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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毛泽东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再次向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毛泽东问章士钊：“关于重庆谈判，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不可久留。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告知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章含之将父亲的话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摘自《文史参考》，刘火雄/文）
左权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
左权忙于革命事业，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1939年4月与刘志兰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
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
“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地学习，方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张丁/文）
长征第一支先遣队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摆脱强敌，实现战略转移，必须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调走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征途。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一支以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仅闽北老区崇安就从地方红军中选送最优秀的1800余名干部战士到红七军团。
1934年7月6日，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
1934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1月，先遣队按中央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安徽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
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由于部队刚合并，相互配合上有问题，红十军团经8小时激战后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自此战后，先遣队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摘自《党史纵览》，孟红/文）
“党指挥枪”的由来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兵，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據地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简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摘自《人民日报》，苏银成/文）
孝心感人的启功
作为大师，启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人们在惊叹其学术造诣外，更为他的孝心所钦佩。
启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后裔，他生于1912年，这时家道开始衰落。年纪还小时，父亲和祖父先后病故，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带着启功一起生活。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她督促启功读书的方法很特别：每晚搬来一个小凳子，叫启功站在凳子上念书。他就不敢打瞌睡，因为一打瞌睡就会从凳子上跌下来！就这样勤学苦练，启功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
启功早早地萌发自立养家的强烈愿望。多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有祖父的门生来照顾，但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我要谋个职业，挣钱来养活母亲和姑姑。”
1932年，20岁的启功奉母之命与章宝琛结婚。两人婚后相敬如宾、情深义重。1933年，其祖父的世交溥增湘带着启功的作业去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想给他找个工作。不久，陈垣推荐21岁的启功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启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靠着自己的收入养活全家、孝敬母亲和姑姑。
母亲和姑姑对启功的管束依旧严厉。40多岁的启功，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但母亲依旧会抄起鸡毛掸子就打。这时，启功则毕恭毕敬地说：“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上世纪50年代，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稳定，家庭状况大为好转，然而母亲和姑姑先后去世，只留下无限的思念在心头。（摘自《人民政协报》，姜炳炎/文）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毛泽东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再次向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毛泽东问章士钊：“关于重庆谈判，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不可久留。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告知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章含之将父亲的话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摘自《文史参考》，刘火雄/文）
左权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
左权忙于革命事业，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1939年4月与刘志兰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
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
“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地学习，方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张丁/文）
长征第一支先遣队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摆脱强敌，实现战略转移，必须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调走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征途。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一支以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仅闽北老区崇安就从地方红军中选送最优秀的1800余名干部战士到红七军团。
1934年7月6日，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
1934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1月，先遣队按中央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安徽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
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由于部队刚合并，相互配合上有问题，红十军团经8小时激战后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自此战后，先遣队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摘自《党史纵览》，孟红/文）
“党指挥枪”的由来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兵，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據地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简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摘自《人民日报》，苏银成/文）
孝心感人的启功
作为大师，启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人们在惊叹其学术造诣外，更为他的孝心所钦佩。
启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后裔，他生于1912年，这时家道开始衰落。年纪还小时，父亲和祖父先后病故，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带着启功一起生活。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她督促启功读书的方法很特别：每晚搬来一个小凳子，叫启功站在凳子上念书。他就不敢打瞌睡，因为一打瞌睡就会从凳子上跌下来！就这样勤学苦练，启功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
启功早早地萌发自立养家的强烈愿望。多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有祖父的门生来照顾，但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我要谋个职业，挣钱来养活母亲和姑姑。”
1932年，20岁的启功奉母之命与章宝琛结婚。两人婚后相敬如宾、情深义重。1933年，其祖父的世交溥增湘带着启功的作业去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想给他找个工作。不久，陈垣推荐21岁的启功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启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靠着自己的收入养活全家、孝敬母亲和姑姑。
母亲和姑姑对启功的管束依旧严厉。40多岁的启功，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但母亲依旧会抄起鸡毛掸子就打。这时，启功则毕恭毕敬地说：“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上世纪50年代，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稳定，家庭状况大为好转，然而母亲和姑姑先后去世，只留下无限的思念在心头。（摘自《人民政协报》，姜炳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