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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社推出扶贫纪录片《中国扶贫在路上》。纪录片摄制历时3年，从全国1326个扶贫故事中筛选出21个典型案例，分为《减贫之路》《扶贫智慧》《志启未来》3个篇章。纪录片以权威史料文献、典型扶贫案例、独特叙事方式，系统展示了中国扶贫成就和世界贡献，勾绘了中国扶贫开发30余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充分彰显了党带领广大人民脱贫致富的历史担当和为民情怀，引发了海内外强烈反响。
《中国扶贫在路上》在創意策划阶段就追求人文思想的最大化，通过关注平民生活、体现人文情调、聚焦观众情感，让“人文化”成为托起作品的灵魂。
1.关注平民生活。随着纪录片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参与主体日渐多元，这一原本小众化、高品质的内容类型，正依托新媒体的强势助力华丽转身、走向大众。但长期以来，扶贫纪录片受题材限制，缺乏对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较少受到关注。《中国扶贫在路上》从微末人事出发，深入扶贫一线、关注平民生活，呈现了葳蕤丰盛的人物群像，提供了准确有据的扶贫讯息。第一集《减贫之路》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开篇，首先回顾了福建省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的“曾经”：至20世纪80年代末，年人均收入仅100余元，村民住着漏风漏雨的房子，耕种着山坡上贫瘠狭小的农田，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随后，画面转到“今天”的赤溪村，一面呈现青山绿水相连、厂房鳞次栉比的现代乡村画卷；一面聚焦赤溪村民日常的生活状态，老人读书看报、村民们品茶聊天，让观众在今昔对比中感受到扶贫带来的生机与希望。
2.体现人文美学。在传统的媒介叙事中，对贫困地区、贫困户带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如贫困地区就是“穷山恶水”、贫困户就是“懒惰”“不思进取”等，忽略了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内生力、组织力。扶贫宣传不应仅仅作为政策宣传，也应成为发现贫困地区文化品格、体现贫困户精神内涵的一次契机。《中国扶贫在路上》在拍摄中，注重追求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兼顾，以“三美”来体现扶贫中的人文情调。第三集《志启未来》中藏民忠雍的脱贫故事，正是对这一美学诉求的有益尝试。藏民忠雍的家乡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日瓦乡，那里以绝美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忠雍就靠着开办酒店成功脱贫。画面从日瓦乡的风景切入，竭力展现巍峨的高山、美丽的草场、奔腾的骏马，用人文标尺丈量乡土之“美”；随后，镜头对准正在扩建自家酒店的忠雍，配合他自豪的介绍：“我叫忠雍，欢迎来亚丁住我们家酒店”，传递出一种当地人从容自信的人性之“美”；最后，镜头跟随世界各地的游客“入驻”酒店，捕捉和记录当地藏族的民俗民风、文化艺术及生活片段，给观众以独特的生活味道和文化之“美”。
3.富含人文关怀。作为近年来主流媒体创作的具有较强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中国扶贫在路上》已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5个外语版本，在世界各国陆续播出，广受海内外观众喜爱。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作品内含的对观众的关注、尊重与爱护。纪录片在策划之初，就花大力气关注并研究主力观众的心理特点和收视爱好——以一线新中产为主力观众，逾2/3的观众以纾解压力、提升自我为目的。在把握观众需求的基础上，纪录片以情感为引线，使作品赢得更多观众。如第一集《减贫之路》中海师傅搬新家的故事，如果单纯叙述国家移民搬迁的扶贫政策让“海师傅”们过上了好日子，显然缺乏说服力。而纪录片中海师傅的出镜，他从缺水缺电的土坯房搬进新楼房的改变，以及“是从1999年我才把电拉上来”“我做梦也想不到今儿”的淳朴话语，却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深切感慨，使纪录片被更多观众接受与喜爱。
“讲故事”是扶贫宣传工作的有效载体，但“讲好故事”绝非易事。《中国扶贫在路上》以高效的创新表达能力、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和独有的大局意识，向观众生动、系统地展示了我国的扶贫成就和世界贡献，赢得了广泛赞誉。
1.在创新表达上下工夫。在波澜壮阔的扶贫历史中，涌现出了太多典型人物、感人事迹。尽管扶贫纪录片脱胎于新闻纪实，但事无巨细地记录，只会将一个好题材变得单调乏味。除了要以亲历者、见证者之姿投身扶贫一线，感知亲历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更要在创新表达上下功夫，让扶贫故事更有吸引力。《中国扶贫在路上》大胆走出新闻纪实藩篱，探索出两条路径，让扶贫故事获得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是小说式叙事，即从受众兴趣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出发，突出讲述相关内容，没有宏大叙事的肃穆感，多了平易轻适的盎然趣意，吸引观众持续观看。二是视听符号元素多元多态，扶贫故事的目标是“传情达意”，但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是吸引观众，在纪录片中，大量视听元素的融合使作品更显活泼、灵动，也牵引出观众的情感与好奇。如每一集的片头，以层云叠涌、风吹草低、山川壮美等视觉盛景，配合一曲昂扬蓬勃的背景音乐，极具视听效果，唤起观众的收视期待。
2.围绕“精准”二字做文章。近年来，扶贫纪录片已经成为扶贫宣传的一种创新路径，各大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斥巨资拍摄了一大批扶贫纪录片，将镜头对准扶贫相关的各个领域。然而，这些扶贫纪录片以大格局勾勒时代巨变的居多，真正深入阐释脱贫内在机理的较少。《中国扶贫在路上》在“精准”二字上做文章，以明确的指向、精巧的结构、专业的解读、独到的细节达到“以小见大”的叙事目的。第三集《志启未来》中，重点解读了生态扶贫的逻辑：将产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在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周围的贫困状况。不仅展现出纪录片的知识科普价值，也为边疆牧区提供了一种智慧扶贫、精准扶贫的思路。
3.坚持全局观，避免报道极化。扶贫作为一个宏大话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讲好扶贫故事”需要以全局观进行现实关照，否则就会出现片面化、绝对化问题，甚至会被舆论场上的一些杂音影响，将扶贫中出现的偶发问题归咎为社会问题。《中国扶贫在路上》坚持从大局出发，对主流、支流加以辨别，给扶贫宣传工作提供了启发。一方面，认清脱贫攻坚新形势。我国扶贫与自由主义国家的“慈善”“社会福利”不同，后者具有普惠性质但缺乏可持续性；扶贫不仅有对贫困群众的“输血”，更重视扶贫的精准性和持续性，以帮助其获得“造血”机能。因此，纪录片除了展示扶贫成就，也对扶贫的艰巨性、针对性、可持续性有着明确指向。另一方面，务求事实准确。纪录片对扶贫中出现的阻力、困难直言不讳，如个别地区曾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过其出发点并非单纯批评，而是正面的、有导向性的，让观众和当地群众知道，这些问题是扶贫大势中受限于目前条件、一时难以解决的，而党和政府始终在想办法攻坚克难，最终推动问题解决的同时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
扶贫纪录片能否受到社会关注，并产生广泛影响，关键还要看其传播水平。《中国扶贫在路上》基于主流媒体资源优势，以全媒体思维和品牌化手段，不断扩大辐射面和影响力，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
1.社会热点与主流平台结合，引起反响。社会热点与主流媒体的结合，为《中国扶贫在路上》广泛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扶贫作为政策热点，其本身对观众的感召力就很强，特别是2020年作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自然会受到广泛关注。其次，《中国扶贫在路上》中置入了许多社会性议题，能够直触人心、叩击时代，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包括“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每一个议题都触及和揭示了普通人所承载的社会性内涵。其中，第一集《减贫之路》“悬崖村”阿土列尔村的教育问题具有代表性，通过讲述当地孩子上学须翻越悬崖上几公里的“天梯”，呈现出当地义务教育普及的困境，从而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教育资源。此外，《中国扶贫在路上》由人民日报社出品，不仅有着人民日报社的权威性、影响力作为支撑，还依靠稳定的目标收视群体，瞬间引发强烈关注。社会热点与主流平台的强强联合，使《中国扶贫在路上》占据了更有利的传播空间和收视期待。
2.跨平台构建传播矩阵，辐射全网。主流平台创作的扶贫纪录片专业性强、权威性高，但也存在传播过度依赖主流平台的短板。这就造成扶贫纪录片传播信息面窄、传播随意性强，缺乏及时、必要的反馈机制，一旦某一环节无法完成使命，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中国扶贫在路上》团队与当下传播生态相呼应，构建跨平台传播矩阵，使该片在电视端和网络端均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受到业界赞誉。首先，根据各新媒体平台特性及传播规律，倒推内容生产，进行素材多重编辑，提升分发效率。其次，将宣发平台扩大到微信、微博、腾讯视频、人民网等全媒体平台，其中，在电视台、视频平台投放完整剧集与分集预告，满足有传统收视习惯的观众；在微信、微博投放宣传片、片花及预告，满足受众“轻阅读”习惯；在抖音、快手投放短视频、海报及话题，给受众以精彩看点与更多期待。最终，全媒体矩阵合力使得《中国扶贫在路上》在全网引起连锁效应，表现出强劲的传播态势。
3.做好扶贫重点工作新闻宣传，锻造品牌。人民日报社作为主流媒体，在扶贫宣传上有着把握新形势、聚焦大目标的重要责任。其扶贫宣传除了“向外看”，还注重“向内看”，为扶起群众脱贫的“精气神”服务。《中国扶贫在路上》强调做好扶贫重点工作新闻宣传，实现宣传价值最大化。首先，在观念上，厘清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误区，体现出做好扶贫宣传的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其次，重视宣传贫困群众主体作用，通过充分挖掘贫困群众脱贫的好经验、好做法，传播自强脱贫的好故事，如贵州丹寨县苗族妇女杨那牛面依托传统蜡染技艺成功脱贫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既能看到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给贫困群众带来的改变，又能看到贫困群众勤奋扎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僅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还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的脱贫愿望与信心，体现出纪录片的价值性、品牌力和社会责任。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王秦】
一、人文化：《中国扶贫在路上》的创意向度
《中国扶贫在路上》在創意策划阶段就追求人文思想的最大化，通过关注平民生活、体现人文情调、聚焦观众情感，让“人文化”成为托起作品的灵魂。
1.关注平民生活。随着纪录片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参与主体日渐多元，这一原本小众化、高品质的内容类型，正依托新媒体的强势助力华丽转身、走向大众。但长期以来，扶贫纪录片受题材限制，缺乏对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较少受到关注。《中国扶贫在路上》从微末人事出发，深入扶贫一线、关注平民生活，呈现了葳蕤丰盛的人物群像，提供了准确有据的扶贫讯息。第一集《减贫之路》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开篇，首先回顾了福建省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的“曾经”：至20世纪80年代末，年人均收入仅100余元，村民住着漏风漏雨的房子，耕种着山坡上贫瘠狭小的农田，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随后，画面转到“今天”的赤溪村，一面呈现青山绿水相连、厂房鳞次栉比的现代乡村画卷；一面聚焦赤溪村民日常的生活状态，老人读书看报、村民们品茶聊天，让观众在今昔对比中感受到扶贫带来的生机与希望。
2.体现人文美学。在传统的媒介叙事中，对贫困地区、贫困户带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如贫困地区就是“穷山恶水”、贫困户就是“懒惰”“不思进取”等，忽略了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内生力、组织力。扶贫宣传不应仅仅作为政策宣传，也应成为发现贫困地区文化品格、体现贫困户精神内涵的一次契机。《中国扶贫在路上》在拍摄中，注重追求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兼顾，以“三美”来体现扶贫中的人文情调。第三集《志启未来》中藏民忠雍的脱贫故事，正是对这一美学诉求的有益尝试。藏民忠雍的家乡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日瓦乡，那里以绝美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忠雍就靠着开办酒店成功脱贫。画面从日瓦乡的风景切入，竭力展现巍峨的高山、美丽的草场、奔腾的骏马，用人文标尺丈量乡土之“美”；随后，镜头对准正在扩建自家酒店的忠雍，配合他自豪的介绍：“我叫忠雍，欢迎来亚丁住我们家酒店”，传递出一种当地人从容自信的人性之“美”；最后，镜头跟随世界各地的游客“入驻”酒店，捕捉和记录当地藏族的民俗民风、文化艺术及生活片段，给观众以独特的生活味道和文化之“美”。
3.富含人文关怀。作为近年来主流媒体创作的具有较强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中国扶贫在路上》已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5个外语版本，在世界各国陆续播出，广受海内外观众喜爱。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作品内含的对观众的关注、尊重与爱护。纪录片在策划之初，就花大力气关注并研究主力观众的心理特点和收视爱好——以一线新中产为主力观众，逾2/3的观众以纾解压力、提升自我为目的。在把握观众需求的基础上，纪录片以情感为引线，使作品赢得更多观众。如第一集《减贫之路》中海师傅搬新家的故事，如果单纯叙述国家移民搬迁的扶贫政策让“海师傅”们过上了好日子，显然缺乏说服力。而纪录片中海师傅的出镜，他从缺水缺电的土坯房搬进新楼房的改变，以及“是从1999年我才把电拉上来”“我做梦也想不到今儿”的淳朴话语，却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深切感慨，使纪录片被更多观众接受与喜爱。
二、故事化：《中国扶贫在路上》的内容向度
“讲故事”是扶贫宣传工作的有效载体，但“讲好故事”绝非易事。《中国扶贫在路上》以高效的创新表达能力、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和独有的大局意识，向观众生动、系统地展示了我国的扶贫成就和世界贡献，赢得了广泛赞誉。
1.在创新表达上下工夫。在波澜壮阔的扶贫历史中，涌现出了太多典型人物、感人事迹。尽管扶贫纪录片脱胎于新闻纪实，但事无巨细地记录，只会将一个好题材变得单调乏味。除了要以亲历者、见证者之姿投身扶贫一线，感知亲历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更要在创新表达上下功夫，让扶贫故事更有吸引力。《中国扶贫在路上》大胆走出新闻纪实藩篱，探索出两条路径，让扶贫故事获得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是小说式叙事，即从受众兴趣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出发，突出讲述相关内容，没有宏大叙事的肃穆感，多了平易轻适的盎然趣意，吸引观众持续观看。二是视听符号元素多元多态，扶贫故事的目标是“传情达意”，但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是吸引观众，在纪录片中，大量视听元素的融合使作品更显活泼、灵动，也牵引出观众的情感与好奇。如每一集的片头，以层云叠涌、风吹草低、山川壮美等视觉盛景，配合一曲昂扬蓬勃的背景音乐，极具视听效果，唤起观众的收视期待。
2.围绕“精准”二字做文章。近年来，扶贫纪录片已经成为扶贫宣传的一种创新路径，各大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斥巨资拍摄了一大批扶贫纪录片，将镜头对准扶贫相关的各个领域。然而，这些扶贫纪录片以大格局勾勒时代巨变的居多，真正深入阐释脱贫内在机理的较少。《中国扶贫在路上》在“精准”二字上做文章，以明确的指向、精巧的结构、专业的解读、独到的细节达到“以小见大”的叙事目的。第三集《志启未来》中，重点解读了生态扶贫的逻辑：将产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在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周围的贫困状况。不仅展现出纪录片的知识科普价值，也为边疆牧区提供了一种智慧扶贫、精准扶贫的思路。
3.坚持全局观，避免报道极化。扶贫作为一个宏大话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讲好扶贫故事”需要以全局观进行现实关照，否则就会出现片面化、绝对化问题，甚至会被舆论场上的一些杂音影响，将扶贫中出现的偶发问题归咎为社会问题。《中国扶贫在路上》坚持从大局出发，对主流、支流加以辨别，给扶贫宣传工作提供了启发。一方面，认清脱贫攻坚新形势。我国扶贫与自由主义国家的“慈善”“社会福利”不同，后者具有普惠性质但缺乏可持续性；扶贫不仅有对贫困群众的“输血”，更重视扶贫的精准性和持续性，以帮助其获得“造血”机能。因此，纪录片除了展示扶贫成就，也对扶贫的艰巨性、针对性、可持续性有着明确指向。另一方面，务求事实准确。纪录片对扶贫中出现的阻力、困难直言不讳，如个别地区曾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过其出发点并非单纯批评，而是正面的、有导向性的，让观众和当地群众知道，这些问题是扶贫大势中受限于目前条件、一时难以解决的，而党和政府始终在想办法攻坚克难，最终推动问题解决的同时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立体化：《中国扶贫在路上》的传播向度
扶贫纪录片能否受到社会关注，并产生广泛影响，关键还要看其传播水平。《中国扶贫在路上》基于主流媒体资源优势，以全媒体思维和品牌化手段，不断扩大辐射面和影响力，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
1.社会热点与主流平台结合，引起反响。社会热点与主流媒体的结合，为《中国扶贫在路上》广泛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扶贫作为政策热点，其本身对观众的感召力就很强，特别是2020年作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自然会受到广泛关注。其次，《中国扶贫在路上》中置入了许多社会性议题，能够直触人心、叩击时代，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包括“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每一个议题都触及和揭示了普通人所承载的社会性内涵。其中，第一集《减贫之路》“悬崖村”阿土列尔村的教育问题具有代表性，通过讲述当地孩子上学须翻越悬崖上几公里的“天梯”，呈现出当地义务教育普及的困境，从而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教育资源。此外，《中国扶贫在路上》由人民日报社出品，不仅有着人民日报社的权威性、影响力作为支撑，还依靠稳定的目标收视群体，瞬间引发强烈关注。社会热点与主流平台的强强联合，使《中国扶贫在路上》占据了更有利的传播空间和收视期待。
2.跨平台构建传播矩阵，辐射全网。主流平台创作的扶贫纪录片专业性强、权威性高，但也存在传播过度依赖主流平台的短板。这就造成扶贫纪录片传播信息面窄、传播随意性强，缺乏及时、必要的反馈机制，一旦某一环节无法完成使命，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中国扶贫在路上》团队与当下传播生态相呼应，构建跨平台传播矩阵，使该片在电视端和网络端均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受到业界赞誉。首先，根据各新媒体平台特性及传播规律，倒推内容生产，进行素材多重编辑，提升分发效率。其次，将宣发平台扩大到微信、微博、腾讯视频、人民网等全媒体平台，其中，在电视台、视频平台投放完整剧集与分集预告，满足有传统收视习惯的观众；在微信、微博投放宣传片、片花及预告，满足受众“轻阅读”习惯；在抖音、快手投放短视频、海报及话题，给受众以精彩看点与更多期待。最终，全媒体矩阵合力使得《中国扶贫在路上》在全网引起连锁效应，表现出强劲的传播态势。
3.做好扶贫重点工作新闻宣传，锻造品牌。人民日报社作为主流媒体，在扶贫宣传上有着把握新形势、聚焦大目标的重要责任。其扶贫宣传除了“向外看”，还注重“向内看”，为扶起群众脱贫的“精气神”服务。《中国扶贫在路上》强调做好扶贫重点工作新闻宣传，实现宣传价值最大化。首先，在观念上，厘清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误区，体现出做好扶贫宣传的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其次，重视宣传贫困群众主体作用，通过充分挖掘贫困群众脱贫的好经验、好做法，传播自强脱贫的好故事，如贵州丹寨县苗族妇女杨那牛面依托传统蜡染技艺成功脱贫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既能看到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给贫困群众带来的改变，又能看到贫困群众勤奋扎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僅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还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的脱贫愿望与信心，体现出纪录片的价值性、品牌力和社会责任。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