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是1995年，我们这支由15个老师组成的队伍换了个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个人信息也被进行了一些“润色”。
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当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的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
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最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
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
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
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呆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
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他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片片相连的中央湖区，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
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穿插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
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 一见钟情。
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四川）内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
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贴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度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消失了。
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总体上这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可能不久前你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饭。
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
一点儿也不陌生的“新北京”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
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十一座）和滑雪度假村（十二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 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
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当时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
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杨先生家胡同的故事
萌生搬进胡同居住的想法是在2003年的春天，和杨先生见过面之后。
由于市中心相互贯通、密布拥挤的传统建筑，北京的社交网络也是这样在胡同小巷、街里街坊中分布着。当时我在一家酒吧，正说着想写篇文章，讲讲这个城市正在消失的历史遗产。隔壁桌的一位女士无意中听到，就给了我她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个朋友曾经居住的四合院正在遭遇拆迁。过了几天，她的朋友杨先生就在西城区的一个地铁站和我见面了。
北京的很多立交桥和地铁站都以它们所取代的古城门命名。我们见面的地铁站，叫做阜成门，曾绰号“煤门”，是古时候运煤人和运煤驼队进京的通道。“那家肯德基过去可是武定侯府啊。”杨先生说。
他三十开外，圆脸平头。说话的时候有些轻微的口吃，但讲到自己被驱逐的经历时，就一下子流利起来。“我的四合院就在- - -曾经在广宁伯府第的旁边。现在成了金融街。”
这片区域沿途都是写字楼、购物商场、高耸入云的银行大厦以及没有树荫的广场。草坪上竖着牌子，上书“请勿践踏”。一座雕塑静静立在那里，表现几面砖墙包围着一株幼苗，有些隐喻的意味，让人想起此处还未高楼林立之前，曾在这里平静生活的那个家。
“我们那个四合院是我父母1945年买下的，”杨先生说。“但1949年解放之后，他们怕被划成资本家，所以就把四合院给分成好几个房间，卖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合院里三分之二的房间又被进行了一次分割，住进来一些干部和工人。我父母就一直住在一间房里。”
一家人就在院子里住着，直到有一天，四合院灰色的外墙上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拆”字。很多老房子上都有了这个符号，白色的笔画如幽灵一般。杨先生从未亲眼见过有人将这个符号写在墙上，我也没有。这一切，都由一只“无形巨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
“通知说我们必须搬走，没得选，”杨先生继续讲述自己的遭遇。“强制搬迁开始的时候，居民们得到的补偿就是市郊的公寓楼。但后来很多人都起来反抗啊，不想搬出自己住了这么久的家，和老街坊们分开，跑到离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去住高楼。所以就开始赔现金了。赔得还行，每平方米给8020元。但拿不拿得到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杨先生拿出一支笔，在一张纸巾上写写画画起来。“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的。理论上，需要有个评估员，来评估一下财产价值，然后在居民和开发商之间报告协调。”他画出一个三角。“但评估员和开发商是一伙的，他们和我们对着干，只想快点儿把楼盖好。”
虽然胡同里居住条件不怎么好，也能拿到一定的赔偿金，杨先生还是不想搬。他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熟知这片区域的历史。他说自己就是这里的一部分。他接着这里的地气。将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但反抗是没有用的。街坊邻居的都散了。”他说。“老胡同里住着三大类人： 一开始就住这儿的老北京，‘文化大革命’时搬进来的人，还有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调过来的。人多口杂，要大家统一意见太难了。中产阶级还没成气候，怕失去打拼得来的一切，所以不敢站出来。拆迁队那些工人都是乡下来的，对城里没什么概念，只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就是那些搞城市规划的人和开发商，他们体会不到北京的精气神，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改变，而不是去保护。”
杨先生说工人们拆掉自己房子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他们可不是你这样儿的文人，”他说，“他们太野蛮了。”说到这里，他那天生的笑脸上面色一沉。“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那是我，是我的家庭。我们的精气神。我奶奶是得癌症去世的。去年她去世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就去了老屋，发现他们已经把厨房给拆了。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最后一次给我们做的饭。”他的眼眶湿润了。“我们都是她拉扯大的……可是她走了，我们的家也没了。”
现在，开发商正计划在杨先生那条胡同的位置兴建一座酒店。“有一家人还住在那里，老屋还剩一间房没拆。”他说。“我朋友有个GPS，他来这里把老屋的坐标记下来了。这样将来我就可以带孩子回来，站在酒店的大厅里，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长大’。”
隔壁的一户人家拒绝搬迁，于是被停了水。但没人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原来的菜市场也搬出了这片区域，生活更为不便和艰难。
这家的父亲自我介绍说是满族人。他的祖上曾经是八旗子弟，做过中国最后几个皇帝的御前侍卫，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
“现在他们居然让我搬到郊区一室一厅的房子里窝着？”他说。不过在父亲高声批评这些的时候，儿子则在一旁撇嘴。他想接受赔偿金，住进新公寓，开始新生活。“你干吗跟他们说这些？”到最后，儿子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制止父亲的高谈阔论。“你觉得这样很光荣吗？”
他们的争吵传到了墙根的那一头。拆迁队员们就蹲在那里，等着开工的命令。
柯布西耶的启示
“城镇就是工具”，柯布西耶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中，这位法国建筑师鼓励大家去开拓欧洲城镇中央狭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宽阔的大道，以增加交通流量。“住家就是机器。”
我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开始读这本书，但很快就手不释卷了。很多反对他观点的争论听来十分熟悉，和我之前的很多想法一致。但柯布西耶觉得所有将中世纪居住条件当做文化遗产的观点都是胡扯。
“老巴黎保护委员会很尽职尽责，”他在书中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和进来。”
柯布西耶继续写道，“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
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柯布西耶的批评和讽刺听起来像一个挑战。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阅读，教材就是记录北京城市规划史的图书。
在一家同城网站上，我看到一个四合院的招租广告。但在我搬进去之前，那个院子的外墙上就有了“拆”的符咒。热心的老北京房东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法，把我介绍给了一个熟人。
2005年8月8日，我搬进了杨梅竹斜街。
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当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的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
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最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
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
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
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呆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
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他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片片相连的中央湖区，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
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穿插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
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 一见钟情。
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四川）内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
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贴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度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消失了。
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总体上这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可能不久前你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饭。
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
一点儿也不陌生的“新北京”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
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十一座）和滑雪度假村（十二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 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
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当时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
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杨先生家胡同的故事
萌生搬进胡同居住的想法是在2003年的春天，和杨先生见过面之后。
由于市中心相互贯通、密布拥挤的传统建筑，北京的社交网络也是这样在胡同小巷、街里街坊中分布着。当时我在一家酒吧，正说着想写篇文章，讲讲这个城市正在消失的历史遗产。隔壁桌的一位女士无意中听到，就给了我她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个朋友曾经居住的四合院正在遭遇拆迁。过了几天，她的朋友杨先生就在西城区的一个地铁站和我见面了。
北京的很多立交桥和地铁站都以它们所取代的古城门命名。我们见面的地铁站，叫做阜成门，曾绰号“煤门”，是古时候运煤人和运煤驼队进京的通道。“那家肯德基过去可是武定侯府啊。”杨先生说。
他三十开外，圆脸平头。说话的时候有些轻微的口吃，但讲到自己被驱逐的经历时，就一下子流利起来。“我的四合院就在- - -曾经在广宁伯府第的旁边。现在成了金融街。”
这片区域沿途都是写字楼、购物商场、高耸入云的银行大厦以及没有树荫的广场。草坪上竖着牌子，上书“请勿践踏”。一座雕塑静静立在那里，表现几面砖墙包围着一株幼苗，有些隐喻的意味，让人想起此处还未高楼林立之前，曾在这里平静生活的那个家。
“我们那个四合院是我父母1945年买下的，”杨先生说。“但1949年解放之后，他们怕被划成资本家，所以就把四合院给分成好几个房间，卖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合院里三分之二的房间又被进行了一次分割，住进来一些干部和工人。我父母就一直住在一间房里。”
一家人就在院子里住着，直到有一天，四合院灰色的外墙上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拆”字。很多老房子上都有了这个符号，白色的笔画如幽灵一般。杨先生从未亲眼见过有人将这个符号写在墙上，我也没有。这一切，都由一只“无形巨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
“通知说我们必须搬走，没得选，”杨先生继续讲述自己的遭遇。“强制搬迁开始的时候，居民们得到的补偿就是市郊的公寓楼。但后来很多人都起来反抗啊，不想搬出自己住了这么久的家，和老街坊们分开，跑到离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去住高楼。所以就开始赔现金了。赔得还行，每平方米给8020元。但拿不拿得到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杨先生拿出一支笔，在一张纸巾上写写画画起来。“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的。理论上，需要有个评估员，来评估一下财产价值，然后在居民和开发商之间报告协调。”他画出一个三角。“但评估员和开发商是一伙的，他们和我们对着干，只想快点儿把楼盖好。”
虽然胡同里居住条件不怎么好，也能拿到一定的赔偿金，杨先生还是不想搬。他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熟知这片区域的历史。他说自己就是这里的一部分。他接着这里的地气。将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但反抗是没有用的。街坊邻居的都散了。”他说。“老胡同里住着三大类人： 一开始就住这儿的老北京，‘文化大革命’时搬进来的人，还有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调过来的。人多口杂，要大家统一意见太难了。中产阶级还没成气候，怕失去打拼得来的一切，所以不敢站出来。拆迁队那些工人都是乡下来的，对城里没什么概念，只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就是那些搞城市规划的人和开发商，他们体会不到北京的精气神，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改变，而不是去保护。”
杨先生说工人们拆掉自己房子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他们可不是你这样儿的文人，”他说，“他们太野蛮了。”说到这里，他那天生的笑脸上面色一沉。“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那是我，是我的家庭。我们的精气神。我奶奶是得癌症去世的。去年她去世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就去了老屋，发现他们已经把厨房给拆了。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最后一次给我们做的饭。”他的眼眶湿润了。“我们都是她拉扯大的……可是她走了，我们的家也没了。”
现在，开发商正计划在杨先生那条胡同的位置兴建一座酒店。“有一家人还住在那里，老屋还剩一间房没拆。”他说。“我朋友有个GPS，他来这里把老屋的坐标记下来了。这样将来我就可以带孩子回来，站在酒店的大厅里，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长大’。”
隔壁的一户人家拒绝搬迁，于是被停了水。但没人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原来的菜市场也搬出了这片区域，生活更为不便和艰难。
这家的父亲自我介绍说是满族人。他的祖上曾经是八旗子弟，做过中国最后几个皇帝的御前侍卫，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
“现在他们居然让我搬到郊区一室一厅的房子里窝着？”他说。不过在父亲高声批评这些的时候，儿子则在一旁撇嘴。他想接受赔偿金，住进新公寓，开始新生活。“你干吗跟他们说这些？”到最后，儿子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制止父亲的高谈阔论。“你觉得这样很光荣吗？”
他们的争吵传到了墙根的那一头。拆迁队员们就蹲在那里，等着开工的命令。
柯布西耶的启示
“城镇就是工具”，柯布西耶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中，这位法国建筑师鼓励大家去开拓欧洲城镇中央狭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宽阔的大道，以增加交通流量。“住家就是机器。”
我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开始读这本书，但很快就手不释卷了。很多反对他观点的争论听来十分熟悉，和我之前的很多想法一致。但柯布西耶觉得所有将中世纪居住条件当做文化遗产的观点都是胡扯。
“老巴黎保护委员会很尽职尽责，”他在书中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和进来。”
柯布西耶继续写道，“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
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柯布西耶的批评和讽刺听起来像一个挑战。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阅读，教材就是记录北京城市规划史的图书。
在一家同城网站上，我看到一个四合院的招租广告。但在我搬进去之前，那个院子的外墙上就有了“拆”的符咒。热心的老北京房东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法，把我介绍给了一个熟人。
2005年8月8日，我搬进了杨梅竹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