想了。父亲很晚了都没睡，一直在棚舍外坐着，烟锅子不知在青石板上磕了多少次。没过几天，陌生人来了，多年的阿黄被牵走了。父亲肯定很伤心，但我没看到，那时我在外村读初中。
后来，父亲又去下煤窑。
再后来，父亲就生病了，而且较为严重。那年秋天，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父亲执意要去送我。把我安顿好了后，来到外面的小摊，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饸饹面，自己却是要了一碗汤，在里面泡了两片家里带的面饼。这是第三次我随父亲去县城，也是最后一次。
那年冬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风也很凛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