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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Vanity Fair)由富于梦想的出版商康德·纳斯特(Conde Nast)于1913年创刊。伴随着现代主义的诞生、爵士乐时代的隐现,以及当年打破陈规的纽约军械库艺术展举办,《名利场》为美国公众带来时尚前卫的艺术。纳斯特与主编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打算利用这些震撼的现代文化,打造一本不但能进行评论,而且拥护艺术领域所有前沿变革和创新的杂志。
《名利场》杂志合乎当时的时代节拍,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催化剂,发表同时代艺术家和插图画家的作品,包括20世纪10年代的帕博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Miguel Covarrubias)和保罗·加勒特(Paolo Garretto)等;刊登新兴文学巨匠的文章,如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并鼓励摄影师拍摄名人肖像的前卫作品,这些摄影师包括拜伦·德迈耶(Baron de Meyer)、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曼·雷(Man Ray)和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等。
《名利场》杂志向其全球的读者展现世界,用富含信息的、精致的、有时不拘一格的页面加以体现和颂扬。
如果说这本杂志是名使者,那么摄影就是其最主要的媒介。《名利场》早期历史中的两位重要摄影名家是:德迈耶和斯泰肯。在黄金年代初期,《名利场》向世人展示20世纪美国最易接近的艺术,刊登当时最伟大摄影师的作品。从第一期发刊开始,就刊登摄影师们所拍摄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肖像,而该杂志当时所支付的费用令人咂舌。
观念大聚集
《名利场》杂志由康德·纳斯特(1873-1942)和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1872-1947)两位优秀人士创办。纳斯特在《柯里尔周刊》工作时,获得了发布信息的授权证书。他的父亲是一名经纪人,曾就职于位于斯图加特的美国大使馆,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1894年,纳斯特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并进入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学习,1897年毕业。在乔治城大学时,他结识了在同所学校读书的罗伯特·科里尔(Robert Collier),后者继承了该杂志名称的所有权。1897-1907年间,纳斯特成为该杂志的广告和业务经理,将发行量从不足2万册提高到50多万册。在此强有力的位置上,1909年,纳斯特收购了他的第一本杂志《时尚》(VOGUE)。这本杂志于1892年创刊,当时仅是小范围的纽约社交类杂志。纳斯特对其重新打造,利用各种方法吸引了较高水平的优质广告,该杂志在主编埃德娜·乌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的带领下,成为非常精致而赚钱的品牌时尚杂志。《时尚》杂志的利润迅猛增长:1909年为5000美元,1920年为40万美元,1929年股市崩盘时达到65万美元;同时发行量也迅猛发展,从每月3万份增加至逾14万份。
在收购《时尚》杂志4年后,纳斯特又收购了《服饰》(Dress)杂志,他认为此杂志是《时尚》杂志的潜在竞争对手,并花费3000美元购买了当时略显低俗八卦、以戏剧为主的《名利场》杂志的版权。1913年,他将这两本杂志合二为一,推出了他的第一本杂志《服饰与名利场》(Dress & Vanity Fair),副标题为“时尚——舞台、社会、体育和优秀艺术”。第一期的社论指出,本杂志的目标是“涉猎国内及欧洲的所有戏剧、歌剧和音乐。我们应该谈论新颖有价值的优秀艺术和书籍⋯⋯对于这些使世界开明的文化,我们不该缺乏权威。”
那确实是“聪明杂志”的时代。纳斯特发展了一项理论:成功杂志的公式是减少吸引最多读者的行为,更多地强调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这样广告商将会愿意出钱。他打算打造这样一本出版物:不但吸引富人、名人和有才智的美国上层社会人士,也将吸引那些想成为其中一分子的人。
然而,他新创立的这本合刊没有达成其抱负。《服饰与名利场》的首期发行量寥寥,纳斯特不满于此,随即向当时《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的编辑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寻求建议。克朗宁希尔德回答说,《服饰与名利场》跟《时尚》太过相似:“现在没有杂志是你在午饭和晚饭遇到的人所阅读的。你的杂志应该覆盖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派对、艺术、体育、戏剧、幽默等等。”纳斯特由此认定,要聚集众多观念以及克朗宁希尔德的潜能,通过丰富的内容和多种艺术方式,创造一本宣扬前卫思想的杂志,同时维持价值观建立的基础。
“假设十几位有教养的先生和女士,穿戴得体地坐在一起用餐⋯⋯这些人将会谈论什么?⋯⋯《名利场》就是那顿晚餐!”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说。
纳斯特立刻任命克朗宁希尔德为主编,同意去掉原先杂志名的前半部分。1914年1月,第5期杂志面世,更名为《名利场》。一年后,这本杂志吸引的广告数量超过了美国所有月刊,1920年时的发行量达9万册,直到1936年运营了22年的杂志停刊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纳斯特对杂志名称的贡献超过了其他所有人,他坚持要维持其昂贵的高产价值观。
像纳斯特一样,克朗宁希尔德也是个花花公子,对艺术充满浓厚兴趣。他的文化品味受父亲弗雷德里克的影响。他的父亲出生在波士顿,是一名水彩画家兼壁画画家,曾在巴黎和罗马学习艺术。克朗宁希尔德出生于巴黎,在欧洲接受教育,后来去纽约开始文学生涯。1895年,他成为纽约文学评论《The Bookman》的出版商,后来成为《都市杂志》(Metropolitan Magazine)的助理编辑。1908-1909年间,他去往伦敦经营其他文学出版物,在那里他就《Munsey》杂志庞大的读者群购买故事的权利进行谈判。
1913年,第69届纽约军械库艺术展上举办了“现代艺术国际展”,克朗宁希尔德成为此次展览的非盈利、非官方出版代理商。美国艺术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是这次展览的名誉副主席。军械库艺术展可以看作是唤醒美国对欧洲现代理念的认识的分水岭事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作品《下行楼梯》(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成为一幅备受非议的名作。此次展览吸引30多万人次参观,界定了艺术领域的新的“现代主义”时期。(作为一名艺术内行,克朗宁希尔德是1929年建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7个共同创办人之一。)
克朗宁希尔德不但帮助纳斯特的《名利场》获得成功,还帮助他培育曼哈顿式的“咖啡社交”。纳斯特举办派对,将文学、艺术、体育、政治、电影和社会高层等各个领域的聪明、富有、美丽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及进入30年代后,《名利场》为当时的“聪明杂志”设定了标准。
摩登时代的杂志
1914年1月,编辑们表示,他们希望“用寻常方式打造《名利场》,追随那本伟大的英国画报周刊的风格,(那本周刊)是我们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人想要的英国杂志的确切种类。”托马斯·基博逊·鲍里斯(Thomas Gibson Bowles)于1868年创建的英国周刊,为这本美国新杂志提供了部分灵感。英国版《名利场》于1914年2月最终停刊,刊物包含相当多的文学内容,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一系列可收藏的平板漫画。它的首期主题是政治家迪斯雷利(Disraeli)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不久,主题类别扩大至演员、剧场经理、板球队员、赛马师、法官、帆船运动员、印度王子、天才女子,甚至是美国人。
美国《名利场》杂志跟随了它的脚步,将不同阶层和教义的个体综合在一起,取代了英国版杂志。墨西哥插画家兼漫画家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Miguel Covarrubias)的作品对此作了良好的阐述。1923年,19岁的他加入了该杂志,绘制了大量令人难忘的肖像封面,以及“不可能的会面”系列作品,包括虚构的一组组不可能出现在一起的竞争者,如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好莱坞女星珍·哈露(Jean Harlow),以及男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威尔士王子。
这位编辑不但借鉴英国,也借鉴现代主义繁荣之地法国。1914年在《名利场》的任务陈述中,克朗宁希尔德坚信他的日志将“使(美国摄影师、作家和插图画家)摒弃固有观念和方式,令他们在技术方面更加自如⋯⋯甚至荒谬,像法国期刊成功塑造他们的名家一样”。由于法国是爵士乐时代的主要文化地,因此有必要触摸法国各种事物的脉搏。
杂志的内容是关键,1913年12月引入的最重要的新栏目是“名人堂快照”,页面由精选的摄影作品和简短介绍组成。该板块成为杂志的核心部分,为物色和推出新人提供媒介。第一期的主题中有“当时最伟大的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第一个进入西藏禁宫(Forbidden City of Tibet)的欧洲旅行家”阿诺德·亨利·萨维奇·兰德(Arnold Henry Savage Landor),以及“在他的画室工作”的雕刻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后来,这个系列更名为“我们获得名人堂提名”,向更多读者介绍尖端或新出现的艺术家、设计师、作家以及电影导演。在《名利场》的现代版本中,名人堂板块得以继续,有时使用一个单独的篇幅,但经常作为年度图片的组合,报道当年的杰出名人和新闻人物。
艺术与摄影
现代主义,在一战前,还只是少数人的品味,不久很快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欧洲的主要艺术运动对此有所体现,如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作家挣脱了束缚,吸纳这些国际运动的理念,这些理念迅速找到了远方的支持者。巴黎、柏林、伦敦以及美国东岸和西岸的艺术家和作家、音乐家和舞蹈家等人才辈出。1916年,当纳斯特设立《时尚》国外版本时(英国版《时尚》于1916年设立,法国版1920年设立,德国版设立时间短暂,1928年4月发行不利后关闭,只持续了几期),他给予《时尚》美国版和《名利场》获得各自国家最好艺术家和摄影师的机会。
现代艺术运动的热情在《名利场》最初的页面中有所体现。该杂志通常早于任何其他杂志刊登当时备受争议的艺术家作品,经常大声表达愤怒之情。纳斯特后来评论称:“在向人们介绍梵高、高更、马蒂斯和毕加索等人方面,我们早了10年(1915年)。”
这种影响以其他的方式体现。《名利场》的许多早期摄影师被培养成画家。曼·雷是巴黎达达主义的先驱,他为该杂志提供摄影作品,在摄影和绘画方面均有所建树。塞西尔·比顿最开始在《时尚》杂志当插图画家、作家和漫画家;后来,除摄影外,他还设计服装、做舞台和电影布景。爱德华·斯泰肯曾是知名的馆长和艺术家,后来与德迈耶、乔治·霍宁根·胡恩以及其他人一起进行时尚广告摄影。
德迈耶的时代
德迈耶(1868-1949)还在德国居住时,就已经举办了他的首个肖像摄影国际性展览。至1895年,他在时尚犹太人的聚集地伦敦定居,是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亚历山德拉)的社交圈的一部分,他为他们绘制了优雅而令人艳羡的肖像。1913年,德迈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摄影大师之一,被纳斯特聘请为主要摄影师,与之签订了一份每周100美元的合约,专门为纳斯特的杂志工作:为《时尚》拍摄时尚照片、静物照以及社交肖像;为《名利场》拍摄戏剧、舞蹈和歌剧方面的杰出人物。
德迈耶留给世人的遗产是加强了肖像的戏剧可能性,尤其是通过使用灯光。在拍摄查理·卓别林时,头部背后的高光给这位喜剧演员带来一种忧伤感。卓别林通过他的银幕表演和画像而闻名全世界,但德迈耶的技法在这幅精心构建的肖像中突出了主体的地位(图1)。
摄影分离主义
20世纪初期,由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1864-1946)领导的一群摄影师组成了摄影分离派团体(Photo-Secession Group),目的是将摄影(最初是柔焦插画风格的摄影)提高到与绘画和雕塑相同的受美国人重视的水平上。他们在斯蒂格利茨的《Camera Work》上发表作品,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291号(后来以“291号画廊”闻名)的摄影分离派的小影廊举办展览。1905-1917年间,该画廊由斯蒂格利茨和爱德华·斯泰肯创建并运营。后来,斯蒂格利茨利用这个空间向美国介绍欧洲艺术家的早期现代主义作品,这些艺术家包括亨利·马蒂斯、奥古斯特·罗丹、保罗·塞尚和帕博罗·毕加索等。
德迈耶或许是该团体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摄影大师之一,他的作品在291号画廊得到拥护。另一位对杂志做出贡献并且受摄影分离主义团体激发灵感的摄影师是芝加哥摄影师尤金·哈钦森(Eugene Hutchinson)(1880-1957)。1915年,《名利场》刊登了由哈钦森拍摄的巴甫洛娃肖像,摄于她们芭蕾舞团在美国的巡回表演在芝加哥演出时。他后来搬到纽约,成为一名工业摄影师,追随查尔斯·希勒和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的风格。
名人肖像与好莱坞的崛起
尽管《名利场》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国际视角,但对本土艺术发展方面的影响并非如此。好莱坞及其社交场合成为这本杂志的主要元素。
刊登在第一期杂志的一幅照片是《哈姆雷特》早期电影中的Johnston Forbes-Robertson,他是一名令人尊敬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兼经理。这幅照片由Lizzie Caswall Smith拍摄,20世纪初期视角从戏院文化逐渐转为电影。该杂志整体使用艺术内容,较好地记录了电影发展史。1911年,第一批影迷杂志问世,如《电影故事》(Motion Picture Story)和《电影剧》(Photoplay);1913年,导演塞西尔·B. 戴米尔(Cecil B. DeMille)征召 Alfred Gandolfi 为第一位现场摄影师,尤其是拍摄宣传照。通过委派当时著名摄影师来拍摄早期电影明星,著名作家、艺术家和运动员就容易得到这些人物照片。《名利场》首先宣传好莱坞电影的主演,随后是剧作家以及电影导演和制片人。
“偏执的女权主义者”
在其潜在读者群的众多指引中,1914年3月的《名利场》杂志社论称:“我们在此宣布,我们坚决拥护女权主义。”该杂志刊登女性的聪明理念,在当时杂志中几乎算是独树一帜。
发表女性言论反映了新女性偶像的出现。《名利场》颂扬女性科学家,如玛丽·居里(Marie Curie)、女性运动员包括网球运动员、游泳运动员和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冒险家,如阿米莉亚尔·哈特。电影制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玛丽·碧克馥出生于加拿大,是“新女性”的化身:健康、稳健、自力更生。她集性感诱惑与纯洁于一身,是“美国甜心”。她甚至主张妇女有权参政,有时利用角色质疑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
《名利场》见证了这段时期大量活跃的女性摄影师,她们的作品被刊登在杂志上。
20世纪20年代突现的美国女摄影师包括在巴黎的两位:海伦·皮尔斯·布雷克(Helen Pierce Breaker)和泰蕾兹·波尼(Therese Bonney)。20年代初期,布雷克在圣路易斯作为艺术摄影师获得声望,后来搬至巴黎,在那里建立了工作室。她拍摄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头戴帽子,是她1928年3月的众多作品之一(图2)。波尼也为这位日本出生的艺术家藤田嗣治(Foujita)拍摄了肖像。
现代主义与曼·雷
1917年至1922年间,《名利场》主要刊登德迈耶拍摄的肖像,但1923年,德迈耶想要返回欧洲,被竞争对手《哈泼斯市场(现译时尚芭莎》杂志挖走。这是一个变化的年代,《名利场》留下暂时缺口需要其他人填补,而这个人将继续发展更加现代主义的风格。
1922年,曼·雷(1890-1976)首先由画家转为摄影师。曼·雷出生在费城,1897年跟家人一起搬到了纽约,后来在费雷尔中心学习艺术课程。在斯蒂格利茨的291号画廊,他认识了一些欧美艺术家。在1913年的军械库艺术展期间,这位艺术家参观了马塞尔·杜尚作品,为他的第一幅立体派画——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肖像(1913)赋予了灵感,那时他早已更名为曼·雷。他购买了第一台相机,用来记录他的画作,但至1920年,他与杜尚合作摄影,1921年跟随他到了巴黎。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发展成为一名肖像摄影家。他发表在《名利场》的第一幅肖像是达达主义的创始人特里斯坦·察拉(Tristan Tzara)(1922年6月)。同年7月,他拍摄的毕加索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肖像首次亮相。
曼·雷一直住在巴黎,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的作品继续是《名利场》的一大特色,他所拍摄的最后一幅肖像是毕加索的侧面像,题为:“‘毕加索:艺术领域的个人革命’以及‘摄于巴黎,曼·雷’”,这幅作品刊登在1934年10月刊,占据整个版面(图3)。
斯泰肯时代的早期
1923年,《名利场》宣称爱德华·斯泰肯是“最伟大的生活肖像摄影师”。一年之内,出版商康德·纳斯特转而认为德迈耶的背叛是一个机遇,他任命斯泰肯为《名利场》和《时尚》的首席摄影师。在接下来的13年中,斯泰肯的风格、品位以及名气在美国摄影师中遥遥领先。尽管发表在《名利场》上的作品类型多样,但斯泰肯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或许是他创造的许多他那个年代的形象——出版物或银幕上的电影人物肖像,帮助塑造了美国流行文化。
爱德华·斯泰肯(1879-1973)出生于卢森堡,1881年来到美国学习艺术,并在一家平版印刷公司做学徒设计师。1895年他采用插图风格拍摄了他的首批照片,1899年展出作品,享受着摄影分离派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成功。早在1908年,斯泰肯就已经开始拍摄前卫的戏剧世界,就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帮助支持并展示这一领域的现代艺术家,在291号画廊举办他们的作品展览,比如1908年举办马蒂斯作品展,1910年塞尚的作品展,以及1914年布朗库西的作品展。
自1908年起,斯泰肯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位于法国伍朗吉斯(Voulangis)的他的农场中,做自己的绘画及园艺工作。但1922年离婚后,他返回美国,打算追求新的方向。《名利场》似乎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他很开心,写信给克朗宁希尔德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1923年,他被安排与为他提供工作的克朗宁希尔德和康德·纳斯特见面;随后与之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谈判结果是,斯泰肯的年薪为1.5万〜3.3万美元,这在当时属天文数字。他一直为该杂志工作,直到1936年杂志停刊,在《名利场》的部分内容合并到《时尚》后,他继续在康德·纳斯特集团工作了两年。
斯泰肯的加入使《名利场》的摄影图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都极具权威性。在1964年出版的他的《摄影史》一书中,有影响力的策展人、艺术历史学家、作家兼摄影师贝尔蒙多·纽哈尔(Beaumont Newhall)将斯泰肯为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所拍摄的肖像优雅地总结为:“这些照片辉煌而有力;用图片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男性作家、演员、艺术家、政治家,像纳达尔为19世纪中期的巴黎知识分子所做的一样。”
虽然斯泰肯拍摄的大部分肖像作品是受《名利场》专门委托,但他之前发表在杂志上的主要作品更多的是以美德闻名。其中包括他为伊莎多拉·邓肯拍摄的全身照,摄于1920年去雅典的旅途中,画面中她向天空伸展肢体,完美地镶在雅典卫城的柱子间(图4)。
1924年斯泰肯最著名的肖像作品是所拍摄的葛洛莉娅·斯旺森(图5)。提起斯旺森,现在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她1950年在大木偶剧院出演黑色电影《落日大道》时的形象,她是20世纪20年代无声电影时期最受欢迎和高薪的明星之一。
1928年,他最强有力的两幅作品是露易丝·布鲁克斯和葛丽泰·嘉宝对比鲜明的画像。布鲁克斯曾是齐格菲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后来在美国电影中扮演小的喜剧角色,但正如《名利场》的标题作家所指出的:“似乎命中注定是画面中常规的部分。”斯泰肯为布鲁克斯拍摄了有诱惑力具思想性的肖像(图6),标题为“曾为合唱团成员的这位电影女演员,现在为一家德国电影公司工作”,摄于洛杉矶。嘉宝的肖像(图7)变得更加经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胆特写镜头成为摄影的一个特征。斯泰肯再次洞察其创作,记录了他是如何找到这个完美动作的。画面中她用手扶住头部以掩饰不合时宜的发型,这实际上是嘉宝最具标志性的肖像之一。
横渡大西洋的现代派
早在1926年,斯泰肯就邀请他的朋友——现代主义画家兼摄影师查尔斯·希勒(1883-1965)加入《名利场》的工作团队。希勒是宾夕法尼亚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师从威廉·梅里特·切斯。他在军械库艺术展中展出了6幅画作,并大概在这段时间开始摄影,交替进行绘画和摄影。
1926年4月至1929年6月间,希勒离开《名利场》去欧洲旅行,在那里他拍摄了沙特尔大教堂等一系列重要的照片,贡献了约60张不同质量的当时的名人肖像作品。但他发现许多坐姿肖像照令人厌烦,更喜欢那些工业场景和城市景观而非人类静态生活照。他以工业场景和城市景观作品而闻名。他为该杂志所拍摄的最好的一幅坐姿肖像照是,出生在英国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图8),他是《名利场》的专栏作家,后来去往美国并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希勒所拍摄的赫胥黎肖像为全身的四分之三长度,完美地表现了对比鲜明、但灯光柔和、构图强大、以及不对称拍摄的主体,体现出他的深思熟虑与聪明才智。
希勒到欧洲旅行时,正值电影和摄影展在斯图加特举办,他是做展览的10位美国摄影师之一,其他摄影师还包括:贝伦尼斯·阿博特、爱德华·韦斯顿、斯泰肯,以及伊莫金·坎宁安,他们或多或少都为《名利场》做出了贡献。
乔治·霍宁根-胡恩(George Hoyningen-Huene)生于圣彼得堡,在东欧长大,俄国革命以后在英国接受教育,他有时被称为“波罗的海男爵”。他主要在巴黎活动,1924年与曼·雷合作进行时尚摄影,作品后来出售给一家新英格兰百货公司。这帮助他取得了法国版《时尚》杂志的插画工作。当1927年霍宁根-胡恩为《名利场》拍摄他的第一张肖像作品——伊戈尔·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图9)时,他已经在《时尚》杂志做了一年的时尚摄影师,主要在该杂志的巴黎工作室工作。他所拍摄的约瑟芬·贝克(图10)肖像令人吃惊,被列入电影和摄影展,但当时被认为过于淫秽,即使是为时尚的《名利场》所拍摄亦感如此,因此编辑们替换下了这幅作品。约瑟芬·贝克是一位美国舞蹈家,以在巴黎的“黑色歌舞”而闻名。该杂志对贝克的兴趣还扩展到保罗·加勒特为她制作的用羽毛装饰的裸色漫画,这些作品出现在爵士时代杂志的最后一期上。
像德迈耶一样,霍宁根-胡恩容易出现戏剧性情绪,此后不久,因发生合同争议,他切断了与纳斯特的联系,转投《时尚》(VOGUE)杂志的主要竞争对手《哈泼斯市场(亦译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他对霍斯特(Horst P. Horst)(1930年与他相识,最开始是他的时装模特儿)造成重大影响。此外,还有欧文·佩恩(Irving Penn)、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等人,他们的作品在50年后的新《名利场》中出现。
新闻摄影的崛起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的摄影形式得以发展——新闻摄影。詹姆斯·阿贝主要在巴黎活动,之前曾与纽约舞台上以及大卫·格里菲斯电影里的明星合作,后来开始从事连环画刊,是《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简称BIZ)、《Die Dame》、《慕尼黑画报》(Munich Illustrirte Zeitung)等德国杂志以及法国杂志《Vu》(由Lucien Vogel创办)的“新面孔”。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访问德国期间用摄影记录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他所拍摄的希特勒、纳粹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以及第三帝国军队司令赫尔曼·戈林,为《名利场》1933年12月刊做出了重大贡献。
小尺寸相机以及容易隐蔽的爱玛诺克斯(Ermanox)相机的出现,为艾瑞克·萨洛蒙(Erich Salomon)(1886-1944)博士提供了机会,他开创了新的流派:即“抓拍”。1928年,萨洛蒙第一次携带小型相机走进谋杀案审判现场进行抓拍。凭借着巧妙的操作以及自信的态度,萨洛蒙获得了政治事件入场券,而其他摄影师则被禁止。他最初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的宣传部门工作,毕业为后为伦敦的《Graphic》做自由撰稿人,后来前往美国为新推出的《财富》杂志工作。他还为4期《名利场》提供图片故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萨洛蒙永久性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到荷兰定居,但后来遭到出卖被纳粹发现,1944年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经济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色彩
广告页面泛滥,有助于《名利场》的发行量在兴旺的20年代期间居高不下。事实上,该杂志发行最好的几期出现在1929年。但随后,股市于10月崩盘。纳斯特遭受严重打击,股票从每股93美元的高位下跌至仅4.50美元。这场经济灾难对该杂志的主要影响是广告规模缩小,从股市崩盘前每期约70页减少至不足50页,20年代结束时减少至不足20页。1932年,新的编辑董事会用更为激烈的政治性内容取代了杂志的文学内容,封面从装饰性设计更改为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其他全球性政治人物。然而,画面的大部分内容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斯泰肯的作品一直非常卓越。
纳斯特计划通过收购新的出版社来出版彩色版本,并引进更高质量的印刷。他的财务报表制作精细,表明已经严密分析各项,计算了制作豪华杂志所涉及的金额。这是一场昂贵的赌博。
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娱乐产业,制作了电影世界最强大而诱人的产品。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将电影院当作从日常生活的严峻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
最后的一期
1936年2月刊中,《名利场》发布声明称,该杂志自次月起将并入《时尚》杂志。从一定程度上讲,《名利场》是经济大萧条的受害者。此外,它在报摊上也面临竞争,因为不断有新杂志出现,如1930年发行的以商业为主题的《财富》,1933年创办的以男性为目标读者的《Esquire》。曾经承诺“在50码内举办宴会派对”的《名利场》似乎不再与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步。
然而,正如社会历史学家克里夫兰·艾莫利(Cleveland Amory)所言,“《名利场》是众多领域的先驱,可以称为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尺度⋯⋯实际上,它是精确的社会晴雨表。”
直到最终,《名利场》的摄影质量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刊登在最后两期上的照片有:安东和费南德所拍摄的June Knight在演唱《Begin the Beguine》时的彩色照片,以及出演《欲望》的红发红唇的玛琳·黛德丽(图10)。克朗宁希尔德转而接手《时尚》(Vogue),该杂志保存了较早出版的《名利场》的部分特征。但经过漫长的等待——将近50年后,《名利场》才重新复刊。
《名利场》杂志合乎当时的时代节拍,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催化剂,发表同时代艺术家和插图画家的作品,包括20世纪10年代的帕博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Miguel Covarrubias)和保罗·加勒特(Paolo Garretto)等;刊登新兴文学巨匠的文章,如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并鼓励摄影师拍摄名人肖像的前卫作品,这些摄影师包括拜伦·德迈耶(Baron de Meyer)、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曼·雷(Man Ray)和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等。
《名利场》杂志向其全球的读者展现世界,用富含信息的、精致的、有时不拘一格的页面加以体现和颂扬。
如果说这本杂志是名使者,那么摄影就是其最主要的媒介。《名利场》早期历史中的两位重要摄影名家是:德迈耶和斯泰肯。在黄金年代初期,《名利场》向世人展示20世纪美国最易接近的艺术,刊登当时最伟大摄影师的作品。从第一期发刊开始,就刊登摄影师们所拍摄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肖像,而该杂志当时所支付的费用令人咂舌。
观念大聚集
《名利场》杂志由康德·纳斯特(1873-1942)和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1872-1947)两位优秀人士创办。纳斯特在《柯里尔周刊》工作时,获得了发布信息的授权证书。他的父亲是一名经纪人,曾就职于位于斯图加特的美国大使馆,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1894年,纳斯特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并进入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学习,1897年毕业。在乔治城大学时,他结识了在同所学校读书的罗伯特·科里尔(Robert Collier),后者继承了该杂志名称的所有权。1897-1907年间,纳斯特成为该杂志的广告和业务经理,将发行量从不足2万册提高到50多万册。在此强有力的位置上,1909年,纳斯特收购了他的第一本杂志《时尚》(VOGUE)。这本杂志于1892年创刊,当时仅是小范围的纽约社交类杂志。纳斯特对其重新打造,利用各种方法吸引了较高水平的优质广告,该杂志在主编埃德娜·乌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的带领下,成为非常精致而赚钱的品牌时尚杂志。《时尚》杂志的利润迅猛增长:1909年为5000美元,1920年为40万美元,1929年股市崩盘时达到65万美元;同时发行量也迅猛发展,从每月3万份增加至逾14万份。
在收购《时尚》杂志4年后,纳斯特又收购了《服饰》(Dress)杂志,他认为此杂志是《时尚》杂志的潜在竞争对手,并花费3000美元购买了当时略显低俗八卦、以戏剧为主的《名利场》杂志的版权。1913年,他将这两本杂志合二为一,推出了他的第一本杂志《服饰与名利场》(Dress & Vanity Fair),副标题为“时尚——舞台、社会、体育和优秀艺术”。第一期的社论指出,本杂志的目标是“涉猎国内及欧洲的所有戏剧、歌剧和音乐。我们应该谈论新颖有价值的优秀艺术和书籍⋯⋯对于这些使世界开明的文化,我们不该缺乏权威。”
那确实是“聪明杂志”的时代。纳斯特发展了一项理论:成功杂志的公式是减少吸引最多读者的行为,更多地强调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这样广告商将会愿意出钱。他打算打造这样一本出版物:不但吸引富人、名人和有才智的美国上层社会人士,也将吸引那些想成为其中一分子的人。
然而,他新创立的这本合刊没有达成其抱负。《服饰与名利场》的首期发行量寥寥,纳斯特不满于此,随即向当时《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的编辑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寻求建议。克朗宁希尔德回答说,《服饰与名利场》跟《时尚》太过相似:“现在没有杂志是你在午饭和晚饭遇到的人所阅读的。你的杂志应该覆盖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派对、艺术、体育、戏剧、幽默等等。”纳斯特由此认定,要聚集众多观念以及克朗宁希尔德的潜能,通过丰富的内容和多种艺术方式,创造一本宣扬前卫思想的杂志,同时维持价值观建立的基础。
“假设十几位有教养的先生和女士,穿戴得体地坐在一起用餐⋯⋯这些人将会谈论什么?⋯⋯《名利场》就是那顿晚餐!”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说。
纳斯特立刻任命克朗宁希尔德为主编,同意去掉原先杂志名的前半部分。1914年1月,第5期杂志面世,更名为《名利场》。一年后,这本杂志吸引的广告数量超过了美国所有月刊,1920年时的发行量达9万册,直到1936年运营了22年的杂志停刊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纳斯特对杂志名称的贡献超过了其他所有人,他坚持要维持其昂贵的高产价值观。
像纳斯特一样,克朗宁希尔德也是个花花公子,对艺术充满浓厚兴趣。他的文化品味受父亲弗雷德里克的影响。他的父亲出生在波士顿,是一名水彩画家兼壁画画家,曾在巴黎和罗马学习艺术。克朗宁希尔德出生于巴黎,在欧洲接受教育,后来去纽约开始文学生涯。1895年,他成为纽约文学评论《The Bookman》的出版商,后来成为《都市杂志》(Metropolitan Magazine)的助理编辑。1908-1909年间,他去往伦敦经营其他文学出版物,在那里他就《Munsey》杂志庞大的读者群购买故事的权利进行谈判。
1913年,第69届纽约军械库艺术展上举办了“现代艺术国际展”,克朗宁希尔德成为此次展览的非盈利、非官方出版代理商。美国艺术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是这次展览的名誉副主席。军械库艺术展可以看作是唤醒美国对欧洲现代理念的认识的分水岭事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作品《下行楼梯》(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成为一幅备受非议的名作。此次展览吸引30多万人次参观,界定了艺术领域的新的“现代主义”时期。(作为一名艺术内行,克朗宁希尔德是1929年建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7个共同创办人之一。)
克朗宁希尔德不但帮助纳斯特的《名利场》获得成功,还帮助他培育曼哈顿式的“咖啡社交”。纳斯特举办派对,将文学、艺术、体育、政治、电影和社会高层等各个领域的聪明、富有、美丽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及进入30年代后,《名利场》为当时的“聪明杂志”设定了标准。
摩登时代的杂志
1914年1月,编辑们表示,他们希望“用寻常方式打造《名利场》,追随那本伟大的英国画报周刊的风格,(那本周刊)是我们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人想要的英国杂志的确切种类。”托马斯·基博逊·鲍里斯(Thomas Gibson Bowles)于1868年创建的英国周刊,为这本美国新杂志提供了部分灵感。英国版《名利场》于1914年2月最终停刊,刊物包含相当多的文学内容,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一系列可收藏的平板漫画。它的首期主题是政治家迪斯雷利(Disraeli)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不久,主题类别扩大至演员、剧场经理、板球队员、赛马师、法官、帆船运动员、印度王子、天才女子,甚至是美国人。
美国《名利场》杂志跟随了它的脚步,将不同阶层和教义的个体综合在一起,取代了英国版杂志。墨西哥插画家兼漫画家米盖尔·寇瓦鲁毕亚斯(Miguel Covarrubias)的作品对此作了良好的阐述。1923年,19岁的他加入了该杂志,绘制了大量令人难忘的肖像封面,以及“不可能的会面”系列作品,包括虚构的一组组不可能出现在一起的竞争者,如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好莱坞女星珍·哈露(Jean Harlow),以及男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威尔士王子。
这位编辑不但借鉴英国,也借鉴现代主义繁荣之地法国。1914年在《名利场》的任务陈述中,克朗宁希尔德坚信他的日志将“使(美国摄影师、作家和插图画家)摒弃固有观念和方式,令他们在技术方面更加自如⋯⋯甚至荒谬,像法国期刊成功塑造他们的名家一样”。由于法国是爵士乐时代的主要文化地,因此有必要触摸法国各种事物的脉搏。
杂志的内容是关键,1913年12月引入的最重要的新栏目是“名人堂快照”,页面由精选的摄影作品和简短介绍组成。该板块成为杂志的核心部分,为物色和推出新人提供媒介。第一期的主题中有“当时最伟大的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第一个进入西藏禁宫(Forbidden City of Tibet)的欧洲旅行家”阿诺德·亨利·萨维奇·兰德(Arnold Henry Savage Landor),以及“在他的画室工作”的雕刻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后来,这个系列更名为“我们获得名人堂提名”,向更多读者介绍尖端或新出现的艺术家、设计师、作家以及电影导演。在《名利场》的现代版本中,名人堂板块得以继续,有时使用一个单独的篇幅,但经常作为年度图片的组合,报道当年的杰出名人和新闻人物。
艺术与摄影
现代主义,在一战前,还只是少数人的品味,不久很快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欧洲的主要艺术运动对此有所体现,如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作家挣脱了束缚,吸纳这些国际运动的理念,这些理念迅速找到了远方的支持者。巴黎、柏林、伦敦以及美国东岸和西岸的艺术家和作家、音乐家和舞蹈家等人才辈出。1916年,当纳斯特设立《时尚》国外版本时(英国版《时尚》于1916年设立,法国版1920年设立,德国版设立时间短暂,1928年4月发行不利后关闭,只持续了几期),他给予《时尚》美国版和《名利场》获得各自国家最好艺术家和摄影师的机会。
现代艺术运动的热情在《名利场》最初的页面中有所体现。该杂志通常早于任何其他杂志刊登当时备受争议的艺术家作品,经常大声表达愤怒之情。纳斯特后来评论称:“在向人们介绍梵高、高更、马蒂斯和毕加索等人方面,我们早了10年(1915年)。”
这种影响以其他的方式体现。《名利场》的许多早期摄影师被培养成画家。曼·雷是巴黎达达主义的先驱,他为该杂志提供摄影作品,在摄影和绘画方面均有所建树。塞西尔·比顿最开始在《时尚》杂志当插图画家、作家和漫画家;后来,除摄影外,他还设计服装、做舞台和电影布景。爱德华·斯泰肯曾是知名的馆长和艺术家,后来与德迈耶、乔治·霍宁根·胡恩以及其他人一起进行时尚广告摄影。
德迈耶的时代
德迈耶(1868-1949)还在德国居住时,就已经举办了他的首个肖像摄影国际性展览。至1895年,他在时尚犹太人的聚集地伦敦定居,是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亚历山德拉)的社交圈的一部分,他为他们绘制了优雅而令人艳羡的肖像。1913年,德迈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摄影大师之一,被纳斯特聘请为主要摄影师,与之签订了一份每周100美元的合约,专门为纳斯特的杂志工作:为《时尚》拍摄时尚照片、静物照以及社交肖像;为《名利场》拍摄戏剧、舞蹈和歌剧方面的杰出人物。
德迈耶留给世人的遗产是加强了肖像的戏剧可能性,尤其是通过使用灯光。在拍摄查理·卓别林时,头部背后的高光给这位喜剧演员带来一种忧伤感。卓别林通过他的银幕表演和画像而闻名全世界,但德迈耶的技法在这幅精心构建的肖像中突出了主体的地位(图1)。
摄影分离主义
20世纪初期,由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1864-1946)领导的一群摄影师组成了摄影分离派团体(Photo-Secession Group),目的是将摄影(最初是柔焦插画风格的摄影)提高到与绘画和雕塑相同的受美国人重视的水平上。他们在斯蒂格利茨的《Camera Work》上发表作品,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291号(后来以“291号画廊”闻名)的摄影分离派的小影廊举办展览。1905-1917年间,该画廊由斯蒂格利茨和爱德华·斯泰肯创建并运营。后来,斯蒂格利茨利用这个空间向美国介绍欧洲艺术家的早期现代主义作品,这些艺术家包括亨利·马蒂斯、奥古斯特·罗丹、保罗·塞尚和帕博罗·毕加索等。
德迈耶或许是该团体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摄影大师之一,他的作品在291号画廊得到拥护。另一位对杂志做出贡献并且受摄影分离主义团体激发灵感的摄影师是芝加哥摄影师尤金·哈钦森(Eugene Hutchinson)(1880-1957)。1915年,《名利场》刊登了由哈钦森拍摄的巴甫洛娃肖像,摄于她们芭蕾舞团在美国的巡回表演在芝加哥演出时。他后来搬到纽约,成为一名工业摄影师,追随查尔斯·希勒和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的风格。
名人肖像与好莱坞的崛起
尽管《名利场》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国际视角,但对本土艺术发展方面的影响并非如此。好莱坞及其社交场合成为这本杂志的主要元素。
刊登在第一期杂志的一幅照片是《哈姆雷特》早期电影中的Johnston Forbes-Robertson,他是一名令人尊敬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兼经理。这幅照片由Lizzie Caswall Smith拍摄,20世纪初期视角从戏院文化逐渐转为电影。该杂志整体使用艺术内容,较好地记录了电影发展史。1911年,第一批影迷杂志问世,如《电影故事》(Motion Picture Story)和《电影剧》(Photoplay);1913年,导演塞西尔·B. 戴米尔(Cecil B. DeMille)征召 Alfred Gandolfi 为第一位现场摄影师,尤其是拍摄宣传照。通过委派当时著名摄影师来拍摄早期电影明星,著名作家、艺术家和运动员就容易得到这些人物照片。《名利场》首先宣传好莱坞电影的主演,随后是剧作家以及电影导演和制片人。
“偏执的女权主义者”
在其潜在读者群的众多指引中,1914年3月的《名利场》杂志社论称:“我们在此宣布,我们坚决拥护女权主义。”该杂志刊登女性的聪明理念,在当时杂志中几乎算是独树一帜。
发表女性言论反映了新女性偶像的出现。《名利场》颂扬女性科学家,如玛丽·居里(Marie Curie)、女性运动员包括网球运动员、游泳运动员和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冒险家,如阿米莉亚尔·哈特。电影制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玛丽·碧克馥出生于加拿大,是“新女性”的化身:健康、稳健、自力更生。她集性感诱惑与纯洁于一身,是“美国甜心”。她甚至主张妇女有权参政,有时利用角色质疑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
《名利场》见证了这段时期大量活跃的女性摄影师,她们的作品被刊登在杂志上。
20世纪20年代突现的美国女摄影师包括在巴黎的两位:海伦·皮尔斯·布雷克(Helen Pierce Breaker)和泰蕾兹·波尼(Therese Bonney)。20年代初期,布雷克在圣路易斯作为艺术摄影师获得声望,后来搬至巴黎,在那里建立了工作室。她拍摄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头戴帽子,是她1928年3月的众多作品之一(图2)。波尼也为这位日本出生的艺术家藤田嗣治(Foujita)拍摄了肖像。
现代主义与曼·雷
1917年至1922年间,《名利场》主要刊登德迈耶拍摄的肖像,但1923年,德迈耶想要返回欧洲,被竞争对手《哈泼斯市场(现译时尚芭莎》杂志挖走。这是一个变化的年代,《名利场》留下暂时缺口需要其他人填补,而这个人将继续发展更加现代主义的风格。
1922年,曼·雷(1890-1976)首先由画家转为摄影师。曼·雷出生在费城,1897年跟家人一起搬到了纽约,后来在费雷尔中心学习艺术课程。在斯蒂格利茨的291号画廊,他认识了一些欧美艺术家。在1913年的军械库艺术展期间,这位艺术家参观了马塞尔·杜尚作品,为他的第一幅立体派画——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肖像(1913)赋予了灵感,那时他早已更名为曼·雷。他购买了第一台相机,用来记录他的画作,但至1920年,他与杜尚合作摄影,1921年跟随他到了巴黎。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发展成为一名肖像摄影家。他发表在《名利场》的第一幅肖像是达达主义的创始人特里斯坦·察拉(Tristan Tzara)(1922年6月)。同年7月,他拍摄的毕加索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肖像首次亮相。
曼·雷一直住在巴黎,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的作品继续是《名利场》的一大特色,他所拍摄的最后一幅肖像是毕加索的侧面像,题为:“‘毕加索:艺术领域的个人革命’以及‘摄于巴黎,曼·雷’”,这幅作品刊登在1934年10月刊,占据整个版面(图3)。
斯泰肯时代的早期
1923年,《名利场》宣称爱德华·斯泰肯是“最伟大的生活肖像摄影师”。一年之内,出版商康德·纳斯特转而认为德迈耶的背叛是一个机遇,他任命斯泰肯为《名利场》和《时尚》的首席摄影师。在接下来的13年中,斯泰肯的风格、品位以及名气在美国摄影师中遥遥领先。尽管发表在《名利场》上的作品类型多样,但斯泰肯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或许是他创造的许多他那个年代的形象——出版物或银幕上的电影人物肖像,帮助塑造了美国流行文化。
爱德华·斯泰肯(1879-1973)出生于卢森堡,1881年来到美国学习艺术,并在一家平版印刷公司做学徒设计师。1895年他采用插图风格拍摄了他的首批照片,1899年展出作品,享受着摄影分离派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成功。早在1908年,斯泰肯就已经开始拍摄前卫的戏剧世界,就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帮助支持并展示这一领域的现代艺术家,在291号画廊举办他们的作品展览,比如1908年举办马蒂斯作品展,1910年塞尚的作品展,以及1914年布朗库西的作品展。
自1908年起,斯泰肯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位于法国伍朗吉斯(Voulangis)的他的农场中,做自己的绘画及园艺工作。但1922年离婚后,他返回美国,打算追求新的方向。《名利场》似乎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他很开心,写信给克朗宁希尔德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1923年,他被安排与为他提供工作的克朗宁希尔德和康德·纳斯特见面;随后与之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谈判结果是,斯泰肯的年薪为1.5万〜3.3万美元,这在当时属天文数字。他一直为该杂志工作,直到1936年杂志停刊,在《名利场》的部分内容合并到《时尚》后,他继续在康德·纳斯特集团工作了两年。
斯泰肯的加入使《名利场》的摄影图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都极具权威性。在1964年出版的他的《摄影史》一书中,有影响力的策展人、艺术历史学家、作家兼摄影师贝尔蒙多·纽哈尔(Beaumont Newhall)将斯泰肯为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所拍摄的肖像优雅地总结为:“这些照片辉煌而有力;用图片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男性作家、演员、艺术家、政治家,像纳达尔为19世纪中期的巴黎知识分子所做的一样。”
虽然斯泰肯拍摄的大部分肖像作品是受《名利场》专门委托,但他之前发表在杂志上的主要作品更多的是以美德闻名。其中包括他为伊莎多拉·邓肯拍摄的全身照,摄于1920年去雅典的旅途中,画面中她向天空伸展肢体,完美地镶在雅典卫城的柱子间(图4)。
1924年斯泰肯最著名的肖像作品是所拍摄的葛洛莉娅·斯旺森(图5)。提起斯旺森,现在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她1950年在大木偶剧院出演黑色电影《落日大道》时的形象,她是20世纪20年代无声电影时期最受欢迎和高薪的明星之一。
1928年,他最强有力的两幅作品是露易丝·布鲁克斯和葛丽泰·嘉宝对比鲜明的画像。布鲁克斯曾是齐格菲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后来在美国电影中扮演小的喜剧角色,但正如《名利场》的标题作家所指出的:“似乎命中注定是画面中常规的部分。”斯泰肯为布鲁克斯拍摄了有诱惑力具思想性的肖像(图6),标题为“曾为合唱团成员的这位电影女演员,现在为一家德国电影公司工作”,摄于洛杉矶。嘉宝的肖像(图7)变得更加经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胆特写镜头成为摄影的一个特征。斯泰肯再次洞察其创作,记录了他是如何找到这个完美动作的。画面中她用手扶住头部以掩饰不合时宜的发型,这实际上是嘉宝最具标志性的肖像之一。
横渡大西洋的现代派
早在1926年,斯泰肯就邀请他的朋友——现代主义画家兼摄影师查尔斯·希勒(1883-1965)加入《名利场》的工作团队。希勒是宾夕法尼亚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师从威廉·梅里特·切斯。他在军械库艺术展中展出了6幅画作,并大概在这段时间开始摄影,交替进行绘画和摄影。
1926年4月至1929年6月间,希勒离开《名利场》去欧洲旅行,在那里他拍摄了沙特尔大教堂等一系列重要的照片,贡献了约60张不同质量的当时的名人肖像作品。但他发现许多坐姿肖像照令人厌烦,更喜欢那些工业场景和城市景观而非人类静态生活照。他以工业场景和城市景观作品而闻名。他为该杂志所拍摄的最好的一幅坐姿肖像照是,出生在英国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图8),他是《名利场》的专栏作家,后来去往美国并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希勒所拍摄的赫胥黎肖像为全身的四分之三长度,完美地表现了对比鲜明、但灯光柔和、构图强大、以及不对称拍摄的主体,体现出他的深思熟虑与聪明才智。
希勒到欧洲旅行时,正值电影和摄影展在斯图加特举办,他是做展览的10位美国摄影师之一,其他摄影师还包括:贝伦尼斯·阿博特、爱德华·韦斯顿、斯泰肯,以及伊莫金·坎宁安,他们或多或少都为《名利场》做出了贡献。
乔治·霍宁根-胡恩(George Hoyningen-Huene)生于圣彼得堡,在东欧长大,俄国革命以后在英国接受教育,他有时被称为“波罗的海男爵”。他主要在巴黎活动,1924年与曼·雷合作进行时尚摄影,作品后来出售给一家新英格兰百货公司。这帮助他取得了法国版《时尚》杂志的插画工作。当1927年霍宁根-胡恩为《名利场》拍摄他的第一张肖像作品——伊戈尔·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图9)时,他已经在《时尚》杂志做了一年的时尚摄影师,主要在该杂志的巴黎工作室工作。他所拍摄的约瑟芬·贝克(图10)肖像令人吃惊,被列入电影和摄影展,但当时被认为过于淫秽,即使是为时尚的《名利场》所拍摄亦感如此,因此编辑们替换下了这幅作品。约瑟芬·贝克是一位美国舞蹈家,以在巴黎的“黑色歌舞”而闻名。该杂志对贝克的兴趣还扩展到保罗·加勒特为她制作的用羽毛装饰的裸色漫画,这些作品出现在爵士时代杂志的最后一期上。
像德迈耶一样,霍宁根-胡恩容易出现戏剧性情绪,此后不久,因发生合同争议,他切断了与纳斯特的联系,转投《时尚》(VOGUE)杂志的主要竞争对手《哈泼斯市场(亦译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他对霍斯特(Horst P. Horst)(1930年与他相识,最开始是他的时装模特儿)造成重大影响。此外,还有欧文·佩恩(Irving Penn)、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等人,他们的作品在50年后的新《名利场》中出现。
新闻摄影的崛起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的摄影形式得以发展——新闻摄影。詹姆斯·阿贝主要在巴黎活动,之前曾与纽约舞台上以及大卫·格里菲斯电影里的明星合作,后来开始从事连环画刊,是《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简称BIZ)、《Die Dame》、《慕尼黑画报》(Munich Illustrirte Zeitung)等德国杂志以及法国杂志《Vu》(由Lucien Vogel创办)的“新面孔”。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访问德国期间用摄影记录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他所拍摄的希特勒、纳粹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以及第三帝国军队司令赫尔曼·戈林,为《名利场》1933年12月刊做出了重大贡献。
小尺寸相机以及容易隐蔽的爱玛诺克斯(Ermanox)相机的出现,为艾瑞克·萨洛蒙(Erich Salomon)(1886-1944)博士提供了机会,他开创了新的流派:即“抓拍”。1928年,萨洛蒙第一次携带小型相机走进谋杀案审判现场进行抓拍。凭借着巧妙的操作以及自信的态度,萨洛蒙获得了政治事件入场券,而其他摄影师则被禁止。他最初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的宣传部门工作,毕业为后为伦敦的《Graphic》做自由撰稿人,后来前往美国为新推出的《财富》杂志工作。他还为4期《名利场》提供图片故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萨洛蒙永久性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到荷兰定居,但后来遭到出卖被纳粹发现,1944年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经济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色彩
广告页面泛滥,有助于《名利场》的发行量在兴旺的20年代期间居高不下。事实上,该杂志发行最好的几期出现在1929年。但随后,股市于10月崩盘。纳斯特遭受严重打击,股票从每股93美元的高位下跌至仅4.50美元。这场经济灾难对该杂志的主要影响是广告规模缩小,从股市崩盘前每期约70页减少至不足50页,20年代结束时减少至不足20页。1932年,新的编辑董事会用更为激烈的政治性内容取代了杂志的文学内容,封面从装饰性设计更改为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其他全球性政治人物。然而,画面的大部分内容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斯泰肯的作品一直非常卓越。
纳斯特计划通过收购新的出版社来出版彩色版本,并引进更高质量的印刷。他的财务报表制作精细,表明已经严密分析各项,计算了制作豪华杂志所涉及的金额。这是一场昂贵的赌博。
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娱乐产业,制作了电影世界最强大而诱人的产品。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将电影院当作从日常生活的严峻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
最后的一期
1936年2月刊中,《名利场》发布声明称,该杂志自次月起将并入《时尚》杂志。从一定程度上讲,《名利场》是经济大萧条的受害者。此外,它在报摊上也面临竞争,因为不断有新杂志出现,如1930年发行的以商业为主题的《财富》,1933年创办的以男性为目标读者的《Esquire》。曾经承诺“在50码内举办宴会派对”的《名利场》似乎不再与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步。
然而,正如社会历史学家克里夫兰·艾莫利(Cleveland Amory)所言,“《名利场》是众多领域的先驱,可以称为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尺度⋯⋯实际上,它是精确的社会晴雨表。”
直到最终,《名利场》的摄影质量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刊登在最后两期上的照片有:安东和费南德所拍摄的June Knight在演唱《Begin the Beguine》时的彩色照片,以及出演《欲望》的红发红唇的玛琳·黛德丽(图10)。克朗宁希尔德转而接手《时尚》(Vogue),该杂志保存了较早出版的《名利场》的部分特征。但经过漫长的等待——将近50年后,《名利场》才重新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