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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他就是至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SARS病人。自此，中国人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非典”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有名词……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SARS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SARS医院里走出来。
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属于SARS疫区。
10年，这场“非典型肺炎”留下的“非典型记忆”，仍留在人们心间。10年，人们对于大规模扩散性疾病的恐惧有增无减。10年，“非典”成为人们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我在‘非典’那年参加高考”，“‘非典’那年，我们刚刚认识”……10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或许，SARS的价值，正是10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
SARS的前世今生
冠状病毒是病毒中的一个异数，能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通常毒性都不怎么强。然而，2002-2003年的那个冬天，一种凶猛的冠状病毒出现了。它上了飞机，徘徊在通风不畅的医院病房，通过一些隐秘而复杂的途径不懈地传播。这种新病毒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高传染力和高死亡率，前者是一个“优秀”病毒必备的能力；而后者，对一个病毒而言，把宿主迅速杀死不是好办法。也许就是因此，爆发之后，这种病毒很快又销声匿迹，至今我们尚不能说清它究竟藏在哪里，就像10年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样。
抢醋风潮
对广州而言，2002年到2003年间的冬天是个普通的冬天，天气暖，却不突出。惟一的天气异常出现在2002年12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次大雷暴，那是自1967年开始有雷暴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12月份发出雷暴警告。
雷暴发生之前的12月15日，35岁的广东人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收治了与黄症状相似的病人郭仕程。入之前，黄曾在深圳担任厨师，郭是出租车司机。使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和抗生素后，两人的病情并无起色，由当时的当班医生叶钧强陪同，两人被迅速送往广州救治，黄被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郭则被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很快，与两人接触过的8位医护人员开始发病，第一个确诊染病的正是接诊两人的医生叶钧强。
很快，广东省内接连出现这类病例，截至1月20日，仅中山一地，已发现28名此类病人。病人的特征是：头疼、高烧、畏冷、持续并严重的咳嗽，有血痰，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1月21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一道，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报告中，这种“怪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003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民间开始流传广东出现怪病的留言，这些留言中，“怪病”被描述为：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然而，随着怪病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离谱，它也显得越来越不像是真的，而媒体也只是很隐晦地表示：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
这些关于“流感”的消息起到了作用，那年春节，南中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食醋的风潮，据说，熏醋是应对流感的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回家过年了。
“超级传播者”
大年二十九，因为高烧和咳嗽的症状，海鲜商人周作芬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传染上了这种病毒，就像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病人会成为本次非典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
在中山二院，周作芬停留了两天，把病毒传给了三十多名医务人员。之后，他被转入中山三院，在救护车上，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名司机也被传染。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大约二十多名医务人员，整个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因为他而陷入瘫痪。之后，周又被转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是一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周病愈出院。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2月15日，中山二院64岁的刘姓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参加侄子在香港举行的婚礼。当时他的很多同事已经病倒，他本人只是觉得略有不适，他不想放过这个婚礼。也许，他还想趁机拜访香港的几个著名学者，跟他们讨论最近碰到的这种“怪病”。
2月21日，坐了3小时大巴后，刘医生和他的夫人到达香港。当晚，他们入住位于九龙窝打老道75号的京华国际酒店，房间号911，从这个房间到电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几件在疫情传播中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刘医生发病了，高烧、咳嗽、喷嚏，在9楼走廊上呕吐。第二天，刘医生离开酒店，住进附近的香港医院，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但那家酒店已经成了一个疫病向全球传播的最大中转站。在那里，病原至少被传给16位酒店住客，并由这些人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
扩散至全球
以九龙维景酒店为开端的第一条传播路线是经由一位87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住在隔壁的904房间，与刘医生一样，也是2月21日入住。也许她与刘医生同乘过同一架电梯，也许他们在楼道碰过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他们从未谋面，是空气把病原带给了她。
第三天，老太太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把这种“怪病”带到北美。一周后，老奶奶和她儿子去世，怪病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一位菲律宾护工感染了这种病。之后，这位女护工坐飞机回家度过她的复活节假期，把病毒带到了菲律宾。
两个来港购物度假的新加坡女孩住在938房。2月25日，其中一个女孩Mok开始发烧。她们没有在意，还是回到新加坡。3月1日，Mok住进医院；之后，那位同行的朋友住进另一家医院；随后，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相继住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之后，新加坡的N95口罩陷入短缺，售价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最终，在新加坡，有36人在这场疫病中丧生，包括Mok的父母、牧师、舅舅，Mok本人活了下来。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回到越南河内，把疾病带到了那里。从这个病人身上取样的意大利籍病毒专家卡洛·乌尔巴尼染病，3月29日去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乌尔巴尼的死几乎向WHO进一步确认了这场疫情的特征——高传染性、高死亡率，在医院多发，可经由飞机扩散。
3月12日，WHO发布了关于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的警告，描述了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3月15日，WHO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与大部分根据病因命名的疾病不同，这只是一个依据症状进行的命名，因为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病原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3月15日中午，国航班机CA112从香港飞往北京，飞行时间为3小时左右，机上载有120人，其中一人正发着高烧，咳嗽得很厉害。通过这架飞机，22位乘客和两名空姐染病，这些人又把疾病传播给了大约四十多名医护人员和看护的家属。这架波音737客机，无意间成了非典进入北京的一条重要途径。
至此，6周内，只需坐几次飞机，疫病就到达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绕着半个地球几乎打了个来回，并使北京代替广州成了疫情的中心，而我们，在当时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该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的什么？
病原为冠状病毒
当时，各国科学家都在实验室分析病人的组织切片、血液、痰液、排泄物……
2月18日，来自北京的一个病毒学实验室首先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他们看到了病人尸检标本上有衣原体，于是怀疑这种怪病的罪魁祸首是衣原体。那是一种比病毒大、比细菌小的原核生物，衣原体肺病的特征是散发，死亡率低，而且，只需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即可痊愈。很快，在中国大陆，这个研究结果被大量权威媒体报道，并被官方当作了“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不过，这个来自北京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广州那些最早接触非典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的赞成。一个重要的反对者就是钟南山，他认为，“从临床上来讲，第一，衣原体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我们使用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事实上，就在1月底，钟已经与香港大学的一个动物病毒研究小组开始了寻找非典病原的合作。
最初，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实在太像一场严重的感冒，研究人员怀疑这是一种流感病毒——自1997年香港发现人类也会感染禽流感后，在这个城市，这种病毒一直受到严密关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禽流感病毒获得了人际传播的能力，”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港大微生物系首席科学家裴伟士几乎脱口而出。然而，在他的实验室中，检验结果发现，非典病人体内并没有禽流感病毒。
面对这场从未见过的“怪病”，一个困难在于，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一种我们早已熟知的东西、改头换面的老朋友，还是一种全新的危险的东西。而实验室中的大部分工具，那些极高科技的分子探针，只能探测样本中有没有我们已知的片段。他们检验了非典是不是鼠疫、出血热、各种细菌性肺炎、季节性流感，以及，汉坦病毒感染，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种新的病原，需要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组织培养，让病原摧毁细胞，然后把被摧毁的细胞拿到显微镜下看，像警察在作案现场一样，通过仔细观察，揪出元凶。
费了些周折，他们找到了病原乐于去破坏的细胞——一种猕猴的肾细胞。大约到了3月中旬，被感染的细胞们终于发生了病变，病变的细胞被送到电子显微镜下。在最初得到的照片中，病毒的周身包围着一些日冕一样的触手，这便是病毒的“冠”——这个病毒的模样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当时鉴定它的病毒学专家需要去查一下教科书才能确定，这究竟是哪一类病毒。
病原为冠状病毒，这是个让人吃惊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通常只是一些毒性很弱的鼻病毒，它们通常只会引起一些轻度和自愈性的疾病，而在当时的香港，已有18人染病，6人死亡，死亡率30%以上。
4月8日，香港在网站上发布了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事实。4月11日，美国也宣布了同样的发现。4月12日，中国大陆宣布了同样的独立发现。根据一些资料，早在2月2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已分离出了冠状病毒，但因为属于军事医学，常规要求保密，结论并未对外公布。
病毒从哪里来？去哪里了？
找到了病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病原是怎么来的？它们从哪里来？
“病毒对人类而言很新，这就意味着，它可能来自某种动物。”从深圳的一个农贸市场中，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取来了各种动物的口腔拭子、肛门拭子以及各种排泄物样本，在市场上的数十种动物中，他发现，6份果子狸样本中均检测到了与SARS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果子狸是当时林业局文件中明确规定的54种可以饲养的食肉动物之一。
5月3日，在果子狸身上发现类SARS病毒的消息发布，在广东，这种动物开始被大规模捕杀。9月，关于果子狸与SARS病毒的关系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后来，长春农业大学动物研究所对全国的果子狸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北方的果子狸身上并未携带类SARS的冠状病毒，只有广东地区，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携带着这类病毒。有专家猜测，果子狸只是在运输过程中，从其他动物身上染上这种病毒。这种长着一张花脸的狸猫，应该只是病毒的一个中间宿主，病毒的仓库应该另有其人。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中，管轶写到：果子狸“应该是从其它动物身上得到了这种病毒。而那种我们今天并不知道的动物，才是真正的（冠状病毒的）天然仓库”。
管轶所在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果子狸不是冠状病毒的仓库，这种病毒的仓库应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很容易与农贸市场动物接触的生物。对农贸市场的动物，第二场大型普查开始了，这次的检测对象从猕猴到豪猪，从斑鸠到家鼠，从野猪到眼镜蛇。最终，有3个样本被确认可以感染冠状病毒，都是来自一种蝙蝠。 之后，一个由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以拉网的方式，对栖息中国的四百多种蝙蝠进行了排查。在4种菊头蝠中，他们发现了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这些蝙蝠病毒并不能直接传染给人，基因信息分析则显示，在人类中流行的那种SARS病毒更像蝙蝠病毒中的一个变异分支。这个发现刊登在了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10月1日，媒体的大标题说：蝙蝠疑为SARS病毒源头 专家提醒勿对其开杀戒。
病毒从动物到人的传播，一直是人类的噩梦，而对流感病毒，因为传播途径简单，这种噩梦尤甚。对于禽流感病毒，曾有推测，在猪体内，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发生了重组，从而产生了可以感染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而对于SARS，它的变异与传播，至今仍是谜。2003年5月出版的《自然》杂志的回顾文章中提到，中国南部，因为一些动物管理方面的混乱，可能将是全球主要新型流感毒株的发源地。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全球病毒预测网络（GVFI）中，广州、香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感病毒检测点。
《自然》杂志的文章还做了总结：5月初是SARS的爆发期，每天，全球几乎有两百多例新发感染，到了2003年6月15日，全球已无新发病例报告。
一位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在事后的回顾中认为我们是幸运的，“SARS病毒的传染通常发生在症状出现之后”，而如果像1918-1919年的大流感那样，病人在恢复期具有更强的传染力，SARS所带来的就会是一个更恐怖的故事了，在机场和医院，它会像死神一样传播。但也有人怀疑：有没有人是不发病的、沉默的携带者，而这些携带者是否能够传播病毒？
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能够引发严重呼吸症状的冠状病毒也没有消失。2004年，广州又发现了4例非典病人，不过，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几例病人也全部治愈出院。
非典过去整整10年后，今年2月，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严重呼吸综合症，经过分析，病因也是一种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并非SARS病毒，其基因序列与2008年在荷兰发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最为接近，病毒虽然已表现了在人群中传播的迹象，人际传播能力却不强。
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们的来源、经历，一切都仍是未知，除了死亡率——截至2013年2月19日，已有12名病人感染该病毒，6人死亡。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李珊珊/文）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SARS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十年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进步，但问题仍在
曾光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许多，挺拔的腰板，浓密的头发，正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与人握手，显得意气风发。在簇拥的人群中有卫生部时任常务副部长高强、科技部时任部长徐冠华，而与他握手的则是当时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
“这是2003年SARS期间，我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拍摄的。”曾光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8日，“那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SAR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10年后，再次谈起那场疫情，67岁的曾光对记者总结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是一个里程碑。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大的教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
小米加步枪的胜利
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曾光回忆说，等到他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有一次，他为北京市的部分官员作了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专门又请他单独给自己讲了一遍。听完后，刘淇握着他的手说，“曾教授，你要早给我讲十天，也许我们要少100个SARS病人。”
在报告中，曾光反复强调防治SARS并不难，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
但那时，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流传很广但有说服力的例子是：SARS期间，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以前他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最初，他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曾光说，“等到我们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公共卫生专家“参战”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医院感染。
2003年4月22日，曾光随中共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对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考察。这家因SARS被公众所熟知的医院，当时的状况近乎于惨烈——从4月7日接收第一例病人到被封闭的16天里，全院有近七十位临床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倒下了。
3个小时考察下来，曾光感觉“这里已经守不住了，如果硬撑下去，病例会像雪崩一样爆发”，再加上之前在广州调查时积累的经验，曾光当场就提出“尽快关闭医院”。 让曾光欣慰且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市政府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第二天就派武警把医院给封了。办事效率之高超出了他的想象。
那段时间，曾光回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几乎每项决策，领导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而这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无疑还是那次被邀请到中南海讲课的经历。
事实上，那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早就安排好的，内容是科学发展史，有两位专家主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加了个题目——SARS型肺炎的防治。
尽管曾光的讲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他仍能明显地感到，领导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发言——讲完后，大家提的十几个问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SARS的。在回去的路上，高强对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讲课开始前，总书记和专家握手时，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首长最关心的就是你讲的内容。”
在讲课过程中，当领导们被告知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都很兴奋。曾光说，“所以后来组织各地群防群控，一出手就非常坚决。”
曾光将击退SARS的胜利称之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因为正是公共卫生的土办法“送走”了SARS。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直到SARS结束，“高科技”中只有诊断试剂投入了使用，而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问世。
将公共卫生送上快车道
“送走”了SARS后，耐人回味的是，SARS却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送上”了快车道。无论是曾光，还是接受采访的其他公共卫生专家都坦陈：“SARS后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SARS是一场灾难。”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在SARS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半事业单位过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公共卫生工作，还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这一格局之下，胡永华说，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胡永华说。
曾光告诉记者，SARS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负压病房的建设。
如今这种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病人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但十年前SARS最猖獗的时候，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间合格的负压病房！
在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曾光认为还是信息报告系统的建设。他向记者记者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事实上，直到SARS爆发，中国公共卫生的信息报告系统仍形同虚设。当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花费一周的时间，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在SARS后的几年，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提到这一系统，曾光连用两个绝对，“全世界绝对最快，绝对最先进”。
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胡永华说。
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在与记者记者讨论SARS对中国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时，公共卫生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应急预案的制定。
曾光总结的导致SARS早期“战局不利”的诸多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政府在应对SARS上，初期一片混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硬件很硬，软件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记者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记者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蔡如鹏/文）
钟南山：体制造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我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本刊记者/ （发自广州）
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愿意与媒体沟通的学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愿意讲真话，另一方面是他几乎没有任何架子。但在SARS十周年之际，对这位当年抗非典的代表人物的采访却费了一番周折。钟南山的助手一直在向记者记者强调，钟最近在做两会的提案，太忙了。
尽管没有透露提案的内容，但根据钟南山此前发布的信息推测，他的提案很可能与灰霾有关。今年1月底，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钟南山说，“灰霾比非典更可怕”。
2月22日，钟南山在广州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的接待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年我也得了肺炎，但一直没跟人讲”
记者：当年，你是什么时候接收到第一个SARS患者的？广东省当时做出了什么应对？
钟南山：我记得接到第一起病例是在2002年12月21日，但向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是2003年1月末。当时广东中山爆发了疫情，但是我们首先是考虑到衣原体、细菌等方面导致非典爆发的因素，依照对这些致病因素展开治疗，但没有效果。因此就考虑到了病毒，这令我们马上将情况上报。
2003年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及三个专业小组：医疗专家指导小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病原学检测指导小组。流行病学的调查从此开始启动。
记者：最初，我们将这种疾病称为非典型性肺炎，此后被命名为SARS，两种命名方式，对应对这一疾病有什么作用？
钟南山：被命名为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立的，意即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但做出SARS命名时，我们还没有发现病源，只是提到这个病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综合征，呼吁大家警惕。这种命名方式对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
而非典型性肺炎只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很多原因都会引发非典型的肺炎，所以SARS的说法会更有针对性。
这些年来，在武汉和香港的蝙蝠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尽管也有一种说法是人一直有SARS病毒的抗体。但SARS真正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
记者：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你曾消失了近一周时间。
钟南山：我那个时候也生病了，原因是我连续工作了38小时，太累了，之后就发烧，左胸痛。后来去照片子，发现是左上肺炎，但当时我并没有去检测，后来也没有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因为依据经验，我当时感觉只是肺炎，不是SARS。因为我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时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就用一般的抗生素治疗了五天。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护士、我的保姆和我爱人知道。
那时候就在家里输液，为了输液我在家走廊的门框上还钉了一个子，到现在还没拔下来，我爱人说就当是一个纪念好了。
后来再去复查，左上肺的肺炎已经消了。一直没跟人讲，大家都以为我出差了。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我说我得了非典，影响会不大好。一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得了非典，不过我自己也不想搞清楚，因为那是个特定时期，因为不适合公开。 “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记者：SARS给我们带来什么警示？
钟南山： SARS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重视民间的传染性疾病会给国家造成不稳定以及经济损失。SARS的爆发，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重视程度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所以在2009年，从墨西哥传染到内地的那次猪流感事件来看，中国采取了外堵疏漏、内防扩散的方针，很快就做好了隔离和监测，并且及时找到了病源，在5个月内就研制出了疫苗，让一亿人进行了注射。中国在那次事件的应对做得很漂亮。
中国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时，按道理是比较优越的。但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对类似事件不够重视，或者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处理的话，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SARS以后，我们在国内设置了200个SARS的监测点和医院，所以应对突发疾病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是，越是基层的网络，作用反而不够强，比如及时的申报。
（2009年）甲流在流行阶段时，全国公开数据显示只有50死亡，但因为我在全国有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交流发现，死亡数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时有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数字。我记得，那天下午卫生部就作出了回应，说如果发现新的死亡案例，他们一定会公开。几天以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了，各地都在上报。
但我接触的一些省份的卫生部门官员跟我说，相关单位的上级就要求他们，不要把数据统计得那么清楚，不要在这方面走在前头。我想，他们的观念和意识没有转变，顾虑还是比较多。
记者：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疾病，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钟南山：协作，学术界的协作。目前，有意无意的，特别是大单位，总是希望首先发现什么东西放在自己的单位上。但实际上一些大的项目，是需要大家协作的。
记者：对于10年前抗击SARS一役，你有什么遗憾吗？
钟南山：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汶川地震的时候，白衣天使也是大家对医务人员的称呼，但过了没多久又是白衣老虎。
穷其原因，就是医疗体制的公益性差。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少，造成了医疗的市场化问题。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和三甲医院，98%到99%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存活，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操作。
体制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医疗的投入过低。今年2月初，我问陈竺部长，我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5.5%，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阿富汗，古巴都比我们高。
现在很多人提议医药分家，杜绝从检查费用获取提成等等。这些办法都对，但是医院的资金缺口从哪里来补？
此外，在医改政策中，三甲医院的发展方向只有三条：第一，主要解决疑难病少见病；第二，做研究工作，把关口前移，使得那些疾病早发现早诊；第三，培训，让基层都能解决常见病多发病。但是这三条做得越好，医院的病人就会越少，那医护人员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所以也是不可行的。
目前的各种改革和监管方案，其实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这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体制造成了我的遗憾。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SARS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SARS医院里走出来。
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属于SARS疫区。
10年，这场“非典型肺炎”留下的“非典型记忆”，仍留在人们心间。10年，人们对于大规模扩散性疾病的恐惧有增无减。10年，“非典”成为人们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我在‘非典’那年参加高考”，“‘非典’那年，我们刚刚认识”……10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或许，SARS的价值，正是10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
SARS的前世今生
冠状病毒是病毒中的一个异数，能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通常毒性都不怎么强。然而，2002-2003年的那个冬天，一种凶猛的冠状病毒出现了。它上了飞机，徘徊在通风不畅的医院病房，通过一些隐秘而复杂的途径不懈地传播。这种新病毒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高传染力和高死亡率，前者是一个“优秀”病毒必备的能力；而后者，对一个病毒而言，把宿主迅速杀死不是好办法。也许就是因此，爆发之后，这种病毒很快又销声匿迹，至今我们尚不能说清它究竟藏在哪里，就像10年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样。
抢醋风潮
对广州而言，2002年到2003年间的冬天是个普通的冬天，天气暖，却不突出。惟一的天气异常出现在2002年12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次大雷暴，那是自1967年开始有雷暴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12月份发出雷暴警告。
雷暴发生之前的12月15日，35岁的广东人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收治了与黄症状相似的病人郭仕程。入之前，黄曾在深圳担任厨师，郭是出租车司机。使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和抗生素后，两人的病情并无起色，由当时的当班医生叶钧强陪同，两人被迅速送往广州救治，黄被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郭则被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很快，与两人接触过的8位医护人员开始发病，第一个确诊染病的正是接诊两人的医生叶钧强。
很快，广东省内接连出现这类病例，截至1月20日，仅中山一地，已发现28名此类病人。病人的特征是：头疼、高烧、畏冷、持续并严重的咳嗽，有血痰，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1月21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一道，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报告中，这种“怪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003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民间开始流传广东出现怪病的留言，这些留言中，“怪病”被描述为：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然而，随着怪病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离谱，它也显得越来越不像是真的，而媒体也只是很隐晦地表示：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
这些关于“流感”的消息起到了作用，那年春节，南中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食醋的风潮，据说，熏醋是应对流感的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回家过年了。
“超级传播者”
大年二十九，因为高烧和咳嗽的症状，海鲜商人周作芬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传染上了这种病毒，就像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病人会成为本次非典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
在中山二院，周作芬停留了两天，把病毒传给了三十多名医务人员。之后，他被转入中山三院，在救护车上，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名司机也被传染。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大约二十多名医务人员，整个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因为他而陷入瘫痪。之后，周又被转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是一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周病愈出院。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2月15日，中山二院64岁的刘姓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参加侄子在香港举行的婚礼。当时他的很多同事已经病倒，他本人只是觉得略有不适，他不想放过这个婚礼。也许，他还想趁机拜访香港的几个著名学者，跟他们讨论最近碰到的这种“怪病”。
2月21日，坐了3小时大巴后，刘医生和他的夫人到达香港。当晚，他们入住位于九龙窝打老道75号的京华国际酒店，房间号911，从这个房间到电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几件在疫情传播中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刘医生发病了，高烧、咳嗽、喷嚏，在9楼走廊上呕吐。第二天，刘医生离开酒店，住进附近的香港医院，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但那家酒店已经成了一个疫病向全球传播的最大中转站。在那里，病原至少被传给16位酒店住客，并由这些人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
扩散至全球
以九龙维景酒店为开端的第一条传播路线是经由一位87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住在隔壁的904房间，与刘医生一样，也是2月21日入住。也许她与刘医生同乘过同一架电梯，也许他们在楼道碰过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他们从未谋面，是空气把病原带给了她。
第三天，老太太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把这种“怪病”带到北美。一周后，老奶奶和她儿子去世，怪病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一位菲律宾护工感染了这种病。之后，这位女护工坐飞机回家度过她的复活节假期，把病毒带到了菲律宾。
两个来港购物度假的新加坡女孩住在938房。2月25日，其中一个女孩Mok开始发烧。她们没有在意，还是回到新加坡。3月1日，Mok住进医院；之后，那位同行的朋友住进另一家医院；随后，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相继住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之后，新加坡的N95口罩陷入短缺，售价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最终，在新加坡，有36人在这场疫病中丧生，包括Mok的父母、牧师、舅舅，Mok本人活了下来。 一位美国商人当时也在酒店，他回到越南河内，把疾病带到了那里。从这个病人身上取样的意大利籍病毒专家卡洛·乌尔巴尼染病，3月29日去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乌尔巴尼的死几乎向WHO进一步确认了这场疫情的特征——高传染性、高死亡率，在医院多发，可经由飞机扩散。
3月12日，WHO发布了关于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的警告，描述了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3月15日，WHO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与大部分根据病因命名的疾病不同，这只是一个依据症状进行的命名，因为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病原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3月15日中午，国航班机CA112从香港飞往北京，飞行时间为3小时左右，机上载有120人，其中一人正发着高烧，咳嗽得很厉害。通过这架飞机，22位乘客和两名空姐染病，这些人又把疾病传播给了大约四十多名医护人员和看护的家属。这架波音737客机，无意间成了非典进入北京的一条重要途径。
至此，6周内，只需坐几次飞机，疫病就到达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绕着半个地球几乎打了个来回，并使北京代替广州成了疫情的中心，而我们，在当时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该是病毒、细菌还是其他的什么？
病原为冠状病毒
当时，各国科学家都在实验室分析病人的组织切片、血液、痰液、排泄物……
2月18日，来自北京的一个病毒学实验室首先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他们看到了病人尸检标本上有衣原体，于是怀疑这种怪病的罪魁祸首是衣原体。那是一种比病毒大、比细菌小的原核生物，衣原体肺病的特征是散发，死亡率低，而且，只需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即可痊愈。很快，在中国大陆，这个研究结果被大量权威媒体报道，并被官方当作了“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不过，这个来自北京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广州那些最早接触非典患者的医务工作者的赞成。一个重要的反对者就是钟南山，他认为，“从临床上来讲，第一，衣原体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我们使用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事实上，就在1月底，钟已经与香港大学的一个动物病毒研究小组开始了寻找非典病原的合作。
最初，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实在太像一场严重的感冒，研究人员怀疑这是一种流感病毒——自1997年香港发现人类也会感染禽流感后，在这个城市，这种病毒一直受到严密关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禽流感病毒获得了人际传播的能力，”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港大微生物系首席科学家裴伟士几乎脱口而出。然而，在他的实验室中，检验结果发现，非典病人体内并没有禽流感病毒。
面对这场从未见过的“怪病”，一个困难在于，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一种我们早已熟知的东西、改头换面的老朋友，还是一种全新的危险的东西。而实验室中的大部分工具，那些极高科技的分子探针，只能探测样本中有没有我们已知的片段。他们检验了非典是不是鼠疫、出血热、各种细菌性肺炎、季节性流感，以及，汉坦病毒感染，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种新的病原，需要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组织培养，让病原摧毁细胞，然后把被摧毁的细胞拿到显微镜下看，像警察在作案现场一样，通过仔细观察，揪出元凶。
费了些周折，他们找到了病原乐于去破坏的细胞——一种猕猴的肾细胞。大约到了3月中旬，被感染的细胞们终于发生了病变，病变的细胞被送到电子显微镜下。在最初得到的照片中，病毒的周身包围着一些日冕一样的触手，这便是病毒的“冠”——这个病毒的模样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当时鉴定它的病毒学专家需要去查一下教科书才能确定，这究竟是哪一类病毒。
病原为冠状病毒，这是个让人吃惊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通常只是一些毒性很弱的鼻病毒，它们通常只会引起一些轻度和自愈性的疾病，而在当时的香港，已有18人染病，6人死亡，死亡率30%以上。
4月8日，香港在网站上发布了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事实。4月11日，美国也宣布了同样的发现。4月12日，中国大陆宣布了同样的独立发现。根据一些资料，早在2月2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已分离出了冠状病毒，但因为属于军事医学，常规要求保密，结论并未对外公布。
病毒从哪里来？去哪里了？
找到了病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病原是怎么来的？它们从哪里来？
“病毒对人类而言很新，这就意味着，它可能来自某种动物。”从深圳的一个农贸市场中，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取来了各种动物的口腔拭子、肛门拭子以及各种排泄物样本，在市场上的数十种动物中，他发现，6份果子狸样本中均检测到了与SARS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果子狸是当时林业局文件中明确规定的54种可以饲养的食肉动物之一。
5月3日，在果子狸身上发现类SARS病毒的消息发布，在广东，这种动物开始被大规模捕杀。9月，关于果子狸与SARS病毒的关系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后来，长春农业大学动物研究所对全国的果子狸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北方的果子狸身上并未携带类SARS的冠状病毒，只有广东地区，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携带着这类病毒。有专家猜测，果子狸只是在运输过程中，从其他动物身上染上这种病毒。这种长着一张花脸的狸猫，应该只是病毒的一个中间宿主，病毒的仓库应该另有其人。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中，管轶写到：果子狸“应该是从其它动物身上得到了这种病毒。而那种我们今天并不知道的动物，才是真正的（冠状病毒的）天然仓库”。
管轶所在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果子狸不是冠状病毒的仓库，这种病毒的仓库应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很容易与农贸市场动物接触的生物。对农贸市场的动物，第二场大型普查开始了，这次的检测对象从猕猴到豪猪，从斑鸠到家鼠，从野猪到眼镜蛇。最终，有3个样本被确认可以感染冠状病毒，都是来自一种蝙蝠。 之后，一个由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以拉网的方式，对栖息中国的四百多种蝙蝠进行了排查。在4种菊头蝠中，他们发现了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这些蝙蝠病毒并不能直接传染给人，基因信息分析则显示，在人类中流行的那种SARS病毒更像蝙蝠病毒中的一个变异分支。这个发现刊登在了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10月1日，媒体的大标题说：蝙蝠疑为SARS病毒源头 专家提醒勿对其开杀戒。
病毒从动物到人的传播，一直是人类的噩梦，而对流感病毒，因为传播途径简单，这种噩梦尤甚。对于禽流感病毒，曾有推测，在猪体内，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发生了重组，从而产生了可以感染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而对于SARS，它的变异与传播，至今仍是谜。2003年5月出版的《自然》杂志的回顾文章中提到，中国南部，因为一些动物管理方面的混乱，可能将是全球主要新型流感毒株的发源地。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全球病毒预测网络（GVFI）中，广州、香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感病毒检测点。
《自然》杂志的文章还做了总结：5月初是SARS的爆发期，每天，全球几乎有两百多例新发感染，到了2003年6月15日，全球已无新发病例报告。
一位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在事后的回顾中认为我们是幸运的，“SARS病毒的传染通常发生在症状出现之后”，而如果像1918-1919年的大流感那样，病人在恢复期具有更强的传染力，SARS所带来的就会是一个更恐怖的故事了，在机场和医院，它会像死神一样传播。但也有人怀疑：有没有人是不发病的、沉默的携带者，而这些携带者是否能够传播病毒？
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能够引发严重呼吸症状的冠状病毒也没有消失。2004年，广州又发现了4例非典病人，不过，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几例病人也全部治愈出院。
非典过去整整10年后，今年2月，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严重呼吸综合症，经过分析，病因也是一种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并非SARS病毒，其基因序列与2008年在荷兰发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最为接近，病毒虽然已表现了在人群中传播的迹象，人际传播能力却不强。
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们的来源、经历，一切都仍是未知，除了死亡率——截至2013年2月19日，已有12名病人感染该病毒，6人死亡。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李珊珊/文）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SARS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十年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进步，但问题仍在
曾光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许多，挺拔的腰板，浓密的头发，正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与人握手，显得意气风发。在簇拥的人群中有卫生部时任常务副部长高强、科技部时任部长徐冠华，而与他握手的则是当时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
“这是2003年SARS期间，我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拍摄的。”曾光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8日，“那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SAR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10年后，再次谈起那场疫情，67岁的曾光对记者总结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是一个里程碑。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大的教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
小米加步枪的胜利
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曾光回忆说，等到他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有一次，他为北京市的部分官员作了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专门又请他单独给自己讲了一遍。听完后，刘淇握着他的手说，“曾教授，你要早给我讲十天，也许我们要少100个SARS病人。”
在报告中，曾光反复强调防治SARS并不难，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
但那时，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流传很广但有说服力的例子是：SARS期间，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以前他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最初，他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曾光说，“等到我们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公共卫生专家“参战”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医院感染。
2003年4月22日，曾光随中共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对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考察。这家因SARS被公众所熟知的医院，当时的状况近乎于惨烈——从4月7日接收第一例病人到被封闭的16天里，全院有近七十位临床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倒下了。
3个小时考察下来，曾光感觉“这里已经守不住了，如果硬撑下去，病例会像雪崩一样爆发”，再加上之前在广州调查时积累的经验，曾光当场就提出“尽快关闭医院”。 让曾光欣慰且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市政府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第二天就派武警把医院给封了。办事效率之高超出了他的想象。
那段时间，曾光回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几乎每项决策，领导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而这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无疑还是那次被邀请到中南海讲课的经历。
事实上，那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早就安排好的，内容是科学发展史，有两位专家主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加了个题目——SARS型肺炎的防治。
尽管曾光的讲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他仍能明显地感到，领导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发言——讲完后，大家提的十几个问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SARS的。在回去的路上，高强对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讲课开始前，总书记和专家握手时，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首长最关心的就是你讲的内容。”
在讲课过程中，当领导们被告知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都很兴奋。曾光说，“所以后来组织各地群防群控，一出手就非常坚决。”
曾光将击退SARS的胜利称之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因为正是公共卫生的土办法“送走”了SARS。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直到SARS结束，“高科技”中只有诊断试剂投入了使用，而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问世。
将公共卫生送上快车道
“送走”了SARS后，耐人回味的是，SARS却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送上”了快车道。无论是曾光，还是接受采访的其他公共卫生专家都坦陈：“SARS后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SARS是一场灾难。”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在SARS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半事业单位过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公共卫生工作，还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这一格局之下，胡永华说，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胡永华说。
曾光告诉记者，SARS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负压病房的建设。
如今这种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病人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但十年前SARS最猖獗的时候，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间合格的负压病房！
在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曾光认为还是信息报告系统的建设。他向记者记者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事实上，直到SARS爆发，中国公共卫生的信息报告系统仍形同虚设。当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为了弄清北京的数据，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花费一周的时间，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在SARS后的几年，由卫生部牵头，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提到这一系统，曾光连用两个绝对，“全世界绝对最快，绝对最先进”。
这套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胡永华说。
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在与记者记者讨论SARS对中国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时，公共卫生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应急预案的制定。
曾光总结的导致SARS早期“战局不利”的诸多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政府在应对SARS上，初期一片混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一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条例》出台的第二年，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
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期间，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显然，这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 硬件很硬，软件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记者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记者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蔡如鹏/文）
钟南山：体制造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我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本刊记者/ （发自广州）
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愿意与媒体沟通的学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愿意讲真话，另一方面是他几乎没有任何架子。但在SARS十周年之际，对这位当年抗非典的代表人物的采访却费了一番周折。钟南山的助手一直在向记者记者强调，钟最近在做两会的提案，太忙了。
尽管没有透露提案的内容，但根据钟南山此前发布的信息推测，他的提案很可能与灰霾有关。今年1月底，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钟南山说，“灰霾比非典更可怕”。
2月22日，钟南山在广州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的接待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年我也得了肺炎，但一直没跟人讲”
记者：当年，你是什么时候接收到第一个SARS患者的？广东省当时做出了什么应对？
钟南山：我记得接到第一起病例是在2002年12月21日，但向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是2003年1月末。当时广东中山爆发了疫情，但是我们首先是考虑到衣原体、细菌等方面导致非典爆发的因素，依照对这些致病因素展开治疗，但没有效果。因此就考虑到了病毒，这令我们马上将情况上报。
2003年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及三个专业小组：医疗专家指导小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病原学检测指导小组。流行病学的调查从此开始启动。
记者：最初，我们将这种疾病称为非典型性肺炎，此后被命名为SARS，两种命名方式，对应对这一疾病有什么作用？
钟南山：被命名为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立的，意即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但做出SARS命名时，我们还没有发现病源，只是提到这个病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综合征，呼吁大家警惕。这种命名方式对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
而非典型性肺炎只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很多原因都会引发非典型的肺炎，所以SARS的说法会更有针对性。
这些年来，在武汉和香港的蝙蝠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尽管也有一种说法是人一直有SARS病毒的抗体。但SARS真正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
记者：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你曾消失了近一周时间。
钟南山：我那个时候也生病了，原因是我连续工作了38小时，太累了，之后就发烧，左胸痛。后来去照片子，发现是左上肺炎，但当时我并没有去检测，后来也没有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因为依据经验，我当时感觉只是肺炎，不是SARS。因为我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时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就用一般的抗生素治疗了五天。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护士、我的保姆和我爱人知道。
那时候就在家里输液，为了输液我在家走廊的门框上还钉了一个子，到现在还没拔下来，我爱人说就当是一个纪念好了。
后来再去复查，左上肺的肺炎已经消了。一直没跟人讲，大家都以为我出差了。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我说我得了非典，影响会不大好。一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得了非典，不过我自己也不想搞清楚，因为那是个特定时期，因为不适合公开。 “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记者：SARS给我们带来什么警示？
钟南山： SARS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重视民间的传染性疾病会给国家造成不稳定以及经济损失。SARS的爆发，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重视程度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所以在2009年，从墨西哥传染到内地的那次猪流感事件来看，中国采取了外堵疏漏、内防扩散的方针，很快就做好了隔离和监测，并且及时找到了病源，在5个月内就研制出了疫苗，让一亿人进行了注射。中国在那次事件的应对做得很漂亮。
中国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时，按道理是比较优越的。但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对类似事件不够重视，或者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处理的话，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SARS以后，我们在国内设置了200个SARS的监测点和医院，所以应对突发疾病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是，越是基层的网络，作用反而不够强，比如及时的申报。
（2009年）甲流在流行阶段时，全国公开数据显示只有50死亡，但因为我在全国有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交流发现，死亡数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时有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数字。我记得，那天下午卫生部就作出了回应，说如果发现新的死亡案例，他们一定会公开。几天以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了，各地都在上报。
但我接触的一些省份的卫生部门官员跟我说，相关单位的上级就要求他们，不要把数据统计得那么清楚，不要在这方面走在前头。我想，他们的观念和意识没有转变，顾虑还是比较多。
记者：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疾病，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钟南山：协作，学术界的协作。目前，有意无意的，特别是大单位，总是希望首先发现什么东西放在自己的单位上。但实际上一些大的项目，是需要大家协作的。
记者：对于10年前抗击SARS一役，你有什么遗憾吗？
钟南山：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汶川地震的时候，白衣天使也是大家对医务人员的称呼，但过了没多久又是白衣老虎。
穷其原因，就是医疗体制的公益性差。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少，造成了医疗的市场化问题。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和三甲医院，98%到99%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存活，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操作。
体制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医疗的投入过低。今年2月初，我问陈竺部长，我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5.5%，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阿富汗，古巴都比我们高。
现在很多人提议医药分家，杜绝从检查费用获取提成等等。这些办法都对，但是医院的资金缺口从哪里来补？
此外，在医改政策中，三甲医院的发展方向只有三条：第一，主要解决疑难病少见病；第二，做研究工作，把关口前移，使得那些疾病早发现早诊；第三，培训，让基层都能解决常见病多发病。但是这三条做得越好，医院的病人就会越少，那医护人员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所以也是不可行的。
目前的各种改革和监管方案，其实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这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体制造成了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