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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下简称《无愁河》）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八十万字，才写到十二岁，少小离家。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话怎么说？和谁说？
第一部写的是故乡和童年，这个叫朱雀城的地方，这个叫序子的孩子。写法是，从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里得有；黄永玉一九四五年就起意写过这小说，没有写下去，这也好，心里有了这么多年，酝酿发酵了这么多年。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自由吗；但要获得这种自由的能力，却是很难，难到没有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的程度。二十五年前黄永玉写《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谈起过沈从文的《长河》，说表叔的这部作品“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才是真知灼见。写小说的人，对“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孜孜以求尚且不及，哪里还想到、并且还敢于“排除”？不仅是人物和情节，还有诸多的文学要素，既是要追求的东西，又是要超越的东西，否则，斤斤于金科玉律，哪来的自由？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不在乎文学“行规”自由地写，习惯了文学“行规”的读者，会接受吗？其实，这只不过是“外人”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对黄永玉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在谈《长河》时，他说表叔，“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这才是知心的话，知心，所以有分量；这些话用在黄永玉自己身上，用在《无愁河》上，也同样恰当，恰当得有分量。
所以，在黄永玉的心里，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甚至，在现实中，在现在的湘西，有或没有、有多么多或有多么少的故乡人要听他漫长的叙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心目中，存在这样知心的故乡父老子弟。
还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是自己。一个老人，他回溯生命的来路，他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起笔是两岁多，坐在窗台上，“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醒悟’，他没想过要从窗台上下来自己各处走走”（第4页）；结束是他离开朱雀，到了长沙，见到父亲，“原本是想笑的，一下子大哭起来。”（第1187页）黄永玉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显见得是拉开了打量的距离；但奇妙的是，这样拉开距离打量自己，反倒和自己更亲近了。
生命不能重新再过一遍，可是写作能够让生命重返起点，让生命从起点开始再走一遍，一直走到现在，走成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写作中重现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第一次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孩子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情形，可这是一个老人在写他的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童稚时候懵懂的，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的，现在意识到了。所以不能说这部作品写的就只是记忆：确实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过去的情形和状态，然而同时也在隐现着现在的情形，写书人现在的生命状态。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与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在字面上通常是隐蔽的，偶尔也显现一下，不管是显还是隐，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感受到这种存在，才算对得起这部书。
与故乡父老子弟说话，与自己说话，还与几个特殊的人说话。《无愁河》的写作不面对抽象的读者，却面对具体的几个人，几个作者生命中特殊的人。黄永玉说：“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王悦阳：《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11月11日）这几个想象中的读者，伴随着写作过程，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其实还不仅是写作过程，黄永玉写这部书的冲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素，就是和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人谈谈话，让他们“开心”，或者“写注”——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从文一九四四年给自己和父老乡亲谈心的《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倘若他读到《无愁河》，兴起写注，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愁河》也是一部献给几位逝者的书，他们是无可替代的重要读者，他们有不少东西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那么，你会明白，在九十岁老人身上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个生命里，“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一个生命“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这是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写到的句子。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合影里有一张特别好，书报刊上多次刊出，那是一九五。年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在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前照的，摄影者就是冯至。顺便提一下，是因为刊登这张照片时很少注明摄影者，沈从文那时候的邻居。
黄永玉万分惋惜和感慨《长河》没有写完，他说那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厚的大书。长长的《无愁河》，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为表叔，为自己。
二
《无愁河》一经面世，就会遇到四面八方的读者。《收获》从二○○九年开始连载这部作品，连载了五年，“浪荡汉子”才走出故乡闯荡世界。据说非议不断，有读者宣布一天不停止连载一天不订《收获》。但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人盼着新的一期《收获》，就是盼着《无愁河》，几年下来，已经成了习惯，成了阅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无愁河》有它的“超级读者”，除开黄永玉的故乡人之外。我熟悉的人里就有。
北京的李辉和应红自不必说，他们催促老人每天做日课，见证和护生了这部作品。我的师叔李辉，写黄永乇传，搜集黄永玉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编出《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策划黄永玉《我的文学行当》巡展一说他是黄永玉的“超粉”，那是轻薄了。他从研究巴金、写萧乾传、与晚年的沈从文相交，到发掘整理黄永玉的文学作品，自然一脉相承。他是太知道《无愁河》的价值了。 我的同学和朋友周毅，生活在上海的四川人，她写了一篇《无愁河》札记，几万字长，怎么写得出这么长的文章？过了两年，她又写札记之二，又是几万字；再过了些日子，札记之三出来了，还是几万字。（我要把这三篇札记的题目和发表的地方与在这里：《高高朱雀城》，《上海文学》2010年第2期；《“无愁河”内外的玉公》，《上海文化》2012年第3、4期；《身在万物中》，《上海文化》2013年第9期）她和《无愁河》之间，究竟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
有一次她告诉我，《无愁河》对她来说，是一部“养生”的书。
“养生”，很重的词。庶几近乎庄子讲的“养生”。怎么个“养生”法？身在万物中，息息相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了，当然也不怎么明白什么叫身在万物中，生机、生气如何从天地万物中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吹也。”息是自心，生命万物的呼吸，息息相通才能生生。生的大气象，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以”字，就是建立起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体会到这个“以”，就能体会到息息相通，就是“养生”。
就是单纯从字面讲，当代文学中又有多少作品能“养生”——“养”生命之“生”？《无愁河》担得起，这就是《无愁河》文学上的大价值。
说起价值来，人是这样的，小价值容易认得出，算得清；大价值——不认识，超出了感知范围。
一部书有它的“超级读者”，是幸福的。这幸福不是幸运，是它应得的，它自身有魅力和能量。说到能量，我们不难想到，有些作品，是消耗作者的能量而写成的，但消耗了作者能量的作品却并不一定能够把能量再传给读者；《无愁河》的写作依赖于作者过往的全部生命经验，但它的写作却不是消耗型的，而是生产型的，从过往的经验中再生了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而言，写作这部作品，对黄永玉来说，也是“养生”的。序子的爷爷境民先生，有一次随口谈起一个人的文章，说“写出文章，自己顺着文章走起来。——人格，有时候是自己的文章培养出来的”（第24页）。作品能不断产生出能量支持作者，这是幸福的写作。
作品还能不断把能量传递给读者，读者吸收变成自身的养分，这样的读者也是幸福的。
三
序子生长的朱雀城，有片地方叫赤塘坪，“是个行刑砍脑壳的地方”。杀人的时候人拥到这里看杀人，平常野狗在这里吃尸体，顽童放学后经过这里“东摸摸，西踢踢”。“其实杀不杀人也没有影响热闹事。六七月天，唱辰河大戏就在这里。人山人海，足足万多看客。扎了大戏台，夜间点松明火把铁网子照明，台底下放口棺材，一旦演《刘氏四娘》、《目连救母》叉死人随手装进去。”清明前后，“这地方也好放风筝”。（第185-186页）我们以为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事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生命经验，却能够在这么小小的同一片地方轮番上阵，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想说的是生命经验的宽度、幅度的问题。一个生命从小就在这样的地方、在这么大幅度的日常转换中历练，倘若这个生命善于发展自己，没有辜负这样的历练，那么它能够撑开的格局、能够忍受的遭遇、能够吸收的养分、能够看开的世事，就不会同于一般了。序子三岁多的时候城里“砍共产党”，父母仓促出逃异地，他被保姆王伯带往苗乡荒僻的山间。这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又带来另外的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培育性格和性灵。
大幅度的经验往往会诱惑人们集中专注于经验的不平常性，关注大而忽略小，关注极端而忽略日常；《无愁河》却是细密、结实的，在经验的极端之间，充实着的还是日常的人、事、物。黄永玉写朱雀城，譬如写一一条街道，他要一家铺子挨着一家铺子写过来，生怕漏掉什么；写完这条街道接着又写另一条街道。再譬如说他写吃，写了一次又一次，从准备材料写起，写制作，写吃的过程、感觉，写吃的环境和氛围，当然还有吃的人一这其实很难，写一次还不难，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写，七次八次都写出特别来，真难。谁不相信可以试试。乡愁这东西，说抽象可以无限抽象，说具体就可以具体到极其细微的地方，譬如味蕾——味觉的乡愁。他写苗人地里栽的、圈里养的、山上长的、山里头有的、窑里有的，名称一列就是好几行，“请不要嫌我哕嗦，不能不写。这不是账单，是诗；像诗那样读下去好了”（第249页）。他还写“空东西”：序子在苗乡，好天气的日子，王伯问他：“狗狗！你咬哪样？”
“我咬空东西。”
“哪样空东西？”王伯问。
“我咬空东西，你不懂！我喜欢这里的空东西。”
（第229页）
黄永玉写得满，他巨细靡遗，万一哪里忘了点什么，他后来想起还会补上。
难道写作不应该经过“选择”吗？“选择”，甚至是“精挑细选”——这个词义出现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许多作家的态度和写作必须的步骤；但对黄永玉来说，生命经验的任何一事一物，都能写，都不必拒绝，用吃的比喻来说，他不“挑食忌口”。因为这些事事物物都融进了生命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你以为这样的事物、这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样的事物、那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要区分，你要选择；其实是所有的经验，包括你没有明确意识到的经验，共同造就你的生命。序子在苗乡的时候，有一个常来帮助王伯的猎人隆庆，隆庆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小说是这样写的：
狗狗挨隆庆坐，闻着隆庆身上的味道。这味道真好闻，他从来没有闻过，这味道配方十分复杂，也花工夫。要喂过马，喂过猪，喂过羊，喂过牛，喂过狗，喂过鸡和鸭子；要熏过腊肉，煮过猪食，挑粪浇菜，种过谷子苞谷，硝过牛皮，割过新鲜马草；要能喝一点酒，吃很多苕和饭，青菜酸汤，很多肉、辣子、油、盐；要会上山打猎，从好多刺丛、野花、长草、大树小树中间穿过；要抽草烟，屋里长年燃着火炉膛的柴烟，灶里的灶烟熏过……
自由自在单身汉的味道，老辣经验的味道。闻过这种味道或跟这种味道一起，你会感到受庇护的安全，受到好人的信赖。
这种味道，“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第238—239页）
你要是从隆庆的经验中排除掉一部分，那这味道就不是隆庆的味道了。
《无愁河》是条宽阔的大河，有源头，“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有流程，蜿蜒漫长的流程。大河不会小心眼，斤斤计较，挑挑拣拣。大河流经之处，遇到泥沙要冲刷，遇到汊港湾区要灌注萦回，遇到岩石要披拂，遇到水草要爱惜地漂荡几下。
《无愁河》的丰富，得力于作者感知和经验的丰富，他过去经历时没有“挑食忌口”，现在写作时没有“精挑细选”。他身受得多，触发得多，心能容下得多。容得多，心就大了。山川形胜、日月光辉、人物事体、活动遭遇，都是养人的东西，生命就是在其中生长、长大、长成，长出精神和力量，长出智慧，长出不断扩大的生机。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下简称《无愁河》）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八十万字，才写到十二岁，少小离家。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话怎么说？和谁说？
第一部写的是故乡和童年，这个叫朱雀城的地方，这个叫序子的孩子。写法是，从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里得有；黄永玉一九四五年就起意写过这小说，没有写下去，这也好，心里有了这么多年，酝酿发酵了这么多年。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自由吗；但要获得这种自由的能力，却是很难，难到没有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的程度。二十五年前黄永玉写《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谈起过沈从文的《长河》，说表叔的这部作品“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才是真知灼见。写小说的人，对“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孜孜以求尚且不及，哪里还想到、并且还敢于“排除”？不仅是人物和情节，还有诸多的文学要素，既是要追求的东西，又是要超越的东西，否则，斤斤于金科玉律，哪来的自由？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不在乎文学“行规”自由地写，习惯了文学“行规”的读者，会接受吗？其实，这只不过是“外人”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对黄永玉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在谈《长河》时，他说表叔，“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这才是知心的话，知心，所以有分量；这些话用在黄永玉自己身上，用在《无愁河》上，也同样恰当，恰当得有分量。
所以，在黄永玉的心里，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甚至，在现实中，在现在的湘西，有或没有、有多么多或有多么少的故乡人要听他漫长的叙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心目中，存在这样知心的故乡父老子弟。
还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是自己。一个老人，他回溯生命的来路，他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起笔是两岁多，坐在窗台上，“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醒悟’，他没想过要从窗台上下来自己各处走走”（第4页）；结束是他离开朱雀，到了长沙，见到父亲，“原本是想笑的，一下子大哭起来。”（第1187页）黄永玉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显见得是拉开了打量的距离；但奇妙的是，这样拉开距离打量自己，反倒和自己更亲近了。
生命不能重新再过一遍，可是写作能够让生命重返起点，让生命从起点开始再走一遍，一直走到现在，走成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写作中重现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第一次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孩子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情形，可这是一个老人在写他的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童稚时候懵懂的，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的，现在意识到了。所以不能说这部作品写的就只是记忆：确实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过去的情形和状态，然而同时也在隐现着现在的情形，写书人现在的生命状态。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与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在字面上通常是隐蔽的，偶尔也显现一下，不管是显还是隐，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感受到这种存在，才算对得起这部书。
与故乡父老子弟说话，与自己说话，还与几个特殊的人说话。《无愁河》的写作不面对抽象的读者，却面对具体的几个人，几个作者生命中特殊的人。黄永玉说：“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王悦阳：《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11月11日）这几个想象中的读者，伴随着写作过程，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其实还不仅是写作过程，黄永玉写这部书的冲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素，就是和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人谈谈话，让他们“开心”，或者“写注”——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从文一九四四年给自己和父老乡亲谈心的《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倘若他读到《无愁河》，兴起写注，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愁河》也是一部献给几位逝者的书，他们是无可替代的重要读者，他们有不少东西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那么，你会明白，在九十岁老人身上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个生命里，“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一个生命“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这是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写到的句子。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合影里有一张特别好，书报刊上多次刊出，那是一九五。年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在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前照的，摄影者就是冯至。顺便提一下，是因为刊登这张照片时很少注明摄影者，沈从文那时候的邻居。
黄永玉万分惋惜和感慨《长河》没有写完，他说那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厚的大书。长长的《无愁河》，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为表叔，为自己。
二
《无愁河》一经面世，就会遇到四面八方的读者。《收获》从二○○九年开始连载这部作品，连载了五年，“浪荡汉子”才走出故乡闯荡世界。据说非议不断，有读者宣布一天不停止连载一天不订《收获》。但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人盼着新的一期《收获》，就是盼着《无愁河》，几年下来，已经成了习惯，成了阅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无愁河》有它的“超级读者”，除开黄永玉的故乡人之外。我熟悉的人里就有。
北京的李辉和应红自不必说，他们催促老人每天做日课，见证和护生了这部作品。我的师叔李辉，写黄永乇传，搜集黄永玉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编出《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策划黄永玉《我的文学行当》巡展一说他是黄永玉的“超粉”，那是轻薄了。他从研究巴金、写萧乾传、与晚年的沈从文相交，到发掘整理黄永玉的文学作品，自然一脉相承。他是太知道《无愁河》的价值了。 我的同学和朋友周毅，生活在上海的四川人，她写了一篇《无愁河》札记，几万字长，怎么写得出这么长的文章？过了两年，她又写札记之二，又是几万字；再过了些日子，札记之三出来了，还是几万字。（我要把这三篇札记的题目和发表的地方与在这里：《高高朱雀城》，《上海文学》2010年第2期；《“无愁河”内外的玉公》，《上海文化》2012年第3、4期；《身在万物中》，《上海文化》2013年第9期）她和《无愁河》之间，究竟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
有一次她告诉我，《无愁河》对她来说，是一部“养生”的书。
“养生”，很重的词。庶几近乎庄子讲的“养生”。怎么个“养生”法？身在万物中，息息相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了，当然也不怎么明白什么叫身在万物中，生机、生气如何从天地万物中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吹也。”息是自心，生命万物的呼吸，息息相通才能生生。生的大气象，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以”字，就是建立起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体会到这个“以”，就能体会到息息相通，就是“养生”。
就是单纯从字面讲，当代文学中又有多少作品能“养生”——“养”生命之“生”？《无愁河》担得起，这就是《无愁河》文学上的大价值。
说起价值来，人是这样的，小价值容易认得出，算得清；大价值——不认识，超出了感知范围。
一部书有它的“超级读者”，是幸福的。这幸福不是幸运，是它应得的，它自身有魅力和能量。说到能量，我们不难想到，有些作品，是消耗作者的能量而写成的，但消耗了作者能量的作品却并不一定能够把能量再传给读者；《无愁河》的写作依赖于作者过往的全部生命经验，但它的写作却不是消耗型的，而是生产型的，从过往的经验中再生了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而言，写作这部作品，对黄永玉来说，也是“养生”的。序子的爷爷境民先生，有一次随口谈起一个人的文章，说“写出文章，自己顺着文章走起来。——人格，有时候是自己的文章培养出来的”（第24页）。作品能不断产生出能量支持作者，这是幸福的写作。
作品还能不断把能量传递给读者，读者吸收变成自身的养分，这样的读者也是幸福的。
三
序子生长的朱雀城，有片地方叫赤塘坪，“是个行刑砍脑壳的地方”。杀人的时候人拥到这里看杀人，平常野狗在这里吃尸体，顽童放学后经过这里“东摸摸，西踢踢”。“其实杀不杀人也没有影响热闹事。六七月天，唱辰河大戏就在这里。人山人海，足足万多看客。扎了大戏台，夜间点松明火把铁网子照明，台底下放口棺材，一旦演《刘氏四娘》、《目连救母》叉死人随手装进去。”清明前后，“这地方也好放风筝”。（第185-186页）我们以为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事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生命经验，却能够在这么小小的同一片地方轮番上阵，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想说的是生命经验的宽度、幅度的问题。一个生命从小就在这样的地方、在这么大幅度的日常转换中历练，倘若这个生命善于发展自己，没有辜负这样的历练，那么它能够撑开的格局、能够忍受的遭遇、能够吸收的养分、能够看开的世事，就不会同于一般了。序子三岁多的时候城里“砍共产党”，父母仓促出逃异地，他被保姆王伯带往苗乡荒僻的山间。这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又带来另外的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培育性格和性灵。
大幅度的经验往往会诱惑人们集中专注于经验的不平常性，关注大而忽略小，关注极端而忽略日常；《无愁河》却是细密、结实的，在经验的极端之间，充实着的还是日常的人、事、物。黄永玉写朱雀城，譬如写一一条街道，他要一家铺子挨着一家铺子写过来，生怕漏掉什么；写完这条街道接着又写另一条街道。再譬如说他写吃，写了一次又一次，从准备材料写起，写制作，写吃的过程、感觉，写吃的环境和氛围，当然还有吃的人一这其实很难，写一次还不难，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写，七次八次都写出特别来，真难。谁不相信可以试试。乡愁这东西，说抽象可以无限抽象，说具体就可以具体到极其细微的地方，譬如味蕾——味觉的乡愁。他写苗人地里栽的、圈里养的、山上长的、山里头有的、窑里有的，名称一列就是好几行，“请不要嫌我哕嗦，不能不写。这不是账单，是诗；像诗那样读下去好了”（第249页）。他还写“空东西”：序子在苗乡，好天气的日子，王伯问他：“狗狗！你咬哪样？”
“我咬空东西。”
“哪样空东西？”王伯问。
“我咬空东西，你不懂！我喜欢这里的空东西。”
（第229页）
黄永玉写得满，他巨细靡遗，万一哪里忘了点什么，他后来想起还会补上。
难道写作不应该经过“选择”吗？“选择”，甚至是“精挑细选”——这个词义出现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许多作家的态度和写作必须的步骤；但对黄永玉来说，生命经验的任何一事一物，都能写，都不必拒绝，用吃的比喻来说，他不“挑食忌口”。因为这些事事物物都融进了生命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你以为这样的事物、这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样的事物、那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要区分，你要选择；其实是所有的经验，包括你没有明确意识到的经验，共同造就你的生命。序子在苗乡的时候，有一个常来帮助王伯的猎人隆庆，隆庆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小说是这样写的：
狗狗挨隆庆坐，闻着隆庆身上的味道。这味道真好闻，他从来没有闻过，这味道配方十分复杂，也花工夫。要喂过马，喂过猪，喂过羊，喂过牛，喂过狗，喂过鸡和鸭子；要熏过腊肉，煮过猪食，挑粪浇菜，种过谷子苞谷，硝过牛皮，割过新鲜马草；要能喝一点酒，吃很多苕和饭，青菜酸汤，很多肉、辣子、油、盐；要会上山打猎，从好多刺丛、野花、长草、大树小树中间穿过；要抽草烟，屋里长年燃着火炉膛的柴烟，灶里的灶烟熏过……
自由自在单身汉的味道，老辣经验的味道。闻过这种味道或跟这种味道一起，你会感到受庇护的安全，受到好人的信赖。
这种味道，“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第238—239页）
你要是从隆庆的经验中排除掉一部分，那这味道就不是隆庆的味道了。
《无愁河》是条宽阔的大河，有源头，“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有流程，蜿蜒漫长的流程。大河不会小心眼，斤斤计较，挑挑拣拣。大河流经之处，遇到泥沙要冲刷，遇到汊港湾区要灌注萦回，遇到岩石要披拂，遇到水草要爱惜地漂荡几下。
《无愁河》的丰富，得力于作者感知和经验的丰富，他过去经历时没有“挑食忌口”，现在写作时没有“精挑细选”。他身受得多，触发得多，心能容下得多。容得多，心就大了。山川形胜、日月光辉、人物事体、活动遭遇，都是养人的东西，生命就是在其中生长、长大、长成，长出精神和力量，长出智慧，长出不断扩大的生机。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