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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元的兴衰，不仅仅折射出中国金融雏形的起落，也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
百年票号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对现代金融尝试。早在清朝中后期，票号已经创造出汇兑、异地存取等银行业务的雏形，甚至漂洋过海，到国外开拓市场。
清代晋商设立的票号最盛时达三十多家，在全国商业城镇设立的分庄更是不计其数，但将分庄开到国外的却为数不多，在日本设立了两家分号的合盛元票号就是其中代表。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合盛元为什么要远赴日本设立分庄，分庄为何又昙花一现，不亏而歇的背后又有哪些隐情。
合盛元的兴衰，不仅仅折射出中国金融雏形的起落，也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
以日制日
合盛元票号的前身是一个茶庄。清朝道光十七年，改为票号。东家是山西祁县荣任堡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关的张廷将。
合盛元最初由两位东家投资白银六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后来，合盛元业务发展迅速，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沈阳、西安、上海、汉口等设立了多处分号，资本金也扩大到50万两白银，加上客户存款，总资产可达1000万两白银，成为山西票号的佼佼者。
但是好景不长。1894年以后，日本侵略东北，合盛元的沈阳、营口分号业务停顿，面临倒闭，东家心急如焚。
原来，与其他票号不同，东北沿海一带是合盛元重点经营的市场。但这一市场在日军入侵后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虽然中日贸易额逐年增加，但是各钱庄、票号对随之而来的日商心怀敌意，不愿交往，而日商对中国商民怀有戒备，票号业务无法开展；另一方面，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矗立在传统票号面前。这都使得合盛元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彼时，合盛元营口分号掌柜是一个名叫申树楷的18岁年轻人。他大胆务实，雇用一位日本人为合盛元“跑街”，招揽生意。就这样，合盛元营口分号不仅没有停业，业务还日渐扩大并稳步发展。
稳住营口以后，远在山西祁县的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十分欢喜，但是他也想到了洋人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等，接二连三涌入中国，而山西票号与洋人银行营业性质相同，洋人银行可以来华赚取利润，为什么不把票号设往东洋和南洋。
此外，中国当时的国际货币清算和信贷业务，一直被在华的外国银行垄断，并且操纵外汇行市。就连在外的侨商、留学人员，也因为无本国银行，存放汇兑无不仰人鼻息。
面对这种形势，贺洪如向清政府力陈开设海外分号的必要性，其禀报主要有两点：一是“各国之在我国设立银行者遂相踵起”，担心“我国之利权浸为所夺”；二是“我国人之在东西洋以及南洋群岛从事于工商业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增设外国支店可以“用便华侨之取求”。从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合盛元日本设庄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赴日商人、留日学生及访日官员提供汇兑服务。
1906 年秋，合盛元票号派贺洪如、申培植等人赴日本考察开店事宜。
日本设分号
合盛元的首家海外分号最终选择了日本神户港。这是因为神户港离中国相对比较近，邮政、运输等方便、快速，是当时中日贸易中的第一大港。
但是，海外设分号却远远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中国在1909年以前没有银行法，不仅国人可以任意开设银行业，外国人在华开设银行更无任何限制。但是日本不同，对外国人开设银行限制尤为严格，必须经过日本政府大藏省的批准。
为了申请注册批准手续，申树楷等人到处奔波，取得了中国驻神户领事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合盛元是私人组成银行，总经理贺洪如有资本数百万，申树楷为神户支店支配人，并授以全权，据此文件才向神户政府提出开分号申请。
在耗时半年之后，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的签准下，由清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领事再向日本大藏大臣转达并递交证明书等文案，方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合盛元的神户分号正式开业。
清政府对合盛元开设海外分号评价很高。南洋大臣端方表示，合盛元现在日本开设银行支店，洵足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先声，亟应优予提倡，以期进步。所有该关汇日出使经费及宁省官生留学费用，应准由该号随时妥为承汇。随后，合盛元乘胜追击，先后在日本东京、朝鲜仁川等几处设立了分支机构。
尽管合盛元只设分号于日本和朝鲜，比国外大行相去甚远，但是毕竟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为国争了光。清政府也照会日本驻华大使予以保护。
合盛元在日本的支店，凭借票号长期积累起来的良好信用迅速打开市场，受到了中国侨商与旅日公民的支持与欢迎，对此，贺洪如自豪地说，“侨商亦加优待开业，开业未久信用甚坚”，并宣称“将来察看情形，尚拟推广于西洋及南洋诸岛”。
从营业数据看，合盛元在日本的初期发展也相当顺利，以东京分店为例，开业仅一年后，存款总额达到410.6万日元，破天荒超过了汇丰银行在日本长崎分店的存款。
不亏而歇
合盛元在日本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四年后的1911年，合盛元的東京与神户分店，已经成为全日本解散、废业银行名单中的一员。同年彻底关店。合盛元退出日本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先天实力不足。
以1909年日本大藏省发布的在日外国银行支店统计中可以看出，所有 14 家外国银行的支店中，合盛元的资本是最少的。资本金额与对手相比悬殊太大，这就注定了给合盛元竞争中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
首先是存放款业务难以与对手竞争。如日本的正金银行可以凭借实力，扩张流通区域，扩大市场影响力，但合盛元却很难。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感慨票号存款业务被银行所夺而又无能为力，实质上也是因为票号的实力不如银行。
其次汇兑方面，实力强者可以在竞争中降低汇费，而且国际贸易金融中汇兑业务与融资业务关系密切，融资跟不上，汇兑业务也就很难扩大。
譬如，1911 年初，中国政府向日本的银行借款 35 万日元，用于支付留日学生的学费，合盛元因为不能提供这么多资金而失去这笔业务，贷款不能提供，相应的汇兑业务也就自然与之无缘。
此外，由于主要承接清政府的业务，合盛元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与外资银行的业务差距越来越远，也注定被现代市场所淘汰。
而国内盛极一时的合盛元票号也因为军阀混战，票号被掠，损失惨重。清政府存款逼提，贷款无人归还，根基动摇，在股东负无限责任的制度下，数十家分号无一逃脱破产的厄运。合盛元票号亦于 1914年宣告正式歇业。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百年票号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对现代金融尝试。早在清朝中后期，票号已经创造出汇兑、异地存取等银行业务的雏形，甚至漂洋过海，到国外开拓市场。
清代晋商设立的票号最盛时达三十多家，在全国商业城镇设立的分庄更是不计其数，但将分庄开到国外的却为数不多，在日本设立了两家分号的合盛元票号就是其中代表。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合盛元为什么要远赴日本设立分庄，分庄为何又昙花一现，不亏而歇的背后又有哪些隐情。
合盛元的兴衰，不仅仅折射出中国金融雏形的起落，也与国家气运休戚相关。
以日制日
合盛元票号的前身是一个茶庄。清朝道光十七年，改为票号。东家是山西祁县荣任堡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关的张廷将。
合盛元最初由两位东家投资白银六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后来，合盛元业务发展迅速，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沈阳、西安、上海、汉口等设立了多处分号，资本金也扩大到50万两白银，加上客户存款，总资产可达1000万两白银，成为山西票号的佼佼者。
但是好景不长。1894年以后，日本侵略东北，合盛元的沈阳、营口分号业务停顿，面临倒闭，东家心急如焚。
原来，与其他票号不同，东北沿海一带是合盛元重点经营的市场。但这一市场在日军入侵后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虽然中日贸易额逐年增加，但是各钱庄、票号对随之而来的日商心怀敌意，不愿交往，而日商对中国商民怀有戒备，票号业务无法开展；另一方面，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矗立在传统票号面前。这都使得合盛元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彼时，合盛元营口分号掌柜是一个名叫申树楷的18岁年轻人。他大胆务实，雇用一位日本人为合盛元“跑街”，招揽生意。就这样，合盛元营口分号不仅没有停业，业务还日渐扩大并稳步发展。
稳住营口以后，远在山西祁县的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十分欢喜，但是他也想到了洋人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等，接二连三涌入中国，而山西票号与洋人银行营业性质相同，洋人银行可以来华赚取利润，为什么不把票号设往东洋和南洋。
此外，中国当时的国际货币清算和信贷业务，一直被在华的外国银行垄断，并且操纵外汇行市。就连在外的侨商、留学人员，也因为无本国银行，存放汇兑无不仰人鼻息。
面对这种形势，贺洪如向清政府力陈开设海外分号的必要性，其禀报主要有两点：一是“各国之在我国设立银行者遂相踵起”，担心“我国之利权浸为所夺”；二是“我国人之在东西洋以及南洋群岛从事于工商业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增设外国支店可以“用便华侨之取求”。从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合盛元日本设庄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赴日商人、留日学生及访日官员提供汇兑服务。
1906 年秋，合盛元票号派贺洪如、申培植等人赴日本考察开店事宜。
日本设分号
合盛元的首家海外分号最终选择了日本神户港。这是因为神户港离中国相对比较近，邮政、运输等方便、快速，是当时中日贸易中的第一大港。
但是，海外设分号却远远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中国在1909年以前没有银行法，不仅国人可以任意开设银行业，外国人在华开设银行更无任何限制。但是日本不同，对外国人开设银行限制尤为严格，必须经过日本政府大藏省的批准。
为了申请注册批准手续，申树楷等人到处奔波，取得了中国驻神户领事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合盛元是私人组成银行，总经理贺洪如有资本数百万，申树楷为神户支店支配人，并授以全权，据此文件才向神户政府提出开分号申请。
在耗时半年之后，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的签准下，由清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领事再向日本大藏大臣转达并递交证明书等文案，方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合盛元的神户分号正式开业。
清政府对合盛元开设海外分号评价很高。南洋大臣端方表示，合盛元现在日本开设银行支店，洵足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先声，亟应优予提倡，以期进步。所有该关汇日出使经费及宁省官生留学费用，应准由该号随时妥为承汇。随后，合盛元乘胜追击，先后在日本东京、朝鲜仁川等几处设立了分支机构。
尽管合盛元只设分号于日本和朝鲜，比国外大行相去甚远，但是毕竟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为国争了光。清政府也照会日本驻华大使予以保护。
合盛元在日本的支店，凭借票号长期积累起来的良好信用迅速打开市场，受到了中国侨商与旅日公民的支持与欢迎，对此，贺洪如自豪地说，“侨商亦加优待开业，开业未久信用甚坚”，并宣称“将来察看情形，尚拟推广于西洋及南洋诸岛”。
从营业数据看，合盛元在日本的初期发展也相当顺利，以东京分店为例，开业仅一年后，存款总额达到410.6万日元，破天荒超过了汇丰银行在日本长崎分店的存款。
不亏而歇
合盛元在日本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四年后的1911年，合盛元的東京与神户分店，已经成为全日本解散、废业银行名单中的一员。同年彻底关店。合盛元退出日本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先天实力不足。
以1909年日本大藏省发布的在日外国银行支店统计中可以看出，所有 14 家外国银行的支店中，合盛元的资本是最少的。资本金额与对手相比悬殊太大，这就注定了给合盛元竞争中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
首先是存放款业务难以与对手竞争。如日本的正金银行可以凭借实力，扩张流通区域，扩大市场影响力，但合盛元却很难。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感慨票号存款业务被银行所夺而又无能为力，实质上也是因为票号的实力不如银行。
其次汇兑方面，实力强者可以在竞争中降低汇费，而且国际贸易金融中汇兑业务与融资业务关系密切，融资跟不上，汇兑业务也就很难扩大。
譬如，1911 年初，中国政府向日本的银行借款 35 万日元，用于支付留日学生的学费，合盛元因为不能提供这么多资金而失去这笔业务，贷款不能提供，相应的汇兑业务也就自然与之无缘。
此外，由于主要承接清政府的业务，合盛元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与外资银行的业务差距越来越远，也注定被现代市场所淘汰。
而国内盛极一时的合盛元票号也因为军阀混战，票号被掠，损失惨重。清政府存款逼提，贷款无人归还，根基动摇，在股东负无限责任的制度下，数十家分号无一逃脱破产的厄运。合盛元票号亦于 1914年宣告正式歇业。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