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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案件常常为法院不予受理，使公民陷于一种诉权困境，以至于当事人救济无门，不得不直接求助于信访，或是卷入群体性事件中去。
在湖南，从汝城到郴州，往返700多里路。黄由俭，一个69岁的老人，从今年5月6日到现在，在这条路上总共跑了8趟。
但状告汝城县政府、要求其公开对于该县自来水公司调查报告的案子，至今在郴州中院仍没有立案。
在北京，律师唐吉田、张立辉、李仁兵等正遭受类似的境遇。因倡议北京律协“直选”而被扣上“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帽子的上述律师，近期相继对北京律协提起诉讼，却在受理环节连吃“闭门羹”——北京西城法院既不受理，又不给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就像这样的起诉从未曾发生”。
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代理“三鹿奶粉”系列索赔案的律师李方平、因户口和暂住证问题起诉多地公安机关的律师程海身上。
立案之争
“我要是跟你说依法做出答复，那不太虚了吗?我说要请示领导，这才是实话”。
律师唐吉田和张立辉没有想到，到北京西城法院立案的过程，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
2008年9月24日上午不到10点，唐吉田来到西城法院立案大厅。他参与倡议的北京律协直选一事前途未明，但对此进行定性的北京律协“严正声明”言犹在耳，至今还挂在网上。该声明将这一行为定性为“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这一声明在网上流传甚广，让组织者之一的唐吉田感觉“很受伤”，决定将北京律协推上法庭，告其民事诽谤。
在7号或者8号窗口，他将起诉状、身份证复印件、执业证复印件、35位律师的直选倡议以及律协的“严正声明”从立案窗口递入，一位姓史的法官看了看，说道：“材料我先收下，再研究。”
唐吉田说你研究可以，但要给我出一个收据。史姓法官想了几分钟，进去请示一位值班的副庭长后答应了。
唐吉田把此视为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递上材料却拿不到收据的大有人在。《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如果拿不到收据，那就无法计算决定是否受理的“期间”。很多律师认为，这是在很多“敏感”案件上据理力争的开始。
10月8日，距离提交起诉状的时间已有7个工作日。当天下午，唐吉田打电话给史姓法官，询问立案事宜。史姓法官的答复是：领导已经研究了，该案不能受理。理由是该案“比较特殊”。
唐吉田说：再特殊也是个法律事件，你得用法律的理由来说服我。史姓法官让唐抽空来一趟。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唐吉田携江天勇、李仁兵、张新云、林小建以及专程从通州赶来支援的刘辉5位律师，再次来到西城区法院立案大厅。
6人径直来到史姓法官窗口。史说此事已不归他管，可找3号窗口的一位副庭长。还没靠近副庭长，大厅里来了三四位身穿法院制服的人，领头的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问：“你们是不是律协的事?”唐说是。这位女士说：“跟我来吧，我们管。”
双方找了间屋子坐下。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立案庭的负责人，姓刘。刘姓庭长开门见山，说这个案子是你们协会内部的事情，法院管不了，建议唐吉田与北京律协进行调解。
唐吉田对立案庭是否有权做此建议表示怀疑，并说诉讼之外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诉讼之内的调解尚可考虑。
刘姓庭长说这要请示领导，然后再做答复。唐吉田说立案的四个要件明明白白地写在法条里，为什么还要请示领导?刘姓庭长说了句：我要是跟你说依法做出答复，那不太虚了吗?我说要请示领导，这才是实话。
会谈持续近两个小时。让唐吉田颇为费解的是：对方撇开法律上的立案条件不谈，却重点阐述该案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
此后几天，唐吉田两次打电话给这位刘姓庭长，询问立案的进展。最后一次，这位庭长向唐吉田摊牌：告诉你吧，这个案子不能受理，也不出书面的东西，院里就是这么定的。
对于该案应否受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博士熊丙万认为尚存争议的空间。一个案件是否受理，立案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本案来说，就是对北京律协是否侵犯唐吉田的名誉权有权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熊丙万认为，法官的这一权力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案件受理条件规定的第三项。民事案件受理的条件共有四个：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熊丙万说，侵犯名誉权的一个基本要件是要有对事实的歪曲，以及由此造成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在此案中，立案法官或许认为，《严正声明》对唐吉田社会评价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也有人认为，社会评价降低与否，显然是审判阶段法庭调查阶段的事情，因为它依赖于当事人提出证据并进行质证，显然不是立案法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但是，即使不予受理，法院也必须给予不予受理的裁定。
救济无门
“这只是宪法上的规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条，很难操作”。
律师李方平和老人黄由俭立案遭拒，得到的理由与唐吉田一样，都是“情况特殊”。更进一步的解释，给李方平的是：“要等上面的统一部署，”给黄由俭的则是：“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复。”
黄由俭因此专门跑了两趟湖南省高院。接待的法官说：要有一个中级法院的裁定，我们才能受理。黄再跑到郴州中院要这个裁定，中院的人说：“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复。”黄由俭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一位叫冯正虎的上海人，在上海市闸北法院起诉236天后，没有收到是否立案的通知，决定求助于有关监督部门。他首先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接待的法官说，实在没有法律依据让他受理这个把法官也列入被告的诉状，建议他去信访室反映情况。在该院信访室，接待的法官也表示无能为力，还是应该去找闸北法院信访办。
冯正虎没有马上去闸北法院，而是先去隔壁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受理的检察官表示无法受理这样的控告，因为他们没有这项监督权。“检察院一般监督公安局立案后的案件，或者法院终审后的申诉案件，还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对法院不受理的案件进行监督。”
冯正虎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院不受理的问题，而是法院既不受理，也不按法律规定出具裁定书，剥夺了公民诉权的问题，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 有权监督法官的违法行为。接待的检察官说这只是宪法上的规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条，很难操作。并说这是人大应该管的事，建议冯正虎找一下人大。
最后，冯正虎来到闸北区法院信访办。事先在二中院联系好的一位法官表示不清楚此事。
上述程序，黄由俭差不多也走了一遍，结果相似。10月9日、12日，黄由俭冲进郴州中院，指着法院里悬挂的“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牌匾开始骂人。“你们公什么正，为谁的民?我看都是假的。”“你们就是不敢主持正义。写这样的牌子，你们不觉得有愧吗?”
黄由俭边走边骂。这一过程持续半个多小时，“没有一个法官敢吭一声。”与黄由俭同去的73岁老人胡桂生也“骂得很凶”。
黄由俭对于司法长达半年的等待从此画上句号。11月5日、6日，他和另外5位老人出现在汝城县委、县政府大门前，脖子上挂着的一块牌子分外显眼，上写“为民请命”。这一行为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声援的群众多达千人，交通一时陷入瘫痪。
黄由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很多下岗职工也要来，县里37位离休干部也要来，都被他阻止了，“还是不要搞群体性事件，影响不好”。
11月7日晚上，黄由俭又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正在琢磨要不要组织大家去一趟长沙，“去跟张春贤讨一个说法”。
法院的“成本”逻辑
那些在法院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案件大多被过滤，剩下的都是些既无政治风险又无经济风险的案件。
有些人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蠢蠢欲动，归咎于法院作为“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北京法院系统的一位退休法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法院不堪任这样的角色。
他说，一个案子在中国法院所走的程序，跟书本上写的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有时恰恰相反。一个案子在中国能不能立，很多时候要参考这个案子审判的难易程度和执行的难易程度。如果这个案子不好审，或者即便审了也不好执行，立案庭就很有可能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其中的逻辑在于，如果这些不好审或不好执行的案子“冒失”地接下来，很可能会长期“烂”在受理的法院里，法院不得清净不说，还要支付巨大的应付成本，并有可能失去依据结案率所颁发的各种荣誉。
陕西省某市一位退休政法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遇到“敏感”案件，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召开政法委会议，而作为委员的法院院长铁定要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于统一思想。
“领导一干预，案子就不好审了，”上述北京退休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与其最终出一个饱受争议的判决，还不如刚开始就干脆不受理。每一个长了记性的法院都会这么做。”
执行则是更大的难题。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已生效判决的执行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其中行政诉讼最为明显，已从1998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21.1％。他说，这已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诱因。
这一数字变化对于法院来说，意味着执行越来越难。上述退休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事案件的执行尚可使用一些强制性手段，对于行政诉讼中的一些行政机关，法院要适用这些手段还是心存忌惮。
经过缜密的反向推理后，那些在法院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案件大多被过滤，剩下的都是些既无政治风险又无经济风险的案件。
对于不受理案件不出裁定，也成为控制风险的一个重要考量。北京两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有些明显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如果一定要出一个不予受理的裁定，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是漏洞百出，当事人如果据此上诉，法院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宁愿对当事人装疯卖傻，也不会出一个书面裁定，免得后患无穷。
这一切做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很多当事人已不寄希望于这一道救济，而是直接求助于信访，或是卷入群体性事件中去。
在湖南，从汝城到郴州，往返700多里路。黄由俭，一个69岁的老人，从今年5月6日到现在，在这条路上总共跑了8趟。
但状告汝城县政府、要求其公开对于该县自来水公司调查报告的案子，至今在郴州中院仍没有立案。
在北京，律师唐吉田、张立辉、李仁兵等正遭受类似的境遇。因倡议北京律协“直选”而被扣上“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帽子的上述律师，近期相继对北京律协提起诉讼，却在受理环节连吃“闭门羹”——北京西城法院既不受理，又不给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就像这样的起诉从未曾发生”。
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代理“三鹿奶粉”系列索赔案的律师李方平、因户口和暂住证问题起诉多地公安机关的律师程海身上。
立案之争
“我要是跟你说依法做出答复，那不太虚了吗?我说要请示领导，这才是实话”。
律师唐吉田和张立辉没有想到，到北京西城法院立案的过程，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
2008年9月24日上午不到10点，唐吉田来到西城法院立案大厅。他参与倡议的北京律协直选一事前途未明，但对此进行定性的北京律协“严正声明”言犹在耳，至今还挂在网上。该声明将这一行为定性为“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这一声明在网上流传甚广，让组织者之一的唐吉田感觉“很受伤”，决定将北京律协推上法庭，告其民事诽谤。
在7号或者8号窗口，他将起诉状、身份证复印件、执业证复印件、35位律师的直选倡议以及律协的“严正声明”从立案窗口递入，一位姓史的法官看了看，说道：“材料我先收下，再研究。”
唐吉田说你研究可以，但要给我出一个收据。史姓法官想了几分钟，进去请示一位值班的副庭长后答应了。
唐吉田把此视为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递上材料却拿不到收据的大有人在。《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如果拿不到收据，那就无法计算决定是否受理的“期间”。很多律师认为，这是在很多“敏感”案件上据理力争的开始。
10月8日，距离提交起诉状的时间已有7个工作日。当天下午，唐吉田打电话给史姓法官，询问立案事宜。史姓法官的答复是：领导已经研究了，该案不能受理。理由是该案“比较特殊”。
唐吉田说：再特殊也是个法律事件，你得用法律的理由来说服我。史姓法官让唐抽空来一趟。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唐吉田携江天勇、李仁兵、张新云、林小建以及专程从通州赶来支援的刘辉5位律师，再次来到西城区法院立案大厅。
6人径直来到史姓法官窗口。史说此事已不归他管，可找3号窗口的一位副庭长。还没靠近副庭长，大厅里来了三四位身穿法院制服的人，领头的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问：“你们是不是律协的事?”唐说是。这位女士说：“跟我来吧，我们管。”
双方找了间屋子坐下。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立案庭的负责人，姓刘。刘姓庭长开门见山，说这个案子是你们协会内部的事情，法院管不了，建议唐吉田与北京律协进行调解。
唐吉田对立案庭是否有权做此建议表示怀疑，并说诉讼之外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诉讼之内的调解尚可考虑。
刘姓庭长说这要请示领导，然后再做答复。唐吉田说立案的四个要件明明白白地写在法条里，为什么还要请示领导?刘姓庭长说了句：我要是跟你说依法做出答复，那不太虚了吗?我说要请示领导，这才是实话。
会谈持续近两个小时。让唐吉田颇为费解的是：对方撇开法律上的立案条件不谈，却重点阐述该案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
此后几天，唐吉田两次打电话给这位刘姓庭长，询问立案的进展。最后一次，这位庭长向唐吉田摊牌：告诉你吧，这个案子不能受理，也不出书面的东西，院里就是这么定的。
对于该案应否受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博士熊丙万认为尚存争议的空间。一个案件是否受理，立案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本案来说，就是对北京律协是否侵犯唐吉田的名誉权有权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熊丙万认为，法官的这一权力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案件受理条件规定的第三项。民事案件受理的条件共有四个：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熊丙万说，侵犯名誉权的一个基本要件是要有对事实的歪曲，以及由此造成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在此案中，立案法官或许认为，《严正声明》对唐吉田社会评价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也有人认为，社会评价降低与否，显然是审判阶段法庭调查阶段的事情，因为它依赖于当事人提出证据并进行质证，显然不是立案法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但是，即使不予受理，法院也必须给予不予受理的裁定。
救济无门
“这只是宪法上的规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条，很难操作”。
律师李方平和老人黄由俭立案遭拒，得到的理由与唐吉田一样，都是“情况特殊”。更进一步的解释，给李方平的是：“要等上面的统一部署，”给黄由俭的则是：“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复。”
黄由俭因此专门跑了两趟湖南省高院。接待的法官说：要有一个中级法院的裁定，我们才能受理。黄再跑到郴州中院要这个裁定，中院的人说：“要等省高院和最高院的批复。”黄由俭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一位叫冯正虎的上海人，在上海市闸北法院起诉236天后，没有收到是否立案的通知，决定求助于有关监督部门。他首先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接待的法官说，实在没有法律依据让他受理这个把法官也列入被告的诉状，建议他去信访室反映情况。在该院信访室，接待的法官也表示无能为力，还是应该去找闸北法院信访办。
冯正虎没有马上去闸北法院，而是先去隔壁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受理的检察官表示无法受理这样的控告，因为他们没有这项监督权。“检察院一般监督公安局立案后的案件，或者法院终审后的申诉案件，还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对法院不受理的案件进行监督。”
冯正虎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院不受理的问题，而是法院既不受理，也不按法律规定出具裁定书，剥夺了公民诉权的问题，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 有权监督法官的违法行为。接待的检察官说这只是宪法上的规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条，很难操作。并说这是人大应该管的事，建议冯正虎找一下人大。
最后，冯正虎来到闸北区法院信访办。事先在二中院联系好的一位法官表示不清楚此事。
上述程序，黄由俭差不多也走了一遍，结果相似。10月9日、12日，黄由俭冲进郴州中院，指着法院里悬挂的“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牌匾开始骂人。“你们公什么正，为谁的民?我看都是假的。”“你们就是不敢主持正义。写这样的牌子，你们不觉得有愧吗?”
黄由俭边走边骂。这一过程持续半个多小时，“没有一个法官敢吭一声。”与黄由俭同去的73岁老人胡桂生也“骂得很凶”。
黄由俭对于司法长达半年的等待从此画上句号。11月5日、6日，他和另外5位老人出现在汝城县委、县政府大门前，脖子上挂着的一块牌子分外显眼，上写“为民请命”。这一行为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声援的群众多达千人，交通一时陷入瘫痪。
黄由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很多下岗职工也要来，县里37位离休干部也要来，都被他阻止了，“还是不要搞群体性事件，影响不好”。
11月7日晚上，黄由俭又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正在琢磨要不要组织大家去一趟长沙，“去跟张春贤讨一个说法”。
法院的“成本”逻辑
那些在法院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案件大多被过滤，剩下的都是些既无政治风险又无经济风险的案件。
有些人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蠢蠢欲动，归咎于法院作为“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北京法院系统的一位退休法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法院不堪任这样的角色。
他说，一个案子在中国法院所走的程序，跟书本上写的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有时恰恰相反。一个案子在中国能不能立，很多时候要参考这个案子审判的难易程度和执行的难易程度。如果这个案子不好审，或者即便审了也不好执行，立案庭就很有可能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其中的逻辑在于，如果这些不好审或不好执行的案子“冒失”地接下来，很可能会长期“烂”在受理的法院里，法院不得清净不说，还要支付巨大的应付成本，并有可能失去依据结案率所颁发的各种荣誉。
陕西省某市一位退休政法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遇到“敏感”案件，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召开政法委会议，而作为委员的法院院长铁定要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于统一思想。
“领导一干预，案子就不好审了，”上述北京退休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与其最终出一个饱受争议的判决，还不如刚开始就干脆不受理。每一个长了记性的法院都会这么做。”
执行则是更大的难题。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已生效判决的执行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其中行政诉讼最为明显，已从1998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21.1％。他说，这已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诱因。
这一数字变化对于法院来说，意味着执行越来越难。上述退休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事案件的执行尚可使用一些强制性手段，对于行政诉讼中的一些行政机关，法院要适用这些手段还是心存忌惮。
经过缜密的反向推理后，那些在法院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案件大多被过滤，剩下的都是些既无政治风险又无经济风险的案件。
对于不受理案件不出裁定，也成为控制风险的一个重要考量。北京两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有些明显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如果一定要出一个不予受理的裁定，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是漏洞百出，当事人如果据此上诉，法院就会非常被动。所以宁愿对当事人装疯卖傻，也不会出一个书面裁定，免得后患无穷。
这一切做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很多当事人已不寄希望于这一道救济，而是直接求助于信访，或是卷入群体性事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