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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遣归回京
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请吃烤鸭，地点在西单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正吃着，姑姑低头说，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是俞先生。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当然是他。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已过去，正处于相对平静。大家偷偷上馆子，朵颐大快，熟悉的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吃喝毕竟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我当时半大不小，只知道这老头是毛主席亲自点过名的。或许面对面的缘故，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大脑袋，穿着旧衣服，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胃口极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后来看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提到当时的下放：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读了这段文字，心头也不由地“不忍”起来。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先生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
清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
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蛳壳里且盘桓，
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照活，
者般陋室叫“犹欢”。
少爷脾气
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先生永远有一份童心，即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静对待，无怨无悔。祖父（叶圣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老派人很讲究细节，偏偏俞不拘小节。俞家是江南名门，数世单传养尊处优，一向由佣人伺候，像叠信纸这种书童干的活从不往心上去。
俞先生早年曾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先生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
俞先生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先生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当了系主任，俞先生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先生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今天大家都知道，他成为活靶子挨批，是因为更应该挨批判的胡适远在国外。他不过成了出气筒，成了泄愤的容器，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竟然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五十年代初期，俞先生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这一出版，很快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先生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无法想象俞先生这样的书呆子还能做什么反抗，他立刻高举双手投降，心悦诚服地成为大批判对象，又受之无愧地成为团结和保护的样板。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红楼梦研究》批判拉开了文化大劫难的序幕，紧挨在一起的是反胡风，然后“反右”，然后反右倾，一道道的菜连着上，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水到渠成，火到猪头烂，文化人一开始都是看客，看着俞先生出洋相，跟着起哄，渐渐看客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下海，大家都到地狱重去走了一遭。
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请吃烤鸭，地点在西单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正吃着，姑姑低头说，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是俞先生。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当然是他。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已过去，正处于相对平静。大家偷偷上馆子，朵颐大快，熟悉的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吃喝毕竟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我当时半大不小，只知道这老头是毛主席亲自点过名的。或许面对面的缘故，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大脑袋，穿着旧衣服，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胃口极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后来看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提到当时的下放：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读了这段文字，心头也不由地“不忍”起来。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先生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
清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
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蛳壳里且盘桓，
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照活，
者般陋室叫“犹欢”。
少爷脾气
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先生永远有一份童心，即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静对待，无怨无悔。祖父（叶圣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老派人很讲究细节，偏偏俞不拘小节。俞家是江南名门，数世单传养尊处优，一向由佣人伺候，像叠信纸这种书童干的活从不往心上去。
俞先生早年曾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先生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
俞先生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先生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当了系主任，俞先生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先生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今天大家都知道，他成为活靶子挨批，是因为更应该挨批判的胡适远在国外。他不过成了出气筒，成了泄愤的容器，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竟然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五十年代初期，俞先生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这一出版，很快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先生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无法想象俞先生这样的书呆子还能做什么反抗，他立刻高举双手投降，心悦诚服地成为大批判对象，又受之无愧地成为团结和保护的样板。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红楼梦研究》批判拉开了文化大劫难的序幕，紧挨在一起的是反胡风，然后“反右”，然后反右倾，一道道的菜连着上，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水到渠成，火到猪头烂，文化人一开始都是看客，看着俞先生出洋相，跟着起哄，渐渐看客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下海，大家都到地狱重去走了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