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说，二战前，在世界范围内，是实行“君主”还是“民主”，推行君权、极权还是民权，曾令许多国家争议不绝，那么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样的争论在大多数地方业已不复存在。尽管“怎样才是民主”“应如何推行民主”“民主的模式究竟是一种还是多种”等仍难有共识，但很少有国家、政党或重要政治人物敢于公开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说“不”——“民主是个好东西”本身，已鲜有人正面质疑，至少表面上如此。
然而近年来，对民主实施效果的质疑声却渐渐高涨，且这种质疑声并非来自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来自民主阵营内部。
【“民主了就好了”么？】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民主的最强音”出现在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开罗大学演讲，呼吁全世界15亿穆斯林“有一个新的开始”，这被认为是翌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开场号角。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小贩事件”开始激化，并在几个月间蔓延到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和统治也门33年的萨利赫相继被赶下台。
这惊人的一幕仿佛应验了奥巴马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预言，喜出望外的欧美国家和许多国际观察家开始欢呼“民主的胜利”“第一次互联网革命”，一些人为独裁者被推翻而欢呼，更为“阿拉伯世界终于开始跟上国际化和现代化潮流而欣喜若狂”，并迫不及待地给予声援、赞助和推动，憧憬这块“五海三洲之地”的“美好未来”。
的确，一开始，一切似乎都按照“民主了什么都好”的“模板”演变，各路媒体高唱“民主之歌”，夺权者更高喊“一人一票”，推动着修宪、普选和对前统治者的清算——以至于许多人高兴之余，对“民主人士”手中挥舞的步枪和炸弹视而不见。接下来，“民主”似乎变得有些尴尬：在利比亚，“一人一票”变成“一枪一票”，这个刚实现“民主化”的新国家如今不但军阀林立、割据遍地，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有了两个；在埃及，原教旨势力上台，世俗派最终不得不借助“不民主”手段，联合军方将“民主”送回了监狱；在也门和叙利亚，“民主运动”很快露出了血腥内战的本来面目，连“民主爱好者”们都“找不到谁才是真正的民主反对派”……更让人难堪的是，正如分析家指出的，在某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即便顺利实现“一人一票”且不横生枝节，其结果也仍是原教旨的胜利，即“用民主的手段把专制选上台”。
此前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化往往和现代化、开放化、自由化相伴而来，并通过对比产生明显的“榜样效应”，“民主爱好者”也一直以此为豪，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也不过是“民主需要过程”或“要适合国情的民主”这样的“借力打力”，但“阿拉伯之春”却在冷战后、甚至二战后第一次“全概念”出现了“民主的彷徨”——不是说“民主了就好了”么？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民主之彷徨”毕竟还发生在“荒漠地带”，人们可以用“那里的民主还不够成熟”来辩解和自我安慰，那么当民主模式在“民主成熟地带”——欧美也出了问题时，辩解和自我安慰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先是英国脱欧公投，选民出乎意料地作出脱欧决定，鉴于全民公投这种“最彻底、最直接的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就是“落子无悔”，呼吁再次公投的做法不啻为对民主体制本身的怀疑。
接下来便是美国大选了：“理想”的美国大选模式，自然是一名正统型的共和党候选人和一位温和型的民主党候选人脱颖而出，然后选民优中选优，但这一届美国大选似乎从一开始就出了些问题——共和党正统型的候选人接二连三翻身落马，原本被认为“参选纯属起哄”的“大嘴”特朗普却脱颖而出；民主党方面，在“电邮门”“健康门”“诚信门”“班加西门”等问题上已体无完肤的希拉里被左派候选人桑德斯缠斗到最后一刻。等到两党对决，希拉里和特朗普那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风格式的另类竞选，让无数选民对候选人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纲领几无印象，耳中却被灌满了人身攻击和隐私对戳。
有人评论称，如今人们既弄不清谁会赢（民调和精英评述突然“失去了准星”），也弄不清该选谁（有美国选民戏言是“两颗臭子二选一”），更弄不清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令人大跌眼镜的噱头和隐私被抛出。许多政治分析家曾认为，美国两党制选举是对传统多党制选举有效的改进，如今突如其来的“测不准”摸不透”和“看不惯”，让不少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民主到底怎么了？
【民主并无“终极模板”】
其实，与某些评论家挂在嘴边的套话不同，民主并没有所谓的“定式”或“终极模板”，而是一直在不断成长中逐渐完善的。
早在公元前9～6世纪，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制国家就推行过“直接民主制”：由全体享有公民权者投票公决城邦重大决策，如邦交、宣战、媾和、税率等，由于这些城邦国家不过弹丸之地，而拥有公民权者又只占城邦居民中的少数，因此所谓“全民”其实并不那么“全”，公投规模也不算大。随着城邦的扩大，获得公民权人数增加，这种制度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的弱点，有时敌人都兵临城下，但决定战争大计的公民大会却还没讨论出个结果。鉴于此，实行共和制的大多数希腊城邦国家仿效梭伦改革后的雅典，让全体公民先选出元老院，再由元老院讨论国家大事，同时兼顾民主和效率，随后为古罗马仿效。
但设立“中间层”在很大程度上让“最直接民主”变得不再那么“直接”，广大下层公民觉得必须设立一个“一人一票、多数说了算”的机制，对元老院的权力进行制约。约在公元5世纪，罗马人通过公民大会迫使元老院接受了这种形式，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应举行一种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投票，多数选票支持的选项将成为必然选项，元老院须无条件接受。这种投票称作“Plebiscite”，是拉丁语“公民、平民”（Plebs）和“表决”（Scitum）的组合词，这就是全民公投的最初起源。
在残酷的争霸模式下，不论“最直接民主”“元老院民主”还是起修正补充作用的全民公投，都逐渐凸显出效率低下、许多参与者虽手握表决权却缺乏相应知识、素质的问题，这导致寡头政治、僭主政治的抬头和中世纪领主体系、王权政治的崛起，民主机制则在工商业发达的自治城市和城邦共和国中保存着火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西欧社会的世俗化，民主先是自英国宪章运动起，通过代议制这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崭新模式复兴，继而在18世纪由法国卢梭派倡导“公民的民主权力不能由他人代理”，奠定了普选这一共和式民主的基础，而古老的全民公决模式则悄然在深山中的瑞士复兴，并延续至今。 不难看出，原始民主的式微乃是因为其成长过程中无法适应当时的格局；近代民主的复兴则因民主逐渐成熟、完善而得以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萌芽所需的土壤与民主种子相匹配。
19～20世纪前半叶，进入壮年期的民主体制再度遭遇信任危机：似曾相识的“效率瓶颈”“民众素质悖论”重现，但国际政治风云和地缘政治矛盾却较罗马末期更残酷、复杂，包括法西斯体制在内的各种“非民主潮流”应运而生，而民主自身则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间艰难地自我更新。
战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走上了不同的更新道路：美国通过强化两党制、推行“赢家通吃”的选举人制，意图兼顾民主和效率，并建立了联邦制和总统制相结合的独特行政体系；法国在经过痛苦的摸索和反复后，以半总统制和单一制的独一无二模式创立了法国版的新式民主政治；德国、意大利等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则惩于昔日集权的教训，坚持实行总理制及议会责任内阁制，不惜牺牲部分行政效率以确保民主意志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最古老、最原始、最直接的全民公决模式也以崭新的模式浴火重生，被广泛用于解决争议性、棘手性问题，或对任何政府、政党和政治势力而言都不敢自作主张的大政方针进行取舍定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两千年来民主体制发展、成熟的曲折历史不难看到，每过一段时间，民主体制就会因逐渐表现出对“变化了的世界”的不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否定。当它通过不断成长、完善，再次表现出对大环境的适应，并体现出其优越性时，这种质疑、否定也就不攻自破。如今遇到的“民主之彷徨”，不过是这一历史循环的又一次轮回——相对以往历次（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的程度明显要轻得多。
【对症下药才是出路】
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如果静待民主机制“自适应”，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去等待，经历更复杂曲折的过程，以及付出更昂贵惨重的代价。因此，唯有主动修正、完善，才能让民主机制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更迅速、平稳，让“民主之彷徨”为时更短。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要对症，则先需望闻问切，找到“民主为什么在这里突然不灵了”的症结所在。出现这样的彷徨，其实很多时候源自我们对民主、对不同环境认知的模糊、混淆和陌生。比如“阿拉伯之春”，很多人始于对“民主的胜利”欢呼雀跃，终于对“民主的混乱”不知所措，这实际上是错把一些“疑似民主”当成了民主。
什么是“疑似民主”？在中东特殊的氛围里，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教育都远未实现“配套”的近代化，保守势力仍能通过一整套体系控制普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并将自己的行为模式、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固化为当地约定俗成的“当然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明就里者很容易就会将这种畸形的、被操纵和扭曲的民意当成“民主的意志表现”，将这种在“有毒土壤”上长出的“一人一票之花”误认为是“民主的花朵”。
真正热爱民主的朋友必须达成一个共识——社会的近代化、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化，是民主“种植”“培养”和“自生长”的阳光、水和空气，没有这些养分，“民主之苗”不可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更不可能开花结果。
而对于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之彷徨”，则必须看到，战后的“成熟民主”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生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民意与效率”的平衡一次次地摇摆，最终在许多国家（尤其美英）达到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的微妙平衡。即精英通过掌握话语权（包括话题设置、“政治正确”的约定俗成、“游戏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以及氛围的设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民主的导向，而草根则满足于在精英精心设计的模板下闪转腾挪，个体上可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符合精英设置的大潮流。而在民主相对成熟的美国，精英的规则更通过两党制—选举人团制和院外机制的不断强化，让个体的杂音更难干扰精英大潮流的走向和趋势。
然而，随着后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草根对精英设置的“模板”愈发不满，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和选票不仅仅是理论上存在而已。但精英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草根的声音或不重视，或虽重视却找不到合适的观察窗，日积月累，其结果自然是各种民调、预测的失准和“卡梅伦式误判”。坦率地说，不论希拉里或特朗普都意识到“零售政治”的重要性，也有意识地竭力取悦草根，但他们及他们背后的团队并不真正了解草根们切实关心的关键性话题。
显然，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在新时代里又需要一个“再平衡”的节点了。此时此刻，新老媒体、观察家和研究者必须比后知后觉的精英们更早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推动后者从定式的惯性中早日清醒，让这种“再平衡”少花些时间和代价，唯如此，“民主之彷徨”才能早日告一段落。
（作者系旅加学者）
然而近年来，对民主实施效果的质疑声却渐渐高涨，且这种质疑声并非来自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来自民主阵营内部。
【“民主了就好了”么？】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民主的最强音”出现在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开罗大学演讲，呼吁全世界15亿穆斯林“有一个新的开始”，这被认为是翌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开场号角。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小贩事件”开始激化，并在几个月间蔓延到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和统治也门33年的萨利赫相继被赶下台。
这惊人的一幕仿佛应验了奥巴马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预言，喜出望外的欧美国家和许多国际观察家开始欢呼“民主的胜利”“第一次互联网革命”，一些人为独裁者被推翻而欢呼，更为“阿拉伯世界终于开始跟上国际化和现代化潮流而欣喜若狂”，并迫不及待地给予声援、赞助和推动，憧憬这块“五海三洲之地”的“美好未来”。
的确，一开始，一切似乎都按照“民主了什么都好”的“模板”演变，各路媒体高唱“民主之歌”，夺权者更高喊“一人一票”，推动着修宪、普选和对前统治者的清算——以至于许多人高兴之余，对“民主人士”手中挥舞的步枪和炸弹视而不见。接下来，“民主”似乎变得有些尴尬：在利比亚，“一人一票”变成“一枪一票”，这个刚实现“民主化”的新国家如今不但军阀林立、割据遍地，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有了两个；在埃及，原教旨势力上台，世俗派最终不得不借助“不民主”手段，联合军方将“民主”送回了监狱；在也门和叙利亚，“民主运动”很快露出了血腥内战的本来面目，连“民主爱好者”们都“找不到谁才是真正的民主反对派”……更让人难堪的是，正如分析家指出的，在某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即便顺利实现“一人一票”且不横生枝节，其结果也仍是原教旨的胜利，即“用民主的手段把专制选上台”。
此前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化往往和现代化、开放化、自由化相伴而来，并通过对比产生明显的“榜样效应”，“民主爱好者”也一直以此为豪，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也不过是“民主需要过程”或“要适合国情的民主”这样的“借力打力”，但“阿拉伯之春”却在冷战后、甚至二战后第一次“全概念”出现了“民主的彷徨”——不是说“民主了就好了”么？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民主之彷徨”毕竟还发生在“荒漠地带”，人们可以用“那里的民主还不够成熟”来辩解和自我安慰，那么当民主模式在“民主成熟地带”——欧美也出了问题时，辩解和自我安慰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先是英国脱欧公投，选民出乎意料地作出脱欧决定，鉴于全民公投这种“最彻底、最直接的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就是“落子无悔”，呼吁再次公投的做法不啻为对民主体制本身的怀疑。
接下来便是美国大选了：“理想”的美国大选模式，自然是一名正统型的共和党候选人和一位温和型的民主党候选人脱颖而出，然后选民优中选优，但这一届美国大选似乎从一开始就出了些问题——共和党正统型的候选人接二连三翻身落马，原本被认为“参选纯属起哄”的“大嘴”特朗普却脱颖而出；民主党方面，在“电邮门”“健康门”“诚信门”“班加西门”等问题上已体无完肤的希拉里被左派候选人桑德斯缠斗到最后一刻。等到两党对决，希拉里和特朗普那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风格式的另类竞选，让无数选民对候选人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纲领几无印象，耳中却被灌满了人身攻击和隐私对戳。
有人评论称，如今人们既弄不清谁会赢（民调和精英评述突然“失去了准星”），也弄不清该选谁（有美国选民戏言是“两颗臭子二选一”），更弄不清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令人大跌眼镜的噱头和隐私被抛出。许多政治分析家曾认为，美国两党制选举是对传统多党制选举有效的改进，如今突如其来的“测不准”摸不透”和“看不惯”，让不少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民主到底怎么了？
【民主并无“终极模板”】
其实，与某些评论家挂在嘴边的套话不同，民主并没有所谓的“定式”或“终极模板”，而是一直在不断成长中逐渐完善的。
早在公元前9～6世纪，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制国家就推行过“直接民主制”：由全体享有公民权者投票公决城邦重大决策，如邦交、宣战、媾和、税率等，由于这些城邦国家不过弹丸之地，而拥有公民权者又只占城邦居民中的少数，因此所谓“全民”其实并不那么“全”，公投规模也不算大。随着城邦的扩大，获得公民权人数增加，这种制度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的弱点，有时敌人都兵临城下，但决定战争大计的公民大会却还没讨论出个结果。鉴于此，实行共和制的大多数希腊城邦国家仿效梭伦改革后的雅典，让全体公民先选出元老院，再由元老院讨论国家大事，同时兼顾民主和效率，随后为古罗马仿效。
但设立“中间层”在很大程度上让“最直接民主”变得不再那么“直接”，广大下层公民觉得必须设立一个“一人一票、多数说了算”的机制，对元老院的权力进行制约。约在公元5世纪，罗马人通过公民大会迫使元老院接受了这种形式，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应举行一种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投票，多数选票支持的选项将成为必然选项，元老院须无条件接受。这种投票称作“Plebiscite”，是拉丁语“公民、平民”（Plebs）和“表决”（Scitum）的组合词，这就是全民公投的最初起源。
在残酷的争霸模式下，不论“最直接民主”“元老院民主”还是起修正补充作用的全民公投，都逐渐凸显出效率低下、许多参与者虽手握表决权却缺乏相应知识、素质的问题，这导致寡头政治、僭主政治的抬头和中世纪领主体系、王权政治的崛起，民主机制则在工商业发达的自治城市和城邦共和国中保存着火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西欧社会的世俗化，民主先是自英国宪章运动起，通过代议制这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崭新模式复兴，继而在18世纪由法国卢梭派倡导“公民的民主权力不能由他人代理”，奠定了普选这一共和式民主的基础，而古老的全民公决模式则悄然在深山中的瑞士复兴，并延续至今。 不难看出，原始民主的式微乃是因为其成长过程中无法适应当时的格局；近代民主的复兴则因民主逐渐成熟、完善而得以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萌芽所需的土壤与民主种子相匹配。
19～20世纪前半叶，进入壮年期的民主体制再度遭遇信任危机：似曾相识的“效率瓶颈”“民众素质悖论”重现，但国际政治风云和地缘政治矛盾却较罗马末期更残酷、复杂，包括法西斯体制在内的各种“非民主潮流”应运而生，而民主自身则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间艰难地自我更新。
战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走上了不同的更新道路：美国通过强化两党制、推行“赢家通吃”的选举人制，意图兼顾民主和效率，并建立了联邦制和总统制相结合的独特行政体系；法国在经过痛苦的摸索和反复后，以半总统制和单一制的独一无二模式创立了法国版的新式民主政治；德国、意大利等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则惩于昔日集权的教训，坚持实行总理制及议会责任内阁制，不惜牺牲部分行政效率以确保民主意志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最古老、最原始、最直接的全民公决模式也以崭新的模式浴火重生，被广泛用于解决争议性、棘手性问题，或对任何政府、政党和政治势力而言都不敢自作主张的大政方针进行取舍定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两千年来民主体制发展、成熟的曲折历史不难看到，每过一段时间，民主体制就会因逐渐表现出对“变化了的世界”的不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否定。当它通过不断成长、完善，再次表现出对大环境的适应，并体现出其优越性时，这种质疑、否定也就不攻自破。如今遇到的“民主之彷徨”，不过是这一历史循环的又一次轮回——相对以往历次（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的程度明显要轻得多。
【对症下药才是出路】
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如果静待民主机制“自适应”，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去等待，经历更复杂曲折的过程，以及付出更昂贵惨重的代价。因此，唯有主动修正、完善，才能让民主机制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更迅速、平稳，让“民主之彷徨”为时更短。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要对症，则先需望闻问切，找到“民主为什么在这里突然不灵了”的症结所在。出现这样的彷徨，其实很多时候源自我们对民主、对不同环境认知的模糊、混淆和陌生。比如“阿拉伯之春”，很多人始于对“民主的胜利”欢呼雀跃，终于对“民主的混乱”不知所措，这实际上是错把一些“疑似民主”当成了民主。
什么是“疑似民主”？在中东特殊的氛围里，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教育都远未实现“配套”的近代化，保守势力仍能通过一整套体系控制普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并将自己的行为模式、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固化为当地约定俗成的“当然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明就里者很容易就会将这种畸形的、被操纵和扭曲的民意当成“民主的意志表现”，将这种在“有毒土壤”上长出的“一人一票之花”误认为是“民主的花朵”。
真正热爱民主的朋友必须达成一个共识——社会的近代化、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化，是民主“种植”“培养”和“自生长”的阳光、水和空气，没有这些养分，“民主之苗”不可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更不可能开花结果。
而对于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之彷徨”，则必须看到，战后的“成熟民主”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生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民意与效率”的平衡一次次地摇摆，最终在许多国家（尤其美英）达到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的微妙平衡。即精英通过掌握话语权（包括话题设置、“政治正确”的约定俗成、“游戏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以及氛围的设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民主的导向，而草根则满足于在精英精心设计的模板下闪转腾挪，个体上可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符合精英设置的大潮流。而在民主相对成熟的美国，精英的规则更通过两党制—选举人团制和院外机制的不断强化，让个体的杂音更难干扰精英大潮流的走向和趋势。
然而，随着后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草根对精英设置的“模板”愈发不满，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和选票不仅仅是理论上存在而已。但精英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草根的声音或不重视，或虽重视却找不到合适的观察窗，日积月累，其结果自然是各种民调、预测的失准和“卡梅伦式误判”。坦率地说，不论希拉里或特朗普都意识到“零售政治”的重要性，也有意识地竭力取悦草根，但他们及他们背后的团队并不真正了解草根们切实关心的关键性话题。
显然，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在新时代里又需要一个“再平衡”的节点了。此时此刻，新老媒体、观察家和研究者必须比后知后觉的精英们更早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推动后者从定式的惯性中早日清醒，让这种“再平衡”少花些时间和代价，唯如此，“民主之彷徨”才能早日告一段落。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