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已经10年了。这10年每走一步，都是风风雨雨，成绩得来不易。
　　特区成立不久，连续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型性肺炎等重大灾难，但香港特别行政区都能化险为夷，闯过难关。这些灾害集中在特区成立的头5年出现，损害之大，牵涉之广，持续之长，为香港开埠160多年所罕见。假如在港英管治时期发生，单凭香港的力量无法应付。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最困难的时候，都是祖国给予及时有力的支持。
　　
　　亟待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回归以来，香港总有一批人事事反对特区政府，令香港许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中国的国力愈来愈强大，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美英不得不面对现实。许多香港同胞说：“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的贯彻执行，国家强大才可以保证基本法在香港成功实践。”更有一些同胞说：“如果用2007年的中国国家实力去谈判，形势会好得多，起码，香港不会发生凡事都吵吵嚷嚷的情况。”
　　回顾这10年，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并不融洽。回归之后，由立法会制定的立法会议事规则出了问题，让香港的反对派议员在议事方面可超越基本法授予的权利。关于影响到特区政府的政治体制、政策和财政预算的提案，立法会议员不能以私人动议方式提出；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立法会议员也不能提出提案。这些议论题目，本应经过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才可以讨论，不应临时口头提出，要求辩论。但这些规定从未执行，无形中增大了反对派的势力。
　　政府资源的分配，应有利于参加建制的力量，以利于培训人才和社会发展。但是，回归10年来，反对派却可以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去反对政府；支持政府的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却得不到政府应有的资源配合。职业培训资源、宣传的资源、志愿机构的资源、文娱体育的资源、委任议员的资源，都安排得不甚明白。最明显的是香港电台，大部分的广播时间甚至节目主持人，都被反对派政党的人物把持占领。香港电台一年的经费5亿多元，浪费非常严重。
　　和谐社会建基于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在SARS疫症之后，香港的经济陷入了低谷，失业严重，市民对前景焦虑不堪，这个时期，政府更应全力推动经济复苏，而不应分散精力，讨论一些可能令社会出现分歧的政治问题。先促进经济，后政治争论，或避免政治争论，是施政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个问题以前解决得不好。
　　
　　审时度势与把握机遇
　　
　　审时度势然后作出判断、制定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审时度势？这就要自下而上听取意见，先经过一定程序收集社会意见，然后制定白皮书，进行咨询，补充归纳之后，再制定政策。回归之后，由于执政的经验不足，所以很多决策是由决策局关起门来制定的。这是精英政治的缺陷。精英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无所不晓，实际上与群众的思维诉求完全不一样。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执行效果很差。举一个例子，教统局推行母语教育和教育改革，方向不错，但是如何贯彻，没有征求家长的意见，就推出了114家英文中学、300多家中文中学的实施办法，结果把中学分成两等，中文中学变成了劣等学校，家长不满意、教师不满意、学生不满意，人人都说母语教育的实施方法不好。西九龙文娱中心，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硬是要建一个天蓬，建费80亿元，以后每一年起码花5亿元作为维修费。曾荫权事后总结经验，感到要走出礼宾府，听取基层的意见，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制定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的决策来自伦敦，智囊团来自伦敦。香港的公务员只是优秀的执行者。回归之后，局长负责制定政策，缺乏智囊团支持，倍感吃力。总的来说，新生的特区政府缺乏制定政策的编制和人才，智囊团“先天不足”，要弥补这个不足就应该建立一些半官方式的研究机关，让专职研究人员和社会兼职人员一起工作，吸纳各个大学的专家学者，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回归之后，基建工作严重滞后。这同陈方安生一类的决策人物“一国两制边界不能模糊”的思路有关。香港一方面希望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却把酒店计划窒息，这完全是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结果。
　　CEPA安排也好，旅客自由行也好，都是一种外部辅助的措施，解决不了香港内部经济竞争力的问题，解决不了香港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这些事情必须由香港人自己去做。香港人一定要思考，中国经济崛起是必然的，香港可以在这个进程中为中国提供什么，自身又能得到怎样的机遇，怎样制定产业政策，怎样利用中国的崛起发挥香港的优势。这些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是香港回归10年以来最大的不足。
　　
　　“50年不变”不等于一成不变
　　
　　
　　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到来，需要香港的管治方式、管治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香港有不少人，仍然肤浅地理解“50年不变”，希望管治架构不变，管治水平不变，决策的速度不变，这其实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同新加坡一比较，同广州深圳一比较，就发现香港像古老的化石一样，没有变化没有进步，步步落后于人，但是自我感觉相当好，还说是“如果香港改变了原来的架构和管治水平，香港就失真了，失去了以前的所有优点了”。面对竞争，这是不是一种不求上进的态度？
　　互联网和新式的物流技术相结合，已改变了全球的贸易形态和方式。以前因为内地的闭关自守政策，香港可以成为内地对外中介商业港，内地一半的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可依靠香港取得。今天中国全面开放，并且加入了世贸协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世界500家最有竞争力最有效率的企业已经在内地安家落户，摇身一变成了香港的竞争对手。香港再也不能依靠中间贸易赚钱了。香港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热点，需要创造新的产业，也必然要采取刺激措施。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的新政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二战后，欧洲百废待举，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力地刺激了欧洲经济复苏、刺激了新的产业。资本主义历史证明，推动经济发展除了无形之手外，政府的有形之手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新加坡政府、日本政府、韩国政府、美国政府对信息产业和电子业都有推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但香港仍有人怀念殖民地时代的“政府不干预政策”，这实在是一种虚幻的错觉。其实殖民地时代，并不是没有扶持和刺激制造业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开放边界，实行抵垒政策，大量吸收珠江三角洲的廉价劳动力到香港，用公帑大量兴建徙置区大厦，降低制造业工资，兴建政府工业大厦，刺激山寨型工厂发展，扶持中小企业，拨出场地每年一度举行工业展览会，提倡香港人用香港货，这都是干预和支持措施。
　　只要特区政府对应扶持的产业有政策倾斜，新的经济产业就会发展起来。香港要成为产品研发中心、工厂管理中心、物流业管理指挥中心、知识产权转让和仲裁中心、跨国企业管理中心，都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要动用一些公帑，要有一些入境优惠政策，要有一些半官方机构在推动。新加坡利用淡马锡公司，很好地利用富余的外汇储备，收购海外公司和资产，收购外国技术，推动新产业和新的增长热点，也拓宽了本国的经济连系，每年的回报率达17%；但是香港今天仍然把巨额的、超过维护港币稳定的外汇基金放在金融管理局，不能协助香港产业转型，每年的回报率仅3%~5%。这种对于全世界流动性过剩而造成的资产升值效应无动于衷的态度，实在令人遗憾和惋惜。
　　
　　“港人治港”应当怎样理解
　　
　　香港的公务员长于行政管理，却忽视利用利益机制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保证决策的实现。在内地，决策者非常重视政策的运用，重视给予政策，重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在香港，公务员推动目标的落实，往往使用行政命令，增加表格的填写，增加会议，增加检查和考试。以母语教育和教育改革为例，主事者没有把教师作为同盟军，而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层层下达指令，下面还未完成工作，新的任务又再下达；让教师疲于奔命，还需面对甄别考试下岗、失去职业的威胁。这种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做法，把同盟军驱向了反对派所把持的“教协”，壮大了反对力量。教统局虽然花了几十亿元，鼓励优质教育，但没有效果。假如改为母语教育比赛，改为奖励推动母语教育有成绩的学校，或者对于愿意在校际间推行先进教育模式的优质教师给予一定的津贴，政府和企业联合招考新雇员时，强调中英文写作的测试，母语教育和优质教育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反抗。
　　港人治港，就是以港人为主体集体制定政策，解决香港遇到的新问题。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争取香港各界人士参与的过程。过去每制定一项政策，往往聘请外国顾问公司，把外国一些不可能、不适合移植到香港的政策或者方案写成报告书，咨询意见程序每每走过场。香港有400多个这样的咨询委员会，也有区议会，问题是政府怎样统筹、推动这些架构去培养人才，吸纳有才能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加，真正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也即公务员和各界别港人一起制定政策。当然，陈方安生当政务司长时，根本没有这种民主气氛，也没有依靠群众的精神。
　　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也是港人治港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一项决策，都牵涉不同阶层的利益。基本法虽然强调了“均衡参与”，但特区政府在决策或行政工作中，还应多听取不同阶层的意见，减少闭门造车，减少利益的不平衡。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文汇报》第一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