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远古的中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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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族与水书的历史
  水族是由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单一民族。秦汉以前,岭南一带居住着“骆越”、“西瓯越”、“南越”等许多部落,它们与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其他诸越部落,统称为“百越”。“百越”不但孕育了中国的稻作文化,同时也演化为南方许多民族的共同祖先。水族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河南商丘睢水流域一带,是当时王朝的贵族,掌握着朝廷里的历法和祭典活动。殷商晚期,周王和商王打仗,水族祖先被迫离开睢水流域经安徽、江苏、江西、广东迁徙到广西邕江领域一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当时西瓯、骆越等部落的顽强抵抗,直到公元前214年才统一岭南。受战乱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第二次大迁徙,来到广西环江、龙江流域一带,在那生息了八百多年。唐朝建立后,在水族居住地环江地区设置抚水州。北宋期间,广西环江一带连年发生旱灾,水族先民被迫离开环江进行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迁徙,来到都柳江、樟江领域一带。
  水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全国总人口约45万,是全国拥有文字的十七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黔南的荔波、独山、都匀以及黔东南的榕江、丹寨、从江、雷山和广西的南丹、环江、河池、云南富源等地。水族古籍水书文献是水族人民的宝贵遗产,是水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其内容广泛,涉及水族民间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宗教、历法、民俗、生产等,记录了水族人民历史发展进程。水书先后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作为首批重要档案文献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水书正在申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因此,水书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成为水族地区文献工作的重要内容。
  水书的创制年代水书上没有具体记载,水书与甲骨文、金文具有“姻缘关系”,为学术界所认可。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水族古文字存在,由于出现划时代的两次民族大迁徙活动,使水族语言文化由同源而出现分化,然后再出现吸收逐步融合的现象。困扰考古界40余年的夏代陶片上的24个符号,是河南省有关单位看到水书的报道之后,给贵州省档案局提供请求辨认的,结果找到了对应的文字符号就有十多个。水族古文字与夏代文化遗存符号一脉相承,由此看出,在夏商时期,华夏民族群体中就包含有水族的先民,那个年代就应该有水书的出现。
  水书的种类和分布
  水书文献是水族古文字和水书卷本的总称,她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典,是以婚嫁、丧葬、起造、出行、生产、祭祀等多方面的禁忌活动。水书与《周易》相通,主要使人追求进步、崇拜大自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惩恶扬善、服务于大众,它的存在与运用主要表现在民间的占卜、祭祀、择吉等活动。目前发现的水族文字有500多字,加上异体字有2000多字,不能发展成通行的文字,但在水书历史上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水书不是所有会说水话的人都能够读的,不同的地区读法也不一样,但字义相同,只有通过学习水书的人才会读。在不同的水书条目中同一个字读音不一样,字义也不相同,因此水书具有一字多音、一音多义、一义多变,一变多用的特点。
  水书文献包括原始纸质水书、口碑水书、木刻水书、石碑水书、牛角水书、马尾绣水书、陶瓷水书、古钱币水书以及对水书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文献资料。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荔波、独山、都匀和黔东南苗族侗州自治州的榕江、从江、雷山、丹寨等县市,目前在三都、荔波两县档案馆和贵州省档案馆以及全国各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水书文献古籍近3万余册;还有部分散居在民间的水书先生家中1万册,全国共藏有4万余册水书卷本。
  水书的传承和翻译现状
  水族先民在水族历史的长河中,发明和创造自己的文字——水书。她是以古老的图画、象形、指示、假借为主,难学、难记、难写、难以领悟,以巫术的方式传承下来,并没有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但它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先生传承下来,是一个民族兴衰的历史见证。水书没有统一的版本,也没有统一校音,主要是通过水书先生手抄传承下来,同一本书不同的人抄写得内容就不一致。由于民族的迁徙和扩散,绝大多数水书都散落在水族居住地区且书写字迹受个人的影响也很大。有些字体在多代抄录中略有变异,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读音可能也不一样。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产生音和调的变化,或是水书先生在传授时借鉴和吸收汉字加以改进等种种原因,各水书先生在释读和祭祀咒语口诀中也有略不同。有些口述没有具体的文字表述,只能由师傅口传心授,自己领会,不同的师门所表述的也不一样。学习水书不象学习汉字那样,能够登堂入室,在课堂进行教学。是在师徒双方都有时间的农闲时间才间断学习,在祭祀和丧葬等活动中跟随师傅熟悉和领悟。一个人从学习水书到独立运用成为水书先生,少则一两年,多则十余年不等。正因为如此,出于时间和经济的考虑,很少有人学习水书。过去水书的传承一直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保守思想,现在虽开放但懂水书的人也较少,在全国有1000人左右,这些水书先生中,大多数年龄都在60岁以上。我们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域内普查到的水书先生400多人里,40岁至60岁有100余人,其余的都是60岁以上,年轻的人都不愿学习水书。我们在调查这些水书先生中,有好多的水书卷本中的水书文字他们也不能释读了。看来水书传承面临失传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水书的传承带来消极影响;社会历史的变迁造成对水书传承的偏见;受汉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冲击,使他们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日趋淡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从事水书古籍工作翻译的人才越来越少。在贵州乃至全国能够翻译水书(指能够识读、注音、了解、应用)的人员不到10人,而且大部分研究翻译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通过专业知识的培训,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摸索和请教,才有了如今的成果。几年来翻译出来的水书文献有《日历卷·上中下册》《贪巨卷》《扫丧卷》《秘籍卷》《寿寅卷》《姑底卷》《正七卷·三》《甲己卷》《金堂卷》《祭祖卷》《祁福卷》《申子辰卷》《金水卷》《起造卷》《婚嫁卷》《六十择吉》《时辰卷》等翻译卷本。至今在全国已经出版的翻译卷有《正七·壬辰卷》《丧葬卷》《秘籍卷》《泐金卷》《麒麟.正七卷》《婚嫁卷》《金用卷》《正五卷》《水书常用字典》《水书常用词注解》,因为没有资金无法出版所有翻译好的水书文献。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的水书
  第一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的水书有:九星诵读卷、庚甲、万年经镜、六十龙备要、吉星、泐金·纪日卷、金银共七卷。
  第二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的水书有:挡、大旺、贪巨、瓜、八贪、鹅益、大吉把贪、九星、六十甲子、秘籍、纳音五行、贪巨甲子、献酒备用、接魂大全、解书神庙、关煞向书注解共十六卷。
  第三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的水书有:万事明指、通书八贪、丑辰、挡朵、安葬吉日通用井、八宫取用、逮昔、通用大吉、看日阴阳、探祝龙、纳牲、大吉、吉书、开新吉凶、壬辰、寅丑、申子、亥子、子午、胜益、所项、阴阳、正七、百事大吉出富贵、六十甲子流年、八十银、八贪学文书、掌决、修桥补路、架桥还愿、罢筵倒坛、祭祀请神、摊愿问答、滩书共三十四卷。
  水族文献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的水书研究
  1860年晚清西南大儒莫友芝先生写的《红崖古刻歌》,对水书就有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贵州通志》《都匀县志》《三合县志》等刊开始对水书进行了介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李方桂、岑家悟、张为纲、吴泽霖、陈国均等专家学者深入到水族地区进行水书调查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书研究
  1980年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8名水族同胞的反映意见,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文史研究组”,对水书进行全面的研究。
  1985年石尚昭、吴支贤编著《水族文字研究》,1986年三都县把水书作为民族特色档案在小范围进行搜集。
  1990年贵州省水家学会成立,把水书研究列为主要工作项目。
  1994年王品魁译注《水书·正七·壬辰》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1年韦宗林、潘朝霖主编的《水族古文字与书法》由大百科全书出版。
  2002年水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3年荔波县人代会提出通过抢救保护水书的决议,三都、荔波分别成立水书抢救领导小组。
  2004年韦宗林、潘朝霖主编的《水族古文字与水书》、《中国水族文化研究》出版。黔南州成立水书抢救领导小组,由贵州省副省长吴嘉甫同志到会揭牌并讲话。
  2005年王品魁、潘朝霖译注的《水书丧葬卷》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三都县召开《水书译注》第一次审稿会,并成立“贵州三都·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所”。
  2006年国务院批准“水书习俗”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贵州民族学院成立“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在三都县召开首届“中国三都·水书国际研讨会”,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水书抢救收集方案,香港著名影星成龙投资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修建“水书博物馆”,四川出版集团出版《中国水书》160册,中国水书文献系列编委会编《探巨卷》《正七卷》《寅申卷》《分割卷》《八探卷》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7年荔波县政府和贵州省档案局译著的《泐金纪日卷》和韦章丙编著的《中国水书探析》出版。
  2008年韦世方编的《水书常用字典》,贵州民院编的《水书文化研究》贵州省文史委、档案馆编《水书先生访谈录》正式出版;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了《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
  2011年蒙景村、梁光华、蒙耀远译注《婚嫁卷》,陆春译注《秘籍卷》,杨介钦、韦光荣译注《麒麟·正七卷》《金用卷》,蒙帮敏、蒙君昌、韦佩君、蒙耀远译注《正五卷》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2012年韦宗林编著《释读旁落的文明——水书古文字》,韦章丙编著的《水书文化与中华断层文明》,陆春编著的《水书常用词注解》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这些水书文献的研究出版,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外学者能够看到水书原件和对水书文化基本上的了解,但上万册的水书典籍尚待破译。如果水书仅作为一种档案封存于档案馆,不进行研究、翻译,那就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了。水书作为水族文献古籍,特别是针对已经出版的原稿,其翻译、整理工作是今后水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任重而道远。
  水书文献研究与翻译存在的问题
  现今水书文献研究与翻译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对古籍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地方领导对水书文献古籍的概念不清,缺乏了解和认识。没有把水书作为弘扬民族文化来挖掘、整理,更没有把民族传统文化注入到民族旅游经济来思考。
  其次,缺乏人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从事民族古籍工作研究的人才越来越少,有些虽在民族部门工作,但没有掌握和了解本地区的文献资料情况。从事研究翻译的大部分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通过专业知识的培训。并且从事水书翻译的人员实在太少,在贵州乃至全国能够翻译水书(指能够识读、注音、了解、应用)的人员不到10人。
  再次,无专项经费。在水族地区没有水书文献专项出版经费,对于许多散藏在民间的水族文献资料,无法采取措施抢救和整理,已经翻译出来的成果没有经费出版。许多珍贵的水族文献资料濒临失传,特别是水书先生的口头的资料,因为他们年龄已高,相继的离世,再不抢救就要失传,难得挽回。
  对水书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水书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国家档案文献和珍贵古籍。只有依法保护才能不让水书流失和倒卖,所以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水书文化保护法规,才能加强对水书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因此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是水书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才能的根本保证。同时,高校与地方应一起成立水书文献收藏中心,建立水书文献网络,要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好水书文献。
  水书文献中纸质水书占95%以上,这主要是靠水书先生手抄、口传流传下来,而且过去水书有“传内部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保守方式,加上目前水书先生年龄已高,制约了水书的传播与普及。因此要保护好水书先生,解决好他们的待遇,聘请水书先生来一起做好翻译工作同样重要。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让水书的保护和传承后继有人;力争找资金对翻译好的卷本整理和出版,让更多的专家学者看懂;倡导与高校做好水书文化的研究,促进水书文献的得到更好的传承。
  水书的传承保护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应当加大对水书文献古籍保护的宣传。采用民族节日、赶集、宣传栏、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宣传,使人人参与保护水族文献的氛围。强化抢救与保护意识。政府或民间多方筹集资金,多散藏于民间的水书文献资料以“普查为基础,保护为重点”尽快抢救和保护。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水书文献队伍的建设,给予政策保证,统筹管理,注意培养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后继人才。认真开展水书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所有在校生一起学习水书文化。
  总之,抢救、翻译、出版、保护和利用水书文献工作迫在眉睫,如果我们不能把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珍贵、不能再生的文化遗产留于世,发扬光大,而让它毁灭,那么我们将愧对于祖先,愧对于子孙后代。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做好水族古籍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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