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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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法兰克福学派第一和第二代理论家们所进行的批判理论工作似乎过时了。但实际上，对于当今的社会批判领域来说，这一工作中三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依然是值得继承的，它们分别是合理普遍者的规范性主旨、理性社会病理学的理念和解放兴趣的概念。合理普遍者观念最初来自于黑格尔，在批判理论中它被理解为完好的社会性形式的保证和人的不变的行为方式的潜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丧失了这种合理普遍者即社会合理性，社会病理学发生了，这一结论由以得出的解释框架，来自于卢卡奇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结合。为了克服社会病理学，重新建立理论与实践之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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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南开大学哲学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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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体与主体间范式之争下的交往理论：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项目号：2016M59111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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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法兰克福学派第一和第二代理论家们所进行的批判理论工作似乎过时了。但实际上，对于当今的社会批判领域来说，这一工作中三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依然是值得继承的，它们分别是合理普遍者的规范性主旨、理性社会病理学的理念和解放兴趣的概念。合理普遍者观念最初来自于黑格尔，在批判理论中它被理解为完好的社会性形式的保证和人的不变的行为方式的潜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丧失了这种合理普遍者即社会合理性，社会病理学发生了，这一结论由以得出的解释框架，来自于卢卡奇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结合。为了克服社会病理学，重新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批判理论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了指向理性的解放兴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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