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中国，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
　　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人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外来农民工，更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滑落到7%以下，为最近7年之新低，去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０００万人失业，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占到1.3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15.3%。
　　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而且，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农地的有限性也极可能引发冲突，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程度加大。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社会动荡因素会突然增加。
　　但如果以为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都在同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冲击时，就没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善待农民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危机的伤害最深，也是为着中国的未来着想。想想看，如果没有1.3亿的农民工日日夜夜地服务，我们的城市、工厂及社会如何运作？改革3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受了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对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
　　要有效应对眼前的这场危机，就必须对危机的原因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久之必然会出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充其量只起到点燃中国经济衰退导火索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
　　简言之，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波动，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提振内需则必须扩大消费，扩大消费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分配结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但分配结构的改善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博弈，因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善待农民工，既要着眼于长期问题，更要解决眼下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就业。而解决就业的方式，除了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吸纳一部分农民工就业外，最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是在一些地方领导眼中不入流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使它们招收更多的人就业，当前可重点采用财政贴息的办法。国家应该规定，对中小企业招聘失业人员，按照招聘人数多少，给予相应银行贷款的利息补贴。对于返乡创业和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则可采用给予其创业项目贷款提供贴息的服务。而对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可采取大规模带薪培训的办法，以提高他们的谋生技能。假如每个农民工在培训期间每月能得到政府1000元的补助，一年也就是1.2万，培训500万农民工，政府只需拿出600亿资金，这笔钱完全可由中央和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共同出资。而它的效益则是多方面和长久的，既可解决大部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又拉动了消费，同时还为以后的产业升级储备技术工人。
　　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作者系中央党校学者，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