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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文明之师，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礼义之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论功在后，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评军衔时，毛泽东本人拒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当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大将军衔时，立即给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信，要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称其为“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当时，高风亮节、主动“让衔”的老同志不少。在我军历史上，还有一位“三让将军”韩振纪。
韩振纪（1905-1975），河北高邑人，是河北籍仅有的两位开国中将之一（另一位为孙毅）。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他历任军参谋处处长及副参谋长、红军学校副团长、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八路军旅及纵队参谋长、新四军军工部部长、抗大第五分校校长、新四军师参谋长、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工部部长、总后勤部车管部部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总参及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韩振纪身经百战，个性刚强，不贪功、不诿过、不争名利、不趋炎附势，为人正派，曾得到诸多将领赞誉。1940年12月，在曹甸战役中，由于多种原因，黄克诚被免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韩振纪作为纵队参谋长，深知在战役指挥上司令员并无过错，因而他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以个人名义给华中局、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保黄电报”，力请恢复黄克诚的职务。为此，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他个人的工作安排也曾一度受到影响。
让 职
韩振纪是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的优等生，从参谋、参谋处处长到参谋长，多年驰骋疆场，有过大兵团作战的参谋工作经验，从实践到理论都很有建树，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谋将”。1943年8月，在新四军第二师桂子山对日作战中，他领导的第二师参谋工作效率极高，使桂子山作战成为我军的一个经典战例。
1945年4月初，韩振纪奉新四军军部指令，担任新的军部军工部部长，在苏浙一带筹建军工生产。他随叶飞部渡江来到苏浙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孝丰井村。苏浙军区司令员是常胜将军粟裕，参谋长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刘先胜，抗战初期来到新四军，来苏中以前曾长期做政治工作。当时，这一地区军工建设规模很小，军部没有具体工作指示，也未调给干部，韩振纪无事可做，心里很不安。
粟裕司令员器重韩振纪，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韩振纪留下来任军区参谋长，参与组织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
在韩振纪短期任军区参谋长期间（1945年5月至7月），他曾就某些战法的具体问题向粟裕提出建设性建议：“对付大规模的固守之敌，即使调他不出来，仍可采用运动战的原则，多处扰敌，以乱其目，诱敌出动，选择重点，分割歼之。”他多次谈到大运动、小运动，大小结合、主动灵活这一类战斗原则。
粟裕司令员要韩振纪担任军区参谋长，手续上尚需经华中局、军部报中央批准。《赖传珠将军日记》记载：“6月13日，阴天。复韩振纪电，询其愿否留江浙军区（苏浙军区）任参谋长事。”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如军委直接下达任职命令，他只有服从，但现在组织上要事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这让他有些为难。从内心讲，他当然希望留在粟裕手下任职，这样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打几个大仗、硬仗，但这势必影响到原军区参谋长刘先胜的任职，因为刘先胜也很优秀、很有战斗经验，因此他不能表这个态。韩振纪处事的一贯原则：先想工作，先想他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在此情况下，他奉粟裕司令员之命返回军部汇报工作，同时交流对本人职务安排的意见。最终，韩振纪没有回到苏浙军区在粟裕司令员领导下工作，他按照军部新的指示，重新担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参谋长。
此后，战争发展，部队不断壮大，韩振纪的这一让职，对他一生的影响显而易见。为此，许多老战友为韩振纪感到遗憾，就连粟裕司令员也甚有不解。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当面询问时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韩振纪，当年是何原因不当他的参谋长？韩振纪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1945年11月，韩振纪任东北军工部首任部长，领导史无前例的军工大转移，创建四大军工基地。1947年9月，战争形势好转，东北局、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决定让韩振纪负责统管东北军工，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由资历更老的何长工同志担任东北军工的主管对工作更有利，便主动让职，推荐何长工担任军工部部长，自己任副部长。此后他只主管珲春基地的工作，在那里领导生产出第一门大炮，生产了大量炮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久，他服从组织调动，转到地方，被安排担任东北工业部机器局局长。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有了大发展，他的很多老部下当上了副军长、军长，有的则已经担任了兵团一级职务，而他的职务却越做越低。韩振纪到地方，其职务安排过低，老同志们看不过去，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当官，当初就不参加红军了！”
让 勋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安排，聂荣臻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
在授衔授勋仪式上，聂荣臻代表周恩来总理正式颁授韩振纪中将军衔（此前，由于工作需要，军委已先行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并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授勋后，其他军官感到无比光荣、自豪，韩振纪却一脸凝重。他认为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授高了。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含师）职以上的军官才能授予。
韩振纪在1933年以前即任红13军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1933年任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这些职位都是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组织上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是经过全面而严格的审核，根据他的实际任职情况决定的。但韩振纪却固执地认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的职务履历表中，没有“师”这个字眼，据此就不能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只能授二级八一勋章，这次给他授一级八一勋章，是北京来的同志“把勋章带错了一枚”。尽管有的老战友劝他不必这么认死理儿，但他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佩戴两枚勋章参加典礼。以后一段时间，在一些重大外事场合，他只佩戴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而从不佩戴一级八一勋章。直到此后北京又送来一枚二级八一勋章，他才把这枚勋章挂在了胸前。 对韩振纪执意“让勋”之举，老战友们和家属都不理解，但韩振纪一律不予解释。在他心目中，什么职务、地位，尤其是个人荣誉，都是能让则让，他在填写自传职务时也“就低不就高”，从不搞无原则拔高的做法。
让 名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韩振纪的克己低调是出了名的。对此，与他熟悉的老同志大都有很深的印象。战争年代，他所在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五纵队及新四军第二师没有副司令、副师长，他身为参谋长，许多重要电文需经他手转至上下。在电文上署他的名字是需要他负责的，他从不避之，但有一些关系不大，特别是报功一类的，他认为署一大串领导无必要，有司令、政委签署即可，他往往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他这个参谋长不署名，于是下边各旅（分区）、团参谋长也效仿他，这种做法在韩振纪战斗过的部队约定俗成，成了惯例。
1957年9月，以聂荣臻元帅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方举行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等问题的政府间谈判。这次谈判比较成功，本来，聂帅拟派韩振纪携带文件紧急乘飞机专程返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各项目谈判情况，呈报和苏方协定的各个项目草案。韩振纪了解到雷英夫同志有意担当此任，当聂帅征求韩振纪的意见时，他表示雷英夫曾担任过叶帅及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因此由雷英夫回京向上面汇报更方便些，于是聂帅改派雷英夫代替韩振纪回国汇报。雷英夫回国后，向周总理做了详细报告，周总理认为代表团的谈判效果是良好的。
韩振纪从苏联归国后，主管全军军械工作，中央军委首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经常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如果允许，他就会派做具体工作的负责同志与会。他认为谁去对工作有利，就派谁去，同时也可以给军委首长提供了解这些同志的机会。
韩振纪与许多老前辈一样，终生谦虚谨慎，在任何场合包括在家里都不议论个人功劳，更不准别人宣扬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有些地方或部队作家采访他，想写他的革命历史，对此，他有个一贯的原则：多谈别人，少谈自己。他总是主动介绍老部队、老首长和老战友的事迹。他说，事情都是在上级领导下，大家一起完成的，他只是其中一员。韩振纪有个老战友历史贡献很大，但讲话喜欢吹吹呼呼，韩振纪对他说：“讲话也不能乱弹琴，年轻人不要学你这些。”他自己则是知道多少讲多少，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大仗就是大仗，小仗就是小仗，没打就是没打，绝不否认成绩和缺点，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
1950年，吴运铎开始闻名全国，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全国各地请他去作报告。韩振纪是吴运铎在新四军军工部、新四军第二师时的老首长，吴运铎在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时，曾把书稿送给韩振纪审阅。当韩振纪看到书里多处提到韩部长的培养及对军工事业的贡献时，便提笔把这些内容全部勾掉。
20世纪60年代，有位传记文学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讲述了他亦文亦武，从新四军军工部到东北军工部艰苦奋斗，组织领导生产武器弹药的事迹。韩振纪听说后，把这位作家请过来，取出稿子一看，题目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韩振纪脸色顿时沉下来。他说：“这篇文章不再看了，本人坚决不苟同！”韩振纪拒绝该作家用文学报道方式给他任何赞誉，并讲了他这样做的道理。这位作家原认为从韩振纪的经历看，称他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名副其实，但听韩振纪这样讲，对这位革命老前辈不由得由衷赞佩。
韩振纪等革命老前辈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忘名让利”，他们的精神弥足珍贵，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军队退休干部）
韩振纪（1905-1975），河北高邑人，是河北籍仅有的两位开国中将之一（另一位为孙毅）。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他历任军参谋处处长及副参谋长、红军学校副团长、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八路军旅及纵队参谋长、新四军军工部部长、抗大第五分校校长、新四军师参谋长、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工部部长、总后勤部车管部部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总参及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韩振纪身经百战，个性刚强，不贪功、不诿过、不争名利、不趋炎附势，为人正派，曾得到诸多将领赞誉。1940年12月，在曹甸战役中，由于多种原因，黄克诚被免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韩振纪作为纵队参谋长，深知在战役指挥上司令员并无过错，因而他不但不落井下石，还以个人名义给华中局、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保黄电报”，力请恢复黄克诚的职务。为此，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他个人的工作安排也曾一度受到影响。
让 职
韩振纪是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的优等生，从参谋、参谋处处长到参谋长，多年驰骋疆场，有过大兵团作战的参谋工作经验，从实践到理论都很有建树，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谋将”。1943年8月，在新四军第二师桂子山对日作战中，他领导的第二师参谋工作效率极高，使桂子山作战成为我军的一个经典战例。
1945年4月初，韩振纪奉新四军军部指令，担任新的军部军工部部长，在苏浙一带筹建军工生产。他随叶飞部渡江来到苏浙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孝丰井村。苏浙军区司令员是常胜将军粟裕，参谋长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刘先胜，抗战初期来到新四军，来苏中以前曾长期做政治工作。当时，这一地区军工建设规模很小，军部没有具体工作指示，也未调给干部，韩振纪无事可做，心里很不安。
粟裕司令员器重韩振纪，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韩振纪留下来任军区参谋长，参与组织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
在韩振纪短期任军区参谋长期间（1945年5月至7月），他曾就某些战法的具体问题向粟裕提出建设性建议：“对付大规模的固守之敌，即使调他不出来，仍可采用运动战的原则，多处扰敌，以乱其目，诱敌出动，选择重点，分割歼之。”他多次谈到大运动、小运动，大小结合、主动灵活这一类战斗原则。
粟裕司令员要韩振纪担任军区参谋长，手续上尚需经华中局、军部报中央批准。《赖传珠将军日记》记载：“6月13日，阴天。复韩振纪电，询其愿否留江浙军区（苏浙军区）任参谋长事。”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如军委直接下达任职命令，他只有服从，但现在组织上要事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这让他有些为难。从内心讲，他当然希望留在粟裕手下任职，这样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打几个大仗、硬仗，但这势必影响到原军区参谋长刘先胜的任职，因为刘先胜也很优秀、很有战斗经验，因此他不能表这个态。韩振纪处事的一贯原则：先想工作，先想他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在此情况下，他奉粟裕司令员之命返回军部汇报工作，同时交流对本人职务安排的意见。最终，韩振纪没有回到苏浙军区在粟裕司令员领导下工作，他按照军部新的指示，重新担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参谋长。
此后，战争发展，部队不断壮大，韩振纪的这一让职，对他一生的影响显而易见。为此，许多老战友为韩振纪感到遗憾，就连粟裕司令员也甚有不解。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当面询问时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韩振纪，当年是何原因不当他的参谋长？韩振纪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1945年11月，韩振纪任东北军工部首任部长，领导史无前例的军工大转移，创建四大军工基地。1947年9月，战争形势好转，东北局、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决定让韩振纪负责统管东北军工，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由资历更老的何长工同志担任东北军工的主管对工作更有利，便主动让职，推荐何长工担任军工部部长，自己任副部长。此后他只主管珲春基地的工作，在那里领导生产出第一门大炮，生产了大量炮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久，他服从组织调动，转到地方，被安排担任东北工业部机器局局长。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有了大发展，他的很多老部下当上了副军长、军长，有的则已经担任了兵团一级职务，而他的职务却越做越低。韩振纪到地方，其职务安排过低，老同志们看不过去，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当官，当初就不参加红军了！”
让 勋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安排，聂荣臻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
在授衔授勋仪式上，聂荣臻代表周恩来总理正式颁授韩振纪中将军衔（此前，由于工作需要，军委已先行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并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授勋后，其他军官感到无比光荣、自豪，韩振纪却一脸凝重。他认为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授高了。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含师）职以上的军官才能授予。
韩振纪在1933年以前即任红13军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1933年任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这些职位都是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组织上授予韩振纪一级八一勋章，是经过全面而严格的审核，根据他的实际任职情况决定的。但韩振纪却固执地认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的职务履历表中，没有“师”这个字眼，据此就不能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只能授二级八一勋章，这次给他授一级八一勋章，是北京来的同志“把勋章带错了一枚”。尽管有的老战友劝他不必这么认死理儿，但他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佩戴两枚勋章参加典礼。以后一段时间，在一些重大外事场合，他只佩戴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而从不佩戴一级八一勋章。直到此后北京又送来一枚二级八一勋章，他才把这枚勋章挂在了胸前。 对韩振纪执意“让勋”之举，老战友们和家属都不理解，但韩振纪一律不予解释。在他心目中，什么职务、地位，尤其是个人荣誉，都是能让则让，他在填写自传职务时也“就低不就高”，从不搞无原则拔高的做法。
让 名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韩振纪的克己低调是出了名的。对此，与他熟悉的老同志大都有很深的印象。战争年代，他所在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五纵队及新四军第二师没有副司令、副师长，他身为参谋长，许多重要电文需经他手转至上下。在电文上署他的名字是需要他负责的，他从不避之，但有一些关系不大，特别是报功一类的，他认为署一大串领导无必要，有司令、政委签署即可，他往往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他这个参谋长不署名，于是下边各旅（分区）、团参谋长也效仿他，这种做法在韩振纪战斗过的部队约定俗成，成了惯例。
1957年9月，以聂荣臻元帅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方举行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等问题的政府间谈判。这次谈判比较成功，本来，聂帅拟派韩振纪携带文件紧急乘飞机专程返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各项目谈判情况，呈报和苏方协定的各个项目草案。韩振纪了解到雷英夫同志有意担当此任，当聂帅征求韩振纪的意见时，他表示雷英夫曾担任过叶帅及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因此由雷英夫回京向上面汇报更方便些，于是聂帅改派雷英夫代替韩振纪回国汇报。雷英夫回国后，向周总理做了详细报告，周总理认为代表团的谈判效果是良好的。
韩振纪从苏联归国后，主管全军军械工作，中央军委首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经常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如果允许，他就会派做具体工作的负责同志与会。他认为谁去对工作有利，就派谁去，同时也可以给军委首长提供了解这些同志的机会。
韩振纪与许多老前辈一样，终生谦虚谨慎，在任何场合包括在家里都不议论个人功劳，更不准别人宣扬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有些地方或部队作家采访他，想写他的革命历史，对此，他有个一贯的原则：多谈别人，少谈自己。他总是主动介绍老部队、老首长和老战友的事迹。他说，事情都是在上级领导下，大家一起完成的，他只是其中一员。韩振纪有个老战友历史贡献很大，但讲话喜欢吹吹呼呼，韩振纪对他说：“讲话也不能乱弹琴，年轻人不要学你这些。”他自己则是知道多少讲多少，记不得就是记不得，大仗就是大仗，小仗就是小仗，没打就是没打，绝不否认成绩和缺点，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
1950年，吴运铎开始闻名全国，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全国各地请他去作报告。韩振纪是吴运铎在新四军军工部、新四军第二师时的老首长，吴运铎在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时，曾把书稿送给韩振纪审阅。当韩振纪看到书里多处提到韩部长的培养及对军工事业的贡献时，便提笔把这些内容全部勾掉。
20世纪60年代，有位传记文学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讲述了他亦文亦武，从新四军军工部到东北军工部艰苦奋斗，组织领导生产武器弹药的事迹。韩振纪听说后，把这位作家请过来，取出稿子一看，题目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韩振纪脸色顿时沉下来。他说：“这篇文章不再看了，本人坚决不苟同！”韩振纪拒绝该作家用文学报道方式给他任何赞誉，并讲了他这样做的道理。这位作家原认为从韩振纪的经历看，称他为“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名副其实，但听韩振纪这样讲，对这位革命老前辈不由得由衷赞佩。
韩振纪等革命老前辈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忘名让利”，他们的精神弥足珍贵，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军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