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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译书感言》里说道:中国的学问和西洋人相比,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只需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浴了”。所需的方法是,“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傅斯年的这一席话,虽然有五四时期渴求新知的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