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睡眠时间，正常应该在7～9个小时。换句话说，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然而，还差三分钟就到凌晨一点，“知乎”上关于“睡眠”的问答还在火热进行中。
　　“你睡了吗？”
　　“没有那个福气，正陪老板唱K，他开心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怎么还趴网上？不是说练了瑜伽状态好很多吗？”
　　“一言难尽。业绩比武马上启动，这几天一闭眼，各种报表、计划、PPT就自动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
　　“楼上，你发的这幅图看不懂。何意？”
　　“我想回到古代。老婆孩子热炕头。”
　　曾几何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夜浪漫，萌发了无数类似“唐朝的夜晚”的奇幻故事。黑夜静谧，意味着运转的停滞，也意味着人对世界控制力的空白。人们躺在床上，性爱抑或沉沉睡去。直到电灯普及，驱逐黑暗的同时，照亮了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之路。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得不再必要，而睡眠直接成为效率的敌人。在一条看不见的长鞭驱策下，人们慢慢陷入永不停歇的状态。无休止的奔忙和24小时不间断的社交媒体，侵蚀着生活最私密的部分，人们能感知，却无法拒绝这样的侵蚀：昼夜分界已然模糊，写字楼可以整夜灯火通明，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深夜不打烊的餐厅、酒吧、便利店和书店;甚至，现代化程度没那么高的乡村，兴奋和宣泄也直达深夜。在时代驱动下，永不停歇的，何止是身体和脚步，更有内心，愈夜愈翻腾。
　　一位“豆瓣”网友则在“小组”发言：“今天我所渴求的一切仿若都近在咫尺，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它们，并且深陷其中——我以为在享受生活，殊不知，已经被自己一点点构建起来的生活全面控制。包括所有的时间，更包括我的睡眠。”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调查了近六万名10岁至45岁的人，76%受访者表示入睡困难，只有24%受访者表示睡眠状况不错，一觉睡到天亮的只有11%，僅有5%受访者作息规律，93%受访者睡前玩手机。这93%的人，显然无法通过卸载社交软件来接近正常的生活作息。
　　2018年3月18日是第18个世界睡眠日，其主题为“规律作息，健康睡眠”。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了“2018世界睡眠日新闻发布会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同时公布了一批数据：
　　社区老年人群中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30.5%和18.1%，且10.6%的社区老年人同时存在两种疾病或症状。睡眠障碍是痴呆发生的危险因素，失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关注女性睡眠问题：女性更易罹患睡眠障碍。女性睡眠及睡眠障碍受不同年龄、不同生命阶段（青春期、月经周期、妊娠/哺乳期及绝经期）的内分泌与心理变化的影响。
　　关注婴儿的睡眠问题：国外研究发现，约20%～30%的婴儿受睡眠问题困扰，而我国婴儿的睡眠问题更加普遍，发生率约为40%～70%。20%～30%的婴儿睡眠呈碎片化，频繁夜醒，且可能有入睡困难、睡眠呼吸障碍等问题。
　　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结果则显示，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其均值为66.26，普遍睡眠不佳，呈现出“需要辗转反侧，才能安然入睡”的状态。“苦涩睡眠”占29.6%，“烦躁睡眠”占33.3%，“不眠”占12.2%，“安逸舒适睡眠”占19.4%，只有5.1%睡眠处于“甜美睡眠”。 在睡眠时间上，“90后”睡眠时间平均值为7.5小时，六成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
　　从睡眠类型的地域分析，睡得最早的城市为上海，睡得最晚的城市为深圳，起床最早的城市为北京，起床最晚的城市为珠海，晚睡晚起的城市为大连，晚睡早起的城市为重庆，最爱午休的城市为香港，最受情绪/情感干扰的城市为澳门。
　　时代变革催生多元化，包括复杂的社会生态和老龄化加剧。人们试图用生命三分之二的时间掌控一切，却对另外的三分之一失控了。
　　凌晨一点半，“知乎”的讨论仍在继续。
　　一位自称深受“失眠并发症”困扰的网友很是沮丧：“……我们的睡眠丢了，本来这应该是自然而然、不花一分钱的美好东西……”
　　一位曾被迫长期加班的网友话语中透出无奈：“为了生存，我只能任由上司剥夺我的睡眠。可当我升了职有按时睡觉的权利，却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怎样的人身伤害？”
　　一位网友则“重要的话说三遍”：“拯救睡眠！拯救睡眠！拯救睡眠！”

求医

　　630公交小巴的一个途经站点，是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金紫山院区。早上7点40分，28岁的李晓在这个站点下车，准备去挂个门诊看睡眠。李晓的表情有些焦灼，因为上午还有商业谈判任务，所以6点半就动身先去求医。但早上的行程不太顺利。她家住在渝北区，离金紫山院区不到20分钟车程。车水马龙的星期一早上，打出租车不是一件易事。在“滴滴”上输入目的地信息，也一直没有回应。
　　“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先问问你去哪里。我跟他说去精神卫生中心，他立马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一边快速摇上车窗，一边跟我讲他有预约单。”李晓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遭到三次拒绝，最后只好转了两次公交，才在与繁华都市接壤的一处山脚，等到630路小巴。
　　金紫山院区在一个山坡上，“630”是唯一经过那里的公交车。和许多城市的同类医院一样，深藏在偏僻静谧的地方。金紫山院区坐落在一段盘山公路的一旁，周围尽是茂密的树林。若从繁华时尚的“红旗河沟”主干道出发，也可以步行40多分钟上山。 　　与李晓同坐“630”的还有39岁的林彦。林彦是前来复诊的。一年前，喜欢在夜里奋力做论文的林彦突然“没有瞌睡”了。以前动不动弄到通宵达旦，最早也是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可只要躺下，头一沾枕头，立马能睡着。“有一天突然不行了，总感觉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停地转，越躺越兴奋。”
　　实在睡不着，林彦会慢慢坐起来，披着外套穿上拖鞋，移步到阳台的秋千架去斜躺。破晓的风带着凉意裹挟着她，初秋季节，很惬意。这种感觉，很像当年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进入课题攻坚阶段，午夜从实验室出来，她和男友费力地爬上教学楼顶层的天台，相互依偎，靠在那里吹吹风，然后长舒一口气，感觉明天的一切艰难险阻皆可战胜。如今，对失眠的中年林彦来说，惬意是短暂的，第二天的感觉令人绝望。
　　林彦是个高校教师，课不多，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作为学院里的“论文高产者”，一个30岁出头便进入“正高”序列的年轻学者，一个名字常常出现在院领导汇报稿中的“出色才俊”，为了保证科研效率，她会把白天切割成很多段，在每个时段里“做该做的事”，而所有时段都“一定是紧密关联的”。“睡不着”以后，林彦每次睁着眼睛挨到早上七八点，半躺在床上考虑“一会儿起来，先吃个早餐，还是再闭目休息下;或者迟点，直接早餐午餐一起解决，下午再去实验室工作”。总之，新的一天又这么毁了。
　　“这对一个本身对自律性有着极高要求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林彦说。
　　作为同去看睡眠的人，在金紫山院区的候诊大厅里，李晓与林彦有了一些交流。李晓讲起了《南方人物周刊》上看过的一篇文章，说文中用《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构建的深陷失忆泥沼的马孔多小镇作比喻，讲现实中的失眠会导致记忆力衰退，很是生动——“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致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在“记忆力日渐衰退”这点上，林彦与李晓有着同样的担心。最近，李晓常常看着一个熟悉的人朝她走来，这个人可能是一块儿工作了好几年的同事，想打招呼，却突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不只尴尬更有莫名的恐慌，“但如果有几天我多睡了两个小时，就会觉得脑子变灵光。”而在林彦，则发生过在科技大会发言时突然“断片”的情形。“断片”的那段成果综述，是她日常可以“倒背如流”的。有一段时间，林彦很关注“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年龄会不会提前。她還特意去医院做了脑部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其实，正是与失眠附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出生于1970年代末、思想存在许多顾虑禁区的林彦，最终告诉在国外访学的丈夫，自己要去看病，去精神卫生中心。越洋电话那头，丈夫“哦”了一声，便沉默不语，片刻嘱咐林彦：“病历上尽量用化名吧。”
　　“90后”李晓却认为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看心理问题跟看身体上的疾病同样性质，有病就该治。”去年，李晓的公司组织体检，采取“套餐自选”式，一大半的同事都选择了“心理测试”这个项目。在李晓的公司团队里，“85后”占了90%以上。
　　时至今日，老百姓依然习惯性地把精神卫生中心称之为“精神病院”。下山的630路小巴招呼站与金紫山院区门诊大楼隔着一条狭窄的马路。站牌下，几个等车的路人好奇地张望对面。
　　“对呀，我们俩就住在附近的小区。没有，没有进去看过，没事儿进去干吗？”
　　“我有糖尿病，出门老想解手。一次在这个站等车时，实在憋不住就进到对面找厕所。我老伴晓得这事还训了我一通，告诫我千万不要再进去，里面有很多‘武疯子’，出了事他们也不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诸如“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都在院中一个严加看管的病区，有护栏门禁的重重加持，一个陌生人踏进医院也未必能找得到。在门诊大厅排队挂号的，大都是看“心理问题”，其中85%以上伴随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早上8点，金紫山院区的“心理门诊”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里有老有少，身份年龄各异。一个50多岁的大姐正高声大气地操着方言，讲她辗转几个医院治疗失眠和焦虑的经历。她姓宋，来自距离主城近300公里的石柱县，家里经营着红火的农家乐。她因为严重的失眠和“检查不出病因的躯体疼痛”就医，最终被确诊为焦虑症，在这里经过两个疗程的规范治疗，已有所好转。
　　“因为睡眠问题就医的人群，包括了公务员、老师、工人、服务员、退休干部、小学生，林林总总。年龄最大的近90岁，最小的不到10岁。除了最普遍的失眠障碍（又叫原发性失眠或失眠症），还有睡眠不宁腿综合征、睡眠中的行为障碍（梦游等）、嗜睡、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表现为晚睡晚起），等等。与睡眠相关的疾病达到90多种。”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罗捷说。金紫山院区心理门诊每天要接诊伴有失眠症状的病人超过150例，“西南医院每天接诊量大概要达到100例。”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发布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失眠的定义被描绘为，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不少于两次）、早醒、睡眠时间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同时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失眠（病程小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病程在1至6个月之间）和慢性失眠（病程半年以上）。一项调查表明，我国普通成年人在一年内有过失眠者比例高达57%， 其中53%症状超过一年，但仅有13%的患者曾经找医生谈及自己的睡眠问题。
　　罗捷认为，失眠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生理性失眠包括境遇性失眠（换地方睡不着、遇到压力反应的“一过性”失眠），一般能够自动调节恢复。而持续两周以上的失眠则必须警惕为病理性，需要及时就医，否则会由于神经递质紊乱，难以恢复正常的睡眠机制。病理性失眠分为入睡困难、睡眠肤浅、早醒。
　　“现代电子照明最早改变我们的睡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更多的因素加入其中。睡眠症状常常是情绪障碍、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症状之一。”罗捷这样阐释自己的看法。 　　“嗜睡确实不多见，要澄清是不是易疲乏，对生活没有兴趣和动力。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更有可能是心理诱因——一些人遇到困境的防御机制是逃避型、幻象型或退化型的。”罗捷认为。

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在心因性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过度恐惧和关注睡眠又导致了生活的失序，”何梅说，“转过来，我们的科技发展和消费主义又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睡眠产业’，致力于解决睡眠问题的同时，也制造着睡眠问题。”
　　在何梅的印象里，很多人被“睡不着”给吓着了。有的人硬将自己睡眠的长短给规定了，比如30～40岁，每天至少保证8个小时睡眠，如果没有做到，就不断暗示自己“睡眠不好”;有的人对“什么是好的睡眠”也有认识误区，认为只要做梦就表示“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一位退休干部规定自己每晚必须10点半准时入眠，如果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睡意，他就觉得“今晚肯定毁了”。
　　“很多患者对睡眠有误解，他认为自己一定要睡着觉，第二天才会精神好，睡不着觉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负担造成对失眠过度的关注，越过度关注，越担心睡不着，越想要睡好，就越睡不好，所以一定要患者认识到这些，他才能够放松去睡觉。”
　　目前，遭遇“失眠”的大部分病人，自我调整的步骤主要包括练瑜伽、体育锻炼、饮食调整等。如果这些非药物治疗没有达到效果，需要专业人员的心理教育谈话、咨询治疗共同协助。如果来访者因为心理压力大而倾诉了半小时，医生认真听的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
　　“再配合放松训练结合按摩，常常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甚至治愈的作用。”心理咨询师刘云波说。
　　刘云波曾是一位军队心理服务工作者。他到高原部队服务时，遇到过一位战士，主诉自己已经失眠很长一段时期，原因是一闭上眼脑子里就闪现一幕幕恐怖血腥的画面，无法正常入睡。通过与战士的长时间深入交流，刘云波确认他没有其他身体问题和严重的精神障碍，于是现场引导他开展放松训练。“进入渐进式肌肉放松环节时，该战士无法放松，感到非常紧张，自述眼前出现很恐怖的画面。辅以背部按摩后，该战士感到恐怖画面消失，眼前逐渐由黑暗转为明亮，心情逐渐放松。”在多次谈话和训练后，随访发现这位战士睡眠状况明显改善，可以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如果一段时间的谈话治疗效果还是不能让患者很快睡眠，药物治疗可以起效。
　　镇静催眠药物是治疗失眠的一个重头戏， 主要是苯二氮卓类药物，经常应用于临床的是唑吡坦、佐匹克隆、右佐匹克隆以及扎来普隆。扎来普隆和唑吡坦都是10～20分钟起效，可以用于一些入睡困难的病人。佐匹克隆和右佐匹克隆，则起效时间比较短，半衰期也比较长，适用于睡眠维持困难的病人。褪黑素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药。而奥氮平等药物，精神科医生则普遍认为，“病人吃了以后，看起来睡得很好，其实包含着肥胖等诸多副作用，要慎重对待。”
　　“如果说患者吃安眠药，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挺好的，千万不能一下子停掉，不管哪种安眠药都要缓慢地减量。如果说病人伴有睡眠呼吸暂停，或有肺部疾病的，那要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药物，尽量不要用。因为很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加重，有猝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开安眠药之前一定要问病人：晚上有没有打呼嚕？是不是有很严重的憋气？”罗捷说。
　　接受心理咨询需要时间空闲和费用。在重庆市，不仅是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心理门诊，连儿童医院也有“儿童心理门诊”。公立医院的心理咨询是便宜的，目前有40、50、60元一次几个价位，一次30分钟左右，需要排队。而以工作室形式从业的心理咨询师，一次咨询至少50分钟，每次的费用以数百元计。
　　近几年来，何梅的工作室热衷于社会服务，低价接诊了很多底层民众和青少年，比如云儿和那位女服务员。“睡眠问题已然成为社会问题，对我而言，这是种社会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国内心理咨询乱象丛生。很多人拿着考来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从业，究竟专业素养如何，不得而知，可谓良莠不齐。”一位三甲医院精神科医生说。
　　2017年9月，国家正式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职业还在，只是国家退出鉴定。
　　“由于历史原因，不可否认部分考证者并不是为了从业，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随机从业’者不在少数。虽然‘心理咨询师’这个人数过百万的群体，对我国心理健康事业贡献巨大，但国家从来就没有让这个行业‘坐正’，它就不是“准入制”的类别（医生、律师等属于准入制）。将来，把心理咨询师纳入能力水平评价或准入性专业技能，对专业人才实施准入制管理，才能彻底解决目前混乱局面。”刘云波说。
　　在关于心理咨询的“五花八门”中，“催眠”这一“神奇的技术手段”，一小时的收费动辄在千元以上，更是引发了诸多争议。关于“催眠”，不少人说话很难听：这就是一个打着噱头骗钱的把戏。
　　“实际上，催眠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治疗手段，有时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奇效。”汤朝千说。目前他的主攻方向正是催眠与认知行为。
　　“我会跟失眠者说，从今天起，你都能好好睡觉。”汤朝千所采用的“美式催眠”，除了部分严重精神障碍外，都能很好地实现“催眠”，“催眠中使用正面话语，能够直接绕开前意识的阻抗，直达潜意识。”
　　睡眠本身不能带来效益，睡眠问题却带来了效益。
　　回溯历史上人类对睡眠的认识，其实是相当有趣的：在古希腊，人们认为睡眠是一种“中毒现象”，罪魁祸首是“白天活动时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十五六世纪，有人提出睡眠是一种“大脑暂时关闭的状态”，原因是“血液冲到脑部，对大脑造成压力”;直到20世纪，被誉为“现代睡眠研究之父”的克莱特曼将脑电波应用于睡眠研究，发现了快速眼动睡眠期（REM），睡眠才真正成为一种科学。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科学提供的理论和数据，助推了消费主义的睡眠迷思。国人或许从未像今天一样，把睡眠看得如此重要：从眼罩耳塞、枕头床垫床单被套，到褪黑素、脑电睡眠仪、熏香、助眠喷雾、睡眠饮料，再到助眠音乐、睡眠监测APP、睡眠宝典、专业睡眠咨询师、睡眠社交…… 　　各种睡眠产品应运而生。人们日间用咖啡因、安非他明和莫达非尼等保持清醒，又在夜不能寐时吞下各种安眠药丸祈祷安睡。正如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要靠购买才能得到——就像强调无污染產地的瓶装水和日趋流行的空气净化器，睡眠这一再自然不过的事物最终也成了商品。消费主义的思路擅长把问题转化为商机，于是，市场在科技的支持下提供各式各样的睡眠解决方案——这是个看似完美的商业闭环。
　　可睡眠问题真能迎刃而解吗？在以上种种消费情景中，与其说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不如说是解决问题的期许和可能性。至于问题最终能否解决，因人因情况而异。

修复

　　“究其根本，失眠不是一个纯粹生理或者心理的问题，它是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比如，在儿童身上会有和家庭环境的交织，在成人身上会有夫妻关系甚至婆媳关系的交织，到老年人身上甚至还会有二胎政策的影响。”心理服务志愿者孙小莉说。她所在的“心起点”公益团队足迹遍布重庆市数十个社区，帮助过的对象包括学生、老人、留守儿童、婚恋危机人群、单亲困难家庭、出租车司机等。
　　“拯救睡眠，最关键的是，要把‘失眠’作为一次修复契机，给人疗愈的机会，让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和‘痛点’。”余波说。
　　因为在既往的人生经历中走的路稍微偏离了正常状态，导致在某个节点上超出了一个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常态。一旦失眠或者有一点抑郁焦虑，恰恰是自我认知的一个最好时机，思维模式和情绪认知都是可以借此自我调整的。
　　心理咨询师汤朝千也曾经罹患严重的失眠。一段时间里，安眠药的等级不断提升，每天服下的药片数量也超出常规。“学习心理学是自我安抚的一种方法，作用很好。”他把生活中的快乐称为“拉力”，把爆发的压力称为“推力”，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帮助只是一种“补充的拉力”。
　　丁河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睡眠时相后延”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失眠”。他尝试调节作息时间、听轻音乐、戴眼罩、喝牛奶、睡前健身，都没用。吃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无效后，医生给他换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他先吃一片，后来两片，最后三片。药物的副作用很明显，第二天脑袋里就像“生了锈”，血管里的血液凝滞了，连舌头转动都不灵活，非常不舒服。丁河先后跑了几家医院，又找到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室，断断续续吃了一年药。在这期间，丁河的父母先后迁去了哥哥姐姐的城市，丁河发现那个曾生他养他的世俗小城与他的牵绊越来越少。丁河有过幻想，风浪来临，把父母家人都安置到深山中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独自去面对，死活不重要，关键是能够拼命搏击一个回合。“只是没有想到，在年近三十之际，命运用另一种方式成全了我。”今年5月，丁河辞去销售工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投资朋友的新兴农业公司，他们在区县流转了十几亩土地做“瓜果采摘”。丁河在乡下给自己改造了一栋“别墅”，院子里满是花花草草，“这在大城市里就是办不到的事”。他在“抖音”里直播自己在地里修剪蓝莓枝条的视频，一个小时里转发量居然破万。最神奇的是，辞职创业的第二个月，他的睡眠就恢复正常了。“每天晚上11点准时睡，也不再为‘早睡’感觉‘不甘心’了，第二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
　　因为今年活儿不多，在外面也没赚到多少，宋大姐的大儿子准备带着媳妇回来了。“他做了好多年漆工，手艺好，回来正好帮着把家里的房子翻新翻新。”宋大姐端着一大碗面大口大口吃着，上面有几块排骨和一个煎鸡蛋。上午，宋大姐去了村委会，跟村干部们汇报了想把屋外的小溪挖个渠，引一部分水流从自家院子穿过。有客人上次跟她建议过，外来的客人觉得这里的水特别好。“我觉得在家好好干绝对比外面打工强，只是孩子们不愿听。现在总算有想通了的。回来一个，我就少操心一个。”宋大姐叹了口气。最近，夜里躺下犯胸痛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社工陈琼最近在社区组织了一个“老年学堂”，许多随迁老人都被发动参加进来，活动的时候可以带上孙子，活动内容包括聊天、下棋、吟诵和舞蹈，老张夫妇也在其中。周末，老张的儿子儿媳会带上一大家人出去郊游，去哪里也会征求下老两口的意见。“最近老伴的脾气好了不少，晚上至少能安稳踏实地睡5个钟头。”老张说。
　　云儿到何梅那里去做心理咨询，都是父母亲自带她去。父母回来了，房间紧挨着云儿的卧室。云儿夜间依旧能听见各种声音，但她知道，父母就在隔壁，安心。两个疗程以后，云儿已经能够关灯入眠了。
　　郊区僻静的河边，是王东逝去的小舅舅的坟地。九年来，这是王东第一次手捧白菊站在小舅舅的墓碑前，“谢谢您，对不起！”话音未落，高大的王东已经痛哭失声。这6个字，是9年来他一直想说而没能说出口的，就那样压在他的潜意识里，化为深夜驱动他“梦游”的怪兽。
　　阿红告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周末丈夫从郊县回来，她会约他一块儿去喝下午茶——这是他们结婚16年来的第一次。这次，阿红准备好好跟丈夫沟通她对婚姻家庭的想法和期待。
　　何强很幸运。这次，他在相亲中看中的女孩恰好也喜欢他，女孩的喜欢没有带着半点“忽悠”的色彩。“我们谈朋友吧？”何强小心翼翼地发微信，心惊胆战地等回复。“好啊！”不到一分钟，女孩就回复了，还带着三朵玫瑰花的标记。这是傍晚6点，何强没有再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倦意。
　　（注：文中除罗捷、何梅、刘云波、余波、汤朝千、孙小莉为真名外，本着保护隐私的原则，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