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国家治理是人类政治实践中最为重要和宏大的主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举行的2020年美国大选，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复杂激烈的两党对峙、夹杂裹挟的诸多议题、对美国政治造成的深刻影响等因素，成为观察美国国家治理状况的特殊样本。2020年美国大选暴露出美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诸多弊病。“民主失灵说”“政治极化说”“身份政治说”“后真相时代说”“政治代际逆向演化说”等既有解释，分别从特定角度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境进行了分析。2020年美国大选凸显美国国家治理面临由经济分化、社会分裂、文化冲突、政治极化交织而成的系统性困境。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体现出两种恶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和交互演化。一是政治、社会这两个“显性基因”与经济、文化这两个“隐性基因”关联互动，造成其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机制。二是“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国家治理效能降低—国内焦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另一种恶性循环机制。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由于内在关联机理和固有演化逻辑，难以因拜登的上台而消除。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理论镜鉴在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有效回应宏观环境变迁和民生诉求，特别是要有效防止国家治理陷入上述两种恶性循环机制。当代中国选择、建立和施行适合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确立了人民为本、和谐高效、安全稳定的治理生态。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展现“中国之制”新境界、开辟“中国之治”新效能。
关键词：美国大选;国家治理;治理困境;治理生态;国家能力;政治极化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1-0077-14
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人数达到创历史纪录的近1.6亿。拜登逾8 000万张和特朗普约7 300万张的普选票，分别创下当选总统和败选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纪录。67%左右的投票率在西方一些国家不算高，但创下了100余年来美国大选的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此次大选又堪称美国200余年选举历史上最富戏剧性和冲突性的一次。它夹杂并裹挟着疫情应对、经济分化、种族分裂、价值观冲突等美国国内主要问题，折射出美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困局、社会僵局与治理困境。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体现、原因与演化问题，在国际社会新形势和人类社会治理新背景下值得深入讨论。
一、观察美国国家治理状况的2020年大选样本
国家治理是人类政治实践中最为重要和宏大的主题。探究国家治乱兴衰背后的深层动因，一直是政治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从政治学视角关注这一宏大主题，需要借助合适的样本加强现代国家治理的国别研究。美国是这项研究议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国家。2020年美国大选发生于世界政治与美国政治急剧变迁之际，对于美国国家治理的宏观变迁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因其疫情背景、过程曲折复杂、党争和选民对峙空前激烈等原因，2020年美国大选在广泛的议题空间折射出美国国家治理领域的诸多深层症结。以下特征使此次大选成为观察美国国家治理状况的特殊样本。
其一，选举背景的复杂程度罕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世界纷乱和大国冲突明显加剧，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更趋严重。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遭遇新变化，表现为疫情背景下出现百年未有的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国家认同危机[1]。2020年美国大选与历史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交织，而美国又是疫情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2020年5月，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暴露出美国国内面临的严重种族问题，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也凸显着美国国内分裂的加剧。
其二，政党路线之争的激烈程度罕见。冷戰结束后，随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趋缓和大众政治的发展，政党为吸引更多选民，较多强调自身的包容性，导致包括美国两大主流政党在内的政党路线趋同现象加剧。不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初选阶段和大选日之前的早期竞争看，美国两党内部和两党之间都出现了激烈的路线之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从多头并立的混战，演变为桑德斯与拜登两人之争。由于退出的候选人转而支持拜登，桑德斯逐渐落后，但其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获得了千禧一代和工薪阶层的广泛支持。特朗普作为现任总统虽然相对顺利地赢得了党内提名，但围绕疫情应对等多个问题，共和党的内斗和对特朗普的批评趋向尖锐。两党完成党内提名后，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主流路线与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路线对峙，他们在诸多具体议题上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标志着两党的路线之争发展到了新阶段。
其三，选举过程的波动幅度之大罕见。由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美国经济衰退、种族冲突加剧等，特朗普与拜登的民调支持率差距在波动中呈扩大趋势，甚至一度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受疫情影响，60%以上的投票以邮寄选票方式进行。这让计票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并增加了舞弊的风险。2020年美国大选没有出现民调预测的“一边倒”态势，反而悬念丛生。大选日前后，选情扑朔迷离，实时计票阶段跌宕起伏，选举结果“难产”情况在美国选举史上也极为罕见。“选举日”最终演变成“选举周”甚至“选举月”。这虽有一些客观原因，但表明2016年美国大选开启的两党恶斗局面在此次大选中进一步加剧。
其四，选举胶着态势和结果确认之难罕见。特朗普最终得到的232张选举人票虽然与拜登得到的306张存在明显差距，但拜登的当选很难用“大胜”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险胜”。在最为关键的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四个摇摆州，双方得票率都非常接近：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领先特朗普不到1%，这两个州选举人票达到30张;在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拜登的优势只有0.3%，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达到27张。如果没有拜登在这四个摇摆州的“险胜”，特朗普将成功实现连任。计票结果公布后，失利的特朗普迟迟未承认败选，大选结果的确认一波三折。在投票日结束一月有余的2020年12月7日，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代表德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称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四个州存在改变投票规则、未能保障每个县被公平对待的违宪行为。德州的诉讼在2020年12月11日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尽管如此，特朗普对选举存在“舞弊”的指责和司法诉讼经久未息。直到临近当选总统就职，还有不少人认为选举最终结果悬而未决。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确认拜登当选总统时，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 其五，两党对峙之深罕见。2020年美国大选乱象的背后，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空前分裂。由于疫情影响，大选前的政策辩论只举行了两场。而在这仅有的两场辩论中，拜登和特朗普都自说自话，不断打断对方，难以对政策分歧进行有效讨论。整个辩论甚至还充斥着侮辱性语言，变成媒体所称的“大混战”。美国大选日两周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中有88%认为拜登胜选是不合法的，有89%认为“选举舞弊”影响了大选结果[2]。
在1860年美国大选和林肯当选总统之际，美国也曾面临严重的国内分裂。但彼时的分裂主要围绕废奴这一单一议题，立场南北分明，国内政治派别和民众观点分化也相对简单明确。相比之下，当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更为复杂，需要加以系统研究和总体性解释。
二、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既有解释
如果说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胜出是一起“黑天鹅”事件，那么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两党恶斗和胶着对峙局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灰犀牛”事件。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都可以视为美国日益恶化的国家治理生态合乎逻辑的演化。围绕这两次大选以及它们反映的美国政治对抗与社会分裂加剧现象，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诸多理论解释。相关研究多从特定角度进行分析。
（一）民主失灵说
在民粹主义和各种“杂乱反抗”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民主遭遇历史性挑战，普遍出现运转不畅、决策乏力、民众支持率下降等共性问题。围绕“民主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倒退”“民主衰退”“民主衰落”“民主回撤”等概念涌现出的大量讨论和研究，本身即对西方民主模式遭遇困境的反映。在涉及实践层面讨论时，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的“代表”，往往是重要分析对象。特朗普的当选让关于西方民主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升级。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合著的《民主何以消亡》，是这类观点的一个代表。他们认为，提名特朗普作为候选人是共和党向民粹主义妥协的结果，标志着传统西方政党丧失了作为民主“守门人”的功能;特朗普作为“少数票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来，而选举人团设置的初衷正是为了防止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胜出[3]。如同“市场失灵”理论剖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内在弊病，“民主失灵”理论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固有缺陷。
（二）政治极化说
政治極化反映政治倾向向政治光谱两端分化的过程或不同政治主张各执一端、尖锐对峙的状态。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象引起学术界大量讨论。政治极化使政治妥协变得更加困难，让美国政治时常陷入僵局，造成其民主政治危机。有学者指出，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数十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导致美国政治走向了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4]。皮尤调查中心延续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美国国内的极化现象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更趋严重[5]。在政治极化加剧背景下举行的2020年美国大选，被美国学者称为“在1860年大选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场日益严重的民主危机的悬崖上举行的选举”[6]。
（三）身份政治说
21世纪以来，身份立场带来的政治主张分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也加剧着美国的两党对峙。特朗普崛起后的共和党专注于吸引白人多数族裔主流人群的选票，而民主党进一步演化成一个代表少数群体和族裔的政党。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的《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身份政治之后》[7]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8]两部著作，让更多研究者开始从身份政治的视角考察美国政治。有研究基于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党内提名过程中的文本分析指出，民主党吸取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失利的教训，调整并更多采用身份政治策略;一些竞争参与者甚至完全基于身份提出政策论点，以争取政治光谱侧翼的人群[9]。
（四）后真相时代说
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后真相”被牛津词典列为当年的“年度英语词汇”。牛津词典官方网站结合当年美国大选等案例对该词汇进行了解释：“后真相”描绘的是“个人情感和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现象[10]。有研究指出，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导致美国公众在媒体可信度、国家优先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观点、国际问题等方面的党派差异和代际差异不断扩大，推动美国“真相凋零”下舆论生态极化现象更趋严重[11]。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后真相”时代开启，那么，特朗普的四年执政及其带来的更大分裂，让美国民众更愿意基于情感、信念而非客观事实决定立场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五）政治代际逆向更替说
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美国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党内有实力的竞争者多为年事已高且为民众熟悉的“老面孔”。在民主党方面，唱主角的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乔·拜登，均比在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大10多岁甚至20岁。共和党进入“老人政治”时代的时间更早，其2008年大选中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时年72岁，比奥巴马年长26岁之多;2012年推出的候选人罗姆尼也已65岁，比奥巴马年长15岁。特朗普在2016年创下了美国当选总统的最高年龄纪录。2020年美国大选最后阶段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以及拜登的当选年龄——78岁，更是大幅度刷新了美国的历史纪录。虽然，政治代际逆向更替只是一种政治现象，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值得深思。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选举出现明显的逆向代际更替是其政治衰败的表现之一[12]。
既有解释为我们理解2020年美国大选及其政治演化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不同学者从其中一种或多种视角出发，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境进行了剖析。不少剖析在具体论述中也深入到了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动因。不过，如果把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运转当做一个复杂系统考察，我们还应更多挖掘美国政治对抗加剧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动因，特别是这些动因关联互动的内在机理。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样本，试图建立关于美国当前国家治理困境的总体性解释。 不断出现的种族冲突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也与不同族群经济地位的变化有关。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就指出：“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愈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务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29]他把身份平等视为美国民主兴起的动力与基石，同时指出“当人们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现象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们之间将越来越不同，以至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就会有多少个阶级”[30]。虽然托克维尔强调的身份平等有别于经济平等，但经济分化的加剧会危及身份平等。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已经被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取代，这是导致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根源所在[31]。
经济不平等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滋生。桑德斯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近年来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受到广泛欢迎。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固有的保守主义力量也在21世纪强势崛起，让美国作为“右派国家”的政治属性不断强化。随着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美国保守主义崛起并出现与民粹主义媾和的态势。如果说美国民主党党内其他派别携手绞杀了桑德斯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那么，右翼民粹色彩明显、作为传统非主流思潮代表的特朗普则从外部打入并绑架了共和党，从而上升为主流政治力量。
2020年美国大选版图红蓝分明，体现着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的交互。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看，国家以社会为基础、受社会决定，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社会有反作用。美国的大选胶着和对峙表明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机制。这种恶性循环机制在融入经济、文化两个“隐性基因”后的作用机理不难理解，即经济、社会、文化对政治具有显著影响。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其政治体系的协调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包容共同构成的“三脚凳”。经济、社会、文化“三脚凳”的失衡导致美国政治对抗加剧，而政治极化和党争加剧也反向推动着“三脚凳”的失衡。
（二）美国国家治理效能降低
随着美国国家治理生态趋向恶化，其国家治理效能明显降低。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国家治理行动能力衰减、改革能力退化和社会调控能力下降等。
其一，美国国家治理行动能力衰减。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加剧，美国制度体系中“三权”之间的矛盾、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削弱了联邦政府的领导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造成国家行动能力衰减。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正是国家行动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现。
其二，美国国内重大问题改革能力退化。面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不断累积的弊病，当前的美国难以形成系统性改革方案;勉力出台的改革方案往往受多方掣肘难以有效推进，并最终沦为党争的牺牲品。美国国内争论多年的医疗体系改革即突出案例。特朗普上台后，奥巴马政府开启的医疗改革很快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推动的替代性新医改方案也屡屡碰壁。
其三，美国社会调控能力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为代表的“杂乱反抗”在美国兴起。两者都带有鲜明的“草根政治”色彩，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和暴力倾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种族冲突加剧、暴力事件增多，反映出政府与社会消解各类矛盾能力和调控能力下降。无论是“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还是“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国联邦政府都显得决策乏力、进退失据。
美国国家治理效能的下降还可以追溯到复杂的理论根源。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现代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小政府”等主张存在隐秘的联系。其通过强调社会作用贬低国家作用的理论思路，与新自由主义通过强调市场作用贬低政府作用的主张存在相似的逻辑。早期西方治理理论的广泛传播虽然普及了基于多元主体的现代治理理念，具有积极价值;但同时消解着治理思想中的“国家逻辑”，从而要对不少国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出现的治理困境负责任[32]。不过，随着民粹主义等反体制力量强势崛起、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衰落导致全球政治危机加剧，更多学者开始强调强社会对强政府的支撑而非限制作用。无论是斯考克波、蒂利、埃文斯等学者呼吁“找回国家”、重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范式[33]，还是福山提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把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的结合与平衡作为基础[34]，都是这种理论趋向变化的突出案例。
理论趋向变化是现实政治变迁的反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政治与美国国内政治加剧演变的背景下，斯考克波、福山等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与美国国家能力衰落之间存在一种并不隐秘的关联。传统观点认为，美国一方面具有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和深厚的社会自治传统，另一方面具有权力虽然受到限制但仍然堪称强大和稳定的中央政府，“强社会”与“强政府”的结合使美国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这构成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引以为傲的重要基础。不过，在大半个世纪后，即便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标准，美国政治衰败和国家能力下降，已经很难被视为有效政府的典范。
（三）美国国家能力衰退引发国内焦虑
至少从2008年美国大选开始，美国国内政治人物和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美国国家治理的某些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这从自此以来三任当选总统最著名的竞选口号中就可见端倪：奥巴马最著名的竞选口号是“我们需要的变革”，在推广和阐释这一口号的诸多演讲中，奥巴马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国家治理中的诸多严重问题;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其潜台词是“当前的美国已经不再伟大”;透过拜登“为美国之魂而战”的口号，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国家精神层面出现的严重分裂。这些政治口号虽然出于竞选需要，但反映和顺应着美国国内对自身走向衰落的严重焦虑情绪。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国后，随着美国国内“疫情雪球”越滚越大和分裂社会中“政治疫情”的发酵，这种焦虑情绪也在持续蔓延。
从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看，这种焦虑表现为一种“霸权焦虑”。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中美在应对疫情成效方面的鲜明反差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这种焦虑。在美国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初的2020年3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国际政治学者拉什·多希即联合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这场疫情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就像英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那样，竭力挣扎却无力回天，不得不面对霸权衰落，接受新霸权的安排[35]。这种论调在美国战略界颇具代表性。在美国国内疫情趋向严重和大选正式拉开帷幕后，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美国重要政策议题。美国升级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也是这种“霸权焦虑”的反映。美国“霸權焦虑”背后是一种滋生于国内治理困境的“国家能力焦虑”。 2020年3月，哈佛大学史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声言“美国国家能力已死”。他将矛头直指美国耗资巨大、旷日持久且存在选举人团制度这种“荒谬制度”的竞选制度本身，并提醒人们反思美国的政治体系[36]。需要指出的是，这位颇负盛名的教授不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激进派，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美国知识阶层愤怒”的代表性言论。与劳工阶层的愤怒主要来自对自身生活境况的不满有所不同，美国知识阶层的愤怒往往更直接地来自对国家治理状况的失望和对国家能力的焦虑。当然，对于曾经笃信自己国家是“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的美国人而言，无论属于哪个阶层，也无论哪种原因造成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民意诉求的失败，最终都可能演变为对国家能力的普遍质疑。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看似针锋相对、缺乏政策共识，但从核心主张来看，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政策逻辑回应美国的“国家能力焦虑”。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国家治理政策走向极端化以及对外政策变得更具进攻性的重要出发点。
美国的“国家能力焦虑”一方面源于其对大国力量此消彼长特别是中国崛起造成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其国家能力下降的一种客观反映。这种国家能力下降，既源自于美国政府在国家治理生态恶化之下的行动乏力，也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和早期西方治理理论主张国家退场、消解国家逻辑立场造成的后果。
综合而言，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形成了两种恶性循环机制及其交互演化逻辑。一是美国国家治理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重困境的关联交织，造成其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机制。二是“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国家治理效能降低—国内焦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另一種恶性循环机制。这两种恶性循环机制是两个套嵌在一起的闭环，推动美国政治和国家治理在动荡不定中复杂变迁。
五、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未来走向
对美国政治的悲观情绪在其国内已经弥散多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客的表演感到厌倦、不抱期待。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际，福山就曾感叹：“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处于衰弱中，只有当愤怒的民众遇到了明智的领导人，这种体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37]在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初步揭晓之际，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欢呼美国“驱魔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美国传统知识精英的政治立场。在美国政坛浸淫了大半个世纪的拜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美国的传统政治价值观，也接近于福山一类的美国知识精英们所想象的“明智的领导人”。拜登被一些人寄予带领美国走出国家治理困境的期望。但是，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由于内在关联机理和固有演化逻辑，难以因拜登的上台而消除。
（一）美国政治周期转换的限度及其机遇
面对政治对抗和社会撕裂加剧的现实，美国走出国家治理困境困难重重。拜登能否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不只在于其领导能力和上台后的政策选择，还在于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的判断：美国当前遭遇的政治和社会僵局只是政治周期变迁带来的时段性结果，还是已经演化为历史性的制度危机？面对困境，美国是否仍然具有历史上曾经展现出的较为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难以断言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出了不可逾越的根本危机，但就困境的全面性及其动因看，完全可以判定美国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具体政策领域，且渗入制度层面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重视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一再展现出的制度和政策调适能力。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曾面临严重的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陷入经济崩溃、民生困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遭遇反越战运动、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等交织的社会动荡。不过，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执政后开启的“进步运动”让美国走出了“镀金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执政后推行的“新政”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带来的危机。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动荡持续时间较长，诸多矛盾也与其间政府奉行的政策直接相关。但肯尼迪的改革、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和尼克松在内政外交上的调整，都从某个方面回应了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里根执政后推行的改革则让一度盛行的“美国衰落论”逐渐失去市场。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家治理难题
不同时期美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存在根本差异。美国历史上能够走出国家治理困境，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具备较强的领导力和针对弊病的系统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在于这种系统改革方案形成后在政府强力推动下逐步成为国内共识，且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2020年美国大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决，拜登的高票当选并不完全缘自其政策和领导能力。拜登执政后，至少短时间内很难同时达成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在美国国家治理生态整体恶化的背景下，拜登不得不面对一些突出的难题。
其一，“特朗普主义”仍将长期困扰美国。特朗普抨击政治对手、传统媒体乃至美国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的大量言论，冲击了美国国内价值观，使美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更加分崩离析的局面。其对美国政治制度造成的伤害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仅包括大量来自草根阶层的民众，也包括诸多在美国政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比如，直至大选结果已定的2020年年底，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特朗普的支持者金里奇仍在《华盛顿时报》上撰文，抨击大选篡改历史事实、存在严重舞弊行为，拒绝承认拜登当选[38]。这类观点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仍然广有市场，大选扩大而不是弥合了美国的国内分裂。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仍会像幽灵一样困扰美国政治和社会。
其二，美国国内严重的分裂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两党为稳固本党的支持阵营、赢得选举，都采取不惜得罪甚至主动放弃对方支持者的策略，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分裂。拜登在葛底斯堡发表竞选演说时坦承：“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尽，而希望愈发渺茫。太多的美国人已不把我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弥合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视为一个全面、无情的党争场合。我们已不把对方的政党当成反对党，而是把他们当成敌人。”[23]可见，当前美国的分裂已经全面渗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弥合这些分裂，远不是靠政策呼吁就能够实现的。 其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力量让变革面临巨大阻力。21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变迁中，与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相伴而生的是保守主义的迅猛抬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拥抱变革与保守主义两种力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在他看来，美国原本是一个善于接纳变革的国家，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复杂演变，“总是有一些人不停地看后视镜，认为过去总是比未来要好”，这种强烈的保守主义逆流让变革难以实现[39]。此外，在政治极化加剧、身份政治兴起、后真相时代到来等多重背景下，美国跟随选举政治周期的“政治钟摆”幅度加大，不断冲击治理政策的连续性，这些都使美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六、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理论镜鉴
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国家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相辅相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体系的基本诉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织组成国家治理生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扎根于国家治理生态并与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进程。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不断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使其成为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主导力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有效回应宏观环境变迁和民生诉求，特别是要有效防止贫富分化加剧引发国家治理生态陷入恶性循环机制。
美国作为大国在国家治理中遭遇多重困境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2020年美国大选及其折射出的美国国家治理困境，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病在时代环境变迁下的又一次较为严重的爆发。无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本身，还是其体现的西方国家治理困境，背后都隐藏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资本”在其制度体系下的力量与蛮横。2020年美国大选竞选资金总额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两倍，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下，美国资本在全球过度逐利带来的反噬结果。
当代中国选择、建立和施行适合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稳定、振奋、活跃的政治局面，确立了人民为本、和谐高效、安全稳定的治理生态。对2020年美国大选乱象及其暴露出的问题和深层原因，我们要认清西方民主真相，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展现“中国之制”新境界、开辟“中国之治”新效能。
参考文献：
[1] 谢韬.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J].现代国际关系，2020（8）：1-32.
[2] Economist/YouGov.poll[EB/OL].（2020-11-19）[2020-12-10].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 politics/articles-reports/2020/11/19/trump-voters-biden-poll.
[3]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How democracies die[M].New York：Crown，2018：1-26.
[4] 節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J].美国研究，2016（2）：61-74+6-7.
[5] Pew Research Center[EB/OL].（2020-11-19）[2020-11-19].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s/ political-polarization.
[6] Rachel Lynn Bitecofer.Pol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EB/OL].（2020-10-29）[2020-12-15].https：//doi.org/10.1007/s12115-020-00521-3.
[7] 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ism：After Identity Politics[M].New York：Harper，2017.
[8] Francis Fukuyama.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8.
[9] Ingunn Parker Bekkhus[EB/OL].（2020-03-31）[2020-12-15].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 handle/10852/78771/Identity-politics-in-the-American-election-master-thesis.pdf？sequence=1&isAllowed=y.
[10] Oxford Dictionaries.Word of the Year 2016[EB/OL].（2016-12-31）[2020-12-10].https：//languages.oup.com/word-of-the-year/2016.
[11] 李期锵.美国“真相凋零”下的舆论生态极化现象分析[J].学术前沿，2020（15）：48-71.
[12] 谢韬.2020年总统选举与美国的政治衰败[J].当代世界，2020（12）：30-31.
[13] World Inequality Lab.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EB/OL].（2017-12-14）[2020-12-20].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14] Angelika Albaladejo.While Trump boasts of economic growth，inequality deepens[EB/OL].（2019-07-11）[2020-12-20].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27855/while-trump-boasts-of-economic-growth- inequality-deepens.
[15]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 and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Billionaire Wealth Grew by $845 Billion，or 29%，as America Struggled Through First Six Months of Pandemic[EB/OL].（2020-09-17）[2020-12-22].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wire/2020/09/17/billionaire-wealth-grew-845- billion-or-29-america-struggled-through-first-six.
[16] 李滨.当前美国政治社会分裂的根源探析[J].學术前沿，2018（11）：40-46.
[17] Neil Shan.Census Report Shows Widespread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0-06-26）[2020-11-30].https：//dailycaller.com/2020/06/26/census-report-demographic- changes-population-growth-fertility.
[18] Rob Griffin，William H.Frey，and Ruy Teixeira.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The 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EB/OL].（2020-10-19）[2020-11-30].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 politics-and-elections/reports/2020/10/19/491870/americas-electoral-future-3.
[19]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9.
[20] 何怀宏.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上）[J].探索与争鸣，2017（2）：4-15+2.
[21] Frank Chung.US election：Is America on the brink of a second Civil War？[EB/OL].（2020-02-25）[2020-12-18].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us-election-is-america-on-the-brink- of-a-second-civil-war/5JN6LRLT7SZF7J534JCEUBTWXU.
[22] Douglas Ernst[N].The Washington Times，2019-07-08.
[23] Joe Biden.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Joe Biden Gettysburg Speech[EB/OL].（2020-10-08）[2020-12-18].https：//singjupost.com/full-transcript-battle-for-the-soul-of-the-nation-joe- biden-gettysburg-speech.
[24] 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EB/OL].（2017-03-01）[2020-12-18].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cold-civil-war.
[25] Glenn A.Phelps，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Paradox of Party[J].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89（4）：733-745.
[26] Rowan Philp.How America’s Tox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rodes Election Reporting[EB/OL].
（2020-09-08）[2020-12-28].https：//gijn.org/2020/09/08/how-americas-toxic-political-polarization- erodes-election-reporting-and-12-tips-to-regain-impact.
[27] 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M].启蒙编译所，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121-125.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8. [2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3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82.
[31] 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5）：4-31.
[32] 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9（5）：23-27.
[33]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7.
[34]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24+437.
[35] Kurt M.Campbell and Rush Doshi，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EB/OL].（2020-03-04）[2020-12-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lists/2020-03-04/global-response-coronavirus.
[36] Stephen M.Walt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EB/OL].（2020-03-23）[2020-12-26].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37] 劉仁营，肖娇.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J].红旗文稿，2017（1）：33-36.
[38] Newt Gingrich.Why I will not accept Joe Biden as president[EB/OL].（2020-12-21）[2020-12-23].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dec/21/why-i-will-not-accept-joe-biden-as-president.
[3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M].刘斌，刘一鸣，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224-225.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美国大选;国家治理;治理困境;治理生态;国家能力;政治极化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1-0077-14
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人数达到创历史纪录的近1.6亿。拜登逾8 000万张和特朗普约7 300万张的普选票，分别创下当选总统和败选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纪录。67%左右的投票率在西方一些国家不算高，但创下了100余年来美国大选的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此次大选又堪称美国200余年选举历史上最富戏剧性和冲突性的一次。它夹杂并裹挟着疫情应对、经济分化、种族分裂、价值观冲突等美国国内主要问题，折射出美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困局、社会僵局与治理困境。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体现、原因与演化问题，在国际社会新形势和人类社会治理新背景下值得深入讨论。
一、观察美国国家治理状况的2020年大选样本
国家治理是人类政治实践中最为重要和宏大的主题。探究国家治乱兴衰背后的深层动因，一直是政治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从政治学视角关注这一宏大主题，需要借助合适的样本加强现代国家治理的国别研究。美国是这项研究议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国家。2020年美国大选发生于世界政治与美国政治急剧变迁之际，对于美国国家治理的宏观变迁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因其疫情背景、过程曲折复杂、党争和选民对峙空前激烈等原因，2020年美国大选在广泛的议题空间折射出美国国家治理领域的诸多深层症结。以下特征使此次大选成为观察美国国家治理状况的特殊样本。
其一，选举背景的复杂程度罕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世界纷乱和大国冲突明显加剧，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更趋严重。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遭遇新变化，表现为疫情背景下出现百年未有的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国家认同危机[1]。2020年美国大选与历史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交织，而美国又是疫情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2020年5月，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暴露出美国国内面临的严重种族问题，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也凸显着美国国内分裂的加剧。
其二，政党路线之争的激烈程度罕见。冷戰结束后，随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趋缓和大众政治的发展，政党为吸引更多选民，较多强调自身的包容性，导致包括美国两大主流政党在内的政党路线趋同现象加剧。不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初选阶段和大选日之前的早期竞争看，美国两党内部和两党之间都出现了激烈的路线之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从多头并立的混战，演变为桑德斯与拜登两人之争。由于退出的候选人转而支持拜登，桑德斯逐渐落后，但其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获得了千禧一代和工薪阶层的广泛支持。特朗普作为现任总统虽然相对顺利地赢得了党内提名，但围绕疫情应对等多个问题，共和党的内斗和对特朗普的批评趋向尖锐。两党完成党内提名后，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主流路线与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路线对峙，他们在诸多具体议题上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标志着两党的路线之争发展到了新阶段。
其三，选举过程的波动幅度之大罕见。由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美国经济衰退、种族冲突加剧等，特朗普与拜登的民调支持率差距在波动中呈扩大趋势，甚至一度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受疫情影响，60%以上的投票以邮寄选票方式进行。这让计票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并增加了舞弊的风险。2020年美国大选没有出现民调预测的“一边倒”态势，反而悬念丛生。大选日前后，选情扑朔迷离，实时计票阶段跌宕起伏，选举结果“难产”情况在美国选举史上也极为罕见。“选举日”最终演变成“选举周”甚至“选举月”。这虽有一些客观原因，但表明2016年美国大选开启的两党恶斗局面在此次大选中进一步加剧。
其四，选举胶着态势和结果确认之难罕见。特朗普最终得到的232张选举人票虽然与拜登得到的306张存在明显差距，但拜登的当选很难用“大胜”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险胜”。在最为关键的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四个摇摆州，双方得票率都非常接近：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领先特朗普不到1%，这两个州选举人票达到30张;在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拜登的优势只有0.3%，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达到27张。如果没有拜登在这四个摇摆州的“险胜”，特朗普将成功实现连任。计票结果公布后，失利的特朗普迟迟未承认败选，大选结果的确认一波三折。在投票日结束一月有余的2020年12月7日，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代表德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称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四个州存在改变投票规则、未能保障每个县被公平对待的违宪行为。德州的诉讼在2020年12月11日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尽管如此，特朗普对选举存在“舞弊”的指责和司法诉讼经久未息。直到临近当选总统就职，还有不少人认为选举最终结果悬而未决。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确认拜登当选总统时，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 其五，两党对峙之深罕见。2020年美国大选乱象的背后，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空前分裂。由于疫情影响，大选前的政策辩论只举行了两场。而在这仅有的两场辩论中，拜登和特朗普都自说自话，不断打断对方，难以对政策分歧进行有效讨论。整个辩论甚至还充斥着侮辱性语言，变成媒体所称的“大混战”。美国大选日两周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中有88%认为拜登胜选是不合法的，有89%认为“选举舞弊”影响了大选结果[2]。
在1860年美国大选和林肯当选总统之际，美国也曾面临严重的国内分裂。但彼时的分裂主要围绕废奴这一单一议题，立场南北分明，国内政治派别和民众观点分化也相对简单明确。相比之下，当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更为复杂，需要加以系统研究和总体性解释。
二、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既有解释
如果说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胜出是一起“黑天鹅”事件，那么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两党恶斗和胶着对峙局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灰犀牛”事件。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都可以视为美国日益恶化的国家治理生态合乎逻辑的演化。围绕这两次大选以及它们反映的美国政治对抗与社会分裂加剧现象，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诸多理论解释。相关研究多从特定角度进行分析。
（一）民主失灵说
在民粹主义和各种“杂乱反抗”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民主遭遇历史性挑战，普遍出现运转不畅、决策乏力、民众支持率下降等共性问题。围绕“民主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倒退”“民主衰退”“民主衰落”“民主回撤”等概念涌现出的大量讨论和研究，本身即对西方民主模式遭遇困境的反映。在涉及实践层面讨论时，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的“代表”，往往是重要分析对象。特朗普的当选让关于西方民主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升级。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合著的《民主何以消亡》，是这类观点的一个代表。他们认为，提名特朗普作为候选人是共和党向民粹主义妥协的结果，标志着传统西方政党丧失了作为民主“守门人”的功能;特朗普作为“少数票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来，而选举人团设置的初衷正是为了防止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胜出[3]。如同“市场失灵”理论剖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内在弊病，“民主失灵”理论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固有缺陷。
（二）政治极化说
政治極化反映政治倾向向政治光谱两端分化的过程或不同政治主张各执一端、尖锐对峙的状态。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象引起学术界大量讨论。政治极化使政治妥协变得更加困难，让美国政治时常陷入僵局，造成其民主政治危机。有学者指出，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数十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导致美国政治走向了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4]。皮尤调查中心延续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美国国内的极化现象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更趋严重[5]。在政治极化加剧背景下举行的2020年美国大选，被美国学者称为“在1860年大选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场日益严重的民主危机的悬崖上举行的选举”[6]。
（三）身份政治说
21世纪以来，身份立场带来的政治主张分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也加剧着美国的两党对峙。特朗普崛起后的共和党专注于吸引白人多数族裔主流人群的选票，而民主党进一步演化成一个代表少数群体和族裔的政党。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的《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身份政治之后》[7]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8]两部著作，让更多研究者开始从身份政治的视角考察美国政治。有研究基于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党内提名过程中的文本分析指出，民主党吸取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失利的教训，调整并更多采用身份政治策略;一些竞争参与者甚至完全基于身份提出政策论点，以争取政治光谱侧翼的人群[9]。
（四）后真相时代说
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后真相”被牛津词典列为当年的“年度英语词汇”。牛津词典官方网站结合当年美国大选等案例对该词汇进行了解释：“后真相”描绘的是“个人情感和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现象[10]。有研究指出，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导致美国公众在媒体可信度、国家优先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观点、国际问题等方面的党派差异和代际差异不断扩大，推动美国“真相凋零”下舆论生态极化现象更趋严重[11]。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后真相”时代开启，那么，特朗普的四年执政及其带来的更大分裂，让美国民众更愿意基于情感、信念而非客观事实决定立场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五）政治代际逆向更替说
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美国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党内有实力的竞争者多为年事已高且为民众熟悉的“老面孔”。在民主党方面，唱主角的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乔·拜登，均比在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大10多岁甚至20岁。共和党进入“老人政治”时代的时间更早，其2008年大选中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时年72岁，比奥巴马年长26岁之多;2012年推出的候选人罗姆尼也已65岁，比奥巴马年长15岁。特朗普在2016年创下了美国当选总统的最高年龄纪录。2020年美国大选最后阶段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以及拜登的当选年龄——78岁，更是大幅度刷新了美国的历史纪录。虽然，政治代际逆向更替只是一种政治现象，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值得深思。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选举出现明显的逆向代际更替是其政治衰败的表现之一[12]。
既有解释为我们理解2020年美国大选及其政治演化提供了多样的视角。不同学者从其中一种或多种视角出发，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境进行了剖析。不少剖析在具体论述中也深入到了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动因。不过，如果把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运转当做一个复杂系统考察，我们还应更多挖掘美国政治对抗加剧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动因，特别是这些动因关联互动的内在机理。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样本，试图建立关于美国当前国家治理困境的总体性解释。 不断出现的种族冲突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也与不同族群经济地位的变化有关。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就指出：“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愈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务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29]他把身份平等视为美国民主兴起的动力与基石，同时指出“当人们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现象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们之间将越来越不同，以至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就会有多少个阶级”[30]。虽然托克维尔强调的身份平等有别于经济平等，但经济分化的加剧会危及身份平等。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已经被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取代，这是导致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根源所在[31]。
经济不平等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滋生。桑德斯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近年来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受到广泛欢迎。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固有的保守主义力量也在21世纪强势崛起，让美国作为“右派国家”的政治属性不断强化。随着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美国保守主义崛起并出现与民粹主义媾和的态势。如果说美国民主党党内其他派别携手绞杀了桑德斯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那么，右翼民粹色彩明显、作为传统非主流思潮代表的特朗普则从外部打入并绑架了共和党，从而上升为主流政治力量。
2020年美国大选版图红蓝分明，体现着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的交互。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看，国家以社会为基础、受社会决定，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社会有反作用。美国的大选胶着和对峙表明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机制。这种恶性循环机制在融入经济、文化两个“隐性基因”后的作用机理不难理解，即经济、社会、文化对政治具有显著影响。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其政治体系的协调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包容共同构成的“三脚凳”。经济、社会、文化“三脚凳”的失衡导致美国政治对抗加剧，而政治极化和党争加剧也反向推动着“三脚凳”的失衡。
（二）美国国家治理效能降低
随着美国国家治理生态趋向恶化，其国家治理效能明显降低。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国家治理行动能力衰减、改革能力退化和社会调控能力下降等。
其一，美国国家治理行动能力衰减。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加剧，美国制度体系中“三权”之间的矛盾、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削弱了联邦政府的领导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造成国家行动能力衰减。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正是国家行动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现。
其二，美国国内重大问题改革能力退化。面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不断累积的弊病，当前的美国难以形成系统性改革方案;勉力出台的改革方案往往受多方掣肘难以有效推进，并最终沦为党争的牺牲品。美国国内争论多年的医疗体系改革即突出案例。特朗普上台后，奥巴马政府开启的医疗改革很快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特朗普试图推动的替代性新医改方案也屡屡碰壁。
其三，美国社会调控能力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为代表的“杂乱反抗”在美国兴起。两者都带有鲜明的“草根政治”色彩，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和暴力倾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种族冲突加剧、暴力事件增多，反映出政府与社会消解各类矛盾能力和调控能力下降。无论是“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还是“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国联邦政府都显得决策乏力、进退失据。
美国国家治理效能的下降还可以追溯到复杂的理论根源。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现代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小政府”等主张存在隐秘的联系。其通过强调社会作用贬低国家作用的理论思路，与新自由主义通过强调市场作用贬低政府作用的主张存在相似的逻辑。早期西方治理理论的广泛传播虽然普及了基于多元主体的现代治理理念，具有积极价值;但同时消解着治理思想中的“国家逻辑”，从而要对不少国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出现的治理困境负责任[32]。不过，随着民粹主义等反体制力量强势崛起、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衰落导致全球政治危机加剧，更多学者开始强调强社会对强政府的支撑而非限制作用。无论是斯考克波、蒂利、埃文斯等学者呼吁“找回国家”、重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范式[33]，还是福山提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把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的结合与平衡作为基础[34]，都是这种理论趋向变化的突出案例。
理论趋向变化是现实政治变迁的反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政治与美国国内政治加剧演变的背景下，斯考克波、福山等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与美国国家能力衰落之间存在一种并不隐秘的关联。传统观点认为，美国一方面具有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和深厚的社会自治传统，另一方面具有权力虽然受到限制但仍然堪称强大和稳定的中央政府，“强社会”与“强政府”的结合使美国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这构成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引以为傲的重要基础。不过，在大半个世纪后，即便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标准，美国政治衰败和国家能力下降，已经很难被视为有效政府的典范。
（三）美国国家能力衰退引发国内焦虑
至少从2008年美国大选开始，美国国内政治人物和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美国国家治理的某些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这从自此以来三任当选总统最著名的竞选口号中就可见端倪：奥巴马最著名的竞选口号是“我们需要的变革”，在推广和阐释这一口号的诸多演讲中，奥巴马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国家治理中的诸多严重问题;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其潜台词是“当前的美国已经不再伟大”;透过拜登“为美国之魂而战”的口号，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国家精神层面出现的严重分裂。这些政治口号虽然出于竞选需要，但反映和顺应着美国国内对自身走向衰落的严重焦虑情绪。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国后，随着美国国内“疫情雪球”越滚越大和分裂社会中“政治疫情”的发酵，这种焦虑情绪也在持续蔓延。
从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看，这种焦虑表现为一种“霸权焦虑”。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中美在应对疫情成效方面的鲜明反差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这种焦虑。在美国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初的2020年3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国际政治学者拉什·多希即联合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这场疫情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就像英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那样，竭力挣扎却无力回天，不得不面对霸权衰落，接受新霸权的安排[35]。这种论调在美国战略界颇具代表性。在美国国内疫情趋向严重和大选正式拉开帷幕后，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美国重要政策议题。美国升级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也是这种“霸权焦虑”的反映。美国“霸權焦虑”背后是一种滋生于国内治理困境的“国家能力焦虑”。 2020年3月，哈佛大学史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声言“美国国家能力已死”。他将矛头直指美国耗资巨大、旷日持久且存在选举人团制度这种“荒谬制度”的竞选制度本身，并提醒人们反思美国的政治体系[36]。需要指出的是，这位颇负盛名的教授不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激进派，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美国知识阶层愤怒”的代表性言论。与劳工阶层的愤怒主要来自对自身生活境况的不满有所不同，美国知识阶层的愤怒往往更直接地来自对国家治理状况的失望和对国家能力的焦虑。当然，对于曾经笃信自己国家是“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的美国人而言，无论属于哪个阶层，也无论哪种原因造成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民意诉求的失败，最终都可能演变为对国家能力的普遍质疑。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看似针锋相对、缺乏政策共识，但从核心主张来看，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政策逻辑回应美国的“国家能力焦虑”。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国家治理政策走向极端化以及对外政策变得更具进攻性的重要出发点。
美国的“国家能力焦虑”一方面源于其对大国力量此消彼长特别是中国崛起造成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其国家能力下降的一种客观反映。这种国家能力下降，既源自于美国政府在国家治理生态恶化之下的行动乏力，也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和早期西方治理理论主张国家退场、消解国家逻辑立场造成的后果。
综合而言，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形成了两种恶性循环机制及其交互演化逻辑。一是美国国家治理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重困境的关联交织，造成其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机制。二是“国家治理生态失衡—国家治理效能降低—国内焦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另一種恶性循环机制。这两种恶性循环机制是两个套嵌在一起的闭环，推动美国政治和国家治理在动荡不定中复杂变迁。
五、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未来走向
对美国政治的悲观情绪在其国内已经弥散多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客的表演感到厌倦、不抱期待。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际，福山就曾感叹：“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处于衰弱中，只有当愤怒的民众遇到了明智的领导人，这种体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37]在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初步揭晓之际，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欢呼美国“驱魔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美国传统知识精英的政治立场。在美国政坛浸淫了大半个世纪的拜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美国的传统政治价值观，也接近于福山一类的美国知识精英们所想象的“明智的领导人”。拜登被一些人寄予带领美国走出国家治理困境的期望。但是，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由于内在关联机理和固有演化逻辑，难以因拜登的上台而消除。
（一）美国政治周期转换的限度及其机遇
面对政治对抗和社会撕裂加剧的现实，美国走出国家治理困境困难重重。拜登能否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不只在于其领导能力和上台后的政策选择，还在于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的判断：美国当前遭遇的政治和社会僵局只是政治周期变迁带来的时段性结果，还是已经演化为历史性的制度危机？面对困境，美国是否仍然具有历史上曾经展现出的较为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难以断言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出了不可逾越的根本危机，但就困境的全面性及其动因看，完全可以判定美国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具体政策领域，且渗入制度层面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重视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一再展现出的制度和政策调适能力。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曾面临严重的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陷入经济崩溃、民生困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遭遇反越战运动、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等交织的社会动荡。不过，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执政后开启的“进步运动”让美国走出了“镀金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执政后推行的“新政”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带来的危机。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动荡持续时间较长，诸多矛盾也与其间政府奉行的政策直接相关。但肯尼迪的改革、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和尼克松在内政外交上的调整，都从某个方面回应了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里根执政后推行的改革则让一度盛行的“美国衰落论”逐渐失去市场。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家治理难题
不同时期美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存在根本差异。美国历史上能够走出国家治理困境，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具备较强的领导力和针对弊病的系统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在于这种系统改革方案形成后在政府强力推动下逐步成为国内共识，且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2020年美国大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决，拜登的高票当选并不完全缘自其政策和领导能力。拜登执政后，至少短时间内很难同时达成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在美国国家治理生态整体恶化的背景下，拜登不得不面对一些突出的难题。
其一，“特朗普主义”仍将长期困扰美国。特朗普抨击政治对手、传统媒体乃至美国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的大量言论，冲击了美国国内价值观，使美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更加分崩离析的局面。其对美国政治制度造成的伤害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仅包括大量来自草根阶层的民众，也包括诸多在美国政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比如，直至大选结果已定的2020年年底，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特朗普的支持者金里奇仍在《华盛顿时报》上撰文，抨击大选篡改历史事实、存在严重舞弊行为，拒绝承认拜登当选[38]。这类观点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仍然广有市场，大选扩大而不是弥合了美国的国内分裂。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仍会像幽灵一样困扰美国政治和社会。
其二，美国国内严重的分裂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两党为稳固本党的支持阵营、赢得选举，都采取不惜得罪甚至主动放弃对方支持者的策略，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分裂。拜登在葛底斯堡发表竞选演说时坦承：“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尽，而希望愈发渺茫。太多的美国人已不把我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弥合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视为一个全面、无情的党争场合。我们已不把对方的政党当成反对党，而是把他们当成敌人。”[23]可见，当前美国的分裂已经全面渗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弥合这些分裂，远不是靠政策呼吁就能够实现的。 其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力量让变革面临巨大阻力。21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变迁中，与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相伴而生的是保守主义的迅猛抬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拥抱变革与保守主义两种力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在他看来，美国原本是一个善于接纳变革的国家，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复杂演变，“总是有一些人不停地看后视镜，认为过去总是比未来要好”，这种强烈的保守主义逆流让变革难以实现[39]。此外，在政治极化加剧、身份政治兴起、后真相时代到来等多重背景下，美国跟随选举政治周期的“政治钟摆”幅度加大，不断冲击治理政策的连续性，这些都使美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六、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理论镜鉴
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国家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相辅相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体系的基本诉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织组成国家治理生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扎根于国家治理生态并与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进程。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不断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使其成为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主导力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有效回应宏观环境变迁和民生诉求，特别是要有效防止贫富分化加剧引发国家治理生态陷入恶性循环机制。
美国作为大国在国家治理中遭遇多重困境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2020年美国大选及其折射出的美国国家治理困境，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病在时代环境变迁下的又一次较为严重的爆发。无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本身，还是其体现的西方国家治理困境，背后都隐藏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资本”在其制度体系下的力量与蛮横。2020年美国大选竞选资金总额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两倍，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下，美国资本在全球过度逐利带来的反噬结果。
当代中国选择、建立和施行适合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稳定、振奋、活跃的政治局面，确立了人民为本、和谐高效、安全稳定的治理生态。对2020年美国大选乱象及其暴露出的问题和深层原因，我们要认清西方民主真相，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展现“中国之制”新境界、开辟“中国之治”新效能。
参考文献：
[1] 谢韬.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J].现代国际关系，2020（8）：1-32.
[2] Economist/YouGov.poll[EB/OL].（2020-11-19）[2020-12-10].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 politics/articles-reports/2020/11/19/trump-voters-biden-poll.
[3]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How democracies die[M].New York：Crown，2018：1-26.
[4] 節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J].美国研究，2016（2）：61-74+6-7.
[5] Pew Research Center[EB/OL].（2020-11-19）[2020-11-19].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s/ political-polarization.
[6] Rachel Lynn Bitecofer.Pol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EB/OL].（2020-10-29）[2020-12-15].https：//doi.org/10.1007/s12115-020-00521-3.
[7] 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ism：After Identity Politics[M].New York：Harper，2017.
[8] Francis Fukuyama.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8.
[9] Ingunn Parker Bekkhus[EB/OL].（2020-03-31）[2020-12-15].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 handle/10852/78771/Identity-politics-in-the-American-election-master-thesis.pdf？sequence=1&isAllowed=y.
[10] Oxford Dictionaries.Word of the Year 2016[EB/OL].（2016-12-31）[2020-12-10].https：//languages.oup.com/word-of-the-year/2016.
[11] 李期锵.美国“真相凋零”下的舆论生态极化现象分析[J].学术前沿，2020（15）：48-71.
[12] 谢韬.2020年总统选举与美国的政治衰败[J].当代世界，2020（12）：30-31.
[13] World Inequality Lab.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EB/OL].（2017-12-14）[2020-12-20].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14] Angelika Albaladejo.While Trump boasts of economic growth，inequality deepens[EB/OL].（2019-07-11）[2020-12-20].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27855/while-trump-boasts-of-economic-growth- inequality-deepens.
[15]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 and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Billionaire Wealth Grew by $845 Billion，or 29%，as America Struggled Through First Six Months of Pandemic[EB/OL].（2020-09-17）[2020-12-22].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wire/2020/09/17/billionaire-wealth-grew-845- billion-or-29-america-struggled-through-first-six.
[16] 李滨.当前美国政治社会分裂的根源探析[J].學术前沿，2018（11）：40-46.
[17] Neil Shan.Census Report Shows Widespread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0-06-26）[2020-11-30].https：//dailycaller.com/2020/06/26/census-report-demographic- changes-population-growth-fertility.
[18] Rob Griffin，William H.Frey，and Ruy Teixeira.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The 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EB/OL].（2020-10-19）[2020-11-30].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 politics-and-elections/reports/2020/10/19/491870/americas-electoral-future-3.
[19]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9.
[20] 何怀宏.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上）[J].探索与争鸣，2017（2）：4-15+2.
[21] Frank Chung.US election：Is America on the brink of a second Civil War？[EB/OL].（2020-02-25）[2020-12-18].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us-election-is-america-on-the-brink- of-a-second-civil-war/5JN6LRLT7SZF7J534JCEUBTWXU.
[22] Douglas Ernst[N].The Washington Times，2019-07-08.
[23] Joe Biden.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Joe Biden Gettysburg Speech[EB/OL].（2020-10-08）[2020-12-18].https：//singjupost.com/full-transcript-battle-for-the-soul-of-the-nation-joe- biden-gettysburg-speech.
[24] 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EB/OL].（2017-03-01）[2020-12-18].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cold-civil-war.
[25] Glenn A.Phelps，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Paradox of Party[J].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89（4）：733-745.
[26] Rowan Philp.How America’s Tox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rodes Election Reporting[EB/OL].
（2020-09-08）[2020-12-28].https：//gijn.org/2020/09/08/how-americas-toxic-political-polarization- erodes-election-reporting-and-12-tips-to-regain-impact.
[27] 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M].启蒙编译所，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121-125.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8. [2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3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82.
[31] 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5）：4-31.
[32] 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9（5）：23-27.
[33]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7.
[34]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24+437.
[35] Kurt M.Campbell and Rush Doshi，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EB/OL].（2020-03-04）[2020-12-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lists/2020-03-04/global-response-coronavirus.
[36] Stephen M.Walt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EB/OL].（2020-03-23）[2020-12-26].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37] 劉仁营，肖娇.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J].红旗文稿，2017（1）：33-36.
[38] Newt Gingrich.Why I will not accept Joe Biden as president[EB/OL].（2020-12-21）[2020-12-23].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dec/21/why-i-will-not-accept-joe-biden-as-president.
[3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M].刘斌，刘一鸣，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224-225.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