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爱读名人的私信。在我看来，一个人真实的心灵未必跳动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却很容易呈露于写给亲朋的私信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4月8日写给好友、表妹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一封旧信，信中一些内容就使我特别感动。
　　陈寅恪在信中说：“……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必休息或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并不然，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殊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百圆，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
　　要完全明白这封信的意思，得了解一下相关背景。1928年，陈寅恪先生在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应傅斯年邀情，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然而，因为陈寅恪舍不得离开美丽的清华园，并未赴时在广州的史语所上任。1929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同仁汇合，在购买和整理清宫内阁档案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战事蔓延，北平岌岌可危，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被迫南迁上海，后又由上海迁往南京。陈寅恪没有随所迁移，继续留在清华。1936年春，傅斯年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南京参加史语所会议，就未来的大政方向和发展方向进行商讨，陈寅恪此信就是对傅斯年来信的回复。
　　从陈寅恪回傅斯年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为人处世的风格。第一，他将在大学教书看得非常重要，上课极其认真，讲一次课事先要预备数日，他不愿请假，更不愿请长达两三个礼拜的长假。第二，他特别在乎“纲纪精神”，也就是规则，觉得自己身在北平，却遥领地处南方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没有道理，希望史语所准其辞职。


　　人的某种行为背后总有心理动因。陈寅恪将在大学教书看得很重，除了当时大学教授待遇较为丰厚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寅恪觉得国难当头，自己留在大学教书，可以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种子，唤醒某些沉睡的国人，这比搞专职的学术研究更具意义。陈寅恪那么在乎“纲纪精神”，则是由于中国一向是人治社会，人们普遍漠视规则，处理公共事务概以人情衡之。作为一个游学西方十多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人表率，以保持自己在士林中的良好形象。
　　陈寅恪致傅斯年的私信，放在今天，尤显出其灵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