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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足足二十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养过一头牛。
从事过两种职业,种地、下煤窑。
我随父亲去过三次县城。第一次是小学时,我吃到了美味香蕉;第二次是初中时,我配上了近视眼镜;第三次是高中时,父亲送我去上学。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是姐姐,按照以前农村的思想,我是应该被娇惯的,也的确被家里宠坏了,没多大出息。五岁那年,该上学了,我执拗着不肯去学校。母亲这般哄,那般吓,生拉硬拽,我像拔河的队员一样,弯着身子,脚死死地蹬着地,硬是在地上划出了两道辙儿。这时,父亲过来了,步子很急,没听到说什么话,脱下粗布褂子,抡到空中,摔在了我身上。一颗扣子恰巧磕碰到了我的膝盖,很疼。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终于,我走进了学校。
八十年代,农民家里,没有一样实在的畜力,是很难照顾农活的,我家就没有。
芒种节令到了,麦子熟了,各户人家都找出了镰刀、麻绳,准备抢收,生怕遇到雨季,麦粒不能归仓,一年的光景就很难过了。包括我在内,也得下地。还好,农村学校是安排“麦假”的,不用着急上学,也算是一件趣事。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迷糊着眼睛,当看到碗里有一个完整的荷包蛋时,眼睛顿然撑大了,这是夏收季节的福利。
院子里,父亲把昨晚已经磨过一遍的镰刀,又一次拿出来磨了。撩一把清水,一手按着刀面,一手握着刀把儿来回推动,父亲宽厚的肩膀也随着手的节奏在晃动。一股股褐色的锈渍顺着磨石的低凹处缓缓流下,刀刃隐藏的光亮渐露了出来,越来越亮。琢磨着行了,伸出拇指,指肚纵着刀刃滑動几次,听听是不是有“沙沙”的声响。若有,就表示很锋利了。父亲的手上有很厚的茧子,是不怕在刀刃上滑的。
开镰,这种仪式还是要父亲完成的。父亲右手握着镰刀,弯下腰,两脚一前一后,左手将麦秆拦腰抓住,镰刀已经很自然地落到了麦子根部,“嚓”一声,断了,第一镰就算完成了。等手里的秸秆装不下了,随机放在地上,这便是一个根据地,后边的人只能往这个堆子上放,是不能乱丢的。
太阳在升高之前,是干活的大好时间,腰虽然会酸,但至少不用流汗。但太阳升得太快了,不久便能够感觉到汗往外渗了。
父亲个头很高,一直猫着腰,可能很累,过个七八分钟,就得舒展一次,顺便擦一把脸上的汗。
不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这个季节,山里已经没有鲜艳的花了,果实已挂在了枝头,烈日之下,满山都是耀眼的绿色。忙碌的人们,都浸没在麦田里,整片田地像没人似的。
到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灼烧着大地,麦芒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让人不敢碰,天空没有一只鸟飞过。偶尔,山风会吹下来,掠过田野,麦浪一梯一梯地翻滚,麦穗子摇晃着脑袋,风钻进了衣领、袖间,凉丝丝的,后背的汗好像瞬间消失了。父亲使劲伸直腰,用手拽一下衣襟,湿透的衣服终于与脊背分离开来。享受完这片刻的清凉后,又得弯下腰、埋下头。
当然,歇息一小会儿的功夫还是有的。我会趁着着这个机会,飞速地跑去喝红糖水,这也是麦收季节的福分。父亲则是坐在地里,掏出烟袋子,将烟丝装满焦黑的烟锅,火柴燃了,猛吸一口,烟丝一亮,一团青烟漫在了空中,这是父亲缓解疲劳的法子。
我终于熬不住了,肚子咕咕叫,催着母亲回家。父亲便开始用麻绳扎捆麦子,一捆一捆地摆在人力平车上,摆放踏实了,再用绳子拢在上面。而后将车子的皮带挎在肩上,两手紧握辕杆,弯下身子,猛一用力,车轮滚起来了。父亲的力气很大,这是村里出了名的。甚至上一些小坡,都不用我们帮扶。父亲低着头,身体前倾,两手青筋暴涨,嘴里吆喝着给自己鼓劲,就冲到坡上了。车后,布鞋底带起的尘土,还在飞扬。
整个夏收,全家得前后忙活近半个月。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很累。
如果家里能喂养一样儿牲口,收拾庄稼就便利了。可能是母亲唠叨,终于,父亲置办了一头黄牛。
父亲在三间老屋中,选了北边的一间,作为牛棚,并安放了青石槽子。麦秸铡成小段,就是食料。晚上,父亲倚靠在槽边,掏出烟袋子,烟丝吸一口闪一下,比那煤油灯花都火亮。黄牛咀嚼着草料,不慌不忙,古铜铃铛当当作响。很晚了,父亲又填了一箕料,才离开。
黄牛很温顺,跟我熟惯得很快,没过两天,我已经敢牵着走了,我试探着摸了一下它的角,也没事儿。我慢慢学会了备料、拌料,打理地面卫生,也喜欢看着它吃草的样子。有时候,也想着跟邻居大爷一样,在牛棚里搭个简易床,中午能在里面美美地睡一觉。
我决定,给它起名叫阿黄。
从此,父亲犁地,不用到处求情了,春播夏收,也不用那么卖力气了。父亲赶着车子下地的时候,我总会跟着去,坐在车里,咣当咣当摇晃在乡间的土路上,挺舒服的。一路上,父亲会教我一些道理。
村子地势高,缺水,三伏天气,吃水困难。父亲便吆喝我去沟里拉水。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扶着阿黄的背,嘴里吹着口哨,很是有范儿。上陡坡时,阿黄低下头,眼睛睁得满圆,颈上的肉疙瘩鼓了起来,里面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前腿着地的瞬间,土皮坼裂开来。套绳紧绷着,贴着它的肚皮,汗水从阿黄的背上渗出来了。到了最陡处,父亲会不由自主地弯下腰使劲,加一把力。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说话,字写得也很有骨力。连“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词,都会用。我入学后课本的扉页,都是父亲写得名字,我觉得很有面子。
父亲是个热心肠。别人的事儿,有时候都比自己的事儿重要。但凡邻里乡亲有红白之事,父亲的角色便是四处借东西,锅碗瓢盆、面案刀具、桌椅板凳,这是理事必不可少的。因人缘不错,大家喜欢跟父亲围在一张桌子上聊天,父亲侃侃而谈,高兴之处,跟大家碰个杯,一饮而尽。
是的,父亲喜欢喝酒。尤其是看着成堆的麦子、谷粒堆在院子的时候,那必须是要品点酒的。棚舍外摆张小桌,用搪瓷缸子沏一壶茶,下酒的菜可有可无,边说着收成,边听棚舍里的咀嚼声、铃铛声,边喝着酒,可以看出,父亲很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日暮沉落的西山里,有了好多煤窑。过了农忙时候,父亲便会想跟着同乡们下煤窑。被褥一套,铁镐一把,一顶安全帽,一提电石灯,就是行李的全部。若有同乡到饭点儿,还不见人从窑底上来,父亲便会返到窑下,直到找到同乡为止。过一段时间,便会有同乡捎钱回来,家里着实变得宽裕了。记得父亲有一个记账的塑料皮本,记着“几月几号,拉多少車”,那个“車”字,写得很漂亮。
我家的房子很破旧,方西坐东朝西,冬天住着很冷。恰好村里有户人家卖房,父亲想买下。东挪西凑了一部分钱款,还是差些,实在没办法可想了。父亲很晚了都没睡,一直在棚舍外坐着,烟锅子不知在青石板上磕了多少次。没过几天,陌生人来了,多年的阿黄被牵走了。父亲肯定很伤心,但我没看到,那时我在外村读初中。
后来,父亲又去下煤窑。
再后来,父亲就生病了,而且较为严重。那年秋天,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父亲执意要去送我。把我安顿好了后,来到外面的小摊,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饸饹面,自己却是要了一碗汤,在里面泡了两片家里带的面饼。这是第三次我随父亲去县城,也是最后一次。
那年冬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风也很凛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养过一头牛。
从事过两种职业,种地、下煤窑。
我随父亲去过三次县城。第一次是小学时,我吃到了美味香蕉;第二次是初中时,我配上了近视眼镜;第三次是高中时,父亲送我去上学。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是姐姐,按照以前农村的思想,我是应该被娇惯的,也的确被家里宠坏了,没多大出息。五岁那年,该上学了,我执拗着不肯去学校。母亲这般哄,那般吓,生拉硬拽,我像拔河的队员一样,弯着身子,脚死死地蹬着地,硬是在地上划出了两道辙儿。这时,父亲过来了,步子很急,没听到说什么话,脱下粗布褂子,抡到空中,摔在了我身上。一颗扣子恰巧磕碰到了我的膝盖,很疼。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终于,我走进了学校。
八十年代,农民家里,没有一样实在的畜力,是很难照顾农活的,我家就没有。
芒种节令到了,麦子熟了,各户人家都找出了镰刀、麻绳,准备抢收,生怕遇到雨季,麦粒不能归仓,一年的光景就很难过了。包括我在内,也得下地。还好,农村学校是安排“麦假”的,不用着急上学,也算是一件趣事。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迷糊着眼睛,当看到碗里有一个完整的荷包蛋时,眼睛顿然撑大了,这是夏收季节的福利。
院子里,父亲把昨晚已经磨过一遍的镰刀,又一次拿出来磨了。撩一把清水,一手按着刀面,一手握着刀把儿来回推动,父亲宽厚的肩膀也随着手的节奏在晃动。一股股褐色的锈渍顺着磨石的低凹处缓缓流下,刀刃隐藏的光亮渐露了出来,越来越亮。琢磨着行了,伸出拇指,指肚纵着刀刃滑動几次,听听是不是有“沙沙”的声响。若有,就表示很锋利了。父亲的手上有很厚的茧子,是不怕在刀刃上滑的。
开镰,这种仪式还是要父亲完成的。父亲右手握着镰刀,弯下腰,两脚一前一后,左手将麦秆拦腰抓住,镰刀已经很自然地落到了麦子根部,“嚓”一声,断了,第一镰就算完成了。等手里的秸秆装不下了,随机放在地上,这便是一个根据地,后边的人只能往这个堆子上放,是不能乱丢的。
太阳在升高之前,是干活的大好时间,腰虽然会酸,但至少不用流汗。但太阳升得太快了,不久便能够感觉到汗往外渗了。
父亲个头很高,一直猫着腰,可能很累,过个七八分钟,就得舒展一次,顺便擦一把脸上的汗。
不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这个季节,山里已经没有鲜艳的花了,果实已挂在了枝头,烈日之下,满山都是耀眼的绿色。忙碌的人们,都浸没在麦田里,整片田地像没人似的。
到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灼烧着大地,麦芒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让人不敢碰,天空没有一只鸟飞过。偶尔,山风会吹下来,掠过田野,麦浪一梯一梯地翻滚,麦穗子摇晃着脑袋,风钻进了衣领、袖间,凉丝丝的,后背的汗好像瞬间消失了。父亲使劲伸直腰,用手拽一下衣襟,湿透的衣服终于与脊背分离开来。享受完这片刻的清凉后,又得弯下腰、埋下头。
当然,歇息一小会儿的功夫还是有的。我会趁着着这个机会,飞速地跑去喝红糖水,这也是麦收季节的福分。父亲则是坐在地里,掏出烟袋子,将烟丝装满焦黑的烟锅,火柴燃了,猛吸一口,烟丝一亮,一团青烟漫在了空中,这是父亲缓解疲劳的法子。
我终于熬不住了,肚子咕咕叫,催着母亲回家。父亲便开始用麻绳扎捆麦子,一捆一捆地摆在人力平车上,摆放踏实了,再用绳子拢在上面。而后将车子的皮带挎在肩上,两手紧握辕杆,弯下身子,猛一用力,车轮滚起来了。父亲的力气很大,这是村里出了名的。甚至上一些小坡,都不用我们帮扶。父亲低着头,身体前倾,两手青筋暴涨,嘴里吆喝着给自己鼓劲,就冲到坡上了。车后,布鞋底带起的尘土,还在飞扬。
整个夏收,全家得前后忙活近半个月。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很累。
如果家里能喂养一样儿牲口,收拾庄稼就便利了。可能是母亲唠叨,终于,父亲置办了一头黄牛。
父亲在三间老屋中,选了北边的一间,作为牛棚,并安放了青石槽子。麦秸铡成小段,就是食料。晚上,父亲倚靠在槽边,掏出烟袋子,烟丝吸一口闪一下,比那煤油灯花都火亮。黄牛咀嚼着草料,不慌不忙,古铜铃铛当当作响。很晚了,父亲又填了一箕料,才离开。
黄牛很温顺,跟我熟惯得很快,没过两天,我已经敢牵着走了,我试探着摸了一下它的角,也没事儿。我慢慢学会了备料、拌料,打理地面卫生,也喜欢看着它吃草的样子。有时候,也想着跟邻居大爷一样,在牛棚里搭个简易床,中午能在里面美美地睡一觉。
我决定,给它起名叫阿黄。
从此,父亲犁地,不用到处求情了,春播夏收,也不用那么卖力气了。父亲赶着车子下地的时候,我总会跟着去,坐在车里,咣当咣当摇晃在乡间的土路上,挺舒服的。一路上,父亲会教我一些道理。
村子地势高,缺水,三伏天气,吃水困难。父亲便吆喝我去沟里拉水。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扶着阿黄的背,嘴里吹着口哨,很是有范儿。上陡坡时,阿黄低下头,眼睛睁得满圆,颈上的肉疙瘩鼓了起来,里面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前腿着地的瞬间,土皮坼裂开来。套绳紧绷着,贴着它的肚皮,汗水从阿黄的背上渗出来了。到了最陡处,父亲会不由自主地弯下腰使劲,加一把力。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说话,字写得也很有骨力。连“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词,都会用。我入学后课本的扉页,都是父亲写得名字,我觉得很有面子。
父亲是个热心肠。别人的事儿,有时候都比自己的事儿重要。但凡邻里乡亲有红白之事,父亲的角色便是四处借东西,锅碗瓢盆、面案刀具、桌椅板凳,这是理事必不可少的。因人缘不错,大家喜欢跟父亲围在一张桌子上聊天,父亲侃侃而谈,高兴之处,跟大家碰个杯,一饮而尽。
是的,父亲喜欢喝酒。尤其是看着成堆的麦子、谷粒堆在院子的时候,那必须是要品点酒的。棚舍外摆张小桌,用搪瓷缸子沏一壶茶,下酒的菜可有可无,边说着收成,边听棚舍里的咀嚼声、铃铛声,边喝着酒,可以看出,父亲很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日暮沉落的西山里,有了好多煤窑。过了农忙时候,父亲便会想跟着同乡们下煤窑。被褥一套,铁镐一把,一顶安全帽,一提电石灯,就是行李的全部。若有同乡到饭点儿,还不见人从窑底上来,父亲便会返到窑下,直到找到同乡为止。过一段时间,便会有同乡捎钱回来,家里着实变得宽裕了。记得父亲有一个记账的塑料皮本,记着“几月几号,拉多少車”,那个“車”字,写得很漂亮。
我家的房子很破旧,方西坐东朝西,冬天住着很冷。恰好村里有户人家卖房,父亲想买下。东挪西凑了一部分钱款,还是差些,实在没办法可想了。父亲很晚了都没睡,一直在棚舍外坐着,烟锅子不知在青石板上磕了多少次。没过几天,陌生人来了,多年的阿黄被牵走了。父亲肯定很伤心,但我没看到,那时我在外村读初中。
后来,父亲又去下煤窑。
再后来,父亲就生病了,而且较为严重。那年秋天,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父亲执意要去送我。把我安顿好了后,来到外面的小摊,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饸饹面,自己却是要了一碗汤,在里面泡了两片家里带的面饼。这是第三次我随父亲去县城,也是最后一次。
那年冬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风也很凛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