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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越时代和超越自我是90年来指引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追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分化、社会范式重构以及体制机制冲突，肩负执政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自身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强化社会整合能力，推进社会职能建构，实现从组织整合到社会整合、从体制职能到社会职能、从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的三个根本性转变，并在机构职能再造、意识形态整合、组织路线改进、社会组织引导等方面作出积极的改革和尝试。
关键词：执政党；转型；社会职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6-0075-0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纪元，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认真总结回顾党的历史，从中概括出指引她不断走向胜利的内在动因，思考和探究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发展和建设规律。纵观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地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引领社会历史的航船，体现了对时代的超越。同时，她自觉地推动党的建设和自我变革，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活力和先进性，体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中国共产党对于环境和时代的超越，引领中国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这种奇迹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也形成了一种倒逼性因素，推动着执政党不断去实现自我超越和变革。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必须像当年筚路蓝缕的年代一样，不为虚名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不为艰险所困，直面时代的挑战，勇敢地走出一条超越自我的转型变革之路。
一、社会转型与执政党面临的挑战
社会转型滥觞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30多年的时间里，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按照自身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推进，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经济政治资源分配格局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重新洗牌；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等软性要素既要不断适应结构性的变化，又必须保持对原有路径的某种依赖；社会体制与机制的碰撞不断加剧，使政策阻滞加剧且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总之，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社会结构分化嬗变，执政党的政治整合难度增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均主义分配策略建构了一个“去分层化”的社会，形成了两个阶级和两个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领导干部阶层和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巩固工农联盟使农民阶级成为依靠力量，通过建立统一战线使知识分子成为团结争取对象，并以党的基层组织网络、城乡户口身份制以及单位制，有效地实现了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和对公民社会的完全替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原来这种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嬗变，演化为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各界对于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尚存不少争议，但对原有社会结构已发生分化以及中间阶层或称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已有共识。
对于一个成熟社会来说，中间阶层的壮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一个转型社会，新阶层的产生却或多或少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带来冲击。尤其是对执政党来说，随着“党的组织网络”、“户籍身份”、“单位制”三大体制工具的式微，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日益成为执政党社会整合的薄弱环节。更为复杂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在掌握财富资源和话语权的基础上，其政治参与意愿也与日俱增，并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因此，加强对以新的社会阶层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整合，成为执政党非常迫切的政治任务。目前，这种整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作出政治安排和社会安排，让他们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团体职务，将其从体制外吸纳到体制内，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二是通过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重构涵盖整个社会的党组织网络。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这两种整合方式依然表现出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并没有针对现有社会结构作出政策或策略调整，其成效尚未得到充分显现。执政党整合从对象到内容到手段都亟待创新。
(二)社会范式颠覆重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日渐式微
与社会结构显著变迁相比，社会范式的转型是潜移默化但影响更加深远。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认为，范式是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是某一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范式的概念被移植到社会研究领域，被称为社会范式，即由世界观、价值观、认知体系、信念等构成的，具有系统性的人类思维规范和模式。社会范式是社会意识最本质、最抽象的概括，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范式是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忠孝、民本、均贫等思想，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近30年来，在市场丛林法则和现代商业文化的强力侵蚀下，这种既有的社会范式逐步被颠覆，那些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核心价值被部分社会成员所抛弃，因为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的逆向淘汰——抱守旧的社会范式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旧的范式被打破，而新的范式重构尚未完成。这种过渡性状况增加了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困难，意识形态的灌输受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同时，由于体制内宣传机构对社会公众认知能力的低估和漠视，加之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非主流价值和亚文化的兴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需要之间产生了断层。因此，如何降低和减轻社会转型进程中由于社会范式变迁而带来的痛苦和迷惘，充分发挥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的传统优势，就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关键环节。
(三)体制机制冲突妥协，执政党的政策整合阻滞加剧
体制和机制是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对时髦辞令，却有被曲解滥用之嫌。我们认为，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体制是对某一社会系统内组织职能和资源分配权力的制度设计；而机制则是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对体制框架的一种能动适应。在某种意义上，体制是静态、客观、显性的，而机制是能动、权变、隐性的，二者既有内在协调性，也会表现出矛盾和冲突。
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进体制改革，即通过政策整合和规则创制，重新调整政府、市场、企业、公民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形成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然而，改革的政策举措与既有社会环境形成的合力，虽然未必符合预设目标，但也并不屈从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存在，这就是机制在发挥效用。在改革初期，由于全社会共识水平较高，体制改革目标与运行机制之间协调性因素占据主导，因而各项改革政策比较容易得到贯彻落实；而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发生较大分化，对改革的目标也出现了认识差异，因 而导致体制设计与机制运行的冲突逐步显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开始蔓延，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出现阻滞和变异。因此，理顺体制和机制的关系，实现二者协调互动，也成为执政党转型的重要内容。
二、执政党转型的必然趋势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因应社会变迁的外部驱动，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转型势在必行。当前，执政党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引发的社会性力量增长。由于长期以来对行政化体制的过度依赖，执政党并没有为整合这些社会力量做好充分准备，社会工作尚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占据应有位置，社会职能缺位的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强化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推进党的社会职能建构，并最终实现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有机融合，应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必然趋势。执政党积极推进社会化转型要着眼于如下三个领域。
(一)从组织整合到社会整合
有效的组织系统和基层网络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建国以后，执政党通过一个精细的、科层制的组织网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单位制”，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强度控制。党的组织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核心，具有对各种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单位是党组织的外化和延伸，是执政党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脱离了单位进入社会，“单位制”逐步开始瓦解。显然，过去通行的组织整合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建立一个面向公民社会的整合方式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组织整合还是社会整合，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一体化，使社会体系内各部门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使社会体系达到相对均衡状态。而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强度不同。组织整合表现为刚性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按照一个标准模式行事，不符合规范的则被禁止；社会整合体现的是柔性引导，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公德，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整合范围不同。组织整合的范围囊括了组织系统中每个单位和个体，是直接整合；社会整合的范围主要是社会团体、公民组织及其代表人物，并通过他们影响社会成员，是间接整合。三整合手段不同。组织整合依靠的是思想灌输和行政命令；社会整合依靠的是价值劝导和利益协调。尽管组织整合和社会整合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就当下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而言，执政党从组织整合向社会整合转型更顺应时代的要求，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地位。
(二)从体制职能到社会职能
如果说整合方式的变革确立了执政党转型的基本路径，那么相关职能拓展则是执政党转型的关键环节。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体有三项职能：一是党建职能。它包括“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保持机体健康与活动、更好地领导国家政权的前提。二是体制职能。它包括国家政权建设、行政体系建设、军队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是执政党行使执政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三是社会职能。它包括构建核心价值、增强政治共识、团结社会精英、引导社会组织、协调阶层利益、社会政治录用、弘扬主流文化等。
过去我们强调“党的建设”，多是狭义地理解为党的“五位一体”自身建设。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党的建设”拓展到广义的范畴。在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只有党建职能和体制职能，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成员都被纳入了“单位体制”中，社会职能被体制职能和党建职能所覆盖。而现阶段，公民社会及新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体制职能已无法企及这些领域，执政党的社会职能被凸显出来。应该说，社会职能与体制职能一样，已经成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还在不断深化。执政党转型要以强化社会职能为重要内容，进一步增进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团结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建设，反映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不断促进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和谐。
(三)从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
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进政治社会化，即将体系内的主导政治意识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扩散和传播，以使其成员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并按照共同的模式进行政治活动。长期以来，执政党的社会政治化过程被称为群众工作，甚至通过统一战线对社会精英进行整合也被称之为“特殊的群众工作”。这种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将社会成员进行二元划分——党员和群众，前者是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先锋队，后者是需要被教育引导的普通人，群众工作就是前者对后者灌输革命思想、矫正落后行为。然而，当社会进入价值多元共存、公民权利平等的新时期，这种以“先进”教育“落后”为潜台词的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执政党推动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容易造成执政党和社会公众的疏离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握着知识话语权和社会财富并以社会精英自诩的新兴阶层来说，这种将其视为被教育引导对象的“歧视性”对待，非但无助于政治一体化，反而会引发这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既有体制的排斥和敌意。
因此，无论是从执政理念创新还是寻求广泛认同的角度，执政党的社会整合都必须实现从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的转变。执政党要顺应时代要求，学会做社会工作；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使自己成为社会工作者。执政党要深入基层民众中宣传政策、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和服务民生，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政治主张、推动社会整合。
三、执政党社会职能建构的政策建议
从政治国家到社会国家，是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和趋势，在新的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说明执政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为其社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就是要在发展思路和制度设计上推进执政党的社会职能建构。
(一)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中明确社会工作职能部门
执政党各级组织的职能部门都或多或少承担着某些社会职能，或者说都具备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比如，组织部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实现社会控制；宣传部通过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统战部通过团结各界代表人士增进社会认同等。但是，这种格局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缺乏科学规划，执政党社会建设系统性推进乏力。二是缺乏责任部门，无法针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为了推动执政党的社会化转型，并加强其对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的领导，必须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中明确一个社会工作职能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或者社会工作部。从历史上看，建国以前中共中央就曾设立过“社会部”和“城市工作部”。现实的情况是，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成立了党委社会工作部，中共珠海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于2011年5月正式挂牌，共青团北京市委也早已设立社会工作部。这些改革尝试也充分说明建立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样既可以统筹协 调整个党组织系统的社会管理工作，做到权界清晰、责任落实，又有利于从全局上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做出科学的布局和规划。考虑到增设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所造成的人员机构膨胀，建议可对党委统战部进行职能再造并更名为“社会工作部”，在保持原有职能基础上赋予其社会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责。
(二)改革创新适应社会心理需求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
执政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争取人心是关键。当前，执政党还没有从传统意识形态整合方式中完全解放出来，对转型社会公众心理的复杂现状认识不足，以致主流宣传机构所宣扬的崇高价值与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的社会价值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心理断层。因此，改革现有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创新执政党社会宣传的方式和途径刻不容缓。一是要确立共享的价值观体系。之所以提出共享价值而不是核心价值，是因为前者是社会思想道德的公约数，而后者是公倍数。对于执政党的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理应践行核心价值体系，以体现党的先进性；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则应适当降低价值标尺，确立一种符合人性本质和生活习俗的价值规范，以社会教育和公民教育代替政治教育，弥合社会心理鸿沟，坚守社会道德底线。二是要改进执政党的思想宣传方式。当前充斥主流媒体的御用秀才编造的廉价数字口号和“全面、完善、大力、深化、加强、健全、推进”等官气十足的“新党八股”，已经对执政党的社会思想整合造成了巨大伤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和践行的“人民语言”，应该重新回归到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执政党亟需创新一套新的宣传话语体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公众的期待。三是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思想整合评价体系。要彻底改变目前“自说白话”现状，及时准确掌握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思想宣传的反馈意见，科学评估宣传效果，提高执政党思想整合的能力和实效。
(三)重新审视和定位执政党的组织路线
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健全的基层组织网络是执政党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的前提与基础。随着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大量执政党成员向体制外流失，成为“口袋党员”和“隐性党员”。加之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制约了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执政党组织建设的总体思路。一是着力提高执政党成员的素质。苏共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成员的数量与党的战斗力并非一定成正比关系。事实上，目前8千多万党员的总体数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党员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在必要的时候，执政党须对其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将那些丧失信仰、脱离组织、作风不良的成员清除出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二是积极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新党章已经明确将社会主义建设者纳入组织发展对象，这是新时期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作为执政党成员，一方面可以为党凝聚人才、增添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党外人士，使执政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三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适应力。执政党必须提高基层组织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不断激发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执政党的组织网络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大显身手，发挥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
(四)积极有效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整合过程
现阶段，执政党的社会工作不能完全依赖行政架构，而要更多利用社会组织来实现整合；不能单纯依托行政资源，而是要更多地利用社会与市场资源进行国家治理；党员的组织网络不能仅限于支部及小组，而更多是要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党的活动也不能仅限于政治学习和发动，而是要更多地在服务社会中体现价值。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与市场组织，培育完善的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组织基础，通过以经济生活和私人事务为核心内容的市民社会来强化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真正构建均衡、和谐的党群关系。具体而言，一是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尽管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会对现有体制造成一些冲击，但如果我们政策举措得当，其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还是明显大于消极影响。相反，如果我们限制社会组织的合法有序发展，在体制性力量无法达到的广阔社会领域，就将给境外敌对势力、非法宗教组织、地下黑社会以及各种亚文化团体留下兴风作浪的空间。二是要发挥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与政府社团管理部门不同，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主要是通过对社团进行价值引导、思想教育，增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同时引导社团及成员有序参与政治、合理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并对具备条件的社团领袖给予政治录用。三是要将执政党的组织重构与社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要通过政策机制激励，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向社区和社团延伸，使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使每个党员都成为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
关键词：执政党；转型；社会职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6-0075-0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纪元，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认真总结回顾党的历史，从中概括出指引她不断走向胜利的内在动因，思考和探究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发展和建设规律。纵观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地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引领社会历史的航船，体现了对时代的超越。同时，她自觉地推动党的建设和自我变革，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活力和先进性，体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中国共产党对于环境和时代的超越，引领中国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这种奇迹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也形成了一种倒逼性因素，推动着执政党不断去实现自我超越和变革。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必须像当年筚路蓝缕的年代一样，不为虚名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不为艰险所困，直面时代的挑战，勇敢地走出一条超越自我的转型变革之路。
一、社会转型与执政党面临的挑战
社会转型滥觞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30多年的时间里，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按照自身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推进，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经济政治资源分配格局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重新洗牌；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等软性要素既要不断适应结构性的变化，又必须保持对原有路径的某种依赖；社会体制与机制的碰撞不断加剧，使政策阻滞加剧且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总之，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社会结构分化嬗变，执政党的政治整合难度增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均主义分配策略建构了一个“去分层化”的社会，形成了两个阶级和两个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领导干部阶层和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巩固工农联盟使农民阶级成为依靠力量，通过建立统一战线使知识分子成为团结争取对象，并以党的基层组织网络、城乡户口身份制以及单位制，有效地实现了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和对公民社会的完全替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原来这种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嬗变，演化为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各界对于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尚存不少争议，但对原有社会结构已发生分化以及中间阶层或称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已有共识。
对于一个成熟社会来说，中间阶层的壮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一个转型社会，新阶层的产生却或多或少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带来冲击。尤其是对执政党来说，随着“党的组织网络”、“户籍身份”、“单位制”三大体制工具的式微，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日益成为执政党社会整合的薄弱环节。更为复杂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在掌握财富资源和话语权的基础上，其政治参与意愿也与日俱增，并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因此，加强对以新的社会阶层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整合，成为执政党非常迫切的政治任务。目前，这种整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作出政治安排和社会安排，让他们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团体职务，将其从体制外吸纳到体制内，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二是通过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重构涵盖整个社会的党组织网络。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这两种整合方式依然表现出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并没有针对现有社会结构作出政策或策略调整，其成效尚未得到充分显现。执政党整合从对象到内容到手段都亟待创新。
(二)社会范式颠覆重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日渐式微
与社会结构显著变迁相比，社会范式的转型是潜移默化但影响更加深远。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认为，范式是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是某一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范式的概念被移植到社会研究领域，被称为社会范式，即由世界观、价值观、认知体系、信念等构成的，具有系统性的人类思维规范和模式。社会范式是社会意识最本质、最抽象的概括，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范式是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忠孝、民本、均贫等思想，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近30年来，在市场丛林法则和现代商业文化的强力侵蚀下，这种既有的社会范式逐步被颠覆，那些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核心价值被部分社会成员所抛弃，因为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的逆向淘汰——抱守旧的社会范式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旧的范式被打破，而新的范式重构尚未完成。这种过渡性状况增加了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困难，意识形态的灌输受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同时，由于体制内宣传机构对社会公众认知能力的低估和漠视，加之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非主流价值和亚文化的兴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需要之间产生了断层。因此，如何降低和减轻社会转型进程中由于社会范式变迁而带来的痛苦和迷惘，充分发挥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的传统优势，就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关键环节。
(三)体制机制冲突妥协，执政党的政策整合阻滞加剧
体制和机制是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对时髦辞令，却有被曲解滥用之嫌。我们认为，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体制是对某一社会系统内组织职能和资源分配权力的制度设计；而机制则是社会组织或社会成员对体制框架的一种能动适应。在某种意义上，体制是静态、客观、显性的，而机制是能动、权变、隐性的，二者既有内在协调性，也会表现出矛盾和冲突。
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进体制改革，即通过政策整合和规则创制，重新调整政府、市场、企业、公民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形成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然而，改革的政策举措与既有社会环境形成的合力，虽然未必符合预设目标，但也并不屈从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存在，这就是机制在发挥效用。在改革初期，由于全社会共识水平较高，体制改革目标与运行机制之间协调性因素占据主导，因而各项改革政策比较容易得到贯彻落实；而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发生较大分化，对改革的目标也出现了认识差异，因 而导致体制设计与机制运行的冲突逐步显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开始蔓延，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出现阻滞和变异。因此，理顺体制和机制的关系，实现二者协调互动，也成为执政党转型的重要内容。
二、执政党转型的必然趋势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因应社会变迁的外部驱动，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转型势在必行。当前，执政党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引发的社会性力量增长。由于长期以来对行政化体制的过度依赖，执政党并没有为整合这些社会力量做好充分准备，社会工作尚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占据应有位置，社会职能缺位的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强化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推进党的社会职能建构，并最终实现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有机融合，应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必然趋势。执政党积极推进社会化转型要着眼于如下三个领域。
(一)从组织整合到社会整合
有效的组织系统和基层网络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建国以后，执政党通过一个精细的、科层制的组织网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单位制”，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强度控制。党的组织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核心，具有对各种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单位是党组织的外化和延伸，是执政党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脱离了单位进入社会，“单位制”逐步开始瓦解。显然，过去通行的组织整合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建立一个面向公民社会的整合方式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组织整合还是社会整合，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一体化，使社会体系内各部门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使社会体系达到相对均衡状态。而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强度不同。组织整合表现为刚性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按照一个标准模式行事，不符合规范的则被禁止；社会整合体现的是柔性引导，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公德，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整合范围不同。组织整合的范围囊括了组织系统中每个单位和个体，是直接整合；社会整合的范围主要是社会团体、公民组织及其代表人物，并通过他们影响社会成员，是间接整合。三整合手段不同。组织整合依靠的是思想灌输和行政命令；社会整合依靠的是价值劝导和利益协调。尽管组织整合和社会整合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就当下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而言，执政党从组织整合向社会整合转型更顺应时代的要求，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地位。
(二)从体制职能到社会职能
如果说整合方式的变革确立了执政党转型的基本路径，那么相关职能拓展则是执政党转型的关键环节。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体有三项职能：一是党建职能。它包括“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保持机体健康与活动、更好地领导国家政权的前提。二是体制职能。它包括国家政权建设、行政体系建设、军队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是执政党行使执政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三是社会职能。它包括构建核心价值、增强政治共识、团结社会精英、引导社会组织、协调阶层利益、社会政治录用、弘扬主流文化等。
过去我们强调“党的建设”，多是狭义地理解为党的“五位一体”自身建设。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将“党的建设”拓展到广义的范畴。在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只有党建职能和体制职能，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成员都被纳入了“单位体制”中，社会职能被体制职能和党建职能所覆盖。而现阶段，公民社会及新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体制职能已无法企及这些领域，执政党的社会职能被凸显出来。应该说，社会职能与体制职能一样，已经成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还在不断深化。执政党转型要以强化社会职能为重要内容，进一步增进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团结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建设，反映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不断促进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和谐。
(三)从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
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进政治社会化，即将体系内的主导政治意识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扩散和传播，以使其成员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并按照共同的模式进行政治活动。长期以来，执政党的社会政治化过程被称为群众工作，甚至通过统一战线对社会精英进行整合也被称之为“特殊的群众工作”。这种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将社会成员进行二元划分——党员和群众，前者是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先锋队，后者是需要被教育引导的普通人，群众工作就是前者对后者灌输革命思想、矫正落后行为。然而，当社会进入价值多元共存、公民权利平等的新时期，这种以“先进”教育“落后”为潜台词的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执政党推动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容易造成执政党和社会公众的疏离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握着知识话语权和社会财富并以社会精英自诩的新兴阶层来说，这种将其视为被教育引导对象的“歧视性”对待，非但无助于政治一体化，反而会引发这个群体对执政党和既有体制的排斥和敌意。
因此，无论是从执政理念创新还是寻求广泛认同的角度，执政党的社会整合都必须实现从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的转变。执政党要顺应时代要求，学会做社会工作；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使自己成为社会工作者。执政党要深入基层民众中宣传政策、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和服务民生，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政治主张、推动社会整合。
三、执政党社会职能建构的政策建议
从政治国家到社会国家，是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和趋势，在新的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说明执政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为其社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就是要在发展思路和制度设计上推进执政党的社会职能建构。
(一)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中明确社会工作职能部门
执政党各级组织的职能部门都或多或少承担着某些社会职能，或者说都具备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比如，组织部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实现社会控制；宣传部通过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统战部通过团结各界代表人士增进社会认同等。但是，这种格局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缺乏科学规划，执政党社会建设系统性推进乏力。二是缺乏责任部门，无法针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为了推动执政党的社会化转型，并加强其对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的领导，必须在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中明确一个社会工作职能部门——社会工作委员会或者社会工作部。从历史上看，建国以前中共中央就曾设立过“社会部”和“城市工作部”。现实的情况是，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成立了党委社会工作部，中共珠海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于2011年5月正式挂牌，共青团北京市委也早已设立社会工作部。这些改革尝试也充分说明建立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样既可以统筹协 调整个党组织系统的社会管理工作，做到权界清晰、责任落实，又有利于从全局上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做出科学的布局和规划。考虑到增设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所造成的人员机构膨胀，建议可对党委统战部进行职能再造并更名为“社会工作部”，在保持原有职能基础上赋予其社会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责。
(二)改革创新适应社会心理需求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
执政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争取人心是关键。当前，执政党还没有从传统意识形态整合方式中完全解放出来，对转型社会公众心理的复杂现状认识不足，以致主流宣传机构所宣扬的崇高价值与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的社会价值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心理断层。因此，改革现有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创新执政党社会宣传的方式和途径刻不容缓。一是要确立共享的价值观体系。之所以提出共享价值而不是核心价值，是因为前者是社会思想道德的公约数，而后者是公倍数。对于执政党的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理应践行核心价值体系，以体现党的先进性；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则应适当降低价值标尺，确立一种符合人性本质和生活习俗的价值规范，以社会教育和公民教育代替政治教育，弥合社会心理鸿沟，坚守社会道德底线。二是要改进执政党的思想宣传方式。当前充斥主流媒体的御用秀才编造的廉价数字口号和“全面、完善、大力、深化、加强、健全、推进”等官气十足的“新党八股”，已经对执政党的社会思想整合造成了巨大伤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和践行的“人民语言”，应该重新回归到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执政党亟需创新一套新的宣传话语体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公众的期待。三是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思想整合评价体系。要彻底改变目前“自说白话”现状，及时准确掌握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思想宣传的反馈意见，科学评估宣传效果，提高执政党思想整合的能力和实效。
(三)重新审视和定位执政党的组织路线
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和健全的基层组织网络是执政党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的前提与基础。随着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大量执政党成员向体制外流失，成为“口袋党员”和“隐性党员”。加之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制约了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执政党组织建设的总体思路。一是着力提高执政党成员的素质。苏共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成员的数量与党的战斗力并非一定成正比关系。事实上，目前8千多万党员的总体数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党员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在必要的时候，执政党须对其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将那些丧失信仰、脱离组织、作风不良的成员清除出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二是积极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新党章已经明确将社会主义建设者纳入组织发展对象，这是新时期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作为执政党成员，一方面可以为党凝聚人才、增添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党外人士，使执政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三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适应力。执政党必须提高基层组织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不断激发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执政党的组织网络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大显身手，发挥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
(四)积极有效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整合过程
现阶段，执政党的社会工作不能完全依赖行政架构，而要更多利用社会组织来实现整合；不能单纯依托行政资源，而是要更多地利用社会与市场资源进行国家治理；党员的组织网络不能仅限于支部及小组，而更多是要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党的活动也不能仅限于政治学习和发动，而是要更多地在服务社会中体现价值。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与市场组织，培育完善的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组织基础，通过以经济生活和私人事务为核心内容的市民社会来强化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真正构建均衡、和谐的党群关系。具体而言，一是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尽管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会对现有体制造成一些冲击，但如果我们政策举措得当，其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还是明显大于消极影响。相反，如果我们限制社会组织的合法有序发展，在体制性力量无法达到的广阔社会领域，就将给境外敌对势力、非法宗教组织、地下黑社会以及各种亚文化团体留下兴风作浪的空间。二是要发挥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与政府社团管理部门不同，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主要是通过对社团进行价值引导、思想教育，增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同时引导社团及成员有序参与政治、合理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并对具备条件的社团领袖给予政治录用。三是要将执政党的组织重构与社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要通过政策机制激励，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向社区和社团延伸，使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使每个党员都成为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