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最后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该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的中期分析数据显示，接种者接种后安全性良好，两针接种后，疫苗保护率为79.34%。
　　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标志着抗疫全面胜利的重要一步。1月13日，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介绍了该公司新冠灭活疫苗在全球几个国家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重要进展。其中，在巴西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疫苗对重症和住院的保护率达到100% ;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 ;对于高危人群医护人员的保护率，总体上也达到50.3%。
　　当天上午，在北京大兴科兴中维园区，尹卫东和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等，就Ⅲ期临床结果进行了研讨。
　　据国家卫健委1月13日消息，自2020年12月15日新冠疫苗重点人群接种工作实施以来，接种量已超过1000万剂次。《环球人物》记者就一些公众关注的问题，采访了邵一鸣。

“约85% 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形成免疫屏障”

　　在巴西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中，科兴疫苗对于高危人群50.3%的保護率，引起了一些关注。邵一鸣对这组数据并不意外，“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频繁受病毒攻击，保护率降低是正常的”。
　　邵一鸣常年从事艾滋病疫苗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同一组艾滋病疫苗开展了两次Ⅲ期临床试验，在泰国临床试验获得31.2%的保护效力，移师到南非试验时保护效力为0%。“这主要是因为南非受试人群艾滋病病毒的新发病率是泰国的10倍以上，面临的病毒暴露风险比泰国高很多，这必然造成疫苗保护率的急剧降低。”他用一项猴子攻毒试验的数据，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给猴子注射疫苗后，再对其进行病毒攻毒，攻第一次时，疫苗的保护率为67%，攻第三次时，保护率降到45%，攻第六次时，保护率只有18%。”邵一鸣说，科兴疫苗在巴西的临床试验，是国际首个在高感染风险的医护人员群体中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其照组新冠病毒新发感染率比美国辉瑞和Moderna公司疫苗对照组高了3-7倍。“在最难保护的人群中，有超过50%的保护率，可以说科兴疫苗经受住了严苛考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世界急需的针对防治一线医护人员的疫苗保护率数据”。
　　中国需要多少人注射疫苗才能建立免疫屏障？邵一鸣告诉记者，业内有一近似公式，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接种率可以用“（1-1/R0）x100%”算出。R0就是一个病毒携带者能传染几个人。虽然研究数据不同，但新冠病毒的R0数值大致为3。按这个公式计算，需要66%的人接种疫苗才可以建立免疫屏障。
　　“但这仍是理想状态”，邵一鸣说，由于复杂外部条件影响，如疫苗保护率不是100%、运输和接种过程的损耗、人群接种意愿和个体免疫应答的差异，“我粗算了一下，大约85%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形成群体免疫屏障”。对于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将是一项庞大工程。
　　中国疫苗产能可以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吗？邵一鸣认为，按照中国生物北京所和科兴两条生产线预计，中国灭活疫苗在2021年的产能在20多亿剂次，按一人接种两针，能满足10亿人需求。“如果不算国际供应，国内需求基本是可以满足的。”另外乐观估计，灭活疫苗还有中生武汉所和医科院昆明所两家，病毒载体疫苗和蛋白疫苗还有多家机构，中国在2021年应当还会有几支疫苗陆续批准上市，疫苗产能会更大。邵一鸣相信：“应当可以实现总书记的要求，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情防控。”

灭活疫苗，安全性值得信赖

　　目前，国内上市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疫苗，以及未上市、但进展最快的科兴疫苗均属于灭活疫苗。放眼全球所有技术路线，灭活疫苗是最传统的，但技术最成熟，也最安全。中国在这个技术路线上跑得最快。
　　无论哪一种疫苗，都要依赖人类自身免疫系统，最关键的是T细胞和B细胞。T细胞负责杀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B细胞负责分泌抗体，一部分能够中和病毒，形成中和抗体。
　　灭活疫苗的原理是通过培养、分离具有感染性的病毒，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病毒杀死，或者使其失去致病性但保留抗原性。注入人体后，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便能产生抗体。“疫苗相当于正常模拟了病毒进入体内的过程，但本身不是‘活’的，所以不能在体内复制产生病变，只是将人体的抗病毒免疫，即T细胞和B细胞激发出即可。”
　　在疫情全球流行中，各国都进行了疫苗研发。率先“撞线”的是美国和德国三家企业有关或基于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开发的两款疫苗。这两款疫苗有很多优势，首先是研发速度快，其次是保护有效性高。德国BioNTech和美国辉瑞的疫苗保护有效性为95%，美国Moderna公司的疫苗保护有效性为94.1%。
　　核酸疫苗分为mRNA疫苗和DNA（脱氧核糖核酸）疫苗。邵一鸣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核酸疫苗本质是一张“蓝图”，利用人体内的“细胞工厂”按照这张“蓝图”产生抗体或杀伤T细胞。“再进一步讲，DNA是总图，mRNA是具体施工图，是DNA的下一步，将所有步骤提前分解好，是更直接更迅即的一种技术。”mRNA疫苗研发历史最短，但进展最快，此前全球没有此类疫苗上市。这种疫苗将携带表达病毒关键蛋白质遗传信息的mRNA分子导入，体内细胞产生作为疫苗抗原的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诱导人体免疫系统将其识别，再呈递给B细胞产生的抗体，或T细胞生成的杀伤T细胞，对抗来袭的新冠病毒。 　　另外两个表现突出的疫苗技术路线为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在邵一鸣看来，每一种疫苗都有各自的优劣势，各个国家选择的技术路线以及每种路线的快慢程度，与各国的科研实力、技术积累程度和产业化条件等国情相关。

　　“灭活疫苗作为传统技术路线，劣势是需要大量生产致病性病毒作为疫苗，对生产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灭活疫苗生产在病毒灭活前需要在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BSL3/P3实验室）进行，一定程度限制了大规模投产。“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基建和举国体制优势。历经非典和多次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的洗礼，防控机构和生物制药企业又建立、强化和完善了生物安全体系。”
　　在去年新冠灭活疫苗早期研发阶段，因企业缺乏P3实验室生产环境，国家各级疾控和研究机构的P3实验室迅速动员，在分离、筛选和鉴定疫苗毒株，以及中试生产和测试上，提供了强大的研发和技术支撑。“我国体制可以压制灭活疫苗的劣势，并使其优势充分体现出来，这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
　　“生物医学研究结果是设计不出来的，”邵一鸣特别强调，“数学和物理学等非生命体科学，研究的主体和环境条件是相对可控的，其规律的把握可以通过推理和计算获得。而生物体是变化的，不稳定、不可控，受众多复杂条件影响。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只有经过大人群的应用和长时间检验才能掌握。”
　　“灭活疫苗这种技术，经过人类上百年应用检验，无论是有效性还是安全性，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都已相当熟悉，不可预见性极小。反而一些新技术疫苗短期的副反应和中长期的副作用，人类尚不清楚，有待历史验证。其次，从临床试验的近期副作用而言，灭活疫苗发烧在1%左右，而一些其他路线疫苗可达两位数。”邵一鸣提醒，我国灭活疫苗在去年7月被紧急批准后，已有200多万人的安全应用数据积累。

接种了疫苗，不等于抗疫全胜

　　疫苗能让中国和世界回归正常吗？传染病控制有三个原则，第一是控制传染源，第二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接种疫苗只是保护易感人群这一个环节，对第二环节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全部。邵一鸣说：“除非有90%以上有效疫苗，短期接种率也达到90%以上，那么前两个原则才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从新冠疫苗本身的角度看，接种也并不意味着对抗病毒的全胜。在很多普通民众的概念里，接种了疫苗就意味着不感染。“比如麻疹、天花、肝炎等疫苗，确实能够做到，但新冠疫苗与此不同。并不是所有的疫苗都能保证人们不被病原体感染，使用疫苗通常有三个目的，或称为三级预防。”邵一鸣说。一级预防即“御敌于国门之外”，人体不被病毒感染，这是使用疫苗的最高境界;退一步的二级预防是预防发病，减轻病症和降低死亡;三级预防是防止把感染传给其他人。邵一鸣介绍说，当前获批的新冠疫苗属于二级预防。“Ⅲ期临床数据，不是看你有没有感染病毒，而是看你有没有发病和症状的轻重，也不排除部分人能够达到一级预防，但目前在Ⅲ期临床中做核酸检测的人数仅限于发病人群，评价一级预防缺乏数据支持。”
　　所以，即便接种了新冠疫苗，也只是迈出了抗疫的重要一步，并不等于抗疫全胜。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在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接种疫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国内的海港、陆港和空港城市，以及边境城市、交通枢纽应当率先接种;从行业来说，负责处理进出口货物的人员，以及出国工作人员、服务行业人员，都是重点接种对象。
　　新冠病毒的变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环球人物》记者问：“从其他疫苗的经验上看，有病毒变异导致的疫苗失效吗？”邵一鸣说：“有，而且情况很多。”他介绍，流感病毒就是每年一变，所以每年的流感疫苗也是不同的。最狡猾的是艾滋病病毒，“变异比新冠病毒要快1000倍。形象地说，天花病毒是从来不变的，新冠病毒可能几年会变一次，流感病毒是年年变，艾滋病病毒是月月变。”
　　疫苗是否还有效，要看变异的病毒是否逃脱原中和抗体结合靶点，即抗体阻断病毒与人细胞受体的结合部位。“从目前掌握的新冠毒株情况来看，有一些毒株的变异，不在病毒与细胞受体结合部位，因而不会影响现有疫苗的作用。不过有的毒株突变发生在病毒与细胞受体的结合部位，需要通过试验的验证才能判断结果”。

中国疫苗技术一直是不落后的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与国外同行交流时，经常碰到一种情况。“他们经常问我：你们这个疫苗是什么株？当我说是兰州株、广西株、天坛株的时候，他们就会继续问，再前面是什么株？在潜意识里，他们非要问出李斯特株、哥本哈根株等洋名字才罢休。”很多国外同行不认为中国有能力自己做疫苗，甚至很多国人也这样认为。“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带着西方围我们，后来苏联带着东方围我们，我们只能自力更生。”疫苗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物资，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
　　“我们是世界第一个使用疫苗预防疾病的民族，早在宋朝就使用人痘病毒预防天花。而西方教科书里，疫苗鼻祖是1798年使用牛痘预防天花的英国医生琴纳，我们比他早了800多年。”邵一鸣认为，“中国古代应当有五大发明，包括发明疫苗预防疾病。”
　　新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在世界疫苗史上也是成绩斐然。邵一鸣说：“艾滋病病毒属于慢病毒，共七种，人的、牛的、羊的、猫的、马的、猩猩的、猴子的，第一个成功的慢病毒疫苗是馬的EIAV（马传染性贫血病毒）。”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沈荣显院士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成功的，直到2002年，美国科学家才做成了猫的艾滋病疫苗。目前，尚无第三个慢病毒疫苗的突破。 　　邵一鸣还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与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的一段交往经历。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天，邵一鸣就在福奇博士任所长的传染病研究所疫苗中心做研究。美国后来得到情报，恐怖分子已得到天花病毒，想以此作为生物武器袭击美国。随后，美军和6万医疗急救人员紧急使用牛皮来源粗制牛痘天花疫苗进行接种，但出现了较高的副作用。于是，福奇博士受命研制细胞培养来源的精致天花疫苗，以减少未来在全体国民使用时的副作用。直到2007年，这项工作才最终完成。“当福奇博士与我讨论作为艾滋病疫苗载体的天坛株痘苗病毒研究资料，得知中国用的天花疫苗早已是细胞培养精制疫苗时，非常惊讶，连连感叹：真没想到，总统现在交办我的事，中国早在上世纪就做完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天坛株从北平天坛附近的原址，随中央防疫处辗转大江南北，随后到达昆明。在没有制冷设备的条件下，科学家为避免毒株因高温而失活，就将其密封于高原深井下保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研制和改进，该毒株为消灭天花病毒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本次全球疫苗研发中，中国疫苗之所以处在第一梯队，既有老一辈疫苗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后代疫苗人的薪火相传。“但我们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努力的方向”，邵一鸣说，“从目前几种技术路线上看，传统的灭活疫苗，我们第一个做出来了，但是mR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这两种新技术疫苗都是国外先批准上市的。重组蛋白疫苗还在Ⅲ期临床阶段，暂且不论。在四种主要技术路线中，我们只领先了一条。”他说，中国疫苗应当利用这次机会将技术能力和代次的差距补上来。
　　“为什么国外灭活疫苗路线走得慢？”《环球人物》记者问。“除了国情不同外，还有技术发展方向、风险成本效益等原因。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尚未研制出来的疫苗，大都用传统技术试过了。所以国外疫苗工业的设置以新技术为主，这样才能解决新问题。”邵一鸣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保持传统灭活技术领先的前提下，用两条腿甚至几条腿走路，是很有必要的。“有的疾病是传统技术可以应对的，新冠病毒刚好是这种情况。但无法保证以后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也能用传统技术解决，更不排除只能用新技术解决问题的可能，所以新技术研发亟待加强。”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一个念头曾在邵一鸣脑海中一闪而过：是不是直接向领导申请留京做疫苗？但这个念头很快打住了，“因为中疾控是国家的消防队，必须先灭火”。而等到4月份武汉解除封禁，邵一鸣决定不再追赶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潮，而是带领团队着手做冠状病毒通用疫苗。“进入21世纪，冠状病毒已经来袭三次，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2019年的新冠病毒。而上个世纪，有四次冠状病毒入侵，现在已经弱化成普通感冒了，目前大概有40%的感冒是这四种冠状病毒引起的。所以，冠状病毒一定还会来的。”他说，虽然各种冠状病毒外部刺突蛋白不一致，变异较快，但内部蛋白却基本一致，高达90%以上，且高度保守。“我们选择一个外部、两个内部的三个蛋白，有一个变的和两个不变的作为疫苗的免疫原，然后选择核酸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三个技术平台，进行攻关。”他带领团队重新出征，志在做好疫苗的技术储备，预防新的冠状病毒卷土重来。
　　“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做到对环境的有效监测，识别出哪些动物身上携带病毒有可能跨越人类，并预测可能的跨越时间。”邵一鸣说，“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将是永恒的主題，离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真正到了那一天，才是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