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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收藏界》2010年第1期“天雨”先生撰写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蛙”》一文,笔者获益匪浅。但就作者对此“四蛙”钱的考析,以及董大勇先生认为此“四蛙”钱系元代之厌胜钱的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值得商榷。以下就个人所持的观点,所见所闻,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仅供同好参考。
笔者藏有一枚相同版别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蛙”纹钱,生坑,直径39.2毫米,穿径10毫米,厚4毫米,重20.8克。此钱锈色包浆、四隅的蛙纹,除直径和重量略有轻微差异外几无别致,当为同版同模所铸的“四蛙”纹折十大钱(见图正背面)。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蛙”钱的准确出处:2005年初,在云南与四川宜宾市相邻的云南省所辖的水富县城,某住户在拆除自家老宅挖地基时发现了此钱,数量为千枚左右,均为清一色蒙文折十大钱。其中绝大部分为光背钱,有数十枚此种背“四蛙”纹折十大钱。这批钱先后被宜宾市及周边县区的钱贩分批次全部购走,据宜宾市本地的泉友介绍,这种背铸有“四蛙”纹的折十蒙文大钱,在宜宾古玩市场同光背折十大钱价格相差无几,开价仅百元左右(略比光背钱高些)。且每枚的品相之精好,让本地藏友均不敢认下手,疑为新作之伪钱,查阅各类钱谱也见不到此“四蛙”钱的踪迹。继后发现大量与之锈色相同的普通光背钱面市,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等“四蛙”折十大钱是与光背折十大钱同一地点所出。随后价格涨至数百元一枚不等。
2007年4月,成都每年(春、秋两季)的春季钱币交流会如期而至,两枚蒙文背“四蛙”折十大钱被北方来的一位泉友以数千元的价格买走,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此后在其发现地宜宾再也见不到此“四蛙”钱的踪影。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隅所铸的动物图案,根据史料的记载,准确的说是蟾蜍,即人们俗称的癞蛤蟆,非蛙。有关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蟾蜍形象,在两汉文化中都刻铭着较多的蟾蜍图案。它们经常出现在三类图像之中:一是伏羲女娲的交尾像中,在女娲手中的月轮中有蟾蜍图案,或是女娲像的一则有月亭,内有桂树和蟾蜍,如河南洛阳卜千秋墓中出土的壁画中就有这种图案。二是“羽人像”的腹部图轮中有蟾蜍,四川邛崃山的汉代“羽人像”就反应了这样的图案:代表月亮的圆轮中只有蟾蜍和桂树,这里没有玉兔,印证了月中有蟾蜍之说。位于四川泸州的玉蟾山,上古人精心地雕刻了一只裸露半身、座西向东、栩栩如生的巨型蟾蜍,与众多的石刻造像一起,共享着信男善女们供奉不绝的香火。北宋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黄庭坚在玉蟾山就留下了“玉蟾”二字,并赋诗“蜀南山水数泸川,醉里依稀伴玉蟾,对月衔杯邀座客,挥毫泼笔赋诗篇”的诗句。第三种类型是蟾蜍与玉兔并居于月中的图像,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就发现蟾蜍、玉兔并居于月中的图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同样反应了这种图案:即在一弯新月上,同时并置着口衔灵芝的蟾蜍和奔跑的玉兔图像。
从大量的汉代文物图案上分析,蟾蜍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习俗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历来认为蟾蜍是仙物和仙虫,这是源于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典故。蟾蜍在月宫中被分配的工种又是世人们都十分关注的热门工种,即为西王母捣制不死仙药,又成为民间尊崇的药神仙。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一部卜筮书《归藏》里(此书已佚)。据《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妲娥(即嫦娥)窃之奔月(即偷吃不死仙药),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相传嫦娥本来是生活在人间的,只是因为吞食了西王母的“不死仙药”才得以飞腾上天的,进入月宫后受到惩罚而化为蟾蜍。而更重要的是嫦娥化蟾蜍之后,在月又是专司为西王母捣制仙药。有趣的是:在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的两幅帛画中,古人都着意在月中蟾蜍的口中画上了具有使人驻颜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灵芝草,使蟾蜍超越了世俗的世人生活,从而披上了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成为民间宗教尊崇的制作“不死仙药”的药神。
蟾蜍在月宫中的这一神职,正适合于中国佛教、道教及其他诸多教派信徒们祈求长生不老、不死而羽化成仙的梦想。所以月宫中的蟾蜍形象在佛教、道教及诸多教派中的地位颇高,倍受信徒们的尊崇和信奉。
元朝的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特别是佛教、道教两大教派,为蒙古人所信仰,均加以大力提倡,其中的喇嘛教派更是受到尊崇。这些教派对蟾蜍的尊崇和信奉,认为蟾蜍除捣制人可长生不死的“仙药”外,还可将人的灵魂引魂升天,信徒们认为人只是身子死了,而灵魂则可以离开身体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所以蟾蜍在信徒们心目中的宗教功能是可以“引魂升天”的,入仙籍的信念在宗教信徒们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起,至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文宗图帖睦尔止,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佛教、道教的忠实信徒,蟾蜍的尊崇和信奉者。八思巴文的创制者八思巴,忽必烈尊他为国师,不仅命他统领佛教,还让他创制蒙古新字(即以八思巴本人名字命名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当时凡有诏旨,均用八思巴文,而以各地区原来的文字为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号。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派系,也是蟾蜍尊崇和信奉的教派之一。在金代,新兴起了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三个新的宗教派别。至到元代,三个教派中以全真教影响力最大,在我国北方广为流传盛行。全真教祖师王的弟子丘处机,当时是这个教派中的首领,曾被成吉思汗召至波斯,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成吉思汗尊称他为“丘神仙”,十分尊崇,道教的地位在元代仅次于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们在修寺院、建庙宇、做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物力。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佛教(包括喇嘛教派)寺院四万余处,僧尼二十余万人,在全国可谓是寺院林立。这仅是佛教一派所占的比例,其他教派所占的比例可想而知。元代的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不时得到元政府的各种赐予。
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渐变化,形象丑陋的蟾蜍与天上美丽月神的形象便不能长久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漆黑的夜间,月亮以它那柔和的银光洒满大地,这在世人们的心目中是亲切、美好的。从而导致月中蟾蜍的形象逐渐被“月中有玉兔”的传说所替代。如晋人傅玄诗中就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汉乐府《董光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哈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于是蟾蜍的形象至此有了重大变化,已再不是丑陋不堪的癞蛤蟆,而是演变成温顺、纯洁的玉兔捣药了。玉兔居月的神话及图案,在明代以后就居主流了。到了清代,我国北方民间已盛行供奉“兔儿爷”了。
至明、清二代,蟾蜍的信仰逐渐演变为崇拜“蛙”神,我国南方民间逐渐改蟾蜍崇拜为“蛙”神崇拜。其原因有四:一是由于蟾蜍与“蛙黾之形尤为逼肖”,古人误将蟾蜍与蛙视为同一种动物。据《说文·黾部》解:“黾之属皆从黾……蛙,虾蟆属……蛙……蟾蜍也。”这样蛙与蟾蜍便在有意无意间搭上了茬;二是因为蟾蜍和青蛙均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三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逐渐进步,其审美观念也由此而逐渐转变,在现实生活中,世人们还是认为青蛙要比癞蛤蟆美一些。因此元代以后的明、清二代,南方民间基本就完全以崇拜“蛙”神为主了。其四是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上古时代传说中丑陋的仙虫——蟾蜍,逐渐演变成了月宫中的美丽神——嫦娥。
元朝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活动的大力提倡盛行,在全国所建的寺观道庙,是中国历史上最多、达到最景盛的时期。官府几乎每年都要铸造相当数量的供养钱赐给这些寺观道庙。特别是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以后,除蒙文“大元通宝”、“至正通宝”曾一度铸行流通外,其余年号的铸钱,可以说绝大部分均系官铸用于寺观道庙的供养钱性质。整个元代基本上都是以用钞为主,但自武宗以后,用于寺观道庙的供养钱是每朝必铸,如汉文折十型“大元通宝”背梵文,“大元国宝”折十型背龙纹、“大元国宝”折十型背“至大”、“至元通宝”折十型光背,“至元通宝”背四体文钱等,这类钱的实际性质均属寺观道庙的供养钱之例。
自上古至元朝,蟾蜍一直是佛教、道教、喇嘛教等诸多教派信徒们尊崇的信仰者,尤为元朝的统治者们——蒙古人尊崇信奉。而在我国南方,“蛙”神崇拜的是自元朝以后的明、清二代,逐渐由“蟾蜍”崇拜演变为“蛙”神崇拜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隅所铸的动物图案,可确定为“蟾蜍”图像无疑。
铸在蒙文“大元通宝”背四隅的蟾蜍形象,每只皆栩栩如生,这在中国的古钱史上尚属创见,代表月亮的圆轮,恰到好处地用在了古钱上,再次印证了“月中有蟾蜍”的神话传说,也印证迎合了佛教、道教及诸多教派信徒们祈求长生不死,求蟾蜍“引魂升天”的梦想。这枚背四隅蟾蜍图像的“大元通宝”折十大钱所具的属性,以笔者之见,此钱与正用的蒙文“大元通宝”几无别致,既可作正用钱,又有寺观道庙供养钱的属性,将此钱定为供养钱之例似为更准确,而非民俗厌胜钱之类。此仅笔者一管之见地,当否?还请藏泉界同好教正。(责编:丁丑)
笔者藏有一枚相同版别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蛙”纹钱,生坑,直径39.2毫米,穿径10毫米,厚4毫米,重20.8克。此钱锈色包浆、四隅的蛙纹,除直径和重量略有轻微差异外几无别致,当为同版同模所铸的“四蛙”纹折十大钱(见图正背面)。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蛙”钱的准确出处:2005年初,在云南与四川宜宾市相邻的云南省所辖的水富县城,某住户在拆除自家老宅挖地基时发现了此钱,数量为千枚左右,均为清一色蒙文折十大钱。其中绝大部分为光背钱,有数十枚此种背“四蛙”纹折十大钱。这批钱先后被宜宾市及周边县区的钱贩分批次全部购走,据宜宾市本地的泉友介绍,这种背铸有“四蛙”纹的折十蒙文大钱,在宜宾古玩市场同光背折十大钱价格相差无几,开价仅百元左右(略比光背钱高些)。且每枚的品相之精好,让本地藏友均不敢认下手,疑为新作之伪钱,查阅各类钱谱也见不到此“四蛙”钱的踪迹。继后发现大量与之锈色相同的普通光背钱面市,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等“四蛙”折十大钱是与光背折十大钱同一地点所出。随后价格涨至数百元一枚不等。
2007年4月,成都每年(春、秋两季)的春季钱币交流会如期而至,两枚蒙文背“四蛙”折十大钱被北方来的一位泉友以数千元的价格买走,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此后在其发现地宜宾再也见不到此“四蛙”钱的踪影。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隅所铸的动物图案,根据史料的记载,准确的说是蟾蜍,即人们俗称的癞蛤蟆,非蛙。有关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蟾蜍形象,在两汉文化中都刻铭着较多的蟾蜍图案。它们经常出现在三类图像之中:一是伏羲女娲的交尾像中,在女娲手中的月轮中有蟾蜍图案,或是女娲像的一则有月亭,内有桂树和蟾蜍,如河南洛阳卜千秋墓中出土的壁画中就有这种图案。二是“羽人像”的腹部图轮中有蟾蜍,四川邛崃山的汉代“羽人像”就反应了这样的图案:代表月亮的圆轮中只有蟾蜍和桂树,这里没有玉兔,印证了月中有蟾蜍之说。位于四川泸州的玉蟾山,上古人精心地雕刻了一只裸露半身、座西向东、栩栩如生的巨型蟾蜍,与众多的石刻造像一起,共享着信男善女们供奉不绝的香火。北宋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黄庭坚在玉蟾山就留下了“玉蟾”二字,并赋诗“蜀南山水数泸川,醉里依稀伴玉蟾,对月衔杯邀座客,挥毫泼笔赋诗篇”的诗句。第三种类型是蟾蜍与玉兔并居于月中的图像,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就发现蟾蜍、玉兔并居于月中的图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同样反应了这种图案:即在一弯新月上,同时并置着口衔灵芝的蟾蜍和奔跑的玉兔图像。
从大量的汉代文物图案上分析,蟾蜍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习俗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历来认为蟾蜍是仙物和仙虫,这是源于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典故。蟾蜍在月宫中被分配的工种又是世人们都十分关注的热门工种,即为西王母捣制不死仙药,又成为民间尊崇的药神仙。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一部卜筮书《归藏》里(此书已佚)。据《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妲娥(即嫦娥)窃之奔月(即偷吃不死仙药),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相传嫦娥本来是生活在人间的,只是因为吞食了西王母的“不死仙药”才得以飞腾上天的,进入月宫后受到惩罚而化为蟾蜍。而更重要的是嫦娥化蟾蜍之后,在月又是专司为西王母捣制仙药。有趣的是:在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的两幅帛画中,古人都着意在月中蟾蜍的口中画上了具有使人驻颜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灵芝草,使蟾蜍超越了世俗的世人生活,从而披上了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成为民间宗教尊崇的制作“不死仙药”的药神。
蟾蜍在月宫中的这一神职,正适合于中国佛教、道教及其他诸多教派信徒们祈求长生不老、不死而羽化成仙的梦想。所以月宫中的蟾蜍形象在佛教、道教及诸多教派中的地位颇高,倍受信徒们的尊崇和信奉。
元朝的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特别是佛教、道教两大教派,为蒙古人所信仰,均加以大力提倡,其中的喇嘛教派更是受到尊崇。这些教派对蟾蜍的尊崇和信奉,认为蟾蜍除捣制人可长生不死的“仙药”外,还可将人的灵魂引魂升天,信徒们认为人只是身子死了,而灵魂则可以离开身体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所以蟾蜍在信徒们心目中的宗教功能是可以“引魂升天”的,入仙籍的信念在宗教信徒们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起,至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文宗图帖睦尔止,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佛教、道教的忠实信徒,蟾蜍的尊崇和信奉者。八思巴文的创制者八思巴,忽必烈尊他为国师,不仅命他统领佛教,还让他创制蒙古新字(即以八思巴本人名字命名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当时凡有诏旨,均用八思巴文,而以各地区原来的文字为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号。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派系,也是蟾蜍尊崇和信奉的教派之一。在金代,新兴起了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三个新的宗教派别。至到元代,三个教派中以全真教影响力最大,在我国北方广为流传盛行。全真教祖师王的弟子丘处机,当时是这个教派中的首领,曾被成吉思汗召至波斯,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成吉思汗尊称他为“丘神仙”,十分尊崇,道教的地位在元代仅次于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们在修寺院、建庙宇、做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物力。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佛教(包括喇嘛教派)寺院四万余处,僧尼二十余万人,在全国可谓是寺院林立。这仅是佛教一派所占的比例,其他教派所占的比例可想而知。元代的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不时得到元政府的各种赐予。
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渐变化,形象丑陋的蟾蜍与天上美丽月神的形象便不能长久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漆黑的夜间,月亮以它那柔和的银光洒满大地,这在世人们的心目中是亲切、美好的。从而导致月中蟾蜍的形象逐渐被“月中有玉兔”的传说所替代。如晋人傅玄诗中就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汉乐府《董光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哈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于是蟾蜍的形象至此有了重大变化,已再不是丑陋不堪的癞蛤蟆,而是演变成温顺、纯洁的玉兔捣药了。玉兔居月的神话及图案,在明代以后就居主流了。到了清代,我国北方民间已盛行供奉“兔儿爷”了。
至明、清二代,蟾蜍的信仰逐渐演变为崇拜“蛙”神,我国南方民间逐渐改蟾蜍崇拜为“蛙”神崇拜。其原因有四:一是由于蟾蜍与“蛙黾之形尤为逼肖”,古人误将蟾蜍与蛙视为同一种动物。据《说文·黾部》解:“黾之属皆从黾……蛙,虾蟆属……蛙……蟾蜍也。”这样蛙与蟾蜍便在有意无意间搭上了茬;二是因为蟾蜍和青蛙均是农作物害虫的天敌,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三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逐渐进步,其审美观念也由此而逐渐转变,在现实生活中,世人们还是认为青蛙要比癞蛤蟆美一些。因此元代以后的明、清二代,南方民间基本就完全以崇拜“蛙”神为主了。其四是嫦娥奔月化蟾蜍的神话,上古时代传说中丑陋的仙虫——蟾蜍,逐渐演变成了月宫中的美丽神——嫦娥。
元朝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活动的大力提倡盛行,在全国所建的寺观道庙,是中国历史上最多、达到最景盛的时期。官府几乎每年都要铸造相当数量的供养钱赐给这些寺观道庙。特别是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以后,除蒙文“大元通宝”、“至正通宝”曾一度铸行流通外,其余年号的铸钱,可以说绝大部分均系官铸用于寺观道庙的供养钱性质。整个元代基本上都是以用钞为主,但自武宗以后,用于寺观道庙的供养钱是每朝必铸,如汉文折十型“大元通宝”背梵文,“大元国宝”折十型背龙纹、“大元国宝”折十型背“至大”、“至元通宝”折十型光背,“至元通宝”背四体文钱等,这类钱的实际性质均属寺观道庙的供养钱之例。
自上古至元朝,蟾蜍一直是佛教、道教、喇嘛教等诸多教派信徒们尊崇的信仰者,尤为元朝的统治者们——蒙古人尊崇信奉。而在我国南方,“蛙”神崇拜的是自元朝以后的明、清二代,逐渐由“蟾蜍”崇拜演变为“蛙”神崇拜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四隅所铸的动物图案,可确定为“蟾蜍”图像无疑。
铸在蒙文“大元通宝”背四隅的蟾蜍形象,每只皆栩栩如生,这在中国的古钱史上尚属创见,代表月亮的圆轮,恰到好处地用在了古钱上,再次印证了“月中有蟾蜍”的神话传说,也印证迎合了佛教、道教及诸多教派信徒们祈求长生不死,求蟾蜍“引魂升天”的梦想。这枚背四隅蟾蜍图像的“大元通宝”折十大钱所具的属性,以笔者之见,此钱与正用的蒙文“大元通宝”几无别致,既可作正用钱,又有寺观道庙供养钱的属性,将此钱定为供养钱之例似为更准确,而非民俗厌胜钱之类。此仅笔者一管之见地,当否?还请藏泉界同好教正。(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