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欧梵，上世纪60年代自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负笈美国，1970年获取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2004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李欧梵说自己70岁才真正开窍。
“这种感觉很神秘，没办法衡量。现在重复看一本书，每次都不懂，再去看讨论这问题的书，发现我比他更厉害啊！”
他手里捧着茶杯，两周前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以至于不管是戴上眼镜还是摘掉，都显得不是那么舒适。说话中气十足，逻辑异常清楚，说话遣词造句与其文章风格几乎完全一致。有时他会停下来品味喜欢的英文单词或术语：Charisma（感召力）、integrity（节操）。
李欧梵上世纪60年代负笈美国，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近40年，他重情义，喜交往，身上散发着似乎与生俱来的清新感。言谈中透露出“旧文化人”的襟怀，有一点古人气。他说做学问就好比进入神职，要以深深的谦虚和忍耐去等待崭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李欧梵在香港度过了75岁生日。整个下午，在收藏了两万多张古典音乐CD与电影碟的李家客厅，《留学生》记者陪他穿越回半个世纪前的留学时光，这段记忆犹如被他罩上了一层保鲜膜。
李欧梵说自己从来都迷迷糊糊，从不规划，只是一路乱闯：“你把将来安排得那么好，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当《留学生》记者问他，美国大学任教经历对其人生到底意义何在？他直言自己过去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如果我是代表的话，没有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那么重要。我真的不是谦虚，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因为恰好在那个时间，恰好他们需要这种特长，恰好只有我合格，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可遇不可求。”
芝大图书馆里的扫地僧
1961年，22岁的李欧梵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年末拜别父母，登上航班，开始在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涯。故乡在云层中渐渐隐去，他心里有些忐忑，就在上飞机的几个月前，才弄明白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学费，并没有额外补贴。父母是中学教员，买飞机票的钱是向借贷公司借来的，微薄的薪水除去基本生活开支，要十年才能还清。下了飞机他也根本不知道芝加哥大学在哪里，只能买最便宜的灰狗车票，一路颠簸着玩到目的地。
到了芝大的心情，和那里天寒地冻的景象差不多。兜里仅有的200美金交了房租只剩70美金，三餐立刻成了问题，每天吃饭不能超过2美金。“自己穷得无钱买酒，也没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自杀。”李欧梵申请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艰深的专业理论和物质的匮乏使他立刻跌入巨大的认同危机：“我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乖乖在家呆着？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类似的认同混乱一直持续了几乎十年，贯穿了李欧梵整个学生生涯。
为补贴生活费，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欧梵得以到芝大远东图书馆搬书，这是最基本最不需要技巧的工作，时薪75美分。远东图书馆的藏书量让他惊呆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说在台湾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古书，当年泡在书堆里没日夜啃书无形中让他受到很多滋润与训练。
彼时的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整个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中。李欧梵是在远东图书馆才读到过去只听过名字的鲁迅，看得似懂非懂，唯一的感觉是鲁迅哪里是什么共产党作家，哪里是台湾当局所说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政治化的作家。“我搬书，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吗？”他大笑，“当然是《金瓶梅》。”这份搬书的体力活不仅暂时缓解了李欧梵手头的拮据，还成为他与国际关系专业正式切割，开始与历史和文学亲密接触的转折点。
李欧梵提到当年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直言他救了自己：“他不仅是我的恩人，更是我‘汉学’的启蒙老师。”钱存训是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在李欧梵的回忆里，钱存训就好似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淡薄出世的绝顶高手扫地僧 。“钱先生外表好像很冷酷，其实非常温和，遇到他真是我运气好。”他从李欧梵阅读的书目中看出端倪，询问李是不是喜欢现代文学，找曹禺的各个版本来研究，指导说巴金作品后来版本被自家改动，应该读最早期的版本。自此，李欧梵开始注意作家写作和出版的时间，版本如何变化，随之联系上文化史、印刷史。“后来想想，这个兴趣是间接被带出来了。”
面对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书籍，钱存训犹如为这个在神秘洞穴中匍匐前进、误打误撞的年轻人塞去了一把手电筒，使他一下子就看清了岩壁潜流与绝美壁画，认清了来路与去路。
几乎同时，李欧梵对台湾政党认同感降至冰点，从此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完成芝大一年学业后，附上钱存训为他准备的推荐信，李欧梵获得哈佛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也许最初挨饿受冻挣扎学业的太过深刻，在李欧梵的人生坐标里，芝加哥是最清晰的一点。二十年后兜兜转转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有学生抱怨学习太苦想回家休整，李欧梵便说：“走吧，不用再来了。”他解释道：“留学是和苦读合在一起，不是为镀金，也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唯一就是被逼出去。”
“我永远都忘不了芝加哥，人生走在边缘才会寻找到动力。那一年给父母写信都觉得邮费太贵，只能用最便宜的蓝色邮简，一周一封、两周一封，像例行公事一样写最简单的话‘儿在美国很好’，这是我尽孝道唯一的方式。”
史华慈和费正清
李欧梵说自己是一个“杂学家”，是游走于文化界与学界的“两栖动物”。这种“杂乱无章”的治学方法，完全来自当年在哈佛读博时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各类问题天马行空的论述。
“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老师，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标准。他非常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李欧梵说史华慈从不把中国思想史孤立成一个系统来看待，甚至禁用“框架”这类带有约束性的字眼，更偏爱“脉络”这个广阔意义的词汇。
史华慈会在课下与学生讨论问题，绝无禁忌，一讨论就是几个钟头而忘记上课时间。当学生提出要写论文，他只说“很好，去做吧。”当论文写完交给他时，他又不知道摆在哪里去了。史华慈曾经对请教他的学生说：“你的理论与我的某某学生很像！”而全然不知对面坐着的，就是他口中的某某。 “他的教法在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完全没想过开一门课还要祈求它将来会出什么成果。我从他那儿学到非常多，中国传统儒家也是这样，孔子跟学生互相对谈。”按李欧梵的话说，史华慈给予他几乎全部自由，以至于后来做了思想史的逃兵，钻进文学里。“可是你说我是不是完全离开思想史？也不尽然，因为我文学研究的背后还是思想史、文化史。”
史华慈言传身教的天马行空在与李欧梵的对话中能感受到，他会把记者抛出的问题扩大，阐述各种不同层面的理解与联系，充盈得像随时都可以来一场智力上的战斗，有时更像答非所问，绕一圈之后，发现他仍然清晰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李欧梵在哈佛燕京学社期间另一位重要的导师是汉学界的“太上皇”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李欧梵的眼中这位“太上皇”有一种面不改色的幽默感，私下也用其名字中的King来称呼他。与史华慈不同，费正清做事有板有眼，甚至会承担照顾学生的全部工作。他会在清晨七点给学生逐个电话询问论文进展，或者提醒学生去见史华慈。
在费正清极度严格的治学要求下的一次滑铁卢让李欧梵印象深刻。博士生在获得论文写作资格前要经过一次口试，李欧梵要被中国古代史、俄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三个研究领域的考官轮流提问。一上来，俄国思想史教授Richard Pipes劈头便问：18世纪凯瑟琳女皇治理下的俄国版图，南北边界各到哪里？答不出来。
费正清提问就更不客气，二三十个问题全部拷问各种细节。“太平天国哪月攻下南京？”
“……”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谁？哪一年毕业的？”
“是容闳，我只记得他娶了一个美国妻子。”
李欧梵当时只回答出了三分之一，完全透心凉。如果这关没有通过，要等一年再考。整晚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接到费正清秘书打来的电话，告知他通过了考试，李欧梵不敢相信，便自己打电话给费正清问：“怎么我这么差都通过？”费教授说，“这场口试就好像女人生孩子，要阵痛一下。”
“我过去有恃无恐，想起当年那个样子有点聪明外露，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跟别人与众不同。费教授要挫挫这种锐气，从此我就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
两次偶遇
李欧梵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锁定徐志摩。研究这位浪漫主义作家，不如趁机自己也浪漫一下。他向费正清提出要去欧洲“流浪”，费教授为他申请下两千美元研究经费，同时给他三封信交给即将拜访的三位教授，如同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后来发现，这三封信全是让教授带我去酒吧喝酒或吃个法国菜，和学问没有关系。”
谈到徐志摩，李欧梵也聊起了当下的民国热。从徐志摩讲到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在他看来，徐志摩在两性关系中常常处于一厢情愿：“男人常常多情，林徽因不见得认为徐志摩是她的理想选择。”
“我认为陆小曼根本不爱徐志摩，至少不是那么爱，表面上好像跟他交往，你看他写的情书，等于向陆小曼求情一样，‘希望你……’。好在徐志摩去世了，如果两个人一路下去，绝对不会善终。”
李欧梵在台湾大学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去世之后，其弟夏志清负责关照其在美国的这批学生。李欧梵与夏志清交好，唯独在鲁迅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从未和解。“他觉得我太高估鲁迅，我觉得他批评鲁迅太厉害，虽然我也不把鲁迅当做什么。就此问题从没和解，但是我很尊敬他。”与夏志清最后一次见面，两人讨论共同爱好的俄国文学，“所以我最近受他感召，中国现代史我也不搞了，我搞俄国小说去，就这一点他很了不起。你想想看，当年五四那一代人，哪个人不同样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徐志摩喜欢英国文学，郁达夫喜欢德国文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几乎重塑了张爱玲和钱锺书的文学地位，然而同时提到的张天翼如今却乏人问津。“大家心目中就以为夏志清只是把张爱玲捧得很高，是，他用的字是the finest，不是the best。The finest是说语言特别雅致，并不是说最好的，而且我也反对排名。”李欧梵解释。
说起《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标准，李欧梵回想起来，这本书当时所处的出版条件特殊，当时美国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一般人根本不懂，在这种尺度之下，夏志清一定要用西方文学来作比较，然后再用他认为好的作家让美国学界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他有他自己的尺度，这个尺度不受政治影响，当然他有他的政治偏见，我觉得无所谓。”
由于夏志清的关系，还在哈佛念书的李欧梵见到了张爱玲。张爱玲当时为了谋生在美国学院里找了一份差事，作为贵宾受邀前往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一场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会，即便不算学界人士，以张爱玲的性格也并不情愿参加会议，但迫不得已只能去。李欧梵当时得到会议补贴差旅费，顺便被派去打杂，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张爱玲从旅馆接到会场。
李欧梵感觉真实的张爱玲与世人传说有相似之处。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美学世界，好像跟外面庸俗的世界有某种程度的距离，讲话文静，路过一棵树，树叶长什么样，她都会很仔细地观察，会跟身边人感叹树叶多美丽，多轻巧，而更多时候等于自说自话。“她非常敏感，对一事一物，特别是大自然，充满一种文学家的好奇心。而她的世界几乎就是她自己文学的世界。”李欧梵就陪着张爱玲慢慢走，一路上，她停下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直走了将近一个钟头，而这段路平常走15分钟就到了。
1979年，钱锺书随社科院访美，第一站到芝加哥。李欧梵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凑巧正在安排《围城》的英文版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位毛先生翻译了《围城》的序言，有一些小问题，李欧梵便特意坐车去芝加哥向钱锺书请教。当晚，一位教授邀请钱锺书、余国藩、李欧梵等人在家里聚餐。钱锺书在桌上妙语连珠，一下用意大利文，一下又蹦出德文，多种语言切换毫不费力。李欧梵感叹说当时坐在一起的几人懂的全部语言加起来都不及钱锺书会的多。
那一次，印象中的钱锺书非常随和，极为聪明，何止才华横溢，李欧梵这么说：“你也可以了解，他的生活实在憋太久。” 饭桌上结缘之后，李欧梵与钱锺书开始通信，两年后，李欧梵第一次去北京，特地登门拜访。当时外文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带他去钱锺书家，可这一次见到的钱锺书，面孔冷冷的，显得非常不高兴，钱锺书问李欧梵：“刚才那种人哪里有资格进我的房间来？为什么要他带？”
李欧梵回答：“没办法，人家只让他带来。”
李欧梵与钱锺书仅见过这两次：“钱先生有两面，或者三面，对我们非常热情，与每个人通信简直把你捧得高高的，和海外交流这是一面。另一面我猜他是基本看不起当时国内很多学者，会觉得有的人太庸俗。”
任教之路
1970年，李欧梵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在离家求学八年之后，李欧梵才第一次回台湾探亲。
1969年起，他便在达特茅斯学院任教。突遇当年美国签证制度改变，加之故交刘绍铭呼吁李欧梵回到中国人的地方，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年历史后，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任职时间也并不长，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又将其召回教授中国近代史。
杂学家的治学方式虽然让李欧梵瞥见微妙的光，却同时让他在普林斯顿栽过一次学术大跟头。从香港回到普林斯顿，当年初到芝加哥的那种巨大压力又卷土重来。普林斯顿请他教中国近代史，但近代史里没有文学，普林斯顿东亚系知其在香港教过比较文学，就说，不如你也试试教文学吧。在普林斯顿的第四个年头，学校要考虑永久职（tenure）。当时历史系有名的教授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觉得李欧梵的学术还可以，可是不够普林斯顿要求的那么好，因为“他的心一半在文学”，而东亚系觉得文学不过是其副业。最后历史系主任对他说，赶快打电话求职吧，普林斯顿留不住你了。
在美国大学，永久职尤其重要，但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要先预留出空位。一位年轻人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如果过不了关就走，位置保留出来给合适的人，但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升值的空间，只能临时请一个助理教授教几年，然后说谢谢，请你走。“当时王德威也是由于在哈佛并没有设置一个永久职，才转而去了哥伦比亚任教。后来哈佛以讲座教授身份请他回来。”李欧梵说。
长俸拿不到，职业落了空。于是李欧梵辗转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一直大力发展出版，时值1976-1982年，中国开放，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大受学生欢迎，于是开始出版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李欧梵翻译出现代文学基本材料，在印第安纳大学一下成了领军人物，此时哈佛也找上门来，只是当时哈佛也没有永久职提供。他又转而去了芝加哥大学，任教8年。
从哈佛毕业20年后，李欧梵以终身教授身份回到哈佛东亚系任教，“哈佛对我非常礼遇。学术环境宽松、自由、轻松得很。”《留学生》记者采访李欧梵的前两天，当年聘请他去哈佛的东亚系主任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去世。李欧梵语调有些感慨，这位教授处世低调，是美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与夏志清齐名。
在哈佛，李欧梵还有一位酒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李欧梵评价他是“绝顶天才”。一次，两杯红酒下肚便因北岛的诗争论起来，舌战一个钟。宇文所安说北岛的诗读来如英译，李认为任何非欧美诗人都很难不受英译影响，宇文所安举出一个土耳其诗人，李反驳：“难道你不是看英文译本？”谁知宇文所安却说：“我妈妈是土耳其人，我当然看的土耳其文。”
堂·吉诃德·李
李欧梵起身打开音响，在马勒第二交响曲响起的瞬间抬手做指挥状，一下亢奋起来：“中文大学五十周年校庆音乐会，请我指挥最后一支曲目《狮子山下》，哇，真是过瘾！”
为了准备在这次百人乐团上跑龙套，李欧梵提前一两个月便开始做功课，请友人跑遍九龙闹市，找到罗文与外国乐队合作的版本，参看其中一闪而过的指挥镜头，对照乐谱找灵感。他努力让自己不露怯，先跟乐团“后生仔”套近乎：“我叫李欧梵，今年74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目前还在中大任教。我热爱音乐，但还是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现在我要装模做样地指挥了，你们不要管我，该怎么奏就怎么奏……”
课堂上，李欧梵会在讲李白诗歌时配上马勒的《大地之歌》，说“冒了东方主义的危险”来让学生窥探东西方文化的共通点。“有时我的不务正业还是和学术有关系的。”这种教学很符合他给课程定下的名字：人文联系（Reconnection），有教无类，又是一场不按常理出牌的盛宴，虽然只是博士生课程，但任何人都可以旁听。“我认为的理想团体就是一堆知识之士，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个空间里面共同和学生切磋学问。”
秋天，李欧梵给大一学生开设国文课，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首次尝试，类似于通识教育。他选择四部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文本：《史记·项羽本纪》讨论中国古代英雄传统；韩愈的《原道》讲儒家道统和古文关系；前后《赤壁赋》讲中国美学传统；《狂人日记》、《呐喊》自序，从鲁迅的现代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
虽然说自己已近退休不想太多嘴，刚坐下来聊了十分钟，李欧梵便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认为现在的教育为配合市场需要，将大学当做知识生产的流水线，过于按部就班，好处在于平等，而将很难短期出成果的人文学科推向岌岌可危的边缘。
“所谓有用没用很难讲，人文基本功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教育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我非常担心。可是逐渐感觉大家认为我只是一个过时的堂·吉诃德而已。”
“你如何评价自己呢？”《留学生》记者问。
“我自己人在梦中，反而看不出来。我只想着剩下那么一些诚恳，做人一定要有节操。
李欧梵说自己70岁才真正开窍。
“这种感觉很神秘，没办法衡量。现在重复看一本书，每次都不懂，再去看讨论这问题的书，发现我比他更厉害啊！”
他手里捧着茶杯，两周前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以至于不管是戴上眼镜还是摘掉，都显得不是那么舒适。说话中气十足，逻辑异常清楚，说话遣词造句与其文章风格几乎完全一致。有时他会停下来品味喜欢的英文单词或术语：Charisma（感召力）、integrity（节操）。
李欧梵上世纪60年代负笈美国，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近40年，他重情义，喜交往，身上散发着似乎与生俱来的清新感。言谈中透露出“旧文化人”的襟怀，有一点古人气。他说做学问就好比进入神职，要以深深的谦虚和忍耐去等待崭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李欧梵在香港度过了75岁生日。整个下午，在收藏了两万多张古典音乐CD与电影碟的李家客厅，《留学生》记者陪他穿越回半个世纪前的留学时光，这段记忆犹如被他罩上了一层保鲜膜。
李欧梵说自己从来都迷迷糊糊，从不规划，只是一路乱闯：“你把将来安排得那么好，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当《留学生》记者问他，美国大学任教经历对其人生到底意义何在？他直言自己过去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如果我是代表的话，没有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那么重要。我真的不是谦虚，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因为恰好在那个时间，恰好他们需要这种特长，恰好只有我合格，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可遇不可求。”
芝大图书馆里的扫地僧
1961年，22岁的李欧梵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年末拜别父母，登上航班，开始在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涯。故乡在云层中渐渐隐去，他心里有些忐忑，就在上飞机的几个月前，才弄明白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学费，并没有额外补贴。父母是中学教员，买飞机票的钱是向借贷公司借来的，微薄的薪水除去基本生活开支，要十年才能还清。下了飞机他也根本不知道芝加哥大学在哪里，只能买最便宜的灰狗车票，一路颠簸着玩到目的地。
到了芝大的心情，和那里天寒地冻的景象差不多。兜里仅有的200美金交了房租只剩70美金，三餐立刻成了问题，每天吃饭不能超过2美金。“自己穷得无钱买酒，也没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自杀。”李欧梵申请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艰深的专业理论和物质的匮乏使他立刻跌入巨大的认同危机：“我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乖乖在家呆着？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类似的认同混乱一直持续了几乎十年，贯穿了李欧梵整个学生生涯。
为补贴生活费，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欧梵得以到芝大远东图书馆搬书，这是最基本最不需要技巧的工作，时薪75美分。远东图书馆的藏书量让他惊呆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说在台湾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古书，当年泡在书堆里没日夜啃书无形中让他受到很多滋润与训练。
彼时的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整个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中。李欧梵是在远东图书馆才读到过去只听过名字的鲁迅，看得似懂非懂，唯一的感觉是鲁迅哪里是什么共产党作家，哪里是台湾当局所说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政治化的作家。“我搬书，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吗？”他大笑，“当然是《金瓶梅》。”这份搬书的体力活不仅暂时缓解了李欧梵手头的拮据，还成为他与国际关系专业正式切割，开始与历史和文学亲密接触的转折点。
李欧梵提到当年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直言他救了自己：“他不仅是我的恩人，更是我‘汉学’的启蒙老师。”钱存训是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在李欧梵的回忆里，钱存训就好似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淡薄出世的绝顶高手扫地僧 。“钱先生外表好像很冷酷，其实非常温和，遇到他真是我运气好。”他从李欧梵阅读的书目中看出端倪，询问李是不是喜欢现代文学，找曹禺的各个版本来研究，指导说巴金作品后来版本被自家改动，应该读最早期的版本。自此，李欧梵开始注意作家写作和出版的时间，版本如何变化，随之联系上文化史、印刷史。“后来想想，这个兴趣是间接被带出来了。”
面对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书籍，钱存训犹如为这个在神秘洞穴中匍匐前进、误打误撞的年轻人塞去了一把手电筒，使他一下子就看清了岩壁潜流与绝美壁画，认清了来路与去路。
几乎同时，李欧梵对台湾政党认同感降至冰点，从此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完成芝大一年学业后，附上钱存训为他准备的推荐信，李欧梵获得哈佛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也许最初挨饿受冻挣扎学业的太过深刻，在李欧梵的人生坐标里，芝加哥是最清晰的一点。二十年后兜兜转转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有学生抱怨学习太苦想回家休整，李欧梵便说：“走吧，不用再来了。”他解释道：“留学是和苦读合在一起，不是为镀金，也没有想将来要做什么，唯一就是被逼出去。”
“我永远都忘不了芝加哥，人生走在边缘才会寻找到动力。那一年给父母写信都觉得邮费太贵，只能用最便宜的蓝色邮简，一周一封、两周一封，像例行公事一样写最简单的话‘儿在美国很好’，这是我尽孝道唯一的方式。”
史华慈和费正清
李欧梵说自己是一个“杂学家”，是游走于文化界与学界的“两栖动物”。这种“杂乱无章”的治学方法，完全来自当年在哈佛读博时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各类问题天马行空的论述。
“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老师，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标准。他非常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李欧梵说史华慈从不把中国思想史孤立成一个系统来看待，甚至禁用“框架”这类带有约束性的字眼，更偏爱“脉络”这个广阔意义的词汇。
史华慈会在课下与学生讨论问题，绝无禁忌，一讨论就是几个钟头而忘记上课时间。当学生提出要写论文，他只说“很好，去做吧。”当论文写完交给他时，他又不知道摆在哪里去了。史华慈曾经对请教他的学生说：“你的理论与我的某某学生很像！”而全然不知对面坐着的，就是他口中的某某。 “他的教法在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完全没想过开一门课还要祈求它将来会出什么成果。我从他那儿学到非常多，中国传统儒家也是这样，孔子跟学生互相对谈。”按李欧梵的话说，史华慈给予他几乎全部自由，以至于后来做了思想史的逃兵，钻进文学里。“可是你说我是不是完全离开思想史？也不尽然，因为我文学研究的背后还是思想史、文化史。”
史华慈言传身教的天马行空在与李欧梵的对话中能感受到，他会把记者抛出的问题扩大，阐述各种不同层面的理解与联系，充盈得像随时都可以来一场智力上的战斗，有时更像答非所问，绕一圈之后，发现他仍然清晰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李欧梵在哈佛燕京学社期间另一位重要的导师是汉学界的“太上皇”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李欧梵的眼中这位“太上皇”有一种面不改色的幽默感，私下也用其名字中的King来称呼他。与史华慈不同，费正清做事有板有眼，甚至会承担照顾学生的全部工作。他会在清晨七点给学生逐个电话询问论文进展，或者提醒学生去见史华慈。
在费正清极度严格的治学要求下的一次滑铁卢让李欧梵印象深刻。博士生在获得论文写作资格前要经过一次口试，李欧梵要被中国古代史、俄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三个研究领域的考官轮流提问。一上来，俄国思想史教授Richard Pipes劈头便问：18世纪凯瑟琳女皇治理下的俄国版图，南北边界各到哪里？答不出来。
费正清提问就更不客气，二三十个问题全部拷问各种细节。“太平天国哪月攻下南京？”
“……”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谁？哪一年毕业的？”
“是容闳，我只记得他娶了一个美国妻子。”
李欧梵当时只回答出了三分之一，完全透心凉。如果这关没有通过，要等一年再考。整晚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接到费正清秘书打来的电话，告知他通过了考试，李欧梵不敢相信，便自己打电话给费正清问：“怎么我这么差都通过？”费教授说，“这场口试就好像女人生孩子，要阵痛一下。”
“我过去有恃无恐，想起当年那个样子有点聪明外露，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跟别人与众不同。费教授要挫挫这种锐气，从此我就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
两次偶遇
李欧梵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锁定徐志摩。研究这位浪漫主义作家，不如趁机自己也浪漫一下。他向费正清提出要去欧洲“流浪”，费教授为他申请下两千美元研究经费，同时给他三封信交给即将拜访的三位教授，如同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后来发现，这三封信全是让教授带我去酒吧喝酒或吃个法国菜，和学问没有关系。”
谈到徐志摩，李欧梵也聊起了当下的民国热。从徐志摩讲到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在他看来，徐志摩在两性关系中常常处于一厢情愿：“男人常常多情，林徽因不见得认为徐志摩是她的理想选择。”
“我认为陆小曼根本不爱徐志摩，至少不是那么爱，表面上好像跟他交往，你看他写的情书，等于向陆小曼求情一样，‘希望你……’。好在徐志摩去世了，如果两个人一路下去，绝对不会善终。”
李欧梵在台湾大学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去世之后，其弟夏志清负责关照其在美国的这批学生。李欧梵与夏志清交好，唯独在鲁迅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从未和解。“他觉得我太高估鲁迅，我觉得他批评鲁迅太厉害，虽然我也不把鲁迅当做什么。就此问题从没和解，但是我很尊敬他。”与夏志清最后一次见面，两人讨论共同爱好的俄国文学，“所以我最近受他感召，中国现代史我也不搞了，我搞俄国小说去，就这一点他很了不起。你想想看，当年五四那一代人，哪个人不同样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徐志摩喜欢英国文学，郁达夫喜欢德国文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几乎重塑了张爱玲和钱锺书的文学地位，然而同时提到的张天翼如今却乏人问津。“大家心目中就以为夏志清只是把张爱玲捧得很高，是，他用的字是the finest，不是the best。The finest是说语言特别雅致，并不是说最好的，而且我也反对排名。”李欧梵解释。
说起《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标准，李欧梵回想起来，这本书当时所处的出版条件特殊，当时美国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一般人根本不懂，在这种尺度之下，夏志清一定要用西方文学来作比较，然后再用他认为好的作家让美国学界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他有他自己的尺度，这个尺度不受政治影响，当然他有他的政治偏见，我觉得无所谓。”
由于夏志清的关系，还在哈佛念书的李欧梵见到了张爱玲。张爱玲当时为了谋生在美国学院里找了一份差事，作为贵宾受邀前往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一场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会，即便不算学界人士，以张爱玲的性格也并不情愿参加会议，但迫不得已只能去。李欧梵当时得到会议补贴差旅费，顺便被派去打杂，第一个任务就是将张爱玲从旅馆接到会场。
李欧梵感觉真实的张爱玲与世人传说有相似之处。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美学世界，好像跟外面庸俗的世界有某种程度的距离，讲话文静，路过一棵树，树叶长什么样，她都会很仔细地观察，会跟身边人感叹树叶多美丽，多轻巧，而更多时候等于自说自话。“她非常敏感，对一事一物，特别是大自然，充满一种文学家的好奇心。而她的世界几乎就是她自己文学的世界。”李欧梵就陪着张爱玲慢慢走，一路上，她停下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直走了将近一个钟头，而这段路平常走15分钟就到了。
1979年，钱锺书随社科院访美，第一站到芝加哥。李欧梵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凑巧正在安排《围城》的英文版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位毛先生翻译了《围城》的序言，有一些小问题，李欧梵便特意坐车去芝加哥向钱锺书请教。当晚，一位教授邀请钱锺书、余国藩、李欧梵等人在家里聚餐。钱锺书在桌上妙语连珠，一下用意大利文，一下又蹦出德文，多种语言切换毫不费力。李欧梵感叹说当时坐在一起的几人懂的全部语言加起来都不及钱锺书会的多。
那一次，印象中的钱锺书非常随和，极为聪明，何止才华横溢，李欧梵这么说：“你也可以了解，他的生活实在憋太久。” 饭桌上结缘之后，李欧梵与钱锺书开始通信，两年后，李欧梵第一次去北京，特地登门拜访。当时外文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带他去钱锺书家，可这一次见到的钱锺书，面孔冷冷的，显得非常不高兴，钱锺书问李欧梵：“刚才那种人哪里有资格进我的房间来？为什么要他带？”
李欧梵回答：“没办法，人家只让他带来。”
李欧梵与钱锺书仅见过这两次：“钱先生有两面，或者三面，对我们非常热情，与每个人通信简直把你捧得高高的，和海外交流这是一面。另一面我猜他是基本看不起当时国内很多学者，会觉得有的人太庸俗。”
任教之路
1970年，李欧梵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在离家求学八年之后，李欧梵才第一次回台湾探亲。
1969年起，他便在达特茅斯学院任教。突遇当年美国签证制度改变，加之故交刘绍铭呼吁李欧梵回到中国人的地方，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年历史后，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任职时间也并不长，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又将其召回教授中国近代史。
杂学家的治学方式虽然让李欧梵瞥见微妙的光，却同时让他在普林斯顿栽过一次学术大跟头。从香港回到普林斯顿，当年初到芝加哥的那种巨大压力又卷土重来。普林斯顿请他教中国近代史，但近代史里没有文学，普林斯顿东亚系知其在香港教过比较文学，就说，不如你也试试教文学吧。在普林斯顿的第四个年头，学校要考虑永久职（tenure）。当时历史系有名的教授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觉得李欧梵的学术还可以，可是不够普林斯顿要求的那么好，因为“他的心一半在文学”，而东亚系觉得文学不过是其副业。最后历史系主任对他说，赶快打电话求职吧，普林斯顿留不住你了。
在美国大学，永久职尤其重要，但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要先预留出空位。一位年轻人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如果过不了关就走，位置保留出来给合适的人，但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升值的空间，只能临时请一个助理教授教几年，然后说谢谢，请你走。“当时王德威也是由于在哈佛并没有设置一个永久职，才转而去了哥伦比亚任教。后来哈佛以讲座教授身份请他回来。”李欧梵说。
长俸拿不到，职业落了空。于是李欧梵辗转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一直大力发展出版，时值1976-1982年，中国开放，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大受学生欢迎，于是开始出版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李欧梵翻译出现代文学基本材料，在印第安纳大学一下成了领军人物，此时哈佛也找上门来，只是当时哈佛也没有永久职提供。他又转而去了芝加哥大学，任教8年。
从哈佛毕业20年后，李欧梵以终身教授身份回到哈佛东亚系任教，“哈佛对我非常礼遇。学术环境宽松、自由、轻松得很。”《留学生》记者采访李欧梵的前两天，当年聘请他去哈佛的东亚系主任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去世。李欧梵语调有些感慨，这位教授处世低调，是美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与夏志清齐名。
在哈佛，李欧梵还有一位酒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李欧梵评价他是“绝顶天才”。一次，两杯红酒下肚便因北岛的诗争论起来，舌战一个钟。宇文所安说北岛的诗读来如英译，李认为任何非欧美诗人都很难不受英译影响，宇文所安举出一个土耳其诗人，李反驳：“难道你不是看英文译本？”谁知宇文所安却说：“我妈妈是土耳其人，我当然看的土耳其文。”
堂·吉诃德·李
李欧梵起身打开音响，在马勒第二交响曲响起的瞬间抬手做指挥状，一下亢奋起来：“中文大学五十周年校庆音乐会，请我指挥最后一支曲目《狮子山下》，哇，真是过瘾！”
为了准备在这次百人乐团上跑龙套，李欧梵提前一两个月便开始做功课，请友人跑遍九龙闹市，找到罗文与外国乐队合作的版本，参看其中一闪而过的指挥镜头，对照乐谱找灵感。他努力让自己不露怯，先跟乐团“后生仔”套近乎：“我叫李欧梵，今年74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目前还在中大任教。我热爱音乐，但还是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现在我要装模做样地指挥了，你们不要管我，该怎么奏就怎么奏……”
课堂上，李欧梵会在讲李白诗歌时配上马勒的《大地之歌》，说“冒了东方主义的危险”来让学生窥探东西方文化的共通点。“有时我的不务正业还是和学术有关系的。”这种教学很符合他给课程定下的名字：人文联系（Reconnection），有教无类，又是一场不按常理出牌的盛宴，虽然只是博士生课程，但任何人都可以旁听。“我认为的理想团体就是一堆知识之士，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个空间里面共同和学生切磋学问。”
秋天，李欧梵给大一学生开设国文课，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首次尝试，类似于通识教育。他选择四部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文本：《史记·项羽本纪》讨论中国古代英雄传统；韩愈的《原道》讲儒家道统和古文关系；前后《赤壁赋》讲中国美学传统；《狂人日记》、《呐喊》自序，从鲁迅的现代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
虽然说自己已近退休不想太多嘴，刚坐下来聊了十分钟，李欧梵便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认为现在的教育为配合市场需要，将大学当做知识生产的流水线，过于按部就班，好处在于平等，而将很难短期出成果的人文学科推向岌岌可危的边缘。
“所谓有用没用很难讲，人文基本功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教育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我非常担心。可是逐渐感觉大家认为我只是一个过时的堂·吉诃德而已。”
“你如何评价自己呢？”《留学生》记者问。
“我自己人在梦中，反而看不出来。我只想着剩下那么一些诚恳，做人一定要有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