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打疫苗？表面上，这是个关乎个人意愿的问题。
　　但病毒传播从来无视个体差异，它的目标，始终是群体。言外之意，对抗病毒的个体免疫力，也不是一座座孤岛。
　　当下，疫苗与免疫，关乎着人类集体的健康和安全，成为了普通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打疫苗的人

　　6月初，打完第二针新冠疫苗，钱佳很难松一口气，她想起了那首歌谣：天要下多少雨才能让海洋流满泪滴？月亮要多少年才会变苍老？她不知道，一生要打多少疫苗。
　　那天，医院门口的队伍排到了街上，人群讨论着打完第二针，还会不会打第三针、第四针。钱佳问护士，打了疫苗，可以保护多久，护士回答不了她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研究可以证明抗体会持续多久。
　　想着过年期间拟的一长串旅行计划，她有些悲观。
　　过去几个月，钱佳所在的城市原本松懈了下来，不少人摘下了口罩，公园里，广场上，阳光晒在人们久违的脸上。
　　距第一针已过去一个多月，此前，她犹豫着要不要打第二针。一来是第一针打得她手臂麻了两天，又犯恶心又有点发烧，折腾得够呛。再则，“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
　　今年26岁的她，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文案，常年坐办公室，夜里下班了才回家，两点一线，基本不会接触高风险人群。她心想着，接不接种无所谓，疫情总会过去，生活总会回归平常。
　　但抖音和微信这几天却持续推送着国内确诊病例，身边的同事也慌张起来，鼓动之下，她这才决定“乖乖打第二针”。
　　她突然想起，去年5月，一位武汉的新冠康复者朋友在朋友圈说，有了抗体，可以横着走路。如今，新冠疫情依然没有完全阻断，也让她对这句调侃多了几分切身感受。
　　原本观望中的李科南还是赶了个大早去排队。
　　他是深圳人，今年30岁，工科硕士文凭。李科南需要经常跑项目，出差是家常便饭，他也担忧，一旦疫情暴发，自己可能会中招。但他对疫苗态度冷淡，仅仅是“科学上的理由”—“别的疫苗都有充足的时间来验证，但新冠疫苗还在紧急使用阶段”，他不放心。
　　专家们说疫苗是安全的，他也不是不信任，但心里始终有个小疙瘩。单位组织了2次，他都推脱了，他觉得应该再等等。
　　不过，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的理由，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6月初，朋友在群里发了生日聚会的邀请，众人开着玩笑：“都是打过疫苗的人了，怕什么，支棱起来！”
　　李科南发现自己成了唯一的例外。6月初的一个早上，他赶到医院，发现队伍长到不见头。有人告诉他，五六点就有人来排队了，他听了一愣。
　　疫苗接种背后，总是伴随着社会心理的起伏和波动。5月以来，随着安徽、辽宁、广东等地陆续出现确诊病例，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每百人接种剂数接近55剂，超过7亿剂新冠疫苗被注入国人的身体。

　　如今，中国每百人接种剂数接近55剂，超过7亿剂新冠疫苗被注入国人的身体。
　　但是，犹豫者也有，几年前，记者采访过一个自称打过狂犬疫苗后出现脑鸣症状的群体，他们仍然抗拒着新冠疫苗。
　　有的积极踊跃，有的犹豫担忧，有的抗拒，有的毫不在意。疫苗接种是个人的意愿，但它并非仅仅关乎个体在生物学上的安全。
　　而在當下，疫苗与免疫，似乎具备了另一层含义，关乎着全人类的群体问题。

疫苗犹豫症

　　今天的世界，似乎已经忘了天花、脊髓灰质炎、黄热病等疾病的存在，也忘了它们曾在世界上造成上亿人死亡。现在，这些疾病几乎绝迹，最主要的功臣，就是疫苗。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结束新冠病毒病大流行的唯一方法，也是疫苗。理论上，我们需要60%以上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形成有效的屏障，以阻断其传播，让世界恢复正常。
　　但现实是，疫苗犹豫症依然横行于世。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不会接种FDA批准的冠状病毒疫苗，即使是免费的。在南非，不愿接种的比例为36%，在刚果，这个比例甚至高达41%。
　　疫苗犹豫最直接的因素，是两种恐惧的拔河。
　　人们对危险的判断，是基于直觉的。高曝光度的、戏剧性的死亡场景，在统计学上无法构成威胁，但往往令人忧心忡忡，比如接种疫苗而患上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吉巴氏综合征，尽管比例只有百万分之一二，也足以令人退避三舍。相反，最有可能伤害人类的事物却很容易被忽视，比如全球“杀人”最多的，其实是天天可见的微不足道的蚊子。
　　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指出，人们倾向于将世界分为 “危险”和 “安全”两个领域。人类的大脑，不善于处理模棱两可、相对安全的概念， 它擅长二分法，看到的是黑白分明的领域，而不是灰色的阴影。
　　风险与免疫，是一体两面的灰色地带。疫苗背后，正是两种恐惧拉扯，无法找到风险的平衡点。对于父母来说，概率上的百万分之一，不是冰冷的数字，一边是感染的风险，一边是全身瘫痪的风险，无孰轻重同样难以抉择。
　　这种恐惧是合理的，但并不合乎理性。
　　事实上，这种犹豫背后，并不完全是无知与理性的鸿沟。

不同的动力和逻辑

　　南非开普敦大学卫生科学学院的查尔斯·谢伊·维森格教授领衔的团队在研究中提出5C模式，解释了疫苗犹豫症的形成。所谓5C，即信心（confidence）、自满（complacency）、便利或制约（convenience or constraints）、风险计算（risk calculation）、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信心涉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决策者的动机等；自满是当人们对疾病感知的风险较低时，认为没有必要接种；制约因素可能是现实的便利性，也可能是心理障碍；风险计算是权衡接种相关风险与感染风险的高低。集体责任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指是否具备通过群体免疫力保护他人的意识。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疫苗怀疑论不是一个知识问题，高收入国家同样有强烈的反疫苗运动和犹豫症表现。一般的说法是，向他们传递足够的正确信息，偏见就会消除。
　　人们有一个偏见，认为科学素养或者知识水平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对疫苗保持怀疑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这个反疫苗运动盛行的国家，向反对者分享知识和信息，并不能起到作用。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杰夫·亨辛格说，用事实和信息推翻怀疑论非常困难，根源在于背后的道德直觉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和复杂。
　　这种现象会发生在政治保守派群体身上，也广泛存在于自由派，甚至存在于完全没有政治背景的人群中。前述接种意愿调查的数据就证明，疫苗犹豫症，不仅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有，非洲落后国家也是程度相当。
　　疫苗犹豫症不是简单的个体心理抉择，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过程。查尔斯·谢伊·维森格发现，贯穿其中的，涉及两种不同阶层的动力，新自由主义逻辑和社会排斥。

由于社会联系曾遭到破坏，政府与公民的信任缺乏，抵制疫苗成了一种代理形式。

　　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父母秉持一种世界观，认为健康是个体的，与健康有关的风险和决定，也是个体选择与责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意味着他需要积极主动地避免这些风险，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负唯一的责任。这种自清教徒延伸而来的世界观，与倡导疫苗接种的话语体系相冲突。因为，后者所宣扬的，是集体责任和公共健康。
　　社会排斥在另一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家长对疫苗的犹豫，中介体是他们所经历的社会排斥。由于社会联系曾遭到破坏，政府与公民的信任缺乏，抵制疫苗成了一种代理形式。

无人是孤岛

　　疫苗犹豫症过去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中，如今新冠疫情笼罩，它似乎变得更为普遍，其危害也更值得正视。
　　科学家的断言并非危言耸听，查尔斯·谢伊·维森格便认为，如果疫苗猶豫症使社区无法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覆盖率门槛，那么，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可能会不必要地持续下去，并且持续造成更多的伤亡。
　　美国作家尤拉·比斯初为人母时，跟身边所有人一样，对母亲这一身份陷入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无法信任医疗机构、担心空气、食物、药物，以及，使用的疫苗里究竟是什么成分？
　　更关键的是，她无法确保她的孩子“免疫”，关上百叶窗也不可能幸免于病毒和细菌。
　　她很快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某种认知偏误。她的焦虑，其实是每个人对现代医学、疾病、环境的焦虑。在她随后出版的《免疫：接种》一书，读者将得到自我审视的答案。
　　“就算在一出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比整个大环境更干净。”毕斯说，“我们全都已经受到污染了。我们内脏里的微生物数量比体内细胞还多……而且全身上下都是化学物质。换句话说，我们跟地球上的一切都是连续不断的，包括我们彼此之间。”
　　人们的身体并不互相独立，人们的健康永远取决于其他人做出的选择。
　　免疫，既不存在绝对性，也超出了个体性。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打疫苗的人，自会形成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里，接种者围在外面，保护了少数缺乏抗体的人，为他们屏蔽了病菌的侵袭。
　　疫苗议题的讨论，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到群体联结的密切性，不论人们怎样看待社群，环境都具有社会性，而免疫力是一个共享的空间，一个人类共同照顾的花园。
　　接种新冠疫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