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宁:不仅仅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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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例。这是廖宁医生过去一年处理过的乳腺癌手术病例总数。
  密集的日程表
  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乳腺科的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担任美国肿瘤外科协会(SSO)国际委员会理事、美国NCCN乳腺癌指南(中文版)专家组成员等职务,廖宁的日程表密得让人难以想象:
  除了周一至周三出门诊,周四、周五全天手术,她每周三还要主持长达两小时的《周三见》全球专家线上会诊直播,周四则是《廖宁教授知识速递》和《寻找基层良医》直播。此外她还担任制片人,周末要去外地参与《寻找基层良医》纪录片的摄制。而根据她的助理的说法,廖宁医生的诊室,最多时一天曾开过180个號。“没办法,想挂她的号的患者太多了,只能不停地加。”
  許多患者评价廖宁医生“医术高明、技术过硬,而且说话态度和蔼可亲,非常温柔”。但在网上搜索“廖宁医生”,也能发现另一些埋怨的声音:“明明挂的是8点的号,结果等了4个小时才见到人。”“挂她的号就是想多听听专家意见,结果只聊了几句就把我打发了。”
  “确实有这种问题,”当记者提起这些,廖宁无奈地点点头,“中国目前对乳腺癌还没有一个筛查机制,最棘手的恶性病例会送到我们这儿来,而有些轻症患者也会专门来挂我的号。”
  除了门诊室,在保健组、B超室等地方,也总有一批批患者等着廖宁会诊,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因此,当廖宁在2019年年末提出,要每周进行一次直播,汇集全球顶级专家在线为患者会诊时,同事们的反应都是不可置信。
  但廖宁执意要做。精准个性化治疗是国际趋势,廖宁想搭建一个平台,由她提供病例,召集相关领域的国际顶级专家一起在线会诊。曾有位29岁的女孩,确诊为乳腺癌后病情发展很快,全身出现了多个转移肿瘤病灶,浑身疼得只能坐轮椅。她此前在其他医院经过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但都收效甚微。通过基因检测,廖宁判断该患者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于是立刻从国外引入了更适合她的治疗方案。结果,女孩一周不到就能够下地了。如今,她已经可以在全国各地游玩了。
  现在,《周三见》开播已经有大半年,许多患者和医生将基因检测报告寄给廖宁,由她筛选并发给所有参会教授。《周三见》作为医疗界一项创新的会诊形式,效果也大受好评。
  力求完美的处女座
  同事们几乎都不记得,廖宁上一次谈论休闲娱乐是什么时候。她似乎从不唱歌、逛街、旅游,只是偶尔打打网球。作为一名处女座医生,廖宁最欣赏的就是跟自己一样做事利索、反应敏捷、力求完美的人。
  她从不在做手术时放音乐,也不允许医生们闲谈。她说,病人是很痛苦的,不要嬉皮笑脸,要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最想要什么?”当记者这样问时,廖宁想了想,说:“可能是时光倒流吧。”“啊?不应该是冻结时间吗?这样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不是。我经常想,我走过的路,如果可以重新走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
  凤毛麟角的女外科医生
  廖宁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泌尿科医生,外公和叔叔也都是医生。她常常想起那个遥远的午后,6岁的她扒在门缝上,偷看人生第一场外科手术的情景。手术室里主刀的人是父亲,他穿着白大褂、俯身认真做手术的样子,在廖宁看来简直太酷了。“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血腥,也不害怕。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确定自己未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廖宁当初深造完回国时,广东省人民医院还没有乳腺科。院长划了40个床位给她,又指着廖宁对护士长说:“这是你们的科主任。”当时,廖宁和护士长看着那空空荡荡的一片床位,面面相觑。
  一个个病人收治进来,再招来一个个医生,慢慢地,乳腺科终于打造成了今天总院加分院3个科室、100多个床位的规模。
  不少人以为,像乳腺癌这种科室,医生应该是女性居多,但事实正相反,女外科医生可谓凤毛麟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廖宁都是院里400多名外科医生中唯一的女性。
  为什么女外科医生这么少?
  一个原因可能是体力。一天连续做几十台手术时,是没有整段休息时间的,只能趁两台手术的间隙,在空手术床上躺一下。而做手术考验的还有脑力,每一个病例都是独特的,没有一台手术可以复制。医生术前要和患者长时间沟通,在脑中预演各种突发情况,和团队一起讨论方案。有时,助理医生深夜两点多还会接到廖宁的电话,那是她半夜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手术方案,要立刻找人讨论一下。
  另一个原因,廖宁认为是家庭。如今儿子已经上大学,廖宁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她无奈地说:“女孩子一开始做外科医生,好像很威风,但当你跟男医生拼体力、拼智慧、拼科研时,没有人会跟你客气。”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多收女学生,因为,面对一位乳腺癌患者,除了治愈她的身体,也要治愈她的心理,要帮她尽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这,需要女医生特有的敏感和同理心。
  不仅仅是治愈身体
  女性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廖宁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经常对团队说的话是:要为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做打算。
  她在十几年前曾收治了一位患者,那是一位40岁的孕妇,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胎儿已经几个月大了,是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当时所有医生都劝她放弃孩子,以免因为无法化疗而延误病情,但廖宁跟她长谈之后,决定帮她保胎。
  “当时跟我讨论的医生全都反对,但我还是采用了最安全的方法,一直帮她保到胎儿降生,然后迅速为她做化疗、放疗。”促使廖宁采用这种大胆疗法的原因是:“如果失去胎儿,哪怕她没有因为乳腺癌而死亡,她也很难再生育了,老公还是单传,很可能会离婚再找。那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回想起曾经有过的家庭,还会觉得幸福吗?”
  一个又一个乳腺癌患者,让廖宁看到过太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多么美好的爱情,她只是理性地为患者争取最大的希望。“那是个男孩,现在已经在读初中,聪明帅气。他对天空非常感兴趣,梦想以后能成为天文学家。”谈起那个被保下来的婴儿时,廖宁眼里顿时充满了笑意。十几年过去了,他妈妈的病一直没有复发,一家三口过得很安稳。逢年过节,这位患者总会过来看望廖宁,拉着孩子,让他叫干妈。“如果当时,我们将这个孩子从世界上抹杀掉了,也许就毁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制片人的新身份
  如今,廖宁在医生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制片人。每到周末,她都会去偏远的城镇、乡村寻找基层的医生和患者,拍摄纪录片《寻找基层良医》,并作为主持人出镜。
  “你已经够忙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廖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手机上翻出一个患者家屬发来的信息:“你看,她刚刚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问里面提到的新药能否找来给女儿试一下,因为女儿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然而,那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是2017年,那个药至今也没有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这就说明临床实验多半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患者在国内搜索到的信息,大部分是旧的甚至是错的,而我每天能接触到国内外最前沿的信息,急需一个渠道传播给她们及缺乏学习机会的基层医生们。”
  于是她先做了《廖宁教授知识速递》的直播节日,每次讲解十几篇科研文章,介绍关于肿瘤的最新研究和新药。“我很努力地讲了课,但大家学得怎么样呢?需要家访一下,这样就又有了《寻找基层良医》。” 在我国,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的病例数超过30万,她们大部分靠基层医生救治。“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县里的、乡村卫生所的医生,每天做着繁重而烦琐的工作,却没有人留意到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肯定和关注。”
  与她同组的另一位妇联代表来自法律界,个子瘦小却精力充沛。她发起了一个反家暴运动,为无助妇女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这让廖宁印象深刻:原来我们可以为妇女做更多工作。“当看到那么多患者没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时,我很痛心。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尽可能多的平台,将我的知识传递出去。”廖宁说。
  在周围人看来,廖宁总是风风火火,充满了正能量,但她觉得这只是在努力对抗生活。“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打开手机,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是一张照片:曾经的一位患者躺在美国的病床上,遗体被鲜花环绕着。”那是个晚期病人,在廖宁的鼓励下出国参加新药试验,病情也确实好转过一阵,可惜最终还是等来了她姐姐发来的这张照片。
  “那本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微信那头是你本来很熟悉的人,然而,她已经被死亡带走了,但你还得打起精神去上班。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在廖宁的微信里,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患者。她们中有些可能再也不會上线,有些则会不时发来令人或焦虑或欣喜的信息。
  微信那头传来的,也有正能量。廖宁常常想起另一个家庭:夫妻俩都是企业高管,妻子刚刚高龄产子,才发现已是乳腺癌四期,全身转移。妻子唯一的请求就是,无论花费多少,尽可能让她多生存一段时间,陪陪孩子。“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一有新药就让她去试,一直坚持了6年,直到最后一次,大家意识到不行了。化疗之后,她还是很快去世了。”
  在患者去世一段时间后,廖宁收到那位丈夫写来的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感谢医生为妻子争取了6年时间:“能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们没有任何遗憾,感谢您!”
  “我觉得,在妻子去世以后,他还能写封信来感谢医生,这说明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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