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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法西斯的屠杀，漂散在世界各地。而上海，成为2万余位犹太难民的“希望之港”。接纳未必艰难，长相守才是考验。流离的岁月里，犹太难民不仅要解决语言问题，就连生活习惯也要从零开始。同样身处战争水深火热之中的上海民众，选择包容这群异乡客，大到工作谋生，小到烧老虎灶、倒马桶等生活技能，都手把手教给犹太难民。除夕之夜，还有上海家庭把这些异乡兄弟请到家里吃年夜饭的。即便是最艰难的岁月，热心的上海民众也会把早点装在篮子里，送给住在隔离区的犹太人……
以上的这些，就是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讲述的情节，但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个被编剧用温情包裹的故事素材，事实上剧中的每个故事都曾经真实地散落于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对此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作为本剧的编剧非常感慨：“有关那段记忆，其实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故事，我们要展示的是真实的生活，所有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可循，舞台上的一切皆有据可查。”
为了尊重这份真实，导演徐俊更决定亲自远赴以色列挑选主要演员。而经过了三个月的冲突、磨合和朝夕相处之后，坐在我面前的三位主要演员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他们相同的惊奇感受：当初他们带着一纸合约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没有人听说过那段“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也并不觉得这个城市和自己会有什么关系；但三个月后的最后一场演出落幕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仿佛时光的倒流，又仿佛记忆的重叠，他们和他们当年的祖辈隔着七十多年的光阴、奇迹般的在同一个城市里收获了同样的感动和爱——犹太人在上海，这份爱从未离开。
Sivan：上海离我那么远，
又这么近
“中国如果把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力量，其力量不亚于原子弹。”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此评价二战时期上海家庭为犹太难民提供帮助和庇护的感人历史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这颗“爱的原子弹”真的爆发出力量与光芒的时候，自己的孙女会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而当18岁的犹太女孩Sivan在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被经纪人推荐去一个来自中国的剧组试镜的时候，虽然觉得新鲜，却也并没有觉得这会和以往的任何一次工作有什么不同；所以当她最终顺利拿到剧中Rena的角色飞抵上海准备排练的时候，“唯一的感觉就像剧中最开始载满犹太人的船靠岸上海时我的角色唱的一句歌词那样——这是一片神秘的东方土地，充满未知。”
充满未知，所以Sivan为了更好的理解剧情，在排练之余便开始主动从网络搜索和这一段历史有关的内容——虽然所有的犹太人都牢记着自己民族的那一次灾难，但几乎大部分年轻人却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上海，曾经也留下过他们族人避难的足迹和温暖的记忆。“有一天我在google上搜到了一篇关于徐俊导演的采访，用翻译软件翻成英文之后，忽然发现他提到了基辛格说的那句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话——要知道，基辛格就是我祖父的兄弟啊，当年他们是一同逃出德国的，然后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耶路撒冷，我们的大家族到现在都相处亲密。”这个发现让Sivan非常惊喜，虽然自己从小就在与基辛格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对从未谋面的中国和中国人有着一份亲切的好感，但她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如此真切地来到这里，还做起了和祖父一样的事情——把两族人民友谊的纽带维系得更紧密。
这样的缘分让Sivan忽然就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责任感——虽然她那么年轻什么也没有经历过，虽然这是她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于是Sivan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基辛格，一直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闻讯也特别高兴。“爷爷听说了之后很为我骄傲，当我把这部音乐剧的内容讲给他听后，他非常非常想来观赏我的演出，但是他已经93岁了，实在没有办法进行长途飞行，所以非常遗憾没能如愿。”但是心系于此的基辛格还是主动向Sivan索要了音乐剧的海报，并且亲笔签名后赠送给了剧组。而Sivan也向基辛格转达了最新的好消息，因为扎实的剧情、深远的立意，《犹太人在上海》已经被上海国际艺术节选定为开幕演出，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而又因为该剧双语演出的先天优势，目前已经协商确定的世界巡演就有30多场，“我告诉他，也许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去美国演出，您真的可以亲眼看见我在舞台上实现您的‘原子弹之梦’呢。”
因为有了这样的“缘分”，Sivan的整个家族都对她在上海所做的一切非常关注，于是她也常常把自己排练时的视频和照片发给远方的亲人观看。一天，剧组通知演员们去试穿戏服。“我之前只知道剧组在音乐、作词、灯光、服装方面都请到了一流的大师，但我是外国人，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直到我亲眼看到了那几百套充满历史感的服饰，真的被惊呆了。”那几百套严格按照时代与情节设计制作的戏服——包括与之配套的礼帽、领结、皮鞋甚至丝袜都出自张叔平之手，看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那翻花头不重样的旗袍秀的我们自然知道张大师的功力，但第一次来上海的犹太女孩Sivan却真的被震撼了，而当她一件件套上度身定做的系带绸布长裙、套上薄呢大衣、穿上脚背横过一根细皮带的老式皮鞋，并把一头金发一丝不苟地卷在耳后的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竟无法控制地流下了眼泪。“那一次我把化妆师吓到了。”说起这件事情，Sivan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那一刻真的从镜子里看到了我的祖母——我们家的墙上一直挂着她的老照片，当我看着镜中定妆完毕的自己时，真的觉得自己和她一模一样，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感情被重重地牵动了一下，好想哭。”
Sivan的祖母也是当年和基辛格一起逃出德国的那批犹太人，当这位90多岁的老人看到孙女从中国传回的那张定妆照时，仿佛隔着漫长的时空回望到了当年的自己，她也哭了。“祖母被那张照片唤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她后来和我说了很多她几乎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起的经历，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我在戏里演的这个Rina，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祖母——一样18岁失去故乡和亲人，一样幸运地搭上了最后一艘离开德国的逃难船，一样在陌生的土地上经历了太多爱与恨、生与死，也一样遇到了那么多友善的人和温暖的心。”说到这里，Sivan明亮的大眼睛里升起了氤氲的水雾：“你能相信么，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那些，但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祖母所说的那种绝望与感动——每当我在舞台上演到‘大饼油条’那一幕的时候，当那一个个竹篮子慢慢升起来的时候，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极度绝望中忽然被一双温暖的手拥抱时所带来的冲击，那种感受太剧烈，以至于每一次唱到这一幕，我都觉得自己激动得连手臂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Sivan说到的“大饼油条”这一幕也感动了很多观众，它讲述的是上海沦陷后，犹太人被日军隔离、断粮，饥寒交迫，这时候冷雨中却静悄悄地出现了一把把油纸伞，伞下是装着大饼油条的竹篮——这是同样深受战火之苦的上海民众，自发地给他们送食物来了。当一个个篮子被吊到空中送进隔离区时，“Rina”不可思议的歌声响起：这是真的么，我看到了什么……事实上，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来源于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为导演徐俊提供的一本《犹太人忆上海》，书中记载了当年日本人在虹口设置“隔都”，犹太人行动受限甚至粮食断源之际，患难与共的上海市民向他们投送来救命的大饼和油条。
就这样，Sivan对上海从最开始的一无所知，到发现自己的家族、人生都和这个城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位和基辛格一样有着又高又挺的漂亮鼻子的犹太姑娘对这样的机缘十分着迷：“上海离我那么远，又这么近。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关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犹太人在上海。”
Shahar：从耶路撒冷到上海的“落跑新郎”
在导演徐俊心中，《犹太人在上海》这个剧名早在三年前就已尘埃落定，然而具体的人物、框架、情节等等却迟迟没有浮出水面。为此，主创先后赴以色列实地考察，并多次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寻找素材。一头扎进去后，徐俊发现史料里比较完整的故事不多，而由于年事已高，生活在上海的犹太老人对于那段历史也主要是碎片的回忆。就在主创一筹莫展之际，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的一本名为《犹太人忆上海》的书让徐俊找到了灵感，反复啃了许多遍之后，一个名叫Frank的犹太小伙子的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Frank曾是一名工程师，二战时期漂泊至上海，遇到了吴兴县一家小机器厂的老板，因为帮他解决了日军限制供电情况下的动力问题而成为朋友并加入工厂。然而不久工厂就被勒令停业，必须为日本军队生产手榴弹，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推脱不掉的。
然而，感恩于上海庇护的Frank不愿成为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帮凶，他想出了缩减手榴弹引线的方法——引线达不到一定长度，手榴弹就容易变成“哑弹”而无法爆炸。Frank把这个方法悄悄告诉身边的中国工友，很快得到大家响应，成批的废品手榴弹被运上战场。尽管手榴弹没有出厂编号和生产地点，但时间一长，日军发现了问题，为了查出主谋，日军甚至当场枪杀了工厂老板。残忍的威吓没有把中国工友吓到，他们保持沉默，确保了Frank的安全。
这个犹太人暗中帮助中国人民，而上海人民也用生命保护了犹太朋友的真实故事点亮了导演的灵感，他决定就用Frank作为整台音乐剧的主线。然而寻找一个“最对的Frank”却俨然没有那么简单，“他必须有一双细长的，忧伤的，略带惊恐的眼睛”。虽然演员的影子也没有，但徐俊的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事实证明导演这么任性，选角必然难上加难，当剧组远赴以色列寻找这样一双眼睛时，首批经过以色列驻沪总领事夫人亲自优选的50位精英演员都没有被选中。“到了第二天，以方又通过剧院和演出公司招募了一些演员来面试，Shahar就是在这一批演员里出现的，从他进入面试现场的那一刻，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就知道是他了。”导演徐俊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十分陶醉。然而我们都知道只靠眼睛是挑不起音乐剧大梁的，“所以我心里就一直在祈祷，这小伙子千万嗓子要好啊，千万唱歌别跑调啊……”导演认真地补充说。结果Shahar一开口，导演就放心了，当下就决定好了男一号的人选，所以Shahar一曲终了他忍不住放松地鼓起掌来——以至于这后来成为Shahar克服万难最终站在上海舞台上的原因之一，这位羞涩的犹太小伙子由衷地说：“我参加过很多次试镜，第一次有导演当面鼓掌表示肯定的，我觉得他太诚恳了。”
为什么说Shahar的参演是克服万难呢，因为当导演与他细谈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部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定档在9月首演的音乐剧正好撞上了Shahar的婚期。是的，这位有着忧郁眼睛的男一号原定9月结婚，而音乐剧的上演日期也是万万不能改动的。好在Shahar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准新娘，当她得知这个音乐剧的主题是“犹太人在上海”时，同为犹太人的准新娘决定推迟婚期来支持丈夫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然而状况还没有结束，当时因为签订的合同是9月就会完成演出的，这对准新人就把婚期稳妥地改定在了11月3日。结果，因为意外被选为2015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大戏，《犹太人在上海》又在10月底临时加演，新一轮的演出将在11月1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Shahar毅然决定演到最后——他定了11月1日演出结束后2日凌晨出发的飞机，几乎是踩着点赶回去“出席自己的婚礼”。
演员这么拼，导演自然也懂得互相体恤。原来，Shahar是一位非常正统的犹太教徒，按照习俗必须每周过一天“安息日”——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他不能上台、不能排练甚至不能接触任何电器。不要小看这样的“妥协”，为此剧组特意加设了男一号的B角以便在周五的演出代替Shahar登台，在最初的排练阶段，每周五的戏份都要由B角代他排练之后再转达给他，颇费周章。而剧组里负责外方接待的助理姑娘则是大开眼界——毕竟“在安息日帮忙按一下电梯键或者电灯开关”这样匪夷的工作内容也是很难遇上的。“当然，除去这些文化上的差异，Shahar是一位认真、努力的好演员。”对此导演徐俊看得透彻，“其实，在两种文化之间互相体谅、关心，为对方着想，这既是我们这个国际化剧组的相处之道，又何尝不是我们这部音乐剧的主题精神呢。”
对此腼腆却敏感的Shahar亦有同感。当Shahar第一次穿上张叔平设计的三套式西装加风衣加领带加围巾的时候，在全体女性们的惊艳和尖叫中，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来得及换装么？事实上作为贯穿全剧的男一号，“Frank”常常在上一秒还穿着便服在工厂里“搞研发”，下一秒就要风衣飘飘出现在高台上浪漫约会了，这中间时间短、走位多，如果再加上换装复杂，可真是个问题。但张叔平老师有他自己的坚持，对此Shahar一开始很无奈：“我向他提出，是不是可以在有围巾造型的时候直接穿风衣，反正里面穿的衬衫、马甲和西装观众也是看不到的。但他就说不行。”不行的原因也很“张叔平”，“因为他觉得没有里面那几层衣服的支撑，外面的风衣就没有质感了。”虽然当时Shahar并未坚持，但心里也没有完全被说服，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剧组里出现了几台洗衣机，并且它们永远在转个不停地洗衣服。原来，张叔平为了让这一批戏服更符合年代感以及逃难时期的“破损”和战争时期的“黯淡”，专门找了几台洗衣机连轴转，对所有新制的戏服进行“打磨”和“做旧”。“我真的很吃惊也很敬佩他对细节的考究。”经过这件事情，Shahar开始理解张叔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之前的那一点点不同见解也就很快“融合”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两个民族的演员越来越懂得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甚至在剧情和台词的打磨上都形成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犹太民族的典故、俚语、民谣的选用上，连导演也觉得常有意外惊喜：“比如过年那一幕的那盘鱼头，我们中国的鱼代表‘年年有余’，而犹太人则用鱼头寓意‘永争上游’，我们综合了两国人的智慧后，很多地方的处理明显就丰富起来了。”
Jeffrey：上海是我未来的舞台
之前说到因为Shahar要做安息日，所以在最初导演就为他准备好了B角——但这可不是简单的替补，因为这位B角除了要把男一号所有的台词和表演烂熟于心之外，他还负责饰演剧中那位亦正亦邪、充满人格魅力同时也台词量巨大的男二号，精于算计的犹太商人Abraham。看过首轮演出的人都知道，Abraham是早期逃难来上海的那批犹太人，有着超级强的适应力和生存能力，一开始以投机的心态从逃难的同胞身上获得利益，不做任何没有“好处”的事情，口头禅就是“我帮你，你也帮我，为什么我不帮自己多一些呢”；但随着日军侵占上海，犹太人的生存空间一再受到打压，一边感受到热心的上海人无私的帮助，一边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艰难求存，他开始明白在生命与民族尊严面前，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都那么渺小，内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他把当初趁人之危从女主角手上“强换”来的传家戒指还给了女主角，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可以说，这个角色几乎是剧中最丰富最“有戏”的，因此虽然不是男一号却胜似男一号，更何况他还得在周五演男一号，在排练期就等于同时在担当两个重要角色，然而他的扮演者Jeffrey轻松地就做到了：“那么有趣不是么，在同一个舞台上做两个不同的人，太棒了。”事实上如果你接触到生活中的Jeffrey，就会相信他说这话是真心的，因为他真的是“太爱演”，简直处处都是他的舞台，而且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具有豁然天成的感染力和适应力——就像Abraham，“他的手伸到每一个人的口袋里拿走和交换，我却想和每一个人交换故事”。
提到为什么会选择来上海演出这么个角色，Jeffrey说，当时剧组去以色列选角色的时候，自己正处于一个事业的瓶颈期——虽然在国家剧院里拥有安稳的职位，但对于一遍一遍地演出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剧，他觉得十分厌倦。“我想要的舞台是能让我迸发激情的，这需要新鲜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但在国家剧院我唱了7年，所有的新鲜都消失了，我觉得没有舞台。”所以，当经纪人把《犹太人在上海》的选角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中国！音乐剧！大屠杀！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三个词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成为我人生里最大的舞台。”最终，Jeffrey用自己精湛的表演功力征服了导演——虽然他没有忧郁的长眼睛。然而新的阻力摆在面前，作为国家剧院的正式演员，他不能长达几个月的离开剧院去国外工作。“我的老板对我说，如果你决定去中国，那就——不用再回来了。” 超爱演的Jeffrey说起什么都绘声绘色：“想想你留在这里的待遇和以后的机会！”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他要的“舞台”了，看着眼前自己受困了七年的局促“空间”，再想想遥远东方的那一个神秘城市，“我下定决心，不管眼前的这一扇门背后会有多少的机遇和利益，我也要关上这扇门，打开那扇窗。”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嬉笑搞怪的Jeffrey露出了少有的严肃和坚定，于是他辞掉了在国家剧院的稳定工作，带着两个角色，成为了“在上海的犹太人”。
Jeffrey和其他几位犹太演员一样，这是第一次来上海，但当我们开始聊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英文中突然穿插进一两个中文甚至上海话了——就像他的角色Abraham，他仿佛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城市。而在Jeffrey看来，“这都是因为我有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的体验”，说到这里，他得意地举了举靠在沙发边的一副拐杖：“哇，我的家人与我一同经历了在上海的这次受伤和治疗，她们说这完全就是现代版的《犹太人在上海》。”原来，首轮演出的第二天就是个周五，这意味着Jeffrey要出演男一号Frank，其中有一幕是工程师Frank帮助上海工人解决了日军管制下的供电问题，在绝境中挽救了女主角家的工厂时，他要在升起的平台上唱一首歌，然后等平台降下来，再走向前继续完成一个定格亮相，然后黑场换景。也许是因为太入戏了，当剧情推进到这里的时候，站在高台上高歌一曲后的Jeffrey不等升降板落下就潇洒激昂地一跃而下——的确很潇洒，然后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扭伤了腿站不起来了。“我就半蹲着定格在那里，假装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样子，我身边的演员可能也就当是我自己一个临时发挥，并没有在意，然而等灯光黑下来大家下场的时候发现找不到我了，再仔细一看，我正憋着气在地上往回爬呢，哈哈哈！”
此时说得欢乐，彼时在舞台上的Jeffrey可是真正“痛不欲生”，因为佩戴着小型麦克风，所以他根本不能发出任何疼痛的呻吟，也无法把情况告诉别人，眼看着不知情的大伙儿呼啦啦都走了，黑暗中痛到无法移动的男一号最担心的却是“等下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可不能还躺在这儿抱着腿啊，观众肯定会发现异常的。”于是心一横，Jeffrey顾不得疼痛，就在一片黑漆漆里手脚并用地往舞台侧口爬，好在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不对，“他们赶紧趁着黑幕把我拖回去了。”被“拖”下台的Jeffrey马上被大家包围了，纷纷关心他的伤势，虽然疼痛难忍，但Jeffrey自己知道，作为这一场的男一号的，如果自己就这样放弃演出，而安息日的Shahar又绝对不能上台，那么这会给剧组带来多大的灾难。“于是我拍拍裤子告诉大家‘没事没事’，还摆了个很酷的pose，看的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表演状态去了。”但Jeffrey可没法恢复正常了，因为他是真的“有事”，于是接下来的半场，细心的导演和坐在台下的Jeffrey的家人都发现了异常：“我妈妈还在想，咦，昨天这一幕的时候Frank没有瘸腿啊，为什么我要把他这样处理？”当然，Jeffrey受伤的消息还是很快从后台传到了所有剧组人员的耳中，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被Jeffrey 的敬业感动的同时，一股暖流却渐渐在舞台上涌动起来，“我在台上继续演出，忽然感觉到所有的中国演员都在默默地配合我——比如不动声色地扶我一把，或者并排的时候刻意让我靠着，在很多时候，瘦小的‘林奕兰’（女主角）甚至作势挽着我其实在努力地架着我走路……”
于是，剧情里两个民族的人们之间在相濡以沫地传递温情，而舞台上两国的演员们也在做着完全相同事情——互相扶持，共度难关，那一场戏Jeffrey真的被感动了，“我觉得自己在台上好像就要哭了，因为腿上的疼痛，但更因为心里的那种澎湃，但我一直告诉自己——Not here，Not now（不是这里，不是现在）……”仿佛这种“爱”真的是有魔法的，他居然拖着伤腿却更加爆发出了表演的激情，一直坚持到最后。谢幕后大幕刚一降下来，Jeffrey就马上躺倒在地，全身的衣服都因为强忍着疼痛而被冷汗浸透，但他的心里是火热的——“当观众完全看不到幕布后面的那一秒，所有的演员都向我涌过来，他们都说‘你太棒了’‘你是我们的英雄’，这时候我终于流下了眼泪。”
经历了这一场之后，Jeffrey对中国和中国人都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我迫切的想要和这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现在非常积极地在学习中文”。“你看！”Jeffrey递过来他的手机，上面果然下载了好几个学习汉语的APP：“这一轮演出结束后，我打算要在上海待比较长的时间，最好可以白天教英文、晚上学中文。”在Jeffrey看来，自己当初打开的这一扇窗已经成为一扇崭新的大门，“我最初的感觉果然没有错，上海会成为我未来的舞台。”
以上的这些，就是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讲述的情节，但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个被编剧用温情包裹的故事素材，事实上剧中的每个故事都曾经真实地散落于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对此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作为本剧的编剧非常感慨：“有关那段记忆，其实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故事，我们要展示的是真实的生活，所有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可循，舞台上的一切皆有据可查。”
为了尊重这份真实，导演徐俊更决定亲自远赴以色列挑选主要演员。而经过了三个月的冲突、磨合和朝夕相处之后，坐在我面前的三位主要演员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他们相同的惊奇感受：当初他们带着一纸合约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没有人听说过那段“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也并不觉得这个城市和自己会有什么关系；但三个月后的最后一场演出落幕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仿佛时光的倒流，又仿佛记忆的重叠，他们和他们当年的祖辈隔着七十多年的光阴、奇迹般的在同一个城市里收获了同样的感动和爱——犹太人在上海，这份爱从未离开。
Sivan：上海离我那么远，
又这么近
“中国如果把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力量，其力量不亚于原子弹。”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此评价二战时期上海家庭为犹太难民提供帮助和庇护的感人历史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这颗“爱的原子弹”真的爆发出力量与光芒的时候，自己的孙女会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而当18岁的犹太女孩Sivan在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被经纪人推荐去一个来自中国的剧组试镜的时候，虽然觉得新鲜，却也并没有觉得这会和以往的任何一次工作有什么不同；所以当她最终顺利拿到剧中Rena的角色飞抵上海准备排练的时候，“唯一的感觉就像剧中最开始载满犹太人的船靠岸上海时我的角色唱的一句歌词那样——这是一片神秘的东方土地，充满未知。”
充满未知，所以Sivan为了更好的理解剧情，在排练之余便开始主动从网络搜索和这一段历史有关的内容——虽然所有的犹太人都牢记着自己民族的那一次灾难，但几乎大部分年轻人却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上海，曾经也留下过他们族人避难的足迹和温暖的记忆。“有一天我在google上搜到了一篇关于徐俊导演的采访，用翻译软件翻成英文之后，忽然发现他提到了基辛格说的那句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话——要知道，基辛格就是我祖父的兄弟啊，当年他们是一同逃出德国的，然后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耶路撒冷，我们的大家族到现在都相处亲密。”这个发现让Sivan非常惊喜，虽然自己从小就在与基辛格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对从未谋面的中国和中国人有着一份亲切的好感，但她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如此真切地来到这里，还做起了和祖父一样的事情——把两族人民友谊的纽带维系得更紧密。
这样的缘分让Sivan忽然就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责任感——虽然她那么年轻什么也没有经历过，虽然这是她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于是Sivan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基辛格，一直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闻讯也特别高兴。“爷爷听说了之后很为我骄傲，当我把这部音乐剧的内容讲给他听后，他非常非常想来观赏我的演出，但是他已经93岁了，实在没有办法进行长途飞行，所以非常遗憾没能如愿。”但是心系于此的基辛格还是主动向Sivan索要了音乐剧的海报，并且亲笔签名后赠送给了剧组。而Sivan也向基辛格转达了最新的好消息，因为扎实的剧情、深远的立意，《犹太人在上海》已经被上海国际艺术节选定为开幕演出，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而又因为该剧双语演出的先天优势，目前已经协商确定的世界巡演就有30多场，“我告诉他，也许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去美国演出，您真的可以亲眼看见我在舞台上实现您的‘原子弹之梦’呢。”
因为有了这样的“缘分”，Sivan的整个家族都对她在上海所做的一切非常关注，于是她也常常把自己排练时的视频和照片发给远方的亲人观看。一天，剧组通知演员们去试穿戏服。“我之前只知道剧组在音乐、作词、灯光、服装方面都请到了一流的大师，但我是外国人，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直到我亲眼看到了那几百套充满历史感的服饰，真的被惊呆了。”那几百套严格按照时代与情节设计制作的戏服——包括与之配套的礼帽、领结、皮鞋甚至丝袜都出自张叔平之手，看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那翻花头不重样的旗袍秀的我们自然知道张大师的功力，但第一次来上海的犹太女孩Sivan却真的被震撼了，而当她一件件套上度身定做的系带绸布长裙、套上薄呢大衣、穿上脚背横过一根细皮带的老式皮鞋，并把一头金发一丝不苟地卷在耳后的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竟无法控制地流下了眼泪。“那一次我把化妆师吓到了。”说起这件事情，Sivan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那一刻真的从镜子里看到了我的祖母——我们家的墙上一直挂着她的老照片，当我看着镜中定妆完毕的自己时，真的觉得自己和她一模一样，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感情被重重地牵动了一下，好想哭。”
Sivan的祖母也是当年和基辛格一起逃出德国的那批犹太人，当这位90多岁的老人看到孙女从中国传回的那张定妆照时，仿佛隔着漫长的时空回望到了当年的自己，她也哭了。“祖母被那张照片唤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她后来和我说了很多她几乎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起的经历，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我在戏里演的这个Rina，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祖母——一样18岁失去故乡和亲人，一样幸运地搭上了最后一艘离开德国的逃难船，一样在陌生的土地上经历了太多爱与恨、生与死，也一样遇到了那么多友善的人和温暖的心。”说到这里，Sivan明亮的大眼睛里升起了氤氲的水雾：“你能相信么，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那些，但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祖母所说的那种绝望与感动——每当我在舞台上演到‘大饼油条’那一幕的时候，当那一个个竹篮子慢慢升起来的时候，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极度绝望中忽然被一双温暖的手拥抱时所带来的冲击，那种感受太剧烈，以至于每一次唱到这一幕，我都觉得自己激动得连手臂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Sivan说到的“大饼油条”这一幕也感动了很多观众，它讲述的是上海沦陷后，犹太人被日军隔离、断粮，饥寒交迫，这时候冷雨中却静悄悄地出现了一把把油纸伞，伞下是装着大饼油条的竹篮——这是同样深受战火之苦的上海民众，自发地给他们送食物来了。当一个个篮子被吊到空中送进隔离区时，“Rina”不可思议的歌声响起：这是真的么，我看到了什么……事实上，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来源于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为导演徐俊提供的一本《犹太人忆上海》，书中记载了当年日本人在虹口设置“隔都”，犹太人行动受限甚至粮食断源之际，患难与共的上海市民向他们投送来救命的大饼和油条。
就这样，Sivan对上海从最开始的一无所知，到发现自己的家族、人生都和这个城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位和基辛格一样有着又高又挺的漂亮鼻子的犹太姑娘对这样的机缘十分着迷：“上海离我那么远，又这么近。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关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犹太人在上海。”
Shahar：从耶路撒冷到上海的“落跑新郎”
在导演徐俊心中，《犹太人在上海》这个剧名早在三年前就已尘埃落定，然而具体的人物、框架、情节等等却迟迟没有浮出水面。为此，主创先后赴以色列实地考察，并多次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寻找素材。一头扎进去后，徐俊发现史料里比较完整的故事不多，而由于年事已高，生活在上海的犹太老人对于那段历史也主要是碎片的回忆。就在主创一筹莫展之际，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的一本名为《犹太人忆上海》的书让徐俊找到了灵感，反复啃了许多遍之后，一个名叫Frank的犹太小伙子的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Frank曾是一名工程师，二战时期漂泊至上海，遇到了吴兴县一家小机器厂的老板，因为帮他解决了日军限制供电情况下的动力问题而成为朋友并加入工厂。然而不久工厂就被勒令停业，必须为日本军队生产手榴弹，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推脱不掉的。
然而，感恩于上海庇护的Frank不愿成为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帮凶，他想出了缩减手榴弹引线的方法——引线达不到一定长度，手榴弹就容易变成“哑弹”而无法爆炸。Frank把这个方法悄悄告诉身边的中国工友，很快得到大家响应，成批的废品手榴弹被运上战场。尽管手榴弹没有出厂编号和生产地点，但时间一长，日军发现了问题，为了查出主谋，日军甚至当场枪杀了工厂老板。残忍的威吓没有把中国工友吓到，他们保持沉默，确保了Frank的安全。
这个犹太人暗中帮助中国人民，而上海人民也用生命保护了犹太朋友的真实故事点亮了导演的灵感，他决定就用Frank作为整台音乐剧的主线。然而寻找一个“最对的Frank”却俨然没有那么简单，“他必须有一双细长的，忧伤的，略带惊恐的眼睛”。虽然演员的影子也没有，但徐俊的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事实证明导演这么任性，选角必然难上加难，当剧组远赴以色列寻找这样一双眼睛时，首批经过以色列驻沪总领事夫人亲自优选的50位精英演员都没有被选中。“到了第二天，以方又通过剧院和演出公司招募了一些演员来面试，Shahar就是在这一批演员里出现的，从他进入面试现场的那一刻，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就知道是他了。”导演徐俊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十分陶醉。然而我们都知道只靠眼睛是挑不起音乐剧大梁的，“所以我心里就一直在祈祷，这小伙子千万嗓子要好啊，千万唱歌别跑调啊……”导演认真地补充说。结果Shahar一开口，导演就放心了，当下就决定好了男一号的人选，所以Shahar一曲终了他忍不住放松地鼓起掌来——以至于这后来成为Shahar克服万难最终站在上海舞台上的原因之一，这位羞涩的犹太小伙子由衷地说：“我参加过很多次试镜，第一次有导演当面鼓掌表示肯定的，我觉得他太诚恳了。”
为什么说Shahar的参演是克服万难呢，因为当导演与他细谈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部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定档在9月首演的音乐剧正好撞上了Shahar的婚期。是的，这位有着忧郁眼睛的男一号原定9月结婚，而音乐剧的上演日期也是万万不能改动的。好在Shahar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准新娘，当她得知这个音乐剧的主题是“犹太人在上海”时，同为犹太人的准新娘决定推迟婚期来支持丈夫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然而状况还没有结束，当时因为签订的合同是9月就会完成演出的，这对准新人就把婚期稳妥地改定在了11月3日。结果，因为意外被选为2015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大戏，《犹太人在上海》又在10月底临时加演，新一轮的演出将在11月1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Shahar毅然决定演到最后——他定了11月1日演出结束后2日凌晨出发的飞机，几乎是踩着点赶回去“出席自己的婚礼”。
演员这么拼，导演自然也懂得互相体恤。原来，Shahar是一位非常正统的犹太教徒，按照习俗必须每周过一天“安息日”——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他不能上台、不能排练甚至不能接触任何电器。不要小看这样的“妥协”，为此剧组特意加设了男一号的B角以便在周五的演出代替Shahar登台，在最初的排练阶段，每周五的戏份都要由B角代他排练之后再转达给他，颇费周章。而剧组里负责外方接待的助理姑娘则是大开眼界——毕竟“在安息日帮忙按一下电梯键或者电灯开关”这样匪夷的工作内容也是很难遇上的。“当然，除去这些文化上的差异，Shahar是一位认真、努力的好演员。”对此导演徐俊看得透彻，“其实，在两种文化之间互相体谅、关心，为对方着想，这既是我们这个国际化剧组的相处之道，又何尝不是我们这部音乐剧的主题精神呢。”
对此腼腆却敏感的Shahar亦有同感。当Shahar第一次穿上张叔平设计的三套式西装加风衣加领带加围巾的时候，在全体女性们的惊艳和尖叫中，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来得及换装么？事实上作为贯穿全剧的男一号，“Frank”常常在上一秒还穿着便服在工厂里“搞研发”，下一秒就要风衣飘飘出现在高台上浪漫约会了，这中间时间短、走位多，如果再加上换装复杂，可真是个问题。但张叔平老师有他自己的坚持，对此Shahar一开始很无奈：“我向他提出，是不是可以在有围巾造型的时候直接穿风衣，反正里面穿的衬衫、马甲和西装观众也是看不到的。但他就说不行。”不行的原因也很“张叔平”，“因为他觉得没有里面那几层衣服的支撑，外面的风衣就没有质感了。”虽然当时Shahar并未坚持，但心里也没有完全被说服，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剧组里出现了几台洗衣机，并且它们永远在转个不停地洗衣服。原来，张叔平为了让这一批戏服更符合年代感以及逃难时期的“破损”和战争时期的“黯淡”，专门找了几台洗衣机连轴转，对所有新制的戏服进行“打磨”和“做旧”。“我真的很吃惊也很敬佩他对细节的考究。”经过这件事情，Shahar开始理解张叔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之前的那一点点不同见解也就很快“融合”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两个民族的演员越来越懂得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甚至在剧情和台词的打磨上都形成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犹太民族的典故、俚语、民谣的选用上，连导演也觉得常有意外惊喜：“比如过年那一幕的那盘鱼头，我们中国的鱼代表‘年年有余’，而犹太人则用鱼头寓意‘永争上游’，我们综合了两国人的智慧后，很多地方的处理明显就丰富起来了。”
Jeffrey：上海是我未来的舞台
之前说到因为Shahar要做安息日，所以在最初导演就为他准备好了B角——但这可不是简单的替补，因为这位B角除了要把男一号所有的台词和表演烂熟于心之外，他还负责饰演剧中那位亦正亦邪、充满人格魅力同时也台词量巨大的男二号，精于算计的犹太商人Abraham。看过首轮演出的人都知道，Abraham是早期逃难来上海的那批犹太人，有着超级强的适应力和生存能力，一开始以投机的心态从逃难的同胞身上获得利益，不做任何没有“好处”的事情，口头禅就是“我帮你，你也帮我，为什么我不帮自己多一些呢”；但随着日军侵占上海，犹太人的生存空间一再受到打压，一边感受到热心的上海人无私的帮助，一边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艰难求存，他开始明白在生命与民族尊严面前，个人的私欲和私利都那么渺小，内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他把当初趁人之危从女主角手上“强换”来的传家戒指还给了女主角，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可以说，这个角色几乎是剧中最丰富最“有戏”的，因此虽然不是男一号却胜似男一号，更何况他还得在周五演男一号，在排练期就等于同时在担当两个重要角色，然而他的扮演者Jeffrey轻松地就做到了：“那么有趣不是么，在同一个舞台上做两个不同的人，太棒了。”事实上如果你接触到生活中的Jeffrey，就会相信他说这话是真心的，因为他真的是“太爱演”，简直处处都是他的舞台，而且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具有豁然天成的感染力和适应力——就像Abraham，“他的手伸到每一个人的口袋里拿走和交换，我却想和每一个人交换故事”。
提到为什么会选择来上海演出这么个角色，Jeffrey说，当时剧组去以色列选角色的时候，自己正处于一个事业的瓶颈期——虽然在国家剧院里拥有安稳的职位，但对于一遍一遍地演出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剧，他觉得十分厌倦。“我想要的舞台是能让我迸发激情的，这需要新鲜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但在国家剧院我唱了7年，所有的新鲜都消失了，我觉得没有舞台。”所以，当经纪人把《犹太人在上海》的选角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中国！音乐剧！大屠杀！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三个词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成为我人生里最大的舞台。”最终，Jeffrey用自己精湛的表演功力征服了导演——虽然他没有忧郁的长眼睛。然而新的阻力摆在面前，作为国家剧院的正式演员，他不能长达几个月的离开剧院去国外工作。“我的老板对我说，如果你决定去中国，那就——不用再回来了。” 超爱演的Jeffrey说起什么都绘声绘色：“想想你留在这里的待遇和以后的机会！”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他要的“舞台”了，看着眼前自己受困了七年的局促“空间”，再想想遥远东方的那一个神秘城市，“我下定决心，不管眼前的这一扇门背后会有多少的机遇和利益，我也要关上这扇门，打开那扇窗。”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嬉笑搞怪的Jeffrey露出了少有的严肃和坚定，于是他辞掉了在国家剧院的稳定工作，带着两个角色，成为了“在上海的犹太人”。
Jeffrey和其他几位犹太演员一样，这是第一次来上海，但当我们开始聊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英文中突然穿插进一两个中文甚至上海话了——就像他的角色Abraham，他仿佛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城市。而在Jeffrey看来，“这都是因为我有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的体验”，说到这里，他得意地举了举靠在沙发边的一副拐杖：“哇，我的家人与我一同经历了在上海的这次受伤和治疗，她们说这完全就是现代版的《犹太人在上海》。”原来，首轮演出的第二天就是个周五，这意味着Jeffrey要出演男一号Frank，其中有一幕是工程师Frank帮助上海工人解决了日军管制下的供电问题，在绝境中挽救了女主角家的工厂时，他要在升起的平台上唱一首歌，然后等平台降下来，再走向前继续完成一个定格亮相，然后黑场换景。也许是因为太入戏了，当剧情推进到这里的时候，站在高台上高歌一曲后的Jeffrey不等升降板落下就潇洒激昂地一跃而下——的确很潇洒，然后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扭伤了腿站不起来了。“我就半蹲着定格在那里，假装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样子，我身边的演员可能也就当是我自己一个临时发挥，并没有在意，然而等灯光黑下来大家下场的时候发现找不到我了，再仔细一看，我正憋着气在地上往回爬呢，哈哈哈！”
此时说得欢乐，彼时在舞台上的Jeffrey可是真正“痛不欲生”，因为佩戴着小型麦克风，所以他根本不能发出任何疼痛的呻吟，也无法把情况告诉别人，眼看着不知情的大伙儿呼啦啦都走了，黑暗中痛到无法移动的男一号最担心的却是“等下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可不能还躺在这儿抱着腿啊，观众肯定会发现异常的。”于是心一横，Jeffrey顾不得疼痛，就在一片黑漆漆里手脚并用地往舞台侧口爬，好在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不对，“他们赶紧趁着黑幕把我拖回去了。”被“拖”下台的Jeffrey马上被大家包围了，纷纷关心他的伤势，虽然疼痛难忍，但Jeffrey自己知道，作为这一场的男一号的，如果自己就这样放弃演出，而安息日的Shahar又绝对不能上台，那么这会给剧组带来多大的灾难。“于是我拍拍裤子告诉大家‘没事没事’，还摆了个很酷的pose，看的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表演状态去了。”但Jeffrey可没法恢复正常了，因为他是真的“有事”，于是接下来的半场，细心的导演和坐在台下的Jeffrey的家人都发现了异常：“我妈妈还在想，咦，昨天这一幕的时候Frank没有瘸腿啊，为什么我要把他这样处理？”当然，Jeffrey受伤的消息还是很快从后台传到了所有剧组人员的耳中，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被Jeffrey 的敬业感动的同时，一股暖流却渐渐在舞台上涌动起来，“我在台上继续演出，忽然感觉到所有的中国演员都在默默地配合我——比如不动声色地扶我一把，或者并排的时候刻意让我靠着，在很多时候，瘦小的‘林奕兰’（女主角）甚至作势挽着我其实在努力地架着我走路……”
于是，剧情里两个民族的人们之间在相濡以沫地传递温情，而舞台上两国的演员们也在做着完全相同事情——互相扶持，共度难关，那一场戏Jeffrey真的被感动了，“我觉得自己在台上好像就要哭了，因为腿上的疼痛，但更因为心里的那种澎湃，但我一直告诉自己——Not here，Not now（不是这里，不是现在）……”仿佛这种“爱”真的是有魔法的，他居然拖着伤腿却更加爆发出了表演的激情，一直坚持到最后。谢幕后大幕刚一降下来，Jeffrey就马上躺倒在地，全身的衣服都因为强忍着疼痛而被冷汗浸透，但他的心里是火热的——“当观众完全看不到幕布后面的那一秒，所有的演员都向我涌过来，他们都说‘你太棒了’‘你是我们的英雄’，这时候我终于流下了眼泪。”
经历了这一场之后，Jeffrey对中国和中国人都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我迫切的想要和这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现在非常积极地在学习中文”。“你看！”Jeffrey递过来他的手机，上面果然下载了好几个学习汉语的APP：“这一轮演出结束后，我打算要在上海待比较长的时间，最好可以白天教英文、晚上学中文。”在Jeffrey看来，自己当初打开的这一扇窗已经成为一扇崭新的大门，“我最初的感觉果然没有错，上海会成为我未来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