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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59—1961年的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夺取了上千万人生命，死亡人数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有记录的饥荒，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关于引发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争损耗，政府决策失误等，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本文仅试着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角度来窥探大饥荒的成因。
关键词：个人消费；集权；地方干部；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04-01
一、个人合理消费提职崩溃是直接原因
1958年，在毛泽东的肯定下，全国各地掀起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即实行工资制。同时还搞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农民吃饭不要钱。这些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的萌芽”而备受推崇表扬。然而这些做法在实行中却是问题重重，由于公社家底薄弱，给农民的工资大都发了一两个月后便发不出了，工资制基本名存实亡，等于只剩供给制。而人民公社所倡导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农民失去了以往的自主消费权力。此前，农民在交够国家征收的粮食外对于结余的部分拥有自主处理权，而供给制下的农民由于劳动成果归公社所有，只能从公共食堂获得粮食。原本合理灵活的消费体系被打破，农民从主动变成被动。毛泽东最初对人民公社的构想是粮食多了搞供给1制，而1959—1961年又是自然灾害尤其严重的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加上公共食堂号称“敞开肚皮吃”，出现了“三个月就吃掉足以维持六个月的粮食”或“半年吃了一年的粮”，对事物的过度消费和大幅浪费致使大多数公社粮食出现短缺，很快公共食堂便无法维持了，农民在供给制下不能再获取生存所需的粮食，饥荒由此开始。
1959年，随着饥荒在全国的蔓延，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等口号被取消，改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结余归己的原则，这使一大批社员重新开始回家吃饭。此举使供给制式的消费向自主合理的消费回归。然而庐山会议后由于政策层面的调整由纠左改为反右，使原本可以补救饥荒的举措中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是三年大饥荒作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农民个人合理消费体质在重建中再一次崩溃。
二、国家集权和政策失败是主要原因
“大跃进”期间，中央计划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而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中过于强调政治动机，而忽略了经济本身的规律。人民公社制度从一开始便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为实施错误政策提供了条件。因此政治行为、集权体制和政策失误的相互作用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陡然下降，继而导致粮食供应跟不上出现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当时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中央基于人民公社将大幅极高生产率这一错误估计，而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为了尽快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把大量的农业资源抽调到工业生产部门，农民不搞农业生产改而铸铁炼钢。另外由于人民公社几乎无上限地谎报产量，政府从而又对农村超额粮食征购，导致原本就家底薄的人民公社被掏空。农民粮食缺乏势必降低其劳动生产率，而又直接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有资料表明，中央1960年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批示》中指出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100亿斤，到1961年6月情况更糟糕，库存可能下降到148亿斤。京津沪辽的粮食库存己接近挖空，几乎出现脱销危险。
换而言之，以国家集权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为实现超额征粮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政府对“大跃进”即跳跃式提升生产率的错误决策则为粮食减产，人民遭受大饥荒埋下了祸患。
三、干部的政治行为也是成因之一
前文已述，由于公共食堂对粮食的过度消费，很快便造成粮食短缺。而作为公社的领头干部理应了解粮食的存量，可是不少干部明知库存将尽，却仍允许食堂充足供应甚至过多供应，致使百姓最后在饥饿中死去。作为国家政策的推行者，各级干部的政治行为是值得考量的。
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策的实施完全被政治化。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务，各级干部没有说“不”的权力和勇气。如果质疑国家政策，便是质疑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被撤职查办，甚至遭受严厉打击，及时悉知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是错误的，地方政府、公社干部仍抱着纯粹的政治动机来推行，拥护这些政策，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或者冒险为之。以公共食堂为例，毛泽东提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他条件的社也能办到”的指示，即使基层干部对食堂的利弊心存疑问，但是由于盲目跟随中央明哲保身的政治动机而积极执行。同时，中央政府为实现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鼓励地方客服保守思想，使得全国各地卫星上天似的竞报产量。那时多数干部害怕被标榜为落后，反社会主义，当粮食产量不增反减时，为了不拖“大跃进”后腿，不承认自己的预测失误，将公粮更多上交中央，而大幅减少本地存粮。后来灾情出现时，干部既不敢向上级求助，又害怕消息外泄，封锁饥荒实情，宁愿将农民困死饿死在本地，也不让农民外出逃生。因此，“大跃进”期间各级干部的政治行为对引发、加剧和延长饥荒的时间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本文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大饥荒成因的分析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揭示“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相互关聯，仍是一个复杂且深邃的研究，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吕新民 刘江茹.档案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J].档案天 地，2015，（5）.
[2]谢永刚 李岳芹.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粮食短缺状况及教训[J].经济学，2010，（3）.
[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1998，（3）.
关键词：个人消费；集权；地方干部；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04-01
一、个人合理消费提职崩溃是直接原因
1958年，在毛泽东的肯定下，全国各地掀起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即实行工资制。同时还搞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农民吃饭不要钱。这些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的萌芽”而备受推崇表扬。然而这些做法在实行中却是问题重重，由于公社家底薄弱，给农民的工资大都发了一两个月后便发不出了，工资制基本名存实亡，等于只剩供给制。而人民公社所倡导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农民失去了以往的自主消费权力。此前，农民在交够国家征收的粮食外对于结余的部分拥有自主处理权，而供给制下的农民由于劳动成果归公社所有，只能从公共食堂获得粮食。原本合理灵活的消费体系被打破，农民从主动变成被动。毛泽东最初对人民公社的构想是粮食多了搞供给1制，而1959—1961年又是自然灾害尤其严重的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加上公共食堂号称“敞开肚皮吃”，出现了“三个月就吃掉足以维持六个月的粮食”或“半年吃了一年的粮”，对事物的过度消费和大幅浪费致使大多数公社粮食出现短缺，很快公共食堂便无法维持了，农民在供给制下不能再获取生存所需的粮食，饥荒由此开始。
1959年，随着饥荒在全国的蔓延，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等口号被取消，改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结余归己的原则，这使一大批社员重新开始回家吃饭。此举使供给制式的消费向自主合理的消费回归。然而庐山会议后由于政策层面的调整由纠左改为反右，使原本可以补救饥荒的举措中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是三年大饥荒作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农民个人合理消费体质在重建中再一次崩溃。
二、国家集权和政策失败是主要原因
“大跃进”期间，中央计划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而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中过于强调政治动机，而忽略了经济本身的规律。人民公社制度从一开始便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为实施错误政策提供了条件。因此政治行为、集权体制和政策失误的相互作用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陡然下降，继而导致粮食供应跟不上出现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当时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中央基于人民公社将大幅极高生产率这一错误估计，而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为了尽快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把大量的农业资源抽调到工业生产部门，农民不搞农业生产改而铸铁炼钢。另外由于人民公社几乎无上限地谎报产量，政府从而又对农村超额粮食征购，导致原本就家底薄的人民公社被掏空。农民粮食缺乏势必降低其劳动生产率，而又直接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有资料表明，中央1960年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批示》中指出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100亿斤，到1961年6月情况更糟糕，库存可能下降到148亿斤。京津沪辽的粮食库存己接近挖空，几乎出现脱销危险。
换而言之，以国家集权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为实现超额征粮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政府对“大跃进”即跳跃式提升生产率的错误决策则为粮食减产，人民遭受大饥荒埋下了祸患。
三、干部的政治行为也是成因之一
前文已述，由于公共食堂对粮食的过度消费，很快便造成粮食短缺。而作为公社的领头干部理应了解粮食的存量，可是不少干部明知库存将尽，却仍允许食堂充足供应甚至过多供应，致使百姓最后在饥饿中死去。作为国家政策的推行者，各级干部的政治行为是值得考量的。
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策的实施完全被政治化。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务，各级干部没有说“不”的权力和勇气。如果质疑国家政策，便是质疑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被撤职查办，甚至遭受严厉打击，及时悉知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是错误的，地方政府、公社干部仍抱着纯粹的政治动机来推行，拥护这些政策，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或者冒险为之。以公共食堂为例，毛泽东提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他条件的社也能办到”的指示，即使基层干部对食堂的利弊心存疑问，但是由于盲目跟随中央明哲保身的政治动机而积极执行。同时，中央政府为实现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鼓励地方客服保守思想，使得全国各地卫星上天似的竞报产量。那时多数干部害怕被标榜为落后，反社会主义，当粮食产量不增反减时，为了不拖“大跃进”后腿，不承认自己的预测失误，将公粮更多上交中央，而大幅减少本地存粮。后来灾情出现时，干部既不敢向上级求助，又害怕消息外泄，封锁饥荒实情，宁愿将农民困死饿死在本地，也不让农民外出逃生。因此，“大跃进”期间各级干部的政治行为对引发、加剧和延长饥荒的时间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本文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大饥荒成因的分析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揭示“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相互关聯，仍是一个复杂且深邃的研究，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吕新民 刘江茹.档案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J].档案天 地，2015，（5）.
[2]谢永刚 李岳芹.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粮食短缺状况及教训[J].经济学，2010，（3）.
[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