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国家行为和国家的各项活动在内部公众心目中和外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印象、认知和评价。[1]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走上了迅速发展与崛起的道路，并且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国家和人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从而起到凝聚民众向心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在众多文化传播形式中，纪录片借助极富仪式感的视听语言和影像形式，成为传播独特地域文化和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与媒介载体。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络科技的日益发达，全世界的空间距离被不断缩短，人类相互了解与认识的途径变得多样且便捷。在跨文化的传播语境中，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生成系统，也承载着不同地域下民族文化形态传播与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功能。
　　2019年12月，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联合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世纪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这，就是贵州》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东南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步播出，将贵州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多民族山地省推到全球观众面前，讲述了发生在贵州这片古老而又现代的土地上，一段段充满文化气质与健康活力的故事。该纪录片共分4集，每集大约22分钟，从“天人智慧”“追梦路上”“记忆重生”“跨越未来”四个维度出发，以贵州省悠久多元的历史文化为经，快速崛起的经济成就为纬，并将绿色生态的环保观念贯穿始终，在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中编织出贵州省的发展历程，受到了社会各界与全球观众的广泛好评。
　　一、普适性与地方性：贵州故事的表达视角
　　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国际纪录片创制者开始聚焦于这片神奇的土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当下媒体人的共同愿景。在这当中，贵州省作为中国西部崛起的典型代表，逐渐走出崇山峻岭，走向全球视野，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纪录片《这，就是贵州》将国际化的关注视野与贵州省的本土叙事相结合，在宏观与微观中构建贵州省的风土人情与发展进步，把这里的中国故事讲述得真实而又生动。
　　让纪录片在保持真实的前提下，还能具有趣味性和感染力是决定一部纪录片成败的关键因素。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认为，纪录片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意义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2]这就要求纪录片必须具备两重属性，即真实和美感。换言之，纪录片首先是对真实环境中真实人物与事件的客观呈现，但同时还要有美学追求，使作品具有视觉观赏性。《这，就是贵州》在开篇时运用第三视角展开叙事，自然而然地引出贵州省的自然景观和其在近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将叙事视角置入到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去，奠定了本片恢弘大气的叙事基调。片中拥有大量的宏观的景象与元素，包括高耸挺拔的群山、寂静幽深的峡谷以及丰收在即的辣椒等等，借助这些典型意象，贵州省磅礴大气的自然景观画卷徐徐铺展在观众眼前。随后，纪录片再通过讲述贵州人民的典型事迹和动人故事进行补充叙事，以此流露出对个体生命形态的尊重与敬畏，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昌芹讲述了她学习竹编技艺的心路历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来自布依族的伍德芬在岩石缝中采集原材料，蜡染出当地特色的布料;创造了世界桥梁奇迹的平塘特大桥的总工程师纪登贵讲述建设大桥过程中的艰难险阻等等，在庞大的叙事结构中融入了真实可感的故事，这样的表达方式较好地凸显了纪录片真实、客观的本质属性。
　　纪录片本身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以人作为接收信息的对象，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3]鉴于此，纪录片的创作理念总是与其创作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样态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往往能够体现出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与内心状态，展现平凡的生活面貌。《这，就是贵州》所选择的宏观景象与个体故事都很好地契合了当地的地域特点与历史文化背景，使得本片兼具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普适性和地域纪录片的个体特性，在跨文化和跨地域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隔阂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消解，让贵州故事跨越民族文化的差异与空间距离进入国际受众视野。同时，该片以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融合来反映特定时期与社会的人物关系与历史现象，艺术化地呈现了贵州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全面展示出贵州在农业发展、文化传承、医疗科技等方面的进步，用美学视角从日常生活中探寻出纪录片的内在本质，用影像传达独特的审美意象，构筑出一幅立体生动的贵州全息圖景。
　　为了更好地讲述贵州故事，该片在架构叙事空间的过程中选择了多种叙事策略，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首先是强化戏剧冲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可以使纪录片避免陷入说教式叙事的窠臼，是纪录片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这，就是贵州》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将生活中的矛盾转化为戏剧冲突，关注人与人之间因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思想碰撞，以此来形成故事张力。例如在讲述邓迎香为了说服村民开山辟路时，特意突出了村民的不配合与不理解，以此凸显最终取得成功的艰辛。其次是善于捕捉细节，影视作品中最真实感人的部分往往蕴藏在细节中，它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和人物之间关系的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片在讲述贵州民族文化传承时，多处采用特写镜头，细致展现了古老艺术形式的特点，使全片更具真实性和生动性。第三是要设置关键点，因为关键点往往是故事的最大“看点”，是对矛盾冲突的合理解决，最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片中在讲述杨昌芹学习竹编技艺的部分，将关键点设置在2012年她成立小微企业，这里象征着不仅她通过传统技艺得到成长，也带领村民走向致富之路，让情感得到了升华。纪录片的受众作为个体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作为整体是存在共性的，该片通过上述三种叙事策略，让观众在审美心理上产生共情，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了贵州的灿烂历史和贵州人永不屈服的精神内涵。
　　黑格尔在谈到自然美时曾经说过，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我们的审美意识而美。[4]《这，就是贵州》把国际视野与本土生命叙事相融合，在宏观与微观中构建贵州省的整体风貌，在个体故事的叙事中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传播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带给观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自觉意识，将审美体验带到了更高的层次。 　　二、天人合一：民族智慧的淬炼与彰显
　　地域形象应该是多元化和多层次出现的文化概念，存在不断变迁和与外部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纪录片要构建地域形象，首先需要的明确的就是这个地域的内涵和外延。从浅层次而言，是指当地的地形地貌、建筑风格、特色产物等，但从深层次来看，则是指生活在这里的人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等抽象的人文符号，通过对上述两重属性的探寻，可以挖掘出对这个地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感知，以及展现该地形象的最佳表现方式。
　　人类的生活方式往往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化与文明必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地域纪录片重点展现的其实就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正是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折射出了该地区的文化属性与特征。《这，就是贵州》在开篇就讲：“贵州省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92.5%的土地……”当地人终日在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是贵州人将这份自然赋予的难题化为上天的馈赠，始终保持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与生产之中。由于山势陡峭，这里无法使用大型耕作机械设备进行农业耕作，所以时至今日依旧沿袭着人耕和牛耕的生产方式，为了让生产更加高效，贵州人发明出了“稻鱼鸭共生系统”的生产方式。千百年来，他们依靠着这套共生系统在这里繁衍生息，纪录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其进行展示。
　　在错落有致的梯田之间，农民王小楼把鱼苗和鸭子放进了稻田，在水中生长的稻谷为鱼苗和鸭子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而动物不仅会以水中的害虫和杂草为生，同时还可以在觅食的过程中，因为来回游动而搅松了土壤，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杀虫剂和农药的使用。本片认为，正是因为贵州人坚守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才能在漫长的农业实践中探索出这样的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生存模式，他们遵循着四季变化和二十四节气的气候规律，顺应着因地制宜和不违农时的生态思想开展农业活动，并将自然赋予的艰难险阻，转变为贵州独特的物质文化与财富，质朴而又纯粹的民族智慧就这样被无声地蕴藏其中。
　　除了对传统思想坚守与传承美好品质的赞扬，《这，就是贵州》还突出表现了贵州人对未知和新生事物的接纳，体现了他们渴望走向强大的意志力与鉴定信心。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进步，各种深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传统技艺正在面临失传的困境，在這样的时代背景下，贵州人勇敢地应对挑战，最终将其化作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不仅让传统工艺化作了民族新名片，也使其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正如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他撰写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对包括食品、神话、服装、影像等元素在内的影视符号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民族符号在作为能指出现时，往往蕴含着超越意象之外的复杂文化意味，具有特殊的符号指称功能。[5]同时，作为大众文化的纪录片对民俗技艺的呈现与渲染，都可以使其具有建构多种话语的可能。《这，就是贵州》将民俗文化作为叙事符码，使其具有了能指的单一与所指的多重意蕴，用影视艺术手段将其所具备的多重话语功能展现得恰如其分，既彰显了主流话语倡导的意识形态，又饱含着精英阶层对历史与文化深入思考的追求，同时实现了大众话语品格下的快乐叙事，使之成为将三种话语成功杂糅，并能表达叙事者主观思想倾向的影视精品。纪录片将对民俗技艺的表达与历史文化书写连接在一起，从生活生产方式，到内在精神品质，赞扬了贵州对美好质朴生活的单纯守望。例如，纪录片的第三集以“记忆重生”在主题上围绕着人与时间的关系，片中相继出现了侗族大歌、锦屏文书、安顺地戏和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过去，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与技艺，如今，年轻的贵州人正在以新的手段和技术不断拓展它们传承路径，不仅成功地令其走出大山，也使得人与时间的关系在文化传承中得到和解，这些承载了民族记忆的文化符号，又再度成为贵州人的精神寄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了“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而贵州多年来的建设之路又始终与“原生态”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该纪录片中所呈现的贵州元素，饱含了从农业、饮食到建筑、工艺的方方面面，敬畏自然、因势利导的生态理念贯穿始终，充分展现了贵州人在依附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不断迈进，探索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让贵州人生生不息的民族智慧。
　　三、新旧对话：建构“新贵州”形象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实现全面小康是全国人民的发自心底的愿望。贵州省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运输不便等因素，在脱贫工作中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始终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但是，贵州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依靠全省各行各业的努力和奋进，让768万人成功脱贫，创造了巨大的奇迹。虽然存在种种限制，但是贵州人民坚信只要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现代科技的助力，就必然能够与大山外面的世界接轨。《这，就是贵州》在叙事的过程中，始终在围绕着让过去的贫困与现代的崛起、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展开对话，从而建构起当代贵州呈现出崭新面貌。
　　在影视艺术的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地域纪录片的解读障碍，导致了许多纪录片只能使观众停留在对其画面的欣赏层面，而对其中所蕴含的艺术内涵与人文关怀难以体察。对于全球大多数观众而言，贵州是陌生而又遥远的存在。因此，地域性纪录片要让观众产生普遍认同和心理共鸣，就要在叙事过程中找到具有人类普适性共通之处，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可以克服语言文字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不同地域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为此，《这，就是贵州》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讲述贵州省的前世与今生。
　　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叙事，通过讲述小人物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变迁，来展现贵州省的历史发展脉络。片中有位名叫钟晶的医生，她接受了西方现代医学教育，但是回到贵州从医的她，依旧相信在大自然中生长出来草药具有神奇的治愈能力，所以她时常会熬制中药治病救人。然而历经沧桑的中医药却在当下面临着困境，贵州丰富的野生药材资源因为自然环境和路途遥远的限制，无法走向外面的世界，同时贵州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始终得不到发展。直到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现代桥梁的架通，才为贵州的医疗卫生带来巨大变化。实时匹配和数据共享的特性让医疗专家为当地百姓远程治病的期待成为现实，贵州的野生药材也开始为世界人民造福。钟晶成为这一切发展变化的见证者，纪录片在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找寻到微妙的平衡，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折射出时代的缩影。与此同时，那些富有贵州文化气息的歌谣、服饰、戏剧和文书，亦都是古代智慧的载体，过去只能依靠口口相传和文字记录的方式被保存，但是如今却可以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工具，将这些传统文化以图片、影像和视频的形式被保存在云端，打破了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时间壁垒，瞬间的文化化作了历史的永恒。 　　二是对现代新科技的集中展现。贵州省在今年来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中国数谷”和“绿色走廊”理念的引领下，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了全球关注。纪录片第四集“跨越未来”立足当下，畅想未来，将目光聚焦于全世界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的大国重器“天眼”、无人驾驶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产业等一系列高新科技领域，对贵州的新面貌进行了集中呈现。无论是创业家喻川控制的无人驾驶汽车，在模拟城市路况的路径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完全不会撞击到任何路标，还是贵阳的高中生们利用大数据工具对当地旅游景点的客流量进行统计分析，亦或是克服喀斯特地貌和高海拔峡谷等重重障碍建起的平塘特大桥，都浓缩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贵州裹挟着传统与现代，向着全球化的目标不断迈进。
　　回首过往，向“黔”展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沟通对话，既是对过去贵州贫穷与落后的回望，也是对现在貴州崛起与奋进的展望，但是贵州人坚强不屈，渴望与外面世界接轨的心态始终不曾改变，所以每集纪录片的结尾，都是采用从传统过渡到现在的表现手法，体现现代高新技术对贵州经济文化的大力推动作用，将贵州人坚韧团结的精神内核与贵州省高效互联的崭新面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贵州》用这样的衔接方式，将纪录片的主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结语
　　多年来，Discovery致力于打造全球最高品质的纪实节目，在内容制作和国际传播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而中国国际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多语言、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了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贵州》作为贵州省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纪录片，从立项到制作完成经历了三年的时间，不仅是中国与国际电视频道的首次合作，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省级外宣品牌在国际国内同步播出的先河，将贵州多彩绚烂的文化历史、朝气蓬勃的发展前景和贵州人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进取的精神呈现给了全球的观众，堪称地域纪录片的完美范本。
　　参考文献：
　　[1]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5：439.
　　[2]赵琪，张芳.创作电视纪录片的几个关键点[ J ].中国编辑，2009，1（1）：52-55.
　　[3]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4][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160.
　　[5][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