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配备切莫“偷梁换柱”
　　
　　在2010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表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要出台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更加严格，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要下降。(据《中国网》1月4日报道)
　　面对公车配备新规，个别官员窃笑不已。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按照公车用车标准买过车!其实。车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些官员平时所乘座驾大多不是政府机关的，是“借”来的，“借”朋友的、外单位的，更多的是“借”私营企业的。然而，这“借”来的座驾不乏高档名车，长期“借”私车办公事，难免使人遐想。
　　2009年11月25日，一篇名为《一个贫困县女检察长和她的名车》的帖子曝光了内蒙古一个贫困县的女检察长刘丽洁所驾的豪车。事后，该女检察长回应称，车不过是“借”朋友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原来这辆豪车是某企业的车，对于挂政府牌照一事，刘丽洁称是临时牌照……
　　时下，在地方政府究竟还有多少官员像刘丽洁这样坐着从个人或者企业“借”来的车?官员偷粱换柱买豪车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闻，拿政府的钱买车。利用公司或企业的名称在公安部门注册备案。这种车辆注册方式所造成的后患，企业是最清楚不过的，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混嘛!要懂事!可有些地方官员因工作调动已不在当地工作，竟然车随人去，车辆登记信息照样挂靠在企业名下。
　　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当下的公车改革若要向深水区试行，就必须破除自我主导的积弊，
　　凌崎猛
　　
　　别让“土政策”成了“千年老汤”
　　
　　近期，一些地方“雷人”规定不时出现。浙江台州小板桥村出台了村民守则，规定村民信访须经村干部批准，否则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至10年。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违法违规的“土政策”“土办法”屡屡见诸媒体。
　　如果把视野放开些，这些问题与长期以来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方和部门，罔顾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或“你有规定，我也有规定”“创造性”执行；或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或阳率阴违、浅尝辄止，象征性执行：或设置条件、加价加码，附加性执行。
　　由于利益的至上性，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容易出现一个利益“过滤”机制：下级对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对策参考，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乃至抵制、变换，从而消减了政策执行力。
　　“土政策”的出台，根本动力在于利益驱动：违法“土政策”的顽固，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这种利益的获取，跳得出政策法律的边界，却走不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圈子的局限。简言之。就是利胜于义。
　　另一方面，违法“土政策”也折射出少数干部法治观念的淡薄、依法行政习惯的缺失。陕西周至县哑柏镇雇用临时工在国道上设卡收取“卫生费”。对于自设关卡行为，该镇镇长解释为“合理，但不合法”。
　　“合理不舍法”，道出了不少“土政策”“土办法”存在的观念基础。在一些人看来，“管不管用”是至关重要的，“合不合法”是无足轻重的，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误导下，其行政行为远没有把法律政策作为头顶的“高压线”，而是把法律政策当作了自由摆弄的“松紧带”，简言之，就是权大于法。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在一个机场考古工地，发现出土的铜鼎内保存有2400多年前的骨头汤。“千年老汤”已经作古，而一些地方、领域和部门的违法“土政策”“土办法”一直禁而不止，清而未绝。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治理“土政策”，根本之途还在于彰明法治，用公平、正义的阳光，净化“土政策”滋生的土壤。使政策制定和施政行为更加与民为善、有利与民。
　　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