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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尘埃落定》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创作身份、视点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希冀在体味二者独特的艺术表现之同时，钩沉出文本背后所沉潜的关于边地族群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尘埃落定》 《额尔古纳河右岸》 创作身份 视点人物
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上乘之作。两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又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如边缘文化族群的叙述对象、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异化人”的人物设置等。纵然如此，在普遍的共性之内却又蕴含着多种特殊的个性，而也正是这些差异性造就了两部作品不一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蕴。笔者对于这两部佳作的比较研究，也是更偏重于探求“同”之内的“异”。
一、“跨族别”写作与“双族别”叙事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跨族别写作的作品。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将自己的情感与志趣寄寓在一位聪慧、传奇的他族女性首领身上，进而又通过其“瞳孔的视界”，邈掠了一个在风云诡谲的历史中浮沉的边地民族以及它那至真至美的民族生态。
在小说中，迟子建虽是以“异族”的身份去书写“他族”的民族历史及族群生态；但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于鄂温克族的深厚情感却丝毫不逊于一个本族人的感情。这种情感源流皆是来自于迟子建关于“北极村童话”的记忆。同时，也正是出于对业已图示化的“北极村童话”的怀恋与珍爱，以及对于边地族民的感恩与悲悯，迟子建在“鄂温克族女族长”的身份中，一次次地宣告了自己对于鄂温克族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艺术的假想”，是一个异族人出于某种情感或者为了达到某种更逼真、形象的艺术真实，而进行的一种角色身份的代入。在这样的艺术逻辑中，迟子建在审美表达上获得“本族”的身份立场，进而才能在骋望和撰写“本民族”的故事之中去探寻民族生存的法度。这种“跨族别”书写方式，虽存在着一个艺术身份与真实族别身份之间的抵牾，但也正是这种看似悖谬性的存在，却实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跨界言说。
迟子建在跨越族别书写中去渴求对于“他族”身份的认同，也凸显出了迟子建对鄂温克族文化以及族别身份的珍视。偏偏也正是这种在现实中不可置换的族群标识，又促使着她更想在艺术表现中获取一种带有亲近感的近距离探视。因为这种近距离观感便于她置身于鄂温克族的文化语境之中去更为具体、直观地描摹族群的历史画卷。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于民族的历史文化、族群精神信仰的书写都充斥着迟子建主人翁身份意识的话语建构，而这种近距离仰视又昭示了她对于鄂温克族深沉的崇敬与凝重的爱意。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书写本族历史时，其感情色彩、创作立场、视距等方面皆与迟子建不尽一致。与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选择一位聪慧、美丽、纯粹的本族女性作为视点不同，阿来的《尘埃落定》却选择了一个汉藏混血儿的“傻子”作为叙事的主角；并以这个“傻子”的命运为线索，为我们爬梳了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历史进程，在再现嘉绒藏族历史画卷的同时又刻画出了多面的人性。
阿来在反思中寻找本族精神的内核，有意地避开了自己的本族身份。他坚守一个“文化混血儿”的立场，秉持“双族别”的身份标识去探视历史中的族群生态。较之迟子建近观与仰视的视角，阿来采用一种远眺以及鸟瞰的观望，以疏离远观的姿态，完成了对于本民族历史的回望与钩沉。而正是这种视角与姿态，又使得他能愈加客观、明晰地探视到本族历史的轨迹与族民的精神内质。此外，阿来此种复杂、模糊的叙事身份，更是裹挟了他复杂而特殊的情感；因而他在对于本族过往的叙述中，已然没有了传统的藏族小说家们对于那份眷恋与赞美的执念。他放下了对历史一味的讴歌，而选择以更客观、全面的理性思维，用一种客观性的历史笔法书写民间，在反思与感叹之余又饱含对于封建腐朽的上层藏族社会的揶揄与批判。所以，与迟子建借由爱与崇敬来吟咏民族的沧桑，书写生命韵致不一样，阿来的情感带有一丝的凄凉与失落。
二、神性的“圣人”与超时空的“傻子”
作为历史书写的叙事作品，两篇小说都选择了边地的少数民族作为书写对象，并在叙述一个人命运起伏的同时，完成了对一个民族历史兴衰的言说。此外，他们同样又以一个民族的最后首领——“我”作为视点，并都将这个“我”在扭曲、变形、夸饰中构建成了一个“异化”的核心人物。
在《尘埃落定》中，藏族作家阿来以一个汉藏混血儿的异化人“傻子”（阿古顿巴）作为叙述的视点与叙事的核心。阿古顿巴的原型本是藏族民间流传的民族英雄、智者。然而，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经过艺术的拼接、异化、扭曲、夸饰，成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超前的、疯癫的异化人形象。异化人的种种不合时宜与自我矛盾是历史的荒诞与错乱之下的偶然产物，他的存在包藏着与生俱来的荒诞与疯癫的本质。小说中写道，阿古顿巴是父亲在醉酒的迷狂中与汉人母亲苟合之后所生的傻子。正如福柯所言：“也许正是因为在古老的想象中疯狂具有流体的本性，我们的文化中才出现了若干重要的主题，如醉酒是一种短暂的，不固定性的疯狂。”{1}文中叙述到，他常常能在疯言疯语中道破天机、预示未来，这无疑又展现出了他大智若愚、超能的一面。异化的傻子是超前的，他所具有的超越性、现代性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不具备的，所以他的种种思维与行径才没能与那个腐朽、封建的时空兼容。此外，这个痴傻的混血儿更是阿来阐释自己身份立场的代言人，阿来正是借由一个混血傻子的眼睛，审视了一个充满着矛盾、腐化、封建的边地民族，探视了一个边地土司家族乃至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浮沉。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将“我”这个神圣的“异化人”的感观世界诉诸笔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美好、和谐、温情的边地部族社会。文本中的“异化人”——萨满，他是神性与人性拼接与扭结的结果。在小说中，萨满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差使，既有神一般的超自然的能量，又有人的性格、人的情感。迟子建笔下的萨满是神性与人性的杂糅，是超然的、变异的人。所以，萨满既有神一般神圣特质，慈悲、博爱、无私；又有人最为世俗化的一面，如尼都对母亲的爱。 这两部作品虽皆以“异化人”作为视点，给作品蒙上了荒诞、奇谲的色彩；但二者的异化人形象却又不尽一致。阿来笔下的异化人有着疯癫、超时空、民间性、世俗化等特质，而迟子建笔下的异化人是半人半神的超能生命体，他既是超自然的、神圣的，又是平凡的、卑微的。
三、理性的客观历史再现与感性的民族情感抒写
“在文艺美学史上，侧重于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术常被指认为再现性艺术，而侧重抒发主观情感的艺术则常被指认为表现性艺术。”{2}《额尔古纳河右岸》应是属于表现性艺术，因为它像是一首自我抒情诗。这首诗时而舒缓、欢快，时而清丽、悲怆，并在无形中营造出一个纯美、深远、悲壮的意境；在其清新柔美的笔体深处却隐藏着一条感性抒情的暗流，情随事迁，娓娓道来。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是想通过一种历史画卷的全方位呈现，向世人吟唱一首关于边地民族的赞歌。他以“我”的视角，实现了对在历史波涛中飘摇的族群的观照，进而也完成了对鄂温克族人那种淳朴、博爱、真诚的人性美的赞颂。迟子建这种主观性色彩浓厚的第一叙事视角，带有很强的抒情性与自我表现性。她在歌咏般的叙事中又裹挟着多种情愫，这也体现了作者注重感性感知与心灵体验的一面。而在小说中，她不断加重对这种主观性情感色彩的渲染，也在对怜爱和崇敬之情的反刍中，满足了自己对于跨族别的写作身份的表达需求。
如果《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带有强烈抒情性质，更注重感性的自我显现的话，那么《尘埃落定》则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站在现代性与民间化的语境之下的理性凝望，它应属于再现性艺术。阿来在骋望本族的历史中，以纵向的时间为经，以文化和精神为纬，加之以理性思辨的熔铸来探寻民族精神的内质，这种理性的再现有很强哲思色彩。此外，双族别的文化身份、远眺的视角、异化人的视点等艺术思维都表现了作者注重客观性、理性、思辨性的一面。这种带有哲思色彩的审美取向，又包蕴着多种宗教思想。小说中，阿来将探寻文化身份、再现民族历史的重任寄托于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身上，这种在抱朴守拙中期许尘埃落定的理想饱含着深刻的佛家、道家思想，也展现出阿来乐于在思辨中反思与再现历史的审美倾向。
无论是叙事历史长歌《尘埃落定》还是民族抒情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二者都凸显了作者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边地民族的关注。阿来与迟子建在寻迹边地族群的精神、文化时，又为在逼仄的艺术空间内缓步前行的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
{1}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宋一苇：《表现与再现：两元论立场中的艺术观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关键词：《尘埃落定》 《额尔古纳河右岸》 创作身份 视点人物
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上乘之作。两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又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如边缘文化族群的叙述对象、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异化人”的人物设置等。纵然如此，在普遍的共性之内却又蕴含着多种特殊的个性，而也正是这些差异性造就了两部作品不一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蕴。笔者对于这两部佳作的比较研究，也是更偏重于探求“同”之内的“异”。
一、“跨族别”写作与“双族别”叙事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跨族别写作的作品。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将自己的情感与志趣寄寓在一位聪慧、传奇的他族女性首领身上，进而又通过其“瞳孔的视界”，邈掠了一个在风云诡谲的历史中浮沉的边地民族以及它那至真至美的民族生态。
在小说中，迟子建虽是以“异族”的身份去书写“他族”的民族历史及族群生态；但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于鄂温克族的深厚情感却丝毫不逊于一个本族人的感情。这种情感源流皆是来自于迟子建关于“北极村童话”的记忆。同时，也正是出于对业已图示化的“北极村童话”的怀恋与珍爱，以及对于边地族民的感恩与悲悯，迟子建在“鄂温克族女族长”的身份中，一次次地宣告了自己对于鄂温克族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艺术的假想”，是一个异族人出于某种情感或者为了达到某种更逼真、形象的艺术真实，而进行的一种角色身份的代入。在这样的艺术逻辑中，迟子建在审美表达上获得“本族”的身份立场，进而才能在骋望和撰写“本民族”的故事之中去探寻民族生存的法度。这种“跨族别”书写方式，虽存在着一个艺术身份与真实族别身份之间的抵牾，但也正是这种看似悖谬性的存在，却实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跨界言说。
迟子建在跨越族别书写中去渴求对于“他族”身份的认同，也凸显出了迟子建对鄂温克族文化以及族别身份的珍视。偏偏也正是这种在现实中不可置换的族群标识，又促使着她更想在艺术表现中获取一种带有亲近感的近距离探视。因为这种近距离观感便于她置身于鄂温克族的文化语境之中去更为具体、直观地描摹族群的历史画卷。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于民族的历史文化、族群精神信仰的书写都充斥着迟子建主人翁身份意识的话语建构，而这种近距离仰视又昭示了她对于鄂温克族深沉的崇敬与凝重的爱意。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书写本族历史时，其感情色彩、创作立场、视距等方面皆与迟子建不尽一致。与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选择一位聪慧、美丽、纯粹的本族女性作为视点不同，阿来的《尘埃落定》却选择了一个汉藏混血儿的“傻子”作为叙事的主角；并以这个“傻子”的命运为线索，为我们爬梳了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历史进程，在再现嘉绒藏族历史画卷的同时又刻画出了多面的人性。
阿来在反思中寻找本族精神的内核，有意地避开了自己的本族身份。他坚守一个“文化混血儿”的立场，秉持“双族别”的身份标识去探视历史中的族群生态。较之迟子建近观与仰视的视角，阿来采用一种远眺以及鸟瞰的观望，以疏离远观的姿态，完成了对于本民族历史的回望与钩沉。而正是这种视角与姿态，又使得他能愈加客观、明晰地探视到本族历史的轨迹与族民的精神内质。此外，阿来此种复杂、模糊的叙事身份，更是裹挟了他复杂而特殊的情感；因而他在对于本族过往的叙述中，已然没有了传统的藏族小说家们对于那份眷恋与赞美的执念。他放下了对历史一味的讴歌，而选择以更客观、全面的理性思维，用一种客观性的历史笔法书写民间，在反思与感叹之余又饱含对于封建腐朽的上层藏族社会的揶揄与批判。所以，与迟子建借由爱与崇敬来吟咏民族的沧桑，书写生命韵致不一样，阿来的情感带有一丝的凄凉与失落。
二、神性的“圣人”与超时空的“傻子”
作为历史书写的叙事作品，两篇小说都选择了边地的少数民族作为书写对象，并在叙述一个人命运起伏的同时，完成了对一个民族历史兴衰的言说。此外，他们同样又以一个民族的最后首领——“我”作为视点，并都将这个“我”在扭曲、变形、夸饰中构建成了一个“异化”的核心人物。
在《尘埃落定》中，藏族作家阿来以一个汉藏混血儿的异化人“傻子”（阿古顿巴）作为叙述的视点与叙事的核心。阿古顿巴的原型本是藏族民间流传的民族英雄、智者。然而，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经过艺术的拼接、异化、扭曲、夸饰，成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超前的、疯癫的异化人形象。异化人的种种不合时宜与自我矛盾是历史的荒诞与错乱之下的偶然产物，他的存在包藏着与生俱来的荒诞与疯癫的本质。小说中写道，阿古顿巴是父亲在醉酒的迷狂中与汉人母亲苟合之后所生的傻子。正如福柯所言：“也许正是因为在古老的想象中疯狂具有流体的本性，我们的文化中才出现了若干重要的主题，如醉酒是一种短暂的，不固定性的疯狂。”{1}文中叙述到，他常常能在疯言疯语中道破天机、预示未来，这无疑又展现出了他大智若愚、超能的一面。异化的傻子是超前的，他所具有的超越性、现代性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不具备的，所以他的种种思维与行径才没能与那个腐朽、封建的时空兼容。此外，这个痴傻的混血儿更是阿来阐释自己身份立场的代言人，阿来正是借由一个混血傻子的眼睛，审视了一个充满着矛盾、腐化、封建的边地民族，探视了一个边地土司家族乃至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浮沉。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将“我”这个神圣的“异化人”的感观世界诉诸笔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美好、和谐、温情的边地部族社会。文本中的“异化人”——萨满，他是神性与人性拼接与扭结的结果。在小说中，萨满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差使，既有神一般的超自然的能量，又有人的性格、人的情感。迟子建笔下的萨满是神性与人性的杂糅，是超然的、变异的人。所以，萨满既有神一般神圣特质，慈悲、博爱、无私；又有人最为世俗化的一面，如尼都对母亲的爱。 这两部作品虽皆以“异化人”作为视点，给作品蒙上了荒诞、奇谲的色彩；但二者的异化人形象却又不尽一致。阿来笔下的异化人有着疯癫、超时空、民间性、世俗化等特质，而迟子建笔下的异化人是半人半神的超能生命体，他既是超自然的、神圣的，又是平凡的、卑微的。
三、理性的客观历史再现与感性的民族情感抒写
“在文艺美学史上，侧重于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术常被指认为再现性艺术，而侧重抒发主观情感的艺术则常被指认为表现性艺术。”{2}《额尔古纳河右岸》应是属于表现性艺术，因为它像是一首自我抒情诗。这首诗时而舒缓、欢快，时而清丽、悲怆，并在无形中营造出一个纯美、深远、悲壮的意境；在其清新柔美的笔体深处却隐藏着一条感性抒情的暗流，情随事迁，娓娓道来。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是想通过一种历史画卷的全方位呈现，向世人吟唱一首关于边地民族的赞歌。他以“我”的视角，实现了对在历史波涛中飘摇的族群的观照，进而也完成了对鄂温克族人那种淳朴、博爱、真诚的人性美的赞颂。迟子建这种主观性色彩浓厚的第一叙事视角，带有很强的抒情性与自我表现性。她在歌咏般的叙事中又裹挟着多种情愫，这也体现了作者注重感性感知与心灵体验的一面。而在小说中，她不断加重对这种主观性情感色彩的渲染，也在对怜爱和崇敬之情的反刍中，满足了自己对于跨族别的写作身份的表达需求。
如果《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带有强烈抒情性质，更注重感性的自我显现的话，那么《尘埃落定》则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站在现代性与民间化的语境之下的理性凝望，它应属于再现性艺术。阿来在骋望本族的历史中，以纵向的时间为经，以文化和精神为纬，加之以理性思辨的熔铸来探寻民族精神的内质，这种理性的再现有很强哲思色彩。此外，双族别的文化身份、远眺的视角、异化人的视点等艺术思维都表现了作者注重客观性、理性、思辨性的一面。这种带有哲思色彩的审美取向，又包蕴着多种宗教思想。小说中，阿来将探寻文化身份、再现民族历史的重任寄托于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身上，这种在抱朴守拙中期许尘埃落定的理想饱含着深刻的佛家、道家思想，也展现出阿来乐于在思辨中反思与再现历史的审美倾向。
无论是叙事历史长歌《尘埃落定》还是民族抒情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二者都凸显了作者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边地民族的关注。阿来与迟子建在寻迹边地族群的精神、文化时，又为在逼仄的艺术空间内缓步前行的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
{1}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宋一苇：《表现与再现：两元论立场中的艺术观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