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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做出的重大决策。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强国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界正在形成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国际竞争力多极化、多元化态势下，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的竞争力。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锋、交融愈加频繁和激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日趋紧迫。
一、国际语言能力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支撑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时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这深刻指出了语言在认识和沟通世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媒介，语言渗透在国家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传承和创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建构着一个国家深层的社会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的行为和决策。语言的多样性塑造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文化生态。在世界不同文明的创新发展、交流交融中，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发挥。语言成为沟通一国与世界的关键纽带，也塑造着一国对他国社会文化的基本认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母语的保护与发展。如早在1539年，法国就颁布了《维莱科特雷法令》，以期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化和捍卫法语的社会地位。1883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语言联盟——法语联盟，致力于推广法语和让法国文化走向世界。普法战争后，法语联盟还起到了修复国家威信、重塑法国人信心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一通用语种，英语显示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语言优势。英美国家借助语言优势，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目前，在欧盟有超过77%的人认为儿童应该学习并较好地掌握英语，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拥有更大的就业机会和可能性。诸如瑞典、荷兰、丹麦等这些英文普及率较好的国家里，很多人的英语水平都接近母语水平，这也为他们在竞争中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语言能力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本体学术范畴，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也成为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后殖民时代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三个法宝。“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①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要素，成为一种最微妙的权力手段征服着人们的心灵，改变着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进入这个国家文化灵魂的深处，全面感受其所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智力、精神等方面的遗产②。国际语言能力正在演变成为国家硬实力，在全球竞争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语言为主导“软实力”的实践活动也被定义为间接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实现着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enan）所提倡的以文化接触为手段来传播信息、相互沟通、增强理解、打消世界矛盾和差异的目的。
二、中国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状况分析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早在1941年的革命时期，就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了俄文大队。1944年在俄文科基础上增设英文科，并成立延安外国语学校。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為新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和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人力资源。1962年，根据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批准《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时提出，要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五种左右，10年到20年内争取将世界上的主要语种都开办起来，外语数量达到74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对外交往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加深，“走出去”的主动态势更加积极。当前，中国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机制，与诸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众多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开展了文化交往活动，创建了与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并重的人文交流机制。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育领域，自2004年开始设立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已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并有约190万学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习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潮。此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演艺、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总体来看，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对外传播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但我们应该看到，对外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的主导话语权依然不足。这其中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不足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本土语言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中国现仍在使用的语言有130余种，但是在外语资源上中国却属于语种相对匮乏的“语言穷国”。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70个母语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91万成人英语学习者中，中国人的英语熟练度仅排47位，远远落后于印度（20/70）、韩国（27/70）、俄罗斯（39/70）、墨西哥（40/70）等③。目前，仍在使用的世界语言有6000多种，中国所掌握和储备语种仅有100余种，在高校开设的外语课程有70余种，能够熟练使用的不足20种。可见，无论从语种数量还是使用的熟练程度上看，中国的外语资源开发情况都不容乐观。 三、增强国际语言能力的路径分析
一是进一步提升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高度重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开始支持那些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关键语言教育。通过外语能力的建设，提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而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④。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国际语言能力最强的国家，仅哈佛大学2013-2014学年的语言课程开设就涉及11个系，共计95个语种⑤。“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开始被“安全化”，语言能力也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当今世界，中国全球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国际语言能力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支撑。一方面，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了解和读懂全球的国际语言能力，能够详细解读和深刻分析世界各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众心态等，准确把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科学研判和及时规避各种冲突风险。另一方面，要从新安全观出发，进一步提高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切实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二是加大非通用语种建设人才培养与战略储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随着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国际竞争力和战略地位随之提升，成为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中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发展已经超出传统英美国家和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在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实现和国际话语。特别是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非通用语种人才匮乏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遇到的关键瓶颈之一。“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五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中国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的20种左右。且目前已招生的“丝路”小语种中，大部分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非通用语种建设和人才培养面临着师资力量匮乏、建设周期长、就业出路狭窄等现实问题，国家应该有序做好非通用语种建设规划，加大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和成本支持，鼓励以高校为主要实施载体，培养和储备一批国家战略亟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需要让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更要注重通识教育和跨文化教育，采取“外语+专业”的模式，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复合型高层次外语人才。
三是加强“互联网+”中的语言能力建设。语言科技是当代信息科技中的重要基础和关键领域，是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体现。随着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把语言能力、科技创新与网络传播优势相结合，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革新意义。“互联网+”并非是互联网与各个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支撑的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技术革新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对外文化传播领域，“互联网+”中的对外文化传播没有时间、空间、地域和介质界限，使得文化能够以不同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多媒体形式，全天候地在网络空间迅速、海量和互动式的传播。多语种网际空间的跨文化传播必然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未来选择。这要求我们必须突破语言科技的关键技术，着眼于网际空间中数字媒体的开放性、实时性、超国界性等特点，建设可以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多语种网络文化数据库、资源库，让全球网络空间用户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中华文明，以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四是努力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国际语言能力建设不仅包括一国掌握和运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能力，也包括不断提升本国母语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⑥。世界语言格局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反映，突出表现为一国的国际地位影响该国母语在世界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以俄语为例，苏联解体直接导致了俄语地位的下降。1990-1995年间，美国选修俄语的学生人数下降了44.6%，在英国，选修俄语学生人数下降的情况也十分明显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积极主动，全球汉语熱持续升温，这为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创造了战略机遇。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汉语国际教育和推广的力度，在夯实孔子学院发展基础上，长远规划和推动中文教育在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中的制度性设置。同时，要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完善课程体系，让中华文化细水长流、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留学生知识结构中去。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承载体，语言互通是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世界各国丰富的多语种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交相成辉。当今世界高度关联，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多元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都持有固守文化根基的心态，高度重视本国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语言一旦被引入国际竞争领域，就已经超越了作为本土国家和地区内部交际使用的基本功能，就会演变成为全球发展竞争力。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并真正走进去，面临着必须在传播地区和国家进行本土化表达的基本现实。这必然要求我们应当把对多语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视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软实力，掌握读懂和解构世界的基本能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共建课题“世界城市国际语言环境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FSU-GJ201305）
「注释」
①[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法] 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 》（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③第五版年度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EF EPI） [EB/OL]，英孚教育官网2015年11月3日，http：//liuxue.ef.com.cn/epi。
④美国《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EB/OL]，美国平等机会国防管理学官网2005年2月1日，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 ED489119.pdf。
⑤张天伟：《美国高校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哈佛大学案例分析》，《中国外语教育（季刊）》2016年2月，第3页。
⑥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强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第B1 版。
⑦孙丽霞：《二十一世纪世界语言竞争态势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第5期，第194页。
一、国际语言能力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支撑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时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这深刻指出了语言在认识和沟通世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媒介，语言渗透在国家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传承和创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建构着一个国家深层的社会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的行为和决策。语言的多样性塑造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文化生态。在世界不同文明的创新发展、交流交融中，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发挥。语言成为沟通一国与世界的关键纽带，也塑造着一国对他国社会文化的基本认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母语的保护与发展。如早在1539年，法国就颁布了《维莱科特雷法令》，以期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化和捍卫法语的社会地位。1883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语言联盟——法语联盟，致力于推广法语和让法国文化走向世界。普法战争后，法语联盟还起到了修复国家威信、重塑法国人信心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一通用语种，英语显示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语言优势。英美国家借助语言优势，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目前，在欧盟有超过77%的人认为儿童应该学习并较好地掌握英语，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拥有更大的就业机会和可能性。诸如瑞典、荷兰、丹麦等这些英文普及率较好的国家里，很多人的英语水平都接近母语水平，这也为他们在竞争中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语言能力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本体学术范畴，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也成为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后殖民时代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三个法宝。“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①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要素，成为一种最微妙的权力手段征服着人们的心灵，改变着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进入这个国家文化灵魂的深处，全面感受其所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智力、精神等方面的遗产②。国际语言能力正在演变成为国家硬实力，在全球竞争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语言为主导“软实力”的实践活动也被定义为间接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实现着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enan）所提倡的以文化接触为手段来传播信息、相互沟通、增强理解、打消世界矛盾和差异的目的。
二、中国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状况分析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早在1941年的革命时期，就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了俄文大队。1944年在俄文科基础上增设英文科，并成立延安外国语学校。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為新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和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人力资源。1962年，根据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批准《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时提出，要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五种左右，10年到20年内争取将世界上的主要语种都开办起来，外语数量达到74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对外交往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加深，“走出去”的主动态势更加积极。当前，中国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机制，与诸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众多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开展了文化交往活动，创建了与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并重的人文交流机制。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育领域，自2004年开始设立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已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并有约190万学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习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潮。此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演艺、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总体来看，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对外传播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但我们应该看到，对外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的主导话语权依然不足。这其中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不足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本土语言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中国现仍在使用的语言有130余种，但是在外语资源上中国却属于语种相对匮乏的“语言穷国”。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70个母语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91万成人英语学习者中，中国人的英语熟练度仅排47位，远远落后于印度（20/70）、韩国（27/70）、俄罗斯（39/70）、墨西哥（40/70）等③。目前，仍在使用的世界语言有6000多种，中国所掌握和储备语种仅有100余种，在高校开设的外语课程有70余种，能够熟练使用的不足20种。可见，无论从语种数量还是使用的熟练程度上看，中国的外语资源开发情况都不容乐观。 三、增强国际语言能力的路径分析
一是进一步提升国际语言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高度重视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开始支持那些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关键语言教育。通过外语能力的建设，提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而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④。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国际语言能力最强的国家，仅哈佛大学2013-2014学年的语言课程开设就涉及11个系，共计95个语种⑤。“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开始被“安全化”，语言能力也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当今世界，中国全球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国际语言能力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支撑。一方面，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了解和读懂全球的国际语言能力，能够详细解读和深刻分析世界各国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众心态等，准确把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科学研判和及时规避各种冲突风险。另一方面，要从新安全观出发，进一步提高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切实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二是加大非通用语种建设人才培养与战略储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随着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国际竞争力和战略地位随之提升，成为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中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发展已经超出传统英美国家和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在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实现和国际话语。特别是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非通用语种人才匮乏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遇到的关键瓶颈之一。“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五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中国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的20种左右。且目前已招生的“丝路”小语种中，大部分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非通用语种建设和人才培养面临着师资力量匮乏、建设周期长、就业出路狭窄等现实问题，国家应该有序做好非通用语种建设规划，加大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和成本支持，鼓励以高校为主要实施载体，培养和储备一批国家战略亟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需要让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更要注重通识教育和跨文化教育，采取“外语+专业”的模式，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复合型高层次外语人才。
三是加强“互联网+”中的语言能力建设。语言科技是当代信息科技中的重要基础和关键领域，是国际语言能力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体现。随着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把语言能力、科技创新与网络传播优势相结合，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革新意义。“互联网+”并非是互联网与各个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支撑的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技术革新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对外文化传播领域，“互联网+”中的对外文化传播没有时间、空间、地域和介质界限，使得文化能够以不同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多媒体形式，全天候地在网络空间迅速、海量和互动式的传播。多语种网际空间的跨文化传播必然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未来选择。这要求我们必须突破语言科技的关键技术，着眼于网际空间中数字媒体的开放性、实时性、超国界性等特点，建设可以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多语种网络文化数据库、资源库，让全球网络空间用户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中华文明，以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四是努力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国际语言能力建设不仅包括一国掌握和运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能力，也包括不断提升本国母语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⑥。世界语言格局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反映，突出表现为一国的国际地位影响该国母语在世界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以俄语为例，苏联解体直接导致了俄语地位的下降。1990-1995年间，美国选修俄语的学生人数下降了44.6%，在英国，选修俄语学生人数下降的情况也十分明显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积极主动，全球汉语熱持续升温，这为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创造了战略机遇。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汉语国际教育和推广的力度，在夯实孔子学院发展基础上，长远规划和推动中文教育在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中的制度性设置。同时，要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完善课程体系，让中华文化细水长流、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留学生知识结构中去。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承载体，语言互通是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世界各国丰富的多语种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交相成辉。当今世界高度关联，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多元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都持有固守文化根基的心态，高度重视本国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语言一旦被引入国际竞争领域，就已经超越了作为本土国家和地区内部交际使用的基本功能，就会演变成为全球发展竞争力。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并真正走进去，面临着必须在传播地区和国家进行本土化表达的基本现实。这必然要求我们应当把对多语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视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软实力，掌握读懂和解构世界的基本能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共建课题“世界城市国际语言环境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FSU-GJ201305）
「注释」
①[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法] 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 》（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③第五版年度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EF EPI） [EB/OL]，英孚教育官网2015年11月3日，http：//liuxue.ef.com.cn/epi。
④美国《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EB/OL]，美国平等机会国防管理学官网2005年2月1日，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 ED489119.pdf。
⑤张天伟：《美国高校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哈佛大学案例分析》，《中国外语教育（季刊）》2016年2月，第3页。
⑥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强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第B1 版。
⑦孙丽霞：《二十一世纪世界语言竞争态势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第5期，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