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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及余光中本人都一再强调他历经了从追求现代到重返古典的诗路跋涉,却忽视了他于千变万化中恒在的对再现艺术观的决绝反抗,对欲爱纠结、生死焦虑、文化乡愁的创造性表现,以及对中华文化认同与身份界定的沉思,实践着从克罗齐到科林伍德的'直觉-表现'说,深得屈原、李白和李商隐的神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表现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