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一直都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但我们已经知道大致是哪些人了。
　　欧美的中产阶层，曾一度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梦想样本，但后者的孕育和成长，从骨骼到肉体，从物质到精神，其实都是根植在有鲜明的国情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土壤之中。
　　因此，在今天，当政治格局发生改变，经济形势出现变化，“新常态”形成并定格后，中产阶层在量上有了被固化的趋势，而且担心下坠。不仅如此，在“质”上的突破，也存在太多的未知。
　　回看一下的话，2008年以前，中产阶层更多地以市场和消费的面目出现;2008年后，把自身的存在纳入到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中;但现在，又被“还原”回去了。
　　但已经不可能回到原点。这个特点，使他们在现在出现了不同于过去的文化转向。

过去的身影

　　十几年前，扮演着“成功人士”、“新富人”，或者“白领”、“金领”的中产阶层，呈现出的是多副面孔，既带有本土暴发户的痕迹，也有欧美中产阶层的背影。只是，在主观上，更向后者的方向努力。
　　这一时期的中产阶层倾向于用欧美文化符号来“装扮”自己，如喝咖啡、红酒，穿用名牌，乘轿车，参加社交舞会、晚会，出入高档酒店、餐厅等，要的就是这副“行头”，一种身份象征，不免有一种“东施效颦”的样子。
　　这一时期的影视剧、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很多都在再现着这一群体的人物形象，画面里充斥着一种浓郁的欧美情调。
　　2008年前后，当咖啡、名牌消费品、普通轿车等日渐走向大众后，中产阶层开始境外扫货、境外游，购买奢侈品、国外名牌汽车等，文化心理一下子由“东施效颦”到了“大国崛起”。
　　与此同时，他们追求的不仅只是一种物质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象征，而且开始积极追求社会认可度，希望能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并成为一股重要力量，有了主体性和政治诉求。
　　这在各地相继爆发的抵制日货大游行、奥运会火炬事件、汶川地震、社会发展“模式”论争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中都有所体现。这一时期中产阶层整体上的精神状态基本上可用跃跃欲试、雄心勃勃、舍我其谁等语词来概括。

现在的问题

　　但最近两三年，随着政治环境变化，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自然环境急遽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中产阶层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文化特点。我通过对上海、南京、西安三地10位中产人士的调查，概括出以下两方面。

　　首先，渴望亲近大自然，追求刺激，喜欢挑战极限运动。近些年，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中产阶层，工作压力异常大，终日如履薄冰，加班加点、超负荷、神经绷紧地工作，人生中，几乎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是对当代人的工作状态的一种写照。
　　工作中产生的“负能量”，生活的机械、平庸和乏味，城市高楼大厦带来的压抑与异化，都需要释放，再加上城市化使农村和大自然都在迅速消失，也就让人们萌发了走近乡村、亲近大自然的冲动，并追求刺激，热衷极限运动。因此，自驾游、登山、野外探险等也就成为中产阶层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走进中国最美乡村”成为一道道响亮的时代音符。
　　A女士是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住在别墅区，也有车，女儿在国外读书，她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但每当“连轴转”地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她就需要给自己减压，方式是追求刺激的活动，常常是通过旅行社或网络约一些陌生的驴友到全国各地未开发的山林甚至原始森林中去探险、攀岩，在野外挑战自己的生存极限。她已死里逃生了好多次，但却是深深地迷恋上了这种休闲方式，感觉越刺激、越惊险，越能达到身心放松的效果。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完全置身于钢筋水泥玻璃的物中，被异化了，会有“失重”感;人也是血肉之躯，需要正常的新陈代谢，一种极端的工作方式也许真的是需要另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来调节。而中产阶层，往往是“工作狂”的“重灾区”，不管他们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接受。
　　其次，关注生命，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工作狂”相伴随的，往往是亚健康，严重时还会是“过劳死”。前些年，“过劳死”只是出现在新闻中，似乎离自己很远。但最近几年不同了，它会偶尔发生在身边，说不准下一个就是自己。
　　B先生快50岁了，大学是学生物学的，现在已是一个经营食品生意的企业主，在上海有3套房子，开着奔驰轿车，一米七多的个子，200斤的体重，大腹便便。这两年，眼看自己的几个同龄朋友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而“走”，开始把生意放手给公司副手，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锻炼身体，他是很多运动协会或俱乐部的会员，他打乒乓球、保龄球、高尔夫球，也钓鱼，还参加“骑行”、自驾游等。
　　很明显，在这样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大环境下，中产阶层从生活方式上着手“自救”。只是他们锻炼身体，不仅在乎内容，而且讲究装备，往往形式还大于内容，比如一套渔具动辄就会上万元。 　　然而，自2012年秋冬之际开始并逐渐席卷全国主要城市的“雾霾”，成为高悬在城市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成为人们心中看不见希望的“现代性之隐忧”。再加上，食品安全、饮用水质量问题，无不在深深地困扰着人们。面对自然环境的急遽恶化，人的生命变得尤其脆弱，这比对付“过劳死”更难。
　　C女士接近不惑之年，婚姻幸福，事业有成，住在上海中环一处高档小区，夫妻俩各有一辆车，但她已属“三高”人群，体检显示，身体各项机能，基本都不达标。一到雾霾天，哮喘病就发作并不停。而早年为了打拼事业，千方百计地避孕，不计后果地堕胎，直到前年，确信已“中产”了，才开始备孕，可两年下来，四处求医，烧香拜佛，都没能遂愿。
　　现在，她已有些精神恍惚，也患有强迫症。2014年底，她已辞掉工作，卖掉一辆车，在崇明岛买了一套房子，吃当地产的有机粮食和蔬菜，修身养性，只求能尽快做上母亲。
　　看来，环境的恶化，不仅伤害到当代人，而且已危及到子孙后代了。像C女士这样的中产者已不再“恋战”，开始“后退”，并尝试放弃，以此挽回失去的生活，追求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往家里撤退

　　以上所呈现的中产阶层新的文化特点，所带来的也即文化状况的转向：由注重“光鲜亮丽”的外在文化身份象征到转向关注生命和身心健康等内在的文化需求。这种文化状况的转向，最终集中体现在文化选择的转向上。
　　中产阶层文化选择的转向，又明显地受到“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影响。3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先天不足：政治责任感不强，文化建构欠缺。
　　同时，这种“三位一体”的不平衡发展，又使“文化功能”作用凸显。也就是说，文化在协调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近20年来，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形成。
　　所谓城市式居家生活，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内容在现实规则和主观认识上，都是通过“居家”而组织起来，在政治与媒体的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乡村生活又以城市生活为样板。
　　因此，“城市式居家”释放出了持续和广泛地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潜能，并明显地成为当代社会支配性文化得以形成和扩散的要素。
　　接着，城市式居家生活，就以巨大的文化功能，调节了“三位一体”的不平衡，有效地组织起了当代社会。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就会往后退，从对政治经济的关注，转到对房子和居家生活的关注。
　　如此一来，一种城市式居家文化也就出现了。这种居家文化，包含和强调的是房子里面的事情、围绕房子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内容及以自我-个体和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3个层面。
　　毋庸置疑，“城市式居家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大多数人，也极大地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有力地建构了人对“家”的想象。由于不同国家，对中产阶层进行评判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都是房子，因此，在当代中国，这一群体受居家文化的影响，就更是首当其冲了。
　　与此同时，近20年，中产阶层形成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够扎实和稳定的。比如中产阶层人数增多，很大的一个因素靠的是“股市”、“楼市”，而这二者，又往往是“政策市”，因此中产阶层力量壮大中的投资投机因素可能还要胜于勤劳致富、兴办实业的因素。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阶层基础不稳定。成为中产的人，很多都难以规避“违规”、“违法”的操作。私营企业主把公司做大，离不开对政府部门的层层疏通和打点，也难免有偷税漏税的嫌疑;官员的升迁背后，很多都存在着钱权交易、钱色交易，从这些年的反腐成果中就可窥见一斑;职场的升迁，也丝毫不逊于官场;等等。

从内心出发？

　　当“游戏规则”改变了，政策、规定和要求不同了，很多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沿着老路子继续往前走，可能会遇到麻烦。因此，从目前开始的一段时期内，中产阶层的“焦虑症”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都会得到强化，有一种从整体上往后退的趋向。
　　于是，自然环境的急遽恶化、居家文化的广泛形成、经济基础的不扎实这3者相互作用的叠加效应，决定了中产阶层的文化选择，使其最终转向为选择了一种日趋保守化和个人化的文化方式：不再关注民族、国家等宏大问题，不再关注公共领域的事件;变为主要关注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生活，退到房子里、卧室里，退到日常生活世界，退到私人领域，盼望能平安维持既得利益就好，就像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心态那样，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似乎生活已脆弱到经不起发生任何变故的程度。
　　举个例子说，微信于“一夜之间”就走向“繁荣”，正是因为应了“退”这样的“大势所趋”;反过来，它也为人们沉浸在这种小圈子的温馨和“抱团取暖”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D先生是某重点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家的顶楼就是花园和菜园，不仅是他家重要的食物来源，还是他锻炼身体的最佳场所。那里一年四季所生产的有机蔬菜，自己家根本吃不完，还经常送亲朋好友。他们从来不去菜市场，只有吃自己家的蔬菜，才放心。

　　E女士家的阳台上和卧室里，养着几十盆“多肉植物”，而购买和养这些植物，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但这也成为她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津津乐道地“晒”和分享她的这些植物成长的图片。
　　像D和E这样的中产者，也并非少数。只是种植地点不同罢了，有阳台、一楼花园、楼顶或顶楼等。他们把种植“阳台植物”或“有机蔬菜”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居家生活内容和很时尚的休闲方式。
　　而一味地“退”，到最后，就是退到个体的内心-精神世界。那么，人就成为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为了不受外界的影响，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也就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变得面对面沟通能力退化、网络交流能力增强，还变得冷漠、麻木、为富不仁、缺乏人情味等，社会上的各种“见死不救”和慈善业一直成熟不起来，不能不说与此类心态和精神状况有关。
　　当人直面自己内心-精神世界，再也退无可退之时，就可能会变得焦虑、孤独和绝望。这是典型的城市文明病症状，或者说是城市对人异化的后果，也是居家文化的副作用之一。
　　而中产阶层本应该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因此，“向内转”的文化选择，应该是一时的，不会持续太久。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