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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业贿赂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治理商业贿赂的制度供给缺失正是商业贿赂存在并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有效防治商业贿赂则必须进行相关的制度路径选择，进而形成路径依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商业贿赂。
[关键词] 商业贿赂 防治 制度 路径选择
近年来，商业贿赂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副产品在我国不断开拓“市场”空间，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和普遍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商业贿赂在我国涉及面之广、原因之复杂，就好比多年疴症，不是几场“风暴”就能药到病除的，必须辨其因，析其理，究其根，建立长效机制，才能寻得对症良药，进而标本兼治。
一、商业贿赂的特点
一般认为，商业贿赂是经营者为了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的交易条件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排斥竞争对手，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商业贿赂是在商业流通领域中特有的行为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由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商业贿赂是在商品购销过程中发生的，其直接目的是促成交易，即推销商品或者购买商品。
2.商业贿赂的形式多样化
商业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其衍生物商业贿赂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交易中，由于受贿方的受贿需求和行贿方行贿手段的不同，使得商业贿赂的形式有非商业回扣、账外折扣和私人佣金等多种。而具体到特定行业，商业贿赂也因具有相关的“行业色彩”，令其形式进一步多样化。
3.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与模糊性
一方面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为获取不正当交易机会的交易费用，行贿受贿方一般采用“一对一”的交易方式，几乎所有操作都是秘密进行的，通常没有第三方在场。同时由于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攻守同盟，共同隐瞒相关情况，况且有些“贿赂”还披上了合法“商业”的外衣，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发现和调查取证，查处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商业贿赂领域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如人情往来、官商一体化、集体受贿等）使其界定成为难题。
二、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制度原因
导致我国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原因很多，但防治商业贿赂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关键性因素之一。
1.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了商业贿赂的长期存在
(1)原有制度特征的延续为商业贿赂提供了生存空间。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部分行业实行高度垄断化管理，致使一些资源垄断化的制度特征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导致有需求的中小企业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得到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而这一部分市场力量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垄断行业进行商业贿赂，换取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2)治理和防范商业贿赂的制度供给不足，难以有效打击商业贿赂。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深化阶段，在目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制度的建立存在内外部时滞，以及认识能力、反映能力、见效周期存在差异，导致相关领域的法律、规章等制度供给不能立即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致使法律层面上不能及时、有力地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目前我国商业贿赂防范机制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以致于权力和资源垄断者可以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地位大肆进行寻租活动，加之违法者违法成本过低，从而导致商业贿赂呈现蔓延扩大趋势。
2.非正式制度加剧了商业贿赂作为商业“潜规则”意识的渗透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对人类行为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请客送礼不仅是达成交易的必要环节，甚至成为一种礼数保存于传统文化中，这是几千年人治形成的。这种传统文化折射在现实商品经济中，就是过度依赖人情关系，而不是出于对公共契约的信赖与遵守。因此，如果说不完善的正式制度构成了商业贿赂的现实冲动，那么，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流俗则帮助商业贿赂完成了心理铺垫和情感接纳。
三、防治商业贿赂的制度路径选择
解决之根本对策是增加防治商业贿赂的制度供给，建立长效机制，即通过提供与完善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行为，约束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以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目标。
1.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为防治商业贿赂提供正式制度供给
一方面，交易中因为没有行贿而丧失交易机会的个体，对打击商业贿赂有很旺盛的制度需求，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来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商业贿赂的扩散面积过大，打击商业贿赂不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行为，必须由政府出台相应法规条令，积极主动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
(1)加快专项立法进程。针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商业贿赂形势，建议立法机关除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外，还应加快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项立法进程，出台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一是制定出台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这部法律应当集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于一体，对不同程度的商业贿赂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责任；二是推行反垄断法。我国应尽快推行实施反垄断法，禁止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打破行业垄断，把经济资源交由市场配置，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铲除官商勾结的土壤，压缩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三是制定出台举报人保护法，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在此方面应规定有关部门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
(2)完善现行会计制度。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不健全给商业贿赂的销账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借鉴国外先进会计制度，对我国会计制度进行改革，明确企业责任人要对企业会计账目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并加大对企业会计工作人员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防止因商业贿赂而做假账行为。
(3)深化各项体制改革。为从源头防治商业贿赂，应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推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商会管理体制改革，清理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推动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规、行约以及行业标准对企业等会员行为进行约束。
(4)建立清廉度调查制度。為防止商业贿赂中的公共权力腐败现象，建议国家建立清廉度调查制度，定期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度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各机关的廉正记录、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民间举报等，最后得出调查对象的清廉度指数，按一定的分类标准进行清廉度排名，并公布与众。
2.加强监管，严格制度执行，保证现有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1)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商业贿赂之所以成了“行规”，根源在于交易双方市场地位相差悬殊。因此，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限制行政权力操控市场资源的配置是从源头上遏制商业贿赂的有效途径。所以，首先应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加强商品质量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其次应严厉打击商业欺诈行为，维护公平交易；最后应完善企业信用监管，把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对存在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切实加大惩戒力度。
(2)强化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监督，防患于未然。商业贿赂虽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因此，防治商业贿赂仅对企业发力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公共权力与市场的界限，确保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通过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对行政审批全程监控及建立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公开制度，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运行，防患于未然。
(3)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企业自律机制。企业应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体系，防止内部出现贪污、挪用等行为，同时积极开发能够对决策、管理和执行层面各种行为进行实时监控的技术手段，并致力于坚持依法经营、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3.利用非正式制度形成防治商业贿赂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理论”，一旦进入某种路径可能会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作用。当政府选择治理商业贿赂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以后，社会中的微观个体会逐步纠正落后的文化观点，认识到商业贿赂对正常交易百害而无一利，从而产生政府和民间共同防治商业贿赂的协动效应。当防治商业贿赂的新制度被市场系统消化之后，会产生正反馈效用，进一步沿着相关路径发展演进，自我积累、自我强化，形成路径依赖，从而深化对商业贿赂的打击效力。
综上所述，商业贿赂在腐蚀着中国经济、吞噬着众多财富的同时，也损害了经济公平和效率，损害了社会福利。反商业贿赂，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以主导地位进行制度创新，满足防治商业贿赂的正式制度需求，并通过将正式制度落实到位，尽快引起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形成防治商业贿赂的路径依赖。只有采取 “民间制度需求—政府提供制度供给—社会形成路径依赖”的方式才能建立起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Ｃ·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1934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程宝库李晓锋:关于我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思考[J].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95-101
[4]付莹:浅议商业贿赂的特征[J].甘肃社会科学，2000，5：54-55
[关键词] 商业贿赂 防治 制度 路径选择
近年来，商业贿赂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副产品在我国不断开拓“市场”空间，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和普遍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商业贿赂在我国涉及面之广、原因之复杂，就好比多年疴症，不是几场“风暴”就能药到病除的，必须辨其因，析其理，究其根，建立长效机制，才能寻得对症良药，进而标本兼治。
一、商业贿赂的特点
一般认为，商业贿赂是经营者为了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的交易条件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排斥竞争对手，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商业贿赂是在商业流通领域中特有的行为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由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商业贿赂是在商品购销过程中发生的，其直接目的是促成交易，即推销商品或者购买商品。
2.商业贿赂的形式多样化
商业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其衍生物商业贿赂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交易中，由于受贿方的受贿需求和行贿方行贿手段的不同，使得商业贿赂的形式有非商业回扣、账外折扣和私人佣金等多种。而具体到特定行业，商业贿赂也因具有相关的“行业色彩”，令其形式进一步多样化。
3.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与模糊性
一方面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为获取不正当交易机会的交易费用，行贿受贿方一般采用“一对一”的交易方式，几乎所有操作都是秘密进行的，通常没有第三方在场。同时由于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攻守同盟，共同隐瞒相关情况，况且有些“贿赂”还披上了合法“商业”的外衣，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发现和调查取证，查处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商业贿赂领域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如人情往来、官商一体化、集体受贿等）使其界定成为难题。
二、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制度原因
导致我国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原因很多，但防治商业贿赂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关键性因素之一。
1.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了商业贿赂的长期存在
(1)原有制度特征的延续为商业贿赂提供了生存空间。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部分行业实行高度垄断化管理，致使一些资源垄断化的制度特征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导致有需求的中小企业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得到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而这一部分市场力量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对垄断行业进行商业贿赂，换取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2)治理和防范商业贿赂的制度供给不足，难以有效打击商业贿赂。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深化阶段，在目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制度的建立存在内外部时滞，以及认识能力、反映能力、见效周期存在差异，导致相关领域的法律、规章等制度供给不能立即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致使法律层面上不能及时、有力地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目前我国商业贿赂防范机制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以致于权力和资源垄断者可以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地位大肆进行寻租活动，加之违法者违法成本过低，从而导致商业贿赂呈现蔓延扩大趋势。
2.非正式制度加剧了商业贿赂作为商业“潜规则”意识的渗透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对人类行为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请客送礼不仅是达成交易的必要环节，甚至成为一种礼数保存于传统文化中，这是几千年人治形成的。这种传统文化折射在现实商品经济中，就是过度依赖人情关系，而不是出于对公共契约的信赖与遵守。因此，如果说不完善的正式制度构成了商业贿赂的现实冲动，那么，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流俗则帮助商业贿赂完成了心理铺垫和情感接纳。
三、防治商业贿赂的制度路径选择
解决之根本对策是增加防治商业贿赂的制度供给，建立长效机制，即通过提供与完善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行为，约束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以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目标。
1.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为防治商业贿赂提供正式制度供给
一方面，交易中因为没有行贿而丧失交易机会的个体，对打击商业贿赂有很旺盛的制度需求，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来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商业贿赂的扩散面积过大，打击商业贿赂不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行为，必须由政府出台相应法规条令，积极主动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
(1)加快专项立法进程。针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商业贿赂形势，建议立法机关除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外，还应加快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项立法进程，出台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一是制定出台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这部法律应当集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于一体，对不同程度的商业贿赂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责任；二是推行反垄断法。我国应尽快推行实施反垄断法，禁止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打破行业垄断，把经济资源交由市场配置，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铲除官商勾结的土壤，压缩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三是制定出台举报人保护法，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在此方面应规定有关部门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透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
(2)完善现行会计制度。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不健全给商业贿赂的销账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借鉴国外先进会计制度，对我国会计制度进行改革，明确企业责任人要对企业会计账目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并加大对企业会计工作人员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防止因商业贿赂而做假账行为。
(3)深化各项体制改革。为从源头防治商业贿赂，应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推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商会管理体制改革，清理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推动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规、行约以及行业标准对企业等会员行为进行约束。
(4)建立清廉度调查制度。為防止商业贿赂中的公共权力腐败现象，建议国家建立清廉度调查制度，定期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度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各机关的廉正记录、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民间举报等，最后得出调查对象的清廉度指数，按一定的分类标准进行清廉度排名，并公布与众。
2.加强监管，严格制度执行，保证现有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1)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商业贿赂之所以成了“行规”，根源在于交易双方市场地位相差悬殊。因此，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限制行政权力操控市场资源的配置是从源头上遏制商业贿赂的有效途径。所以，首先应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加强商品质量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其次应严厉打击商业欺诈行为，维护公平交易；最后应完善企业信用监管，把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对存在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切实加大惩戒力度。
(2)强化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监督，防患于未然。商业贿赂虽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因此，防治商业贿赂仅对企业发力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公共权力与市场的界限，确保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通过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对行政审批全程监控及建立行政执法依据和程序公开制度，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运行，防患于未然。
(3)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企业自律机制。企业应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体系，防止内部出现贪污、挪用等行为，同时积极开发能够对决策、管理和执行层面各种行为进行实时监控的技术手段，并致力于坚持依法经营、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3.利用非正式制度形成防治商业贿赂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理论”，一旦进入某种路径可能会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作用。当政府选择治理商业贿赂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以后，社会中的微观个体会逐步纠正落后的文化观点，认识到商业贿赂对正常交易百害而无一利，从而产生政府和民间共同防治商业贿赂的协动效应。当防治商业贿赂的新制度被市场系统消化之后，会产生正反馈效用，进一步沿着相关路径发展演进，自我积累、自我强化，形成路径依赖，从而深化对商业贿赂的打击效力。
综上所述，商业贿赂在腐蚀着中国经济、吞噬着众多财富的同时，也损害了经济公平和效率，损害了社会福利。反商业贿赂，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以主导地位进行制度创新，满足防治商业贿赂的正式制度需求，并通过将正式制度落实到位，尽快引起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形成防治商业贿赂的路径依赖。只有采取 “民间制度需求—政府提供制度供给—社会形成路径依赖”的方式才能建立起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Ｃ·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1934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程宝库李晓锋:关于我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思考[J].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95-101
[4]付莹:浅议商业贿赂的特征[J].甘肃社会科学，2000，5：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