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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一种革命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始终是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谭人凤在湖南领导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中会党元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学界对它却多有否定。借助会党是现实斗争的选择，而非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谭人凤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对会党进行了改造，尽管也存在一些不足，但会党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除了新军以外的革命中坚。
关键词 谭人凤 辛亥革命 会党 社团改进
辛亥革命期间，谭人凤等人在湖南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以失败告终。对此，很多人往往将之归咎于会党。其中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如吴玉章曾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在以群众为中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又如庄义青等在指出1907年黄冈起义与同时期的两广其他起义一样“是一次带有军事冒险性质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也批评其“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这种低估会党作用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历史。有鉴于此，笔者将从谭人凤在湖南所领导的会党活动着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革命时期的会党活动，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不仅有助于辨明有关他个人的史事真相，而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的得失成败，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客观的社会存在推动谭人凤领导武装起义动借助会党
首先，湖南是会党势力较为雄厚的省份之一，“此年各省湘勇大半遣撤。游勇与游士散则归者数且十万。”这些“游勇与游士”大批投入秘密结社，从而使湖南会党的声势更加浩大。湖南会党多属洪门，是天然的反清力量。洪门组织是在反清斗争进入秘密活动时期开始形成的，到清朝中叶和末叶，逐渐有所发展的。谭人凤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也是从联络洪门会党开始的。他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在家乡开山立堂，人称托塔天王，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洞天等人加入。1901年，周叔川创办大同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后经常在时荣桥附近的一字山聚集各地会党徒众，密谋反清大计。谭人凤家距时荣桥百余里，山岭阻隔，交通不便，但每逢山上聚义，谭人凤必赶至参加，共谋反清革命。谭人凤在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受到时人称道：“新化之组合会党，实行革命者，当推公（周叔川）与谭石屏两有为首，均果敢坚决，冒死难而不移其志”。
其次，谭人凤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借助会党也是无奈之举。
在众多革命党人中，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各有不同，谭人凤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相比，似乎经历了更多的坎坷与曲折。他既不像孙中山那样，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也不像黄兴那样，由于家庭条件处于中等，考上秀才以后又进入新式学堂，官费留学日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从而走“秀才造反”的道路。谭人凤出生贫苦的农民家庭，耳闻目睹满清反动统治者的暴行，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精神。三次科考失意，使谭人凤感到愤懑不平，于是毅然告别了科场，这无疑使他感受到当时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以及官场的黑暗，同时也在他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更加使他萌发了反满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谭人凤并没有可以参加或者依靠的独立的反清武装军队，而会党既以反满斗争为宗旨，且一直未停止过活动，所以他只能选择现有的社会力量在湖南进行反清起义。
再次，借助会党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是客观形势所需，并非谭人凤的个人行为。孙中山也曾经说过：“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中国民主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对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们的力量异常强大。从这种敌强我弱的革命态势来看，年轻的弱小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借助必要的同盟力量。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直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只得借助于与农民有直接联系的会党，通过会党动员农民起来革命。从革命派推翻清朝统治这一斗争目标来看，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愿望，因而得到包括会党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会党本身的特点和发展来看，它易于与革命党人接近。会党群众是通过民间秘密结社集合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一方面“富团结力，守秘序，重然诺，急公死义，不爱其身躯”，且“尤能遵从领袖之号召”；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压迫，困苦不堪，因而他们“常与官吏冲突”，“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又由于当时中国客观形势和特殊的社会矛盾来看，也使会党趋向于接受资产阶级革命队伍派领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合会党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识，而并非某一个人的想法。
二、谭人凤对会党的改造问题
对谭人凤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借助会党批评之声还强调，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缺乏改造。如李文海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他们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武昌起义的枪声换来了清王朝皇冠的落地声，革命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确立、完善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而当时的会党，除了极少部分继续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对豪绅地主或减租减息的运动外，绝大部分由于很难改变自身的恶习，逆历史潮流而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如掌握地方实权，居功自傲，横行乡里，扰乱地方秩序；自称帝制，反对共和，图谋不轨；为立宪派所利用，成为反动势力与革命派争权夺力的工具。面对此种新形势，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试图对会党进行“教育”和“改造”。
针对改造会党一事，谭人凤发表了很多草案、意见书，并制定了守则。除此之外，谭人凤还详细地制定了会员入会资格，以及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社团改进会是基本符合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要求的。它是以会党成员为基础，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组织原则，以稳定和巩固共和政体为目的的组织。在这其中，谭人凤既肯定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严厉地斥责了会党的倒行逆施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他不同于其他革命党人要么迁不忍让，要么强行镇压，而是试图在不损害广大会党成员利益的前提下，“施以教育，冀具发改良进步，务使流品淆杂之社团，一变为完善稳定之民党”。 对于会党的改造谭人凤身体力行，参与其间，他发表社团改进意见书，试着去教育、改造会党，使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能够长治久安，但不管个人的意愿是好是坏，历史都不会因此而转移，尽管社团改进的相关文件出台后，“各属秘密会党闻风走集询问情形者，不下数百人之多。经办事各员宣腾宗旨，解释纲要，均翕然赞成，靡有他论”。但在当时，立宪派等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会党本性难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不成熟性等原因，社团改进会还是失败了。“刚刚在顾问街上挂上了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挨了一颗炸弹，立宪派和权绅们大起其哄，说‘会匪进城来了’！”准备大举请示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急剧变化，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满是会党组织一大特色，资产阶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联络会党时，往往以排满来宣传、发动会党。而会党乐于听命革命派在于会党固有的缺陷，即他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斗争往往归于失败，“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寻找到救星”。因此，会党也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联合的力量以达到他们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在这种共同的反满的目标下，他们实现了联合，但他们所主张的反满却具有不同的性质，革命派反满反清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障碍，其思想意识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而会党的反满主要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其目的无非就是“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革命派在联络会党初期以及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们只是简单地想增加力量，而没有考虑到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正确地改造会党的方针，使他们成为民主革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联络会党过程中，革命派努力向会党成员灌输民主共和的意识，反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为王”。在这些人的积极倡导下，有少数会党成员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并加入同盟会，但这只是少数。绝大部分革命党人“所谓联络会党只不过是联络一部分会党领袖，或在联合组织中挂几个首领的空名”，因此，大多数成员仍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这是革命派方面，由于缺乏有实力的领导，即使发现了会党的缺点，也无力去改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会党，会党是由广大流民组成，所谓“会党成员都是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赌博，敢于劫掠，称赌博为‘文差事’劫掠为‘武差事’。劫掠对象多为不义的豪家和贪污的官吏”，是游民无产者特点的表现。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性，行动上的破坏性。会党的这些固疾在短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到了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积极作用。
当然，谭人凤等人在改造会党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缺失。首先，是急于求成。不管是谭人凤在湖南所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还是其他省分的起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急于求成，希冀立竿见影。这就导致漫长的会党改造工作，缺乏最基本的时间保障，其效果自然也就难以达到要求，而渐次流于形式、表面。其次，谭人凤等人对会党斗争活动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们只看到会党的反清趋向，及带有模糊政治色彩的斗争，而忽视了会党群众“劫富扶贫”的经济追求。
总之，谭人凤或者更多革命领导得并非不重视对会党的改造工作，且在实际活动中将对会党的改造工作进行落实。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如急功近利、模糊民众的经济要求等，乃是历史、国情的客观限制，对于改造会党的问题应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会党元素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革命中地位举足轻重，学界对它的否定有悖客观历史。
参考文献：
[1]《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M].1981（1）：201.
[3]（日本）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印影本：3.
[4]《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正中书局，1969：74.
[5]孙中山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1：195.
[6]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湘省支部呈请立案文[C].谭人凤集：99.
[7]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237.
[8]斯大林.悼列宁[M]/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0.
[9]李子峰.海底[M].上海：上海书店，1989：192.
[10]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M]：233.
[11]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7.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8.
作者简介：
刘威（1980年—）女，吉林舒兰人，200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现为重庆图书馆馆员。
关键词 谭人凤 辛亥革命 会党 社团改进
辛亥革命期间，谭人凤等人在湖南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以失败告终。对此，很多人往往将之归咎于会党。其中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如吴玉章曾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在以群众为中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又如庄义青等在指出1907年黄冈起义与同时期的两广其他起义一样“是一次带有军事冒险性质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也批评其“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这种低估会党作用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历史。有鉴于此，笔者将从谭人凤在湖南所领导的会党活动着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革命时期的会党活动，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不仅有助于辨明有关他个人的史事真相，而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的得失成败，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客观的社会存在推动谭人凤领导武装起义动借助会党
首先，湖南是会党势力较为雄厚的省份之一，“此年各省湘勇大半遣撤。游勇与游士散则归者数且十万。”这些“游勇与游士”大批投入秘密结社，从而使湖南会党的声势更加浩大。湖南会党多属洪门，是天然的反清力量。洪门组织是在反清斗争进入秘密活动时期开始形成的，到清朝中叶和末叶，逐渐有所发展的。谭人凤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也是从联络洪门会党开始的。他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在家乡开山立堂，人称托塔天王，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洞天等人加入。1901年，周叔川创办大同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后经常在时荣桥附近的一字山聚集各地会党徒众，密谋反清大计。谭人凤家距时荣桥百余里，山岭阻隔，交通不便，但每逢山上聚义，谭人凤必赶至参加，共谋反清革命。谭人凤在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受到时人称道：“新化之组合会党，实行革命者，当推公（周叔川）与谭石屏两有为首，均果敢坚决，冒死难而不移其志”。
其次，谭人凤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借助会党也是无奈之举。
在众多革命党人中，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各有不同，谭人凤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相比，似乎经历了更多的坎坷与曲折。他既不像孙中山那样，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也不像黄兴那样，由于家庭条件处于中等，考上秀才以后又进入新式学堂，官费留学日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从而走“秀才造反”的道路。谭人凤出生贫苦的农民家庭，耳闻目睹满清反动统治者的暴行，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精神。三次科考失意，使谭人凤感到愤懑不平，于是毅然告别了科场，这无疑使他感受到当时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以及官场的黑暗，同时也在他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更加使他萌发了反满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谭人凤并没有可以参加或者依靠的独立的反清武装军队，而会党既以反满斗争为宗旨，且一直未停止过活动，所以他只能选择现有的社会力量在湖南进行反清起义。
再次，借助会党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是客观形势所需，并非谭人凤的个人行为。孙中山也曾经说过：“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中国民主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对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们的力量异常强大。从这种敌强我弱的革命态势来看，年轻的弱小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借助必要的同盟力量。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直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只得借助于与农民有直接联系的会党，通过会党动员农民起来革命。从革命派推翻清朝统治这一斗争目标来看，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愿望，因而得到包括会党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会党本身的特点和发展来看，它易于与革命党人接近。会党群众是通过民间秘密结社集合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一方面“富团结力，守秘序，重然诺，急公死义，不爱其身躯”，且“尤能遵从领袖之号召”；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压迫，困苦不堪，因而他们“常与官吏冲突”，“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又由于当时中国客观形势和特殊的社会矛盾来看，也使会党趋向于接受资产阶级革命队伍派领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合会党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识，而并非某一个人的想法。
二、谭人凤对会党的改造问题
对谭人凤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借助会党批评之声还强调，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缺乏改造。如李文海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他们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武昌起义的枪声换来了清王朝皇冠的落地声，革命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确立、完善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而当时的会党，除了极少部分继续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对豪绅地主或减租减息的运动外，绝大部分由于很难改变自身的恶习，逆历史潮流而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如掌握地方实权，居功自傲，横行乡里，扰乱地方秩序；自称帝制，反对共和，图谋不轨；为立宪派所利用，成为反动势力与革命派争权夺力的工具。面对此种新形势，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试图对会党进行“教育”和“改造”。
针对改造会党一事，谭人凤发表了很多草案、意见书，并制定了守则。除此之外，谭人凤还详细地制定了会员入会资格，以及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社团改进会是基本符合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要求的。它是以会党成员为基础，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组织原则，以稳定和巩固共和政体为目的的组织。在这其中，谭人凤既肯定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严厉地斥责了会党的倒行逆施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他不同于其他革命党人要么迁不忍让，要么强行镇压，而是试图在不损害广大会党成员利益的前提下，“施以教育，冀具发改良进步，务使流品淆杂之社团，一变为完善稳定之民党”。 对于会党的改造谭人凤身体力行，参与其间，他发表社团改进意见书，试着去教育、改造会党，使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能够长治久安，但不管个人的意愿是好是坏，历史都不会因此而转移，尽管社团改进的相关文件出台后，“各属秘密会党闻风走集询问情形者，不下数百人之多。经办事各员宣腾宗旨，解释纲要，均翕然赞成，靡有他论”。但在当时，立宪派等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会党本性难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不成熟性等原因，社团改进会还是失败了。“刚刚在顾问街上挂上了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挨了一颗炸弹，立宪派和权绅们大起其哄，说‘会匪进城来了’！”准备大举请示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急剧变化，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满是会党组织一大特色，资产阶级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联络会党时，往往以排满来宣传、发动会党。而会党乐于听命革命派在于会党固有的缺陷，即他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斗争往往归于失败，“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寻找到救星”。因此，会党也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联合的力量以达到他们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在这种共同的反满的目标下，他们实现了联合，但他们所主张的反满却具有不同的性质，革命派反满反清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障碍，其思想意识的主流是民主共和。而会党的反满主要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其目的无非就是“他朝明主登帝位，洪家兄弟受皇封”。革命派在联络会党初期以及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们只是简单地想增加力量，而没有考虑到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正确地改造会党的方针，使他们成为民主革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联络会党过程中，革命派努力向会党成员灌输民主共和的意识，反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为王”。在这些人的积极倡导下，有少数会党成员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并加入同盟会，但这只是少数。绝大部分革命党人“所谓联络会党只不过是联络一部分会党领袖，或在联合组织中挂几个首领的空名”，因此，大多数成员仍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这是革命派方面，由于缺乏有实力的领导，即使发现了会党的缺点，也无力去改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会党，会党是由广大流民组成，所谓“会党成员都是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赌博，敢于劫掠，称赌博为‘文差事’劫掠为‘武差事’。劫掠对象多为不义的豪家和贪污的官吏”，是游民无产者特点的表现。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性，行动上的破坏性。会党的这些固疾在短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到了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积极作用。
当然，谭人凤等人在改造会党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缺失。首先，是急于求成。不管是谭人凤在湖南所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还是其他省分的起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急于求成，希冀立竿见影。这就导致漫长的会党改造工作，缺乏最基本的时间保障，其效果自然也就难以达到要求，而渐次流于形式、表面。其次，谭人凤等人对会党斗争活动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们只看到会党的反清趋向，及带有模糊政治色彩的斗争，而忽视了会党群众“劫富扶贫”的经济追求。
总之，谭人凤或者更多革命领导得并非不重视对会党的改造工作，且在实际活动中将对会党的改造工作进行落实。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如急功近利、模糊民众的经济要求等，乃是历史、国情的客观限制，对于改造会党的问题应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会党元素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革命中地位举足轻重，学界对它的否定有悖客观历史。
参考文献：
[1]《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M].1981（1）：201.
[3]（日本）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印影本：3.
[4]《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正中书局，1969：74.
[5]孙中山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1：195.
[6]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湘省支部呈请立案文[C].谭人凤集：99.
[7]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237.
[8]斯大林.悼列宁[M]/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0.
[9]李子峰.海底[M].上海：上海书店，1989：192.
[10]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M]：233.
[11]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7.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8.
作者简介：
刘威（1980年—）女，吉林舒兰人，200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现为重庆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