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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
[关键词]边政学；汪洪亮；学术转型；边疆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2-0065-04
作者简介：龙伟（1980-），男，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四川 绵阳 621010
学界向来有一种不成文的崇尚，学问深藏于象牙塔中，自有其独立之地位，须与政治、时势保持相当之距离，似乎唯如此，方可保持学问思想之自由，而获独立之判断以趋近真理。不过，学问又显与政治无法须臾分离，学问之发展及学人之见解多与政治、时势有密切之关联。学术潮流，浩浩荡荡，虽不乏自在之规律，却也时受政局、时势影响，并无法超越时代而独存。故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学问要“预流”之说，蒙文通则有“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两者立意虽视角不同，然其意大抵均揭示了学问的眼界与方法，显示出学术与时势的内在关联。
近世受西学之影响，中国学问由传统“四部之学”，吸收西方学术的分科方法转向“七科之学”，初步建立起较为近代的学术体系。陈平原曾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衡量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认定1927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键时刻”，其理由是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已确立新的学术范式，已勘定基本学科及命题，不少影响深远的大学者也已登场其间。[1]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进程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影响极为深远。其间，不少学科自西徂东，顺利完成了“学术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从而奠立了各学科的学理基础。亦有不少学科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学科发展因人因事迫于中缀。抗战期间于复兴西南边疆的政治口号中兴起的边政学即是后者之典型。
边政学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兴起边疆研究的第二次大浪潮背景下创设的旨在对边疆政治加以系统研究的一门学问。作为曾经兴盛一时却早已逝去的学科，边政学在今日并不为人所熟知。汪洪亮君近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即以此“失语”之学科为对象，探索民国边政学的发展历程。是著虽名之为“边政与边政学”，读者一般会认为应对民国边疆治理与边政学研究并重处理，而究其实，则是重“学”而轻“政”，只是以“边政”作为“学”之场域与语境，实在刻画“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若以“边政”入目，该著作可谓离题甚远，然若以“边政学”经心，则不失为学科史的佳作。读罢是书，掩卷而思，以下几个方面运思独特，受益匪浅，谨识于后。
汪著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放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在学术演进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勾勒边政学的兴衰历程，所思深远，令人印象深刻。受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之刺激，清末学者异常重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将1845-1945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特别提及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乃是中国史学第一阶段的史学趋势之一。不过这一阶段，“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道路，继续此前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2]换言之，此时期边疆史地研究不脱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范围与学术轨迹，尚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直至近世西学涌入，在近代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学问影响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始得以朝向科学化的现代学科方向转换。汪著以边政学为切入点，仔细梳理了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政治重心西移的时局之中，偏安西南（部分在西北）的各科学者如何构建边政学的学术努力，尤其凸显了以杨成志、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如何参酌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边政学学科基础的努力，显示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还是在研究团体与发布渠道上，皆非清代中叶之西北史地学可比。此种将边政学放置在历史语境与学科史脉络之中的书写手法，不仅有助于准确定位边政研究与边政学的学科位置，彰显学术与政治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认识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术界从努力“与世界学术接轨”到“学术中国化”的思潮演变，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实践历程。
此外，作者特别强调从边疆政治的视角，展现民国政治对学术的介入与影响。汪著注意到民国边政学乃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因此边政学乃是研究民国时期政、学关系的极佳个案。国民政府西迁以降，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忽而跃升成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其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政府与民间均寄予厚望。职是之故，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鼓励下，国内兴起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热潮，乃有“边政学”创设之可能。汪著以晓畅的叙事，清晰勾勒出民国“边政学”与抗战后期边疆政治的内在关系，并对顾颉刚、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李安宅、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张其昀、谭其骧、杨成志等近代学人在该学科的学术创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作了有别于其他学术史书写的绍介与研究，重新拾取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的这段学术史记忆。显然，边政研究的兴起与边疆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唯有把握住抗战军兴历史语境下的政、学关系，才有可能清楚认识边政学的发展脉络。由是思之，汪著之所以以《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命名，苦苦不肯舍去题目中容易误解生疑的“边政”一词，恐怕正是因为作者早已洞察其时政、学关系的要害，乃是事出有因的不得已之举。 更值得一书的是，对于遮蔽已久的民国“边政学”，汪著重建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轨迹与基本面貌，这无异于是对历史遗迹的“重新发现”。汪著系统论述了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及《边政公论》的创刊与运行，并从人类学者杨成志、吴文藻二人经典论著出发分析了二人构建的边政学科体系，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各高校边政课程和专业的设置情况，从而使得这门被遗忘的学科得以被重新“发现”。汪著对20世纪40年代“边政学”的重新发现，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当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汪著于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之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
作者自述该书的研究思路有三点，就是在对民国时期边政学兴起及其成果进行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索边疆研究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程，二是从文本与语境互动的角度考察边政研究与边疆政治的关系演进，三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若以此思路观之，汪著显然较好地贯彻了上述思路，全书基本上是以上述思路展开，较好地完成预定之计划。但设若将上述思路视为一种理想之标准来加以衡量，则该研究仍有不小的空间值得探索。
作者将边政学的考察放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脉络中，尝言试图探索边疆研究如何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程，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设问。但如果细思之，假定边疆研究存在着作者所说的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过程，那么边政学的传统何在呢？汪著之重心在于重构民国边政学的“今生”，且详细叙述了边政学兴起之进程，却忽略了“边政学”的前世？这当然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只是作者在叙述之初，大抵预设了从传统而至现代的叙述脉络，因而遮蔽了对“边政学”传统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如果真存在此种传统的话，那么对“边政学”传统的追问便相当重要，因为它不仅提示了作为现代边缘学科的边政学可资倚靠的传统学术资源和学术根基，亦可在与现代学科的对比中显示出转型的面相与方式，解答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如何建立起关联性的核心问题。诚然，汪著对边政学兴起的过程作了较多的论述，但不难看到这些面相大抵都是来自于政治与时局，可归咎于时代的外部刺激，至于学科建设的内部驱动若何则着墨甚少，以至较难辨析边疆研究的传统与现代间具体的衔接转换过程。另外，此种追问或许还蕴含了另一个重要疑问，“边政学”之于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到底是嫁接性的创造转型，还是直接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移植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之边地？抑或说，边政学之兴起只是民国学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借用西方现代学术标准对边疆的历史、民族、语言的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整理，用以认识、评价和发展边疆的工具？汪著已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已极具声势，其学科体系、理论方法都已相对成熟，并有不同程度的丰富与表达。汪著显然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视为创设“边政学”的一个重要资源。那么，此种“创设”究竟是清季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从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呢？
此外，作者亦试图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汪著以较大篇幅考察了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涌入之后，中国学人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将西学“中国本土化”的努力，这显然对理解边政学的建立是极为必要的。然而，这一叙述却并未清楚区隔人类学、民族学与社学会与边政学的彼此关系？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除了为边政学提供学术资源之外，这几者之间是否存在学科性的竞争与冲突，边政学又有否自我的学科“疆界”？一门学科的独立，显然需区别、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然而从“边政学”创设之初，该学科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即难以厘清，除研究领域界定为“边疆”外，在汪著中较难看到几门学科在研究规范与语言系统上彼此明显的学术区隔与差异。以领军性的人物吴文藻先生为例，吴氏在《边政学发凡》中所论“边政学”，所指究竟为何，可能尚成疑问。不少学者就指出，吴文藻提倡的边政学，其实是其“民族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表达了反对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民族学的观点，将民族学中国化理论引到了实际应用的道路上。汪著在表述中亦多次提及“边政学”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并对国外学者将边政学的繁荣视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亦表赞同。然而，如果边政学仅仅是民族学的本土化实践，边政学与人类学只存在“民族性”的差异的话，那么边政学也就丧失掉了其学术的独立性，显然难以形成自我的学术话语，不足以构建出新的学科体系。同样的问题，对于那些学术群体中的学人来说，其自我的学术认同与自我定位又如何呢，汪著所提及的“边政学”的开创性人物吴文藻与杨成志，是人类学者、民族学家，抑或是边政学者？
上述的问题看似并无太多勾联，实则关乎“边政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亦与边政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不同学术命运相关联。在笔者看来，尽管政治与时局对学术有重要之影响，但任何学科发展离开学术内在的生命驱动力，行亦弗远。1942年，吴文藻发表《边政学发凡》时，其时边政学仍属倡言创设之阶段，吴氏亦提及应将边政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至1944年，中央大学与西北大学已设置边政学系，此时边政学一门已有职业化的学者群体、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专门的学术刊物，这些均可视为边政学构建的标志性成果。然而，作为一门学科，边政学的学科属性为何，其学科的本质性质和特点何在，这些问题汪著虽有论及，但却较为约略。库恩在他经典的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用“范式”和“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来界定“学科”，他认为一门学科就有“一个范式支配，或称‘学科基质’规定”，学科基质的主要成分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共有价值和范例”。[3]学科的特征就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概念与范式）和研究规范上。[4]学科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学科的主体性价值，是学科的学术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形态。设若以上述标准来衡量，民国边政学学科属性则相对有些模糊不清。故此，作者在叙述中若无明确界定边政学的疆界，那么对读者而言，似乎很难厘清边政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彼此关系与界限，亦无法为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提供实质之证据，进而势必影响到对边政学发展进程的学术判断。
蒙文通曾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对于学科史的研究，作者与读者的兴趣自然大多在波澜起浮之处。就边政学来说，汪著对于民国时期边政学之创设已有详尽论述。然而对于读者而言，我们或许还想了解，为何边政学在1948年陡然消亡。这其中，除政治的因素而外，“边政学”学科属性的模糊与不明是否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汪著论述之重点在于“边政学”之勃兴，却对边政学兴起后之进程以及最后中辍论述不多，收尾显得略为匆促。对读者而言，就好比看了一出精彩的电视剧，迭至高潮，结尾却留下了诸多悬疑，多多少少便留下了些许遗憾。
总的看来，作为一门迅速兴起，而又迅速衰亡的学科，边政学之命运显与近代边政格局有着密切之互动，学术与政治的纠葛，是幸，抑或不幸，边政学不失为理解民国政、学关系的典型个案。边政学之兴，显与抗战军兴以降，西南边疆在整个国家政治、文化语境中地位的不断抬高密切相关。然而，迨至20世纪40年代末，国家建设重心东移，西部边疆再度被边缘化，是以边政学亦同时势微。诚如作者所言：边政学的兴起、衰落及中辍，最可反映此类应时而生的“显学”，恰是最易受时局变化影响的“险学”。边政学之沉浮转折，兴衰成败，皆因时势之转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掩卷思之，得之，失之，真是让人嘘唏不已。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3-168.
[4]李光，任定成.交叉学科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37-55.
收稿日期：2014-11-24 责任编辑：许瑶丽
[关键词]边政学；汪洪亮；学术转型；边疆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2-0065-04
作者简介：龙伟（1980-），男，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四川 绵阳 621010
学界向来有一种不成文的崇尚，学问深藏于象牙塔中，自有其独立之地位，须与政治、时势保持相当之距离，似乎唯如此，方可保持学问思想之自由，而获独立之判断以趋近真理。不过，学问又显与政治无法须臾分离，学问之发展及学人之见解多与政治、时势有密切之关联。学术潮流，浩浩荡荡，虽不乏自在之规律，却也时受政局、时势影响，并无法超越时代而独存。故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学问要“预流”之说，蒙文通则有“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两者立意虽视角不同，然其意大抵均揭示了学问的眼界与方法，显示出学术与时势的内在关联。
近世受西学之影响，中国学问由传统“四部之学”，吸收西方学术的分科方法转向“七科之学”，初步建立起较为近代的学术体系。陈平原曾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衡量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认定1927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键时刻”，其理由是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已确立新的学术范式，已勘定基本学科及命题，不少影响深远的大学者也已登场其间。[1]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进程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影响极为深远。其间，不少学科自西徂东，顺利完成了“学术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从而奠立了各学科的学理基础。亦有不少学科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学科发展因人因事迫于中缀。抗战期间于复兴西南边疆的政治口号中兴起的边政学即是后者之典型。
边政学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兴起边疆研究的第二次大浪潮背景下创设的旨在对边疆政治加以系统研究的一门学问。作为曾经兴盛一时却早已逝去的学科，边政学在今日并不为人所熟知。汪洪亮君近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即以此“失语”之学科为对象，探索民国边政学的发展历程。是著虽名之为“边政与边政学”，读者一般会认为应对民国边疆治理与边政学研究并重处理，而究其实，则是重“学”而轻“政”，只是以“边政”作为“学”之场域与语境，实在刻画“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若以“边政”入目，该著作可谓离题甚远，然若以“边政学”经心，则不失为学科史的佳作。读罢是书，掩卷而思，以下几个方面运思独特，受益匪浅，谨识于后。
汪著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放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在学术演进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勾勒边政学的兴衰历程，所思深远，令人印象深刻。受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之刺激，清末学者异常重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将1845-1945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特别提及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乃是中国史学第一阶段的史学趋势之一。不过这一阶段，“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道路，继续此前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2]换言之，此时期边疆史地研究不脱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范围与学术轨迹，尚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直至近世西学涌入，在近代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学问影响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始得以朝向科学化的现代学科方向转换。汪著以边政学为切入点，仔细梳理了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政治重心西移的时局之中，偏安西南（部分在西北）的各科学者如何构建边政学的学术努力，尤其凸显了以杨成志、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如何参酌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边政学学科基础的努力，显示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还是在研究团体与发布渠道上，皆非清代中叶之西北史地学可比。此种将边政学放置在历史语境与学科史脉络之中的书写手法，不仅有助于准确定位边政研究与边政学的学科位置，彰显学术与政治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认识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术界从努力“与世界学术接轨”到“学术中国化”的思潮演变，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实践历程。
此外，作者特别强调从边疆政治的视角，展现民国政治对学术的介入与影响。汪著注意到民国边政学乃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因此边政学乃是研究民国时期政、学关系的极佳个案。国民政府西迁以降，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忽而跃升成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其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政府与民间均寄予厚望。职是之故，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鼓励下，国内兴起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热潮，乃有“边政学”创设之可能。汪著以晓畅的叙事，清晰勾勒出民国“边政学”与抗战后期边疆政治的内在关系，并对顾颉刚、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李安宅、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张其昀、谭其骧、杨成志等近代学人在该学科的学术创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作了有别于其他学术史书写的绍介与研究，重新拾取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的这段学术史记忆。显然，边政研究的兴起与边疆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唯有把握住抗战军兴历史语境下的政、学关系，才有可能清楚认识边政学的发展脉络。由是思之，汪著之所以以《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命名，苦苦不肯舍去题目中容易误解生疑的“边政”一词，恐怕正是因为作者早已洞察其时政、学关系的要害，乃是事出有因的不得已之举。 更值得一书的是，对于遮蔽已久的民国“边政学”，汪著重建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轨迹与基本面貌，这无异于是对历史遗迹的“重新发现”。汪著系统论述了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及《边政公论》的创刊与运行，并从人类学者杨成志、吴文藻二人经典论著出发分析了二人构建的边政学科体系，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各高校边政课程和专业的设置情况，从而使得这门被遗忘的学科得以被重新“发现”。汪著对20世纪40年代“边政学”的重新发现，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当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汪著于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之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
作者自述该书的研究思路有三点，就是在对民国时期边政学兴起及其成果进行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索边疆研究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程，二是从文本与语境互动的角度考察边政研究与边疆政治的关系演进，三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若以此思路观之，汪著显然较好地贯彻了上述思路，全书基本上是以上述思路展开，较好地完成预定之计划。但设若将上述思路视为一种理想之标准来加以衡量，则该研究仍有不小的空间值得探索。
作者将边政学的考察放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脉络中，尝言试图探索边疆研究如何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程，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设问。但如果细思之，假定边疆研究存在着作者所说的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过程，那么边政学的传统何在呢？汪著之重心在于重构民国边政学的“今生”，且详细叙述了边政学兴起之进程，却忽略了“边政学”的前世？这当然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只是作者在叙述之初，大抵预设了从传统而至现代的叙述脉络，因而遮蔽了对“边政学”传统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如果真存在此种传统的话，那么对“边政学”传统的追问便相当重要，因为它不仅提示了作为现代边缘学科的边政学可资倚靠的传统学术资源和学术根基，亦可在与现代学科的对比中显示出转型的面相与方式，解答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如何建立起关联性的核心问题。诚然，汪著对边政学兴起的过程作了较多的论述，但不难看到这些面相大抵都是来自于政治与时局，可归咎于时代的外部刺激，至于学科建设的内部驱动若何则着墨甚少，以至较难辨析边疆研究的传统与现代间具体的衔接转换过程。另外，此种追问或许还蕴含了另一个重要疑问，“边政学”之于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到底是嫁接性的创造转型，还是直接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移植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之边地？抑或说，边政学之兴起只是民国学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借用西方现代学术标准对边疆的历史、民族、语言的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整理，用以认识、评价和发展边疆的工具？汪著已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已极具声势，其学科体系、理论方法都已相对成熟，并有不同程度的丰富与表达。汪著显然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视为创设“边政学”的一个重要资源。那么，此种“创设”究竟是清季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从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呢？
此外，作者亦试图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汪著以较大篇幅考察了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涌入之后，中国学人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将西学“中国本土化”的努力，这显然对理解边政学的建立是极为必要的。然而，这一叙述却并未清楚区隔人类学、民族学与社学会与边政学的彼此关系？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除了为边政学提供学术资源之外，这几者之间是否存在学科性的竞争与冲突，边政学又有否自我的学科“疆界”？一门学科的独立，显然需区别、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然而从“边政学”创设之初，该学科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即难以厘清，除研究领域界定为“边疆”外，在汪著中较难看到几门学科在研究规范与语言系统上彼此明显的学术区隔与差异。以领军性的人物吴文藻先生为例，吴氏在《边政学发凡》中所论“边政学”，所指究竟为何，可能尚成疑问。不少学者就指出，吴文藻提倡的边政学，其实是其“民族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表达了反对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民族学的观点，将民族学中国化理论引到了实际应用的道路上。汪著在表述中亦多次提及“边政学”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并对国外学者将边政学的繁荣视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亦表赞同。然而，如果边政学仅仅是民族学的本土化实践，边政学与人类学只存在“民族性”的差异的话，那么边政学也就丧失掉了其学术的独立性，显然难以形成自我的学术话语，不足以构建出新的学科体系。同样的问题，对于那些学术群体中的学人来说，其自我的学术认同与自我定位又如何呢，汪著所提及的“边政学”的开创性人物吴文藻与杨成志，是人类学者、民族学家，抑或是边政学者？
上述的问题看似并无太多勾联，实则关乎“边政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亦与边政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不同学术命运相关联。在笔者看来，尽管政治与时局对学术有重要之影响，但任何学科发展离开学术内在的生命驱动力，行亦弗远。1942年，吴文藻发表《边政学发凡》时，其时边政学仍属倡言创设之阶段，吴氏亦提及应将边政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至1944年，中央大学与西北大学已设置边政学系，此时边政学一门已有职业化的学者群体、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专门的学术刊物，这些均可视为边政学构建的标志性成果。然而，作为一门学科，边政学的学科属性为何，其学科的本质性质和特点何在，这些问题汪著虽有论及，但却较为约略。库恩在他经典的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用“范式”和“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来界定“学科”，他认为一门学科就有“一个范式支配，或称‘学科基质’规定”，学科基质的主要成分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共有价值和范例”。[3]学科的特征就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概念与范式）和研究规范上。[4]学科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学科的主体性价值，是学科的学术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形态。设若以上述标准来衡量，民国边政学学科属性则相对有些模糊不清。故此，作者在叙述中若无明确界定边政学的疆界，那么对读者而言，似乎很难厘清边政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彼此关系与界限，亦无法为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提供实质之证据，进而势必影响到对边政学发展进程的学术判断。
蒙文通曾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对于学科史的研究，作者与读者的兴趣自然大多在波澜起浮之处。就边政学来说，汪著对于民国时期边政学之创设已有详尽论述。然而对于读者而言，我们或许还想了解，为何边政学在1948年陡然消亡。这其中，除政治的因素而外，“边政学”学科属性的模糊与不明是否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汪著论述之重点在于“边政学”之勃兴，却对边政学兴起后之进程以及最后中辍论述不多，收尾显得略为匆促。对读者而言，就好比看了一出精彩的电视剧，迭至高潮，结尾却留下了诸多悬疑，多多少少便留下了些许遗憾。
总的看来，作为一门迅速兴起，而又迅速衰亡的学科，边政学之命运显与近代边政格局有着密切之互动，学术与政治的纠葛，是幸，抑或不幸，边政学不失为理解民国政、学关系的典型个案。边政学之兴，显与抗战军兴以降，西南边疆在整个国家政治、文化语境中地位的不断抬高密切相关。然而，迨至20世纪40年代末，国家建设重心东移，西部边疆再度被边缘化，是以边政学亦同时势微。诚如作者所言：边政学的兴起、衰落及中辍，最可反映此类应时而生的“显学”，恰是最易受时局变化影响的“险学”。边政学之沉浮转折，兴衰成败，皆因时势之转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掩卷思之，得之，失之，真是让人嘘唏不已。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3-168.
[4]李光，任定成.交叉学科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37-55.
收稿日期：2014-11-24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