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饶的贫困》这一书名，撩动了我惰性的阅读欲望。作者用一系列分镜头式的真实的场景，叙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内蒙、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等区省，一方面是令人震惊的、难以想象的贫困；另一方面又是遍地皆宝，同样令人震惊的富饶。贫困中的富饶，富饶中的贫困，同不发达中的发达，发展中的不发展一样，似乎是一个难解的“悖论”。然而，作者踏遍青山，寻觅千百度，得出的“解”是那样的显而易见，而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第56页)。
　　所谓人的素质，是指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这种素质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有天渊之隔。然而，长期以来，东西南北中，共吃一锅饭，看不见人的素质的作用；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东西南北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发达地区的温州和落后地区的贵州，“松绑”政策作用的力度相同，然而发展的方向却相反。何以使然？人的素质问题。
　　在发达地区，长时期蕴积在心底的追求生活质量的冲动和对商品经济的渴望，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观念，一有土壤，它就会萌生出商品经济的幼芽来，而且它的成长具有不可遏制的力量。而落后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社会发育水平低下，经济结构单一，社区功能不完善以及人际关系的血缘性，制约了人的素质的提高；而世世代代积累的自然经济的惯性，又使丰富的资源不能得到开发和有效的利用，无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也难以加速社会的发育和改变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行的理论是：经济援助，加速落后地区的基础结构建设。但是，我国三十多年巨额的财政补贴和基建投资，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基础结构长期上不去，而且“越输血越贫血”。所以作者提出，当务之急是变革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改革经济体制，在落后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关系，这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前提。
　　在发达地区，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场胜利，被文学家们誉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那么，落后地区改革是否也应走这条道路呢？回答是否定的。作者认为，落后地区商品经济的潜在力量集中在城市，城市是那里经济发展一切矛盾的集中点，因此，落后地区的改革，应该从城市入手。彻底改革城市国营经济系统，尤其是粮食、商业、运输、信贷等流通系统的体制，是“调动整个落后地区发展商品经济所有可能性的总开关”(第153页)。
　　《富饶的贫困》与其说是一部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倒不如说是一部发展社会学著作。与国外发展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作者超越了经济关系本身，把它的立足点放在社会经济系统发育程度和人的素质的改变上。由此提示：全部问题的答案，不应只在经济学中寻找，而且还应该在社会学中寻找。作者认为，商品交换的冲动，源于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新生活方式的渴望。没有这种渴望，就没有更新经济活动，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任何技术(不论是高技术还是中间技术)的“嵌入”，都只能被视为“天外来客”，束之高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动不发生任何联系。因此，改变生活方式，比改变生产方式还要重要，它是导致落后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优先发展信息量大的、能刺激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变革的产业，如旅游业，可能是落后地区趋利避害，超越运输约束，改变人的素质，迅速积累资金，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发育和发展战略在产业方向上的最佳选择之一。
　　
　　(《富饶的贫困》，王小强、白南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