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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还没赶走我，就得听我的。”1952年，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进修两年后，一纸命令把我调到北京。行前，导师对我说：“我知道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由于保密纪律，我不能告诉你。”艰难的开始到北京后才得知，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保健局，做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后来，指定我照顾贺龙元帅。在他身边工作的十多年，我从高度的不被认可到逐渐取得信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说，我们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在那种特定场合下，我这名医生才是弱势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