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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最大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章开沅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希望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出国留学。这一年，他已63岁。岁月不饶人，他已错过多次出国访学机会，再迁延下去，恐怕真是时不我待了。
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后，章开沅迎来了其学术生命的盛大年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这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学学术期刊发表。他和林增平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4年，在辛亥革命研究室基础上，华中师范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开沅为第一任所长。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任命章开沅为华中师院院长。这一任命颇出人意料，因为此前章开沅不是校级领导，毫无资历可言。原来，教育部在上年年底华中师范领导换届时，可能是出于华师派系林立的现状，专门派人事司前来主持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章开沅得票全校领先。章开沅一介书生，不属于任何派系，又是年富力强的知名教授，得票领先也在情理之中。加之当时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使得章开沅一下子冒尖了。
对于是否接受教育部的任命，章开沅有过犹豫。他担心自己没有行政经验，能否挑得起这副重担；更重要的是，担任校长，意味着将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行政事务上，势必影响自己做学问。他向教育部领导坦率表示只干一届，四年一到他就卸任，回归学术。
但这一干就是六年。在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上，他向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当面递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想补这一课。会后，何东昌口头表示可以，但不必辞职。1990年春，章开沅以自己“年事已高，力不胜任，而且很想在晚年圆一次留学梦”为由，正式向国家教委提出书面辞呈，请求辞去华中师大校长职务。又过了一段时间，何东昌到武汉调研，章开沅问起这事。这一次，何东昌很客气地说：你先出国，我们来物色人接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还得回来。”这当然是场面上的客套，等于是给章开沅开了绿灯。
初抵大洋彼岸
出国留学，是章开沅的一个梦想。青年时代他就读的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出国留学的同学很多。三年级的时候（1948年11月），他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为安全起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学校奔赴解放区。解放后，新中国有过两次出国潮。上世纪50年代国家派出一批批青年教师科技人员去苏联学习，他没能赶上。80年代掀起的一波更大的留学浪潮，尤其让章开沅心动，不仅因为他与海外的学术交往变得频密，使他对国内学界在视野、观念、理论、方法上的差距有着切身体会；同时他的学生、同事也纷纷出国留学，有的攻读学位，有的合作研究，他们可以沉下心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与他蜻蜓点水般的出访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这也令他著实羡慕。
1990年8月21日，章开沅抵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所老牌的常青藤大学给了他一个客座研究员的名义。除合作研究外，还要在该校历史系开设一门中国史课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章开沅想要的“圆一个留学梦”。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高层访问学者。在他人的眼里，一个64岁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是一个留学生？不过，在章开沅的内心，他确乎把此次出国当作留学看待。年龄大，所以才要“补课”。校长留学？当年蔡元培还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携妻赴德国留学呢。
普林斯顿大学对章开沅甚为礼遇。安排他住在神学院附近的一所专为高级访问人员提供的公寓楼（章开沅译为蟠音堂），他住顶楼，三室两厅，是神学院最好的一套房子，环境极为清幽。对于一个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学者，独自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得一切从头学起。在国内当校长，办什么事都有人张罗，在家里，他也是甩手掌柜。可是在这里，办任何事都得靠自己。他学会了烧菜煮饭，学会了在超市淘便宜货。由于资助经费没到位，他不得不精打细算。当他学会熨衣服，试着用自己买的电动刀剪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时，他的成就感不亚于在学术期刊发表一篇得意之作。他不会开车，好在邻居和附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乐于载他一起出门。章开沅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但毕竟平常少用，好在普大校方考虑周到，给他指派了专门的英语教师和接待家庭。他经常有意识地去邻居家串门，与社区各个阶层多接触，既与社会密切联系，也是为了锻炼语言。因为每天都要讲英语，他感觉进步较快。
人到晚年最需伴。“夜深人静，独居高楼，倍觉寂寥”。（1990年9月14日的日记）写日记能稍稍缓解情绪。同时，客居的寂寞唤醒了他的文学之梦，更使他对古典诗词中的情感意境有了切身体会。他将深有体会的几句诗用毛笔写成对联挂于墙壁。王韬的诗“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不正是他眼前经历的真实写照吗？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晚清朝野为数不多的清醒者，虽然不断碰壁，而不改初衷。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知识分子的忧民之心、报国之志依然不改。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则时时提醒着他不能虚度年华。是啊，海外羁旅，虽然寂寞，可是换来了以前最为稀缺的时间。读书、思考、研究学问，不正是他所要的生活吗？何况，“惟有读书，胜似杜康，治学亦可忘忧”。（1990年10月23日的日记）
章开沅很快就有了一些患难与共的朋友。比他小两岁的武汉大学王文生，是古代文论专家，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国讲学，这时恰好在普大任教。年龄、经历相仿的两位老教授，成为这一阶段相濡以沫的密友。还有公寓楼下从南非流亡而来的资深牧师JosephPrakasim夫妇，或许是同样远离故国，或许是同样心灵孤寂，他们经常串门，牧师夫妇还总是开车带他在附近走走。章开沅还有很多学生在普大和附近的耶鲁读书，有些是本门弟子，如马敏（其时在耶鲁访学）；有些非本门弟子也非常亲近，如罗志田（其时在普大读博）；有些非亲非故，只因为是从华中师大来的，从武汉来的，或是从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来的。他们会经常打电话或跑来看他，一半是怕他寂寞，一半是讨论学术。他自嘲：可笑我已成为中外博士生的课外咨询友人了。”（1991年1月28日的日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学陈大端、牟复礼，时隔40多年之后，竟然在普林斯顿重逢了。 远离故国的日子，使他格外地怀念起家庭的温馨、同事的情谊。虽然装了电话，但章开沅嫌国际电话费太贵。他特别喜欢写信。写信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开信箱、读来信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把“无信、无客、无电话”的日子称为“三无”。“三无”日子，最是寂寥。尤其是当外面下雨或大雪纷飞，他只能躲在家里。这时候，书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章开沅的校长职务直到1991年初才由国家教委发文免去。这年秋天，小女儿章雪梅经过自己努力，到美国孟菲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更令人高兴的是，妻子赴美团聚的相关事宜，虽然好事多磨，也有了眉目。他与妻子相识相恋于华师的桂子山下。缘分这东西真是奇妙，怀玉在湘西的沅江边上长大。如果他的名字是“开源”，他还会遇见怀玉、爱上她并且结为终身伴侣吗？怀玉给他写信说：“恨不得马上到你身边。”怀玉向来含蓄，这样的表白也许是隔着太平洋的缘故吧。“结婚30多年，历经风雨沧桑，至今才等到这句深情倾注的话语！”（1991年6月30日的日记）这年年底，一家人在分别将近一年半后，终于在美国团聚了。
回归纯粹的学术生活
章开沅回归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除了偶尔外出购物、见见朋友，做点家务活，其他时间他都在翻检资料、读书写作。相比国内行政事务缠身，许多无聊应酬，这样的生活可称惬意。他深知“出国不易，千万不能荒废时间”（1990年9月6日的日记），因此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早上精力最好，用来写作；下午出门办事或会客；晚上读闲书或看电视。
普林斯顿大学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在普大开的课程迟至1991年2月4日才第一次上课，以课堂讨论为主。他有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他经常光顾神学院的Speer图书馆，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大学，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东亚图书馆与他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他便“逐架翻检”，希望不至错过重要史料，期待有所发现。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读书上，或许这是自青年时代求学之后他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
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与1961年他在华中师院筹备举办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艰难相比，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几乎成了显学，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港台地区，在美国、日本、法国也是这样。或许，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和孙中山创立民国，在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及其造成的世界影响，是超越国界，也超越意识形态阻隔的吧。章开沅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国内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不但因为他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从50周年到60周年、70周年，从未缺席，许多活动他还是发起者、组织者，这么重要的历史见证，他不想错过；而且，他离开祖国已经整一年多了，孤身在海外，也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但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从提出回国参加研讨会的请求，到国家教委正式批件到他手上，整整拖延三个多月，以至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
国内的纪念活动极其隆重。他参与主编的《辛亥革命历史大辞典》本是旧著再版，其首发式竟上了新闻联播。对此章开沅深为感慨，早年他研究辛亥革命，门庭冷落，真是今非昔比啊。可是太冷与太热，都不正常。他在国內时也曾听闻，某些大员对学者们“不识抬举”颇为不解，“其实真正的学者与著作何需抬举？一心想别人抬举，出不了好著作与好学者。”（1991年10月14日的日记）互相抬举，实为官场习性，学界更重人格独立，成果如何，大家自可独立评判，何须抬举？章开沅特别欣赏楚图南的诗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美国观感的改变
长时间住在美国，使章开沅可以深入思考关于美国的某些说辞。
他刚来美国时，就有人对他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他已渐入暮年，似乎提前进入坟墓了。天堂战场都好理解，为什么是老年人的坟墓呢？他并没有觉得美国的老年人活得不快乐。慢慢地，他发现这说法太“中国”了，美国人非常独立，子女长大，各有家庭，并不住在一起，从中国人的视角，美国的老人非常孤单，无人照顾，老无所依，这不就是提前进了坟墓吗？
普大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刚开始他以为那是因为自己是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的缘故，可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新来者，包括普通的交流学者，都有这样的待遇，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能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起初他对这些安排多少有些疑虑，因为在国内接受过很多这样的教育：人家主动接近你，是想拉拢你，是一种渗透。可是他想，如果这种正常交往也算是渗透，要么是人家的渗透水平实在很高，高到人人都乐于接受渗透；要么是我们自己的觉悟太低，低到忘记你所肩负的崇高使命。
他来美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冷到冰点之时，可是除了中国研究明显降温之外，他并未遭遇任何白眼和冷遇，倒是遇到许多乐于助人的热心人。有一次下大雨，他要去邮局办事，一对青年夫妇看他东张西望找路，过来主动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因为下着大雨，他们执意要开车送他去。到了之后，他办完事出来，他们竟然还在门口等着他，要送他回去。他执意不肯，觉得太麻烦人家了。青年夫妇告诉他，因为雨天路滑，视野不好，特别是行人要穿过高速路，太危险。最后，青年夫妇还是送他过了快速路才放心离去。
还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美国邮局寄来的道歉信，原来是他写给女儿章雪梅的信被邮差误撕，邮局退回该信并致歉。这件事，也让他感慨不已。
因为研究教会大学，他读了许多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对于中国基督教历史、教义、组织、制度等相关问题，颇感兴味。“过去总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不知神学如此复杂而丰富多彩，涉及许多知识论、方法论的深层问题。”（1990年11月16日的日记）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尊重他人的宗教选择。在西方，神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在中国，长期以来，教会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来定义的。这样的简单化定性，使教会研究一直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无人问津。
开启中国教会研究
海外留学使章开沅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逐渐开始收获新的硕果。首先是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8年，当时章开沅在耶鲁大学寻访容闳史料时，无意中在神学院图书馆档案室发现贝德士文献，文献卷宗当中还保存着章开沅和贝德士、陈恭禄、王绳祖、陈大端、牟复礼等师生合影照片。贝德士（1897-1978）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创建者，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的两位历史学家，一个是陈恭禄，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是王绳祖，擅长世界近代史，章开沅以研究历史为志业，深受他们的影响。1950年，贝德士离开中国，就职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去世之后，家属将全部档案文献送给神学院保存。这真是冥冥中的天意。贝德士去世后第二年，章开沅首次访美。因为数十年互无音讯，师生无缘再见，不料却以如此方式“相会”。 贝德士不愧为历史学家，一生所藏各种文献极为丰富。章开沅惊叹于“先师治学之谨严”。（1991年8月6日的日记）如果不是战乱流离，他又过于热心地帮助他人，以至于花去大量时间，一定可以写出一部传世经典《中国基督教史》。从另一方面说，贝德士在南京沦陷后救助中国难民的伟大壮举，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永载史册。
看完全部贝德士文献，章开沅“先后整整花了9个月的时间，并精选、复印了数千页档案资料”（1992年6月4日致刘望龄、罗福惠等的信）。在研读贝德士文献等的基础上，章开沅陆续写出了一系列中英文论文，后结集为《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1992年5月24日，位于芝加哥附近岩石岛的教会大学奥古斯塔那学院授予章开沅该校法学博士学位。校长的颁奖词称赞章开沅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对中美交流、对世界均具影响”。这是该校首次将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一个亚洲人，而且是中国人。因此，当他面对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时，无比激动，“使我再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同时我也感到这是全校、全所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学校与历史所的光荣”（1992年6月4日致刘望龄、罗福惠等的信）。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华中师范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将教会史作为研究方向。迄今，华中师大已成为中国教会史研究的重镇了。
“南屠”研究
章开沅发现并研读贝德士文献，开启了另一项研究——南京大屠杀（简称“南屠”研究）。
章开沅1946年入读金陵大学之时，南京大屠杀过去不到十年，大屠杀给这座历史名城留下的印记仍处处可见。漫长的岁月未能抹去伤痛，倒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断有人出面否认大屠杀，妄图掩盖历史真相。对于某些日本人如此对待历史，章开沅极为愤慨，可是在学术上无法做出回应，直到他发现贝德士文献。
这是一段重新发现的历史。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前后，城内欧美侨民出于人道主义，为保护中国难民免遭战火屠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设25个收容所。德国人拉贝为第一任主席。留守金陵大学的贝德士是该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最后一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在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了多达25万中国难民。抗战胜利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贝德士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贝德士文献包括了大量“南屠”史料，由于贝德士与其同事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些文献成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在研读贝德士文献过程中，章开沅复制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南屠”史料，赠给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成为“南屠”研究的国际权威学者。因为研究“南屠”，章开沅还是美国的“对日索赔会”的发起人之一。“索赔会”成员散处北美各地，开展活动全靠各人自掏腰包或一些捐赠。1990年嚴冬开会，由位处纽约远郊一座大山里的圣庄严寺的住持沈老居士（沈家祯）资助。适逢大雪封山，车开不上去，各地来的人只好弃车步行，晚到者则摸黑上山。晚上每人发一个睡袋挤在僧房里睡觉。一个曾经做过外交官的70岁老教授冒雪开车数小时，独自摸索上山。开会时，所有参会者“非常认真务实，并且极其尊重少数不同意见，统统记录在案”。（1990年12月29日的日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章开沅无法想象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依然义无反顾地伸张正义。
因为研究“南屠”，章开沅与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65-2004）也有多次接触。张纯如与“索赔会”领导人邵子平是世交，通过邵子平，她了解到贝德士文献，而查阅该文献，又使她发现了《拉贝日记》与《华群日记》的存在。张纯如于1997年12月在美国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南京浩劫》，正是由于她掌握了这些珍贵史料，很快成为畅销书。由于该书影响极大，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对她不断攻讦，而章开沅等中国同行学者则不断给以鼓励支持。2004年，无法走出心灵创痛的张纯如自杀身亡。章开沅未曾料到这样年轻的华群研究者，竟然也是与华群当年类似的结局，曾多次在文章中流露深挚悼亡之情。
对于张纯如之死，章开沅感同身受。在他频繁参与日本友好人士举办的纪念“南屠”的集会或游行示威时，也经常有好心者提醒他要注意安全。不过，巧遇日本老兵东史郎的经历，使他相信，只要不断努力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大部分日本人还是有良知的，而右翼分子也不敢过于猖狂。
1981年11月，章开沅应邀去日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抵达的当晚，日本友人北冈先生邀他到浅草的一家小酒店喝酒叙旧。一位老人在得知他来自中国之后，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请先生回国时务必带回一个前日本士兵永恒的忏悔，他在战争中到过南京、开封等地，并且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从那以后，每次到东京，他都要去浅草的那家小酒店，心中总是有所期待，是否还有可能遇上那位谢罪的老者。
1997年8月，为纪念“南屠”60周年，南京举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开沅与东史郎在同一组。在此之前，章开沅已知道这个人，因为东史郎在1987年就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日记在日本未能公开出版，1999年3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这是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日军士兵的第一手文献，当然是“南屠”最有力的证据。东史郎前后四次来到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见面之后，章开沅恍然想起，这个身板挺直、满头白发的耄耋老者不正是16年前浅草小酒店见到的那位老人吗？当章开沅询问东史郎这一段经历之后，老人紧紧握住章开沅的手，确认他就是当年那个真诚谢罪的老兵。
“西游记”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章开沅晚年留学，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又辗转到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期间还访问了法国和韩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研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4年3月8日，章开沅回到武汉，结束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海外之游。1995年春，章开沅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前后四年多的这一段海外留学（访学或游学）经历，无论是对章开沅的人生，还是学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学术上，章开沅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他接连出版了有关教会大学、中西文化交流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这三项研究，任何一个学者只要在其中一项能够做出成果，都可以成为名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三项研究的前驱，章开沅的开创性贡献还带动了华中师大学术团队的整体进步，进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三个领域的研究进程。如果没有“海外之游”，也许他只能继续“吃老本”，做辛亥革命的文章；如果他还在当校长，他还可能变成一个委身事务的官员，而学术的章开沅或许就成了史学界的传说了。
羁旅海外时，章开沅写过一首诗：“人生识字始忧患，梨枣贻祸怨文章；老来性情转恬适，无憾岁月乃平凡。”（1992年12月16日的日记）从国内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到海外做一个纯粹学者的云淡风轻，章开沅的性情确实“转恬适”了。他妻子曾对王奇生（章开沅的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说：先生从美国回国后，性情变温和多了。”
章开沅晚年留学写有日记，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雪泥鸿爪”。2017年10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北美萍踪：章开沅日记（1990-1994）》。为该书作序的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誉章开沅晚年留学是中国近代的“西游记”（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留学潮）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这四年多的海外访学游历，章开沅先生极少对外说起，坊间则多有传闻。前已述及，章开沅在校长任上出国留学，事先得到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意，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他两年的学术休假（1990年8月至1992年8月）。学术休假期满之后，因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半年之教职，加州各院校为美国西岸中国研究重地，其学派及研究风格与东岸迥异，章开沅不想错过学习良机，因此经由华中师大历史所向学校提出以“请事假”方式（其时教育部已正式发文免去章开沅的校长职务，其组织关系仍在华师），延长学习时间；再之后的日本之行，台湾之行，亦循此例。为免他人闲话，不让学校领导为难，他还主动提出“请学校暂时停发每月工资，至我回校为止”（1992年8月12日致刘望龄、罗福惠、马敏的信）。
事实上，章开沅羁居海外，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晚年留学“只争朝夕”的心态，一方面却是因为他一直在推动学校的对外合作交流，正如其时主持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罗福惠所说：“在推动本所乃至本校的對外交流上，先生花了极多的精力与时间，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合作项目与人员交流，在这方面亦获致累累硕果。”罗福惠：《归鸿传师情》）章开沅“丝毫无意在美‘长居久安’”。（1992年8月12日致刘望龄、罗福惠、马敏的信）在与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广泛交流中，章开沅多次以“叶落归根”和“落地生根”两个成语阐明自己立场，同时也是开导对此多有纠结的留学生们。
（作者系出版人、文史学者）
20世纪8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章开沅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希望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出国留学。这一年，他已63岁。岁月不饶人，他已错过多次出国访学机会，再迁延下去，恐怕真是时不我待了。
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后，章开沅迎来了其学术生命的盛大年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这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学学术期刊发表。他和林增平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4年，在辛亥革命研究室基础上，华中师范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开沅为第一任所长。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任命章开沅为华中师院院长。这一任命颇出人意料，因为此前章开沅不是校级领导，毫无资历可言。原来，教育部在上年年底华中师范领导换届时，可能是出于华师派系林立的现状，专门派人事司前来主持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章开沅得票全校领先。章开沅一介书生，不属于任何派系，又是年富力强的知名教授，得票领先也在情理之中。加之当时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使得章开沅一下子冒尖了。
对于是否接受教育部的任命，章开沅有过犹豫。他担心自己没有行政经验，能否挑得起这副重担；更重要的是，担任校长，意味着将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行政事务上，势必影响自己做学问。他向教育部领导坦率表示只干一届，四年一到他就卸任，回归学术。
但这一干就是六年。在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上，他向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当面递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想补这一课。会后，何东昌口头表示可以，但不必辞职。1990年春，章开沅以自己“年事已高，力不胜任，而且很想在晚年圆一次留学梦”为由，正式向国家教委提出书面辞呈，请求辞去华中师大校长职务。又过了一段时间，何东昌到武汉调研，章开沅问起这事。这一次，何东昌很客气地说：你先出国，我们来物色人接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还得回来。”这当然是场面上的客套，等于是给章开沅开了绿灯。
初抵大洋彼岸
出国留学，是章开沅的一个梦想。青年时代他就读的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出国留学的同学很多。三年级的时候（1948年11月），他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为安全起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学校奔赴解放区。解放后，新中国有过两次出国潮。上世纪50年代国家派出一批批青年教师科技人员去苏联学习，他没能赶上。80年代掀起的一波更大的留学浪潮，尤其让章开沅心动，不仅因为他与海外的学术交往变得频密，使他对国内学界在视野、观念、理论、方法上的差距有着切身体会；同时他的学生、同事也纷纷出国留学，有的攻读学位，有的合作研究，他们可以沉下心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与他蜻蜓点水般的出访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这也令他著实羡慕。
1990年8月21日，章开沅抵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所老牌的常青藤大学给了他一个客座研究员的名义。除合作研究外，还要在该校历史系开设一门中国史课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章开沅想要的“圆一个留学梦”。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高层访问学者。在他人的眼里，一个64岁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是一个留学生？不过，在章开沅的内心，他确乎把此次出国当作留学看待。年龄大，所以才要“补课”。校长留学？当年蔡元培还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携妻赴德国留学呢。
普林斯顿大学对章开沅甚为礼遇。安排他住在神学院附近的一所专为高级访问人员提供的公寓楼（章开沅译为蟠音堂），他住顶楼，三室两厅，是神学院最好的一套房子，环境极为清幽。对于一个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学者，独自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得一切从头学起。在国内当校长，办什么事都有人张罗，在家里，他也是甩手掌柜。可是在这里，办任何事都得靠自己。他学会了烧菜煮饭，学会了在超市淘便宜货。由于资助经费没到位，他不得不精打细算。当他学会熨衣服，试着用自己买的电动刀剪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时，他的成就感不亚于在学术期刊发表一篇得意之作。他不会开车，好在邻居和附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乐于载他一起出门。章开沅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但毕竟平常少用，好在普大校方考虑周到，给他指派了专门的英语教师和接待家庭。他经常有意识地去邻居家串门，与社区各个阶层多接触，既与社会密切联系，也是为了锻炼语言。因为每天都要讲英语，他感觉进步较快。
人到晚年最需伴。“夜深人静，独居高楼，倍觉寂寥”。（1990年9月14日的日记）写日记能稍稍缓解情绪。同时，客居的寂寞唤醒了他的文学之梦，更使他对古典诗词中的情感意境有了切身体会。他将深有体会的几句诗用毛笔写成对联挂于墙壁。王韬的诗“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不正是他眼前经历的真实写照吗？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晚清朝野为数不多的清醒者，虽然不断碰壁，而不改初衷。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知识分子的忧民之心、报国之志依然不改。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则时时提醒着他不能虚度年华。是啊，海外羁旅，虽然寂寞，可是换来了以前最为稀缺的时间。读书、思考、研究学问，不正是他所要的生活吗？何况，“惟有读书，胜似杜康，治学亦可忘忧”。（1990年10月23日的日记）
章开沅很快就有了一些患难与共的朋友。比他小两岁的武汉大学王文生，是古代文论专家，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国讲学，这时恰好在普大任教。年龄、经历相仿的两位老教授，成为这一阶段相濡以沫的密友。还有公寓楼下从南非流亡而来的资深牧师JosephPrakasim夫妇，或许是同样远离故国，或许是同样心灵孤寂，他们经常串门，牧师夫妇还总是开车带他在附近走走。章开沅还有很多学生在普大和附近的耶鲁读书，有些是本门弟子，如马敏（其时在耶鲁访学）；有些非本门弟子也非常亲近，如罗志田（其时在普大读博）；有些非亲非故，只因为是从华中师大来的，从武汉来的，或是从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来的。他们会经常打电话或跑来看他，一半是怕他寂寞，一半是讨论学术。他自嘲：可笑我已成为中外博士生的课外咨询友人了。”（1991年1月28日的日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学陈大端、牟复礼，时隔40多年之后，竟然在普林斯顿重逢了。 远离故国的日子，使他格外地怀念起家庭的温馨、同事的情谊。虽然装了电话，但章开沅嫌国际电话费太贵。他特别喜欢写信。写信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开信箱、读来信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把“无信、无客、无电话”的日子称为“三无”。“三无”日子，最是寂寥。尤其是当外面下雨或大雪纷飞，他只能躲在家里。这时候，书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章开沅的校长职务直到1991年初才由国家教委发文免去。这年秋天，小女儿章雪梅经过自己努力，到美国孟菲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更令人高兴的是，妻子赴美团聚的相关事宜，虽然好事多磨，也有了眉目。他与妻子相识相恋于华师的桂子山下。缘分这东西真是奇妙，怀玉在湘西的沅江边上长大。如果他的名字是“开源”，他还会遇见怀玉、爱上她并且结为终身伴侣吗？怀玉给他写信说：“恨不得马上到你身边。”怀玉向来含蓄，这样的表白也许是隔着太平洋的缘故吧。“结婚30多年，历经风雨沧桑，至今才等到这句深情倾注的话语！”（1991年6月30日的日记）这年年底，一家人在分别将近一年半后，终于在美国团聚了。
回归纯粹的学术生活
章开沅回归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除了偶尔外出购物、见见朋友，做点家务活，其他时间他都在翻检资料、读书写作。相比国内行政事务缠身，许多无聊应酬，这样的生活可称惬意。他深知“出国不易，千万不能荒废时间”（1990年9月6日的日记），因此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早上精力最好，用来写作；下午出门办事或会客；晚上读闲书或看电视。
普林斯顿大学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在普大开的课程迟至1991年2月4日才第一次上课，以课堂讨论为主。他有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他经常光顾神学院的Speer图书馆，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大学，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东亚图书馆与他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他便“逐架翻检”，希望不至错过重要史料，期待有所发现。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读书上，或许这是自青年时代求学之后他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
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与1961年他在华中师院筹备举办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艰难相比，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几乎成了显学，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港台地区，在美国、日本、法国也是这样。或许，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和孙中山创立民国，在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及其造成的世界影响，是超越国界，也超越意识形态阻隔的吧。章开沅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国内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不但因为他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从50周年到60周年、70周年，从未缺席，许多活动他还是发起者、组织者，这么重要的历史见证，他不想错过；而且，他离开祖国已经整一年多了，孤身在海外，也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但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从提出回国参加研讨会的请求，到国家教委正式批件到他手上，整整拖延三个多月，以至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
国内的纪念活动极其隆重。他参与主编的《辛亥革命历史大辞典》本是旧著再版，其首发式竟上了新闻联播。对此章开沅深为感慨，早年他研究辛亥革命，门庭冷落，真是今非昔比啊。可是太冷与太热，都不正常。他在国內时也曾听闻，某些大员对学者们“不识抬举”颇为不解，“其实真正的学者与著作何需抬举？一心想别人抬举，出不了好著作与好学者。”（1991年10月14日的日记）互相抬举，实为官场习性，学界更重人格独立，成果如何，大家自可独立评判，何须抬举？章开沅特别欣赏楚图南的诗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美国观感的改变
长时间住在美国，使章开沅可以深入思考关于美国的某些说辞。
他刚来美国时，就有人对他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他已渐入暮年，似乎提前进入坟墓了。天堂战场都好理解，为什么是老年人的坟墓呢？他并没有觉得美国的老年人活得不快乐。慢慢地，他发现这说法太“中国”了，美国人非常独立，子女长大，各有家庭，并不住在一起，从中国人的视角，美国的老人非常孤单，无人照顾，老无所依，这不就是提前进了坟墓吗？
普大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刚开始他以为那是因为自己是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的缘故，可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新来者，包括普通的交流学者，都有这样的待遇，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能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起初他对这些安排多少有些疑虑，因为在国内接受过很多这样的教育：人家主动接近你，是想拉拢你，是一种渗透。可是他想，如果这种正常交往也算是渗透，要么是人家的渗透水平实在很高，高到人人都乐于接受渗透；要么是我们自己的觉悟太低，低到忘记你所肩负的崇高使命。
他来美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冷到冰点之时，可是除了中国研究明显降温之外，他并未遭遇任何白眼和冷遇，倒是遇到许多乐于助人的热心人。有一次下大雨，他要去邮局办事，一对青年夫妇看他东张西望找路，过来主动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因为下着大雨，他们执意要开车送他去。到了之后，他办完事出来，他们竟然还在门口等着他，要送他回去。他执意不肯，觉得太麻烦人家了。青年夫妇告诉他，因为雨天路滑，视野不好，特别是行人要穿过高速路，太危险。最后，青年夫妇还是送他过了快速路才放心离去。
还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美国邮局寄来的道歉信，原来是他写给女儿章雪梅的信被邮差误撕，邮局退回该信并致歉。这件事，也让他感慨不已。
因为研究教会大学，他读了许多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对于中国基督教历史、教义、组织、制度等相关问题，颇感兴味。“过去总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不知神学如此复杂而丰富多彩，涉及许多知识论、方法论的深层问题。”（1990年11月16日的日记）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尊重他人的宗教选择。在西方，神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在中国，长期以来，教会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来定义的。这样的简单化定性，使教会研究一直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无人问津。
开启中国教会研究
海外留学使章开沅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逐渐开始收获新的硕果。首先是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8年，当时章开沅在耶鲁大学寻访容闳史料时，无意中在神学院图书馆档案室发现贝德士文献，文献卷宗当中还保存着章开沅和贝德士、陈恭禄、王绳祖、陈大端、牟复礼等师生合影照片。贝德士（1897-1978）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创建者，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的两位历史学家，一个是陈恭禄，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是王绳祖，擅长世界近代史，章开沅以研究历史为志业，深受他们的影响。1950年，贝德士离开中国，就职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去世之后，家属将全部档案文献送给神学院保存。这真是冥冥中的天意。贝德士去世后第二年，章开沅首次访美。因为数十年互无音讯，师生无缘再见，不料却以如此方式“相会”。 贝德士不愧为历史学家，一生所藏各种文献极为丰富。章开沅惊叹于“先师治学之谨严”。（1991年8月6日的日记）如果不是战乱流离，他又过于热心地帮助他人，以至于花去大量时间，一定可以写出一部传世经典《中国基督教史》。从另一方面说，贝德士在南京沦陷后救助中国难民的伟大壮举，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永载史册。
看完全部贝德士文献，章开沅“先后整整花了9个月的时间，并精选、复印了数千页档案资料”（1992年6月4日致刘望龄、罗福惠等的信）。在研读贝德士文献等的基础上，章开沅陆续写出了一系列中英文论文，后结集为《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1992年5月24日，位于芝加哥附近岩石岛的教会大学奥古斯塔那学院授予章开沅该校法学博士学位。校长的颁奖词称赞章开沅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对中美交流、对世界均具影响”。这是该校首次将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一个亚洲人，而且是中国人。因此，当他面对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时，无比激动，“使我再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同时我也感到这是全校、全所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学校与历史所的光荣”（1992年6月4日致刘望龄、罗福惠等的信）。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华中师范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将教会史作为研究方向。迄今，华中师大已成为中国教会史研究的重镇了。
“南屠”研究
章开沅发现并研读贝德士文献，开启了另一项研究——南京大屠杀（简称“南屠”研究）。
章开沅1946年入读金陵大学之时，南京大屠杀过去不到十年，大屠杀给这座历史名城留下的印记仍处处可见。漫长的岁月未能抹去伤痛，倒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断有人出面否认大屠杀，妄图掩盖历史真相。对于某些日本人如此对待历史，章开沅极为愤慨，可是在学术上无法做出回应，直到他发现贝德士文献。
这是一段重新发现的历史。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前后，城内欧美侨民出于人道主义，为保护中国难民免遭战火屠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设25个收容所。德国人拉贝为第一任主席。留守金陵大学的贝德士是该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最后一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在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了多达25万中国难民。抗战胜利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贝德士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贝德士文献包括了大量“南屠”史料，由于贝德士与其同事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些文献成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在研读贝德士文献过程中，章开沅复制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南屠”史料，赠给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成为“南屠”研究的国际权威学者。因为研究“南屠”，章开沅还是美国的“对日索赔会”的发起人之一。“索赔会”成员散处北美各地，开展活动全靠各人自掏腰包或一些捐赠。1990年嚴冬开会，由位处纽约远郊一座大山里的圣庄严寺的住持沈老居士（沈家祯）资助。适逢大雪封山，车开不上去，各地来的人只好弃车步行，晚到者则摸黑上山。晚上每人发一个睡袋挤在僧房里睡觉。一个曾经做过外交官的70岁老教授冒雪开车数小时，独自摸索上山。开会时，所有参会者“非常认真务实，并且极其尊重少数不同意见，统统记录在案”。（1990年12月29日的日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章开沅无法想象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依然义无反顾地伸张正义。
因为研究“南屠”，章开沅与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65-2004）也有多次接触。张纯如与“索赔会”领导人邵子平是世交，通过邵子平，她了解到贝德士文献，而查阅该文献，又使她发现了《拉贝日记》与《华群日记》的存在。张纯如于1997年12月在美国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南京浩劫》，正是由于她掌握了这些珍贵史料，很快成为畅销书。由于该书影响极大，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对她不断攻讦，而章开沅等中国同行学者则不断给以鼓励支持。2004年，无法走出心灵创痛的张纯如自杀身亡。章开沅未曾料到这样年轻的华群研究者，竟然也是与华群当年类似的结局，曾多次在文章中流露深挚悼亡之情。
对于张纯如之死，章开沅感同身受。在他频繁参与日本友好人士举办的纪念“南屠”的集会或游行示威时，也经常有好心者提醒他要注意安全。不过，巧遇日本老兵东史郎的经历，使他相信，只要不断努力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大部分日本人还是有良知的，而右翼分子也不敢过于猖狂。
1981年11月，章开沅应邀去日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抵达的当晚，日本友人北冈先生邀他到浅草的一家小酒店喝酒叙旧。一位老人在得知他来自中国之后，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请先生回国时务必带回一个前日本士兵永恒的忏悔，他在战争中到过南京、开封等地，并且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从那以后，每次到东京，他都要去浅草的那家小酒店，心中总是有所期待，是否还有可能遇上那位谢罪的老者。
1997年8月，为纪念“南屠”60周年，南京举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开沅与东史郎在同一组。在此之前，章开沅已知道这个人，因为东史郎在1987年就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日记在日本未能公开出版，1999年3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这是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日军士兵的第一手文献，当然是“南屠”最有力的证据。东史郎前后四次来到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见面之后，章开沅恍然想起，这个身板挺直、满头白发的耄耋老者不正是16年前浅草小酒店见到的那位老人吗？当章开沅询问东史郎这一段经历之后，老人紧紧握住章开沅的手，确认他就是当年那个真诚谢罪的老兵。
“西游记”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章开沅晚年留学，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又辗转到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期间还访问了法国和韩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研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4年3月8日，章开沅回到武汉，结束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海外之游。1995年春，章开沅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前后四年多的这一段海外留学（访学或游学）经历，无论是对章开沅的人生，还是学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学术上，章开沅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他接连出版了有关教会大学、中西文化交流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这三项研究，任何一个学者只要在其中一项能够做出成果，都可以成为名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三项研究的前驱，章开沅的开创性贡献还带动了华中师大学术团队的整体进步，进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三个领域的研究进程。如果没有“海外之游”，也许他只能继续“吃老本”，做辛亥革命的文章；如果他还在当校长，他还可能变成一个委身事务的官员，而学术的章开沅或许就成了史学界的传说了。
羁旅海外时，章开沅写过一首诗：“人生识字始忧患，梨枣贻祸怨文章；老来性情转恬适，无憾岁月乃平凡。”（1992年12月16日的日记）从国内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到海外做一个纯粹学者的云淡风轻，章开沅的性情确实“转恬适”了。他妻子曾对王奇生（章开沅的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说：先生从美国回国后，性情变温和多了。”
章开沅晚年留学写有日记，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雪泥鸿爪”。2017年10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北美萍踪：章开沅日记（1990-1994）》。为该书作序的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誉章开沅晚年留学是中国近代的“西游记”（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留学潮）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这四年多的海外访学游历，章开沅先生极少对外说起，坊间则多有传闻。前已述及，章开沅在校长任上出国留学，事先得到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意，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他两年的学术休假（1990年8月至1992年8月）。学术休假期满之后，因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半年之教职，加州各院校为美国西岸中国研究重地，其学派及研究风格与东岸迥异，章开沅不想错过学习良机，因此经由华中师大历史所向学校提出以“请事假”方式（其时教育部已正式发文免去章开沅的校长职务，其组织关系仍在华师），延长学习时间；再之后的日本之行，台湾之行，亦循此例。为免他人闲话，不让学校领导为难，他还主动提出“请学校暂时停发每月工资，至我回校为止”（1992年8月12日致刘望龄、罗福惠、马敏的信）。
事实上，章开沅羁居海外，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晚年留学“只争朝夕”的心态，一方面却是因为他一直在推动学校的对外合作交流，正如其时主持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罗福惠所说：“在推动本所乃至本校的對外交流上，先生花了极多的精力与时间，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合作项目与人员交流，在这方面亦获致累累硕果。”罗福惠：《归鸿传师情》）章开沅“丝毫无意在美‘长居久安’”。（1992年8月12日致刘望龄、罗福惠、马敏的信）在与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广泛交流中，章开沅多次以“叶落归根”和“落地生根”两个成语阐明自己立场，同时也是开导对此多有纠结的留学生们。
（作者系出版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