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包括：中美贸易冲突、拼多多的上市、关于娱乐明星纳税的讨论、个税起征点将提高、房租飙升和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上映。
　　看似不相关，但它们都可以统一在一个逻辑框架之下。
　　1.中美贸易冲突告诉我们，“中国生产—国外消费”这个长期分工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如何能够让中国人多消费，是未来不再陷于被动的要求。
　　2.拼多多上市引发关注，让主流社会在日常的自信中发现了另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严重高估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3.崔永元引爆的娱乐圈逃税问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逃税是制造富人的工具之一，税收法制和实践上的漏洞，会加剧社会极化。而财富过度集中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总的边际消费倾向削弱，总消费力下降。
　　4.个税起征点将要提高，加上专项抵扣，纳税人的负担将有所减轻。尽管只有4%的人缴纳个税，但这些人要么是中产，要么是中产后备军，减轻他们的负担对培养消费能力有利。
　　5.房租飙升，例如北京白领们的深深困境，提醒我们在固定成本上，抑制人的消费能力的不仅仅是房价，现在还有房租。
　　所以，统一这些孤立事件的线索，就是两个字—消费。
　　当大量现象集中指向某个领域，就表明这个领域是当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解开这个症结，就是时代交给的任务。
　　“消费降级”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我们是绝对的没有钱，二是我们并不穷，但消费能力被各种因素压制住了。
　　目前的中国社会，两种原因并存。因而应对之方，就是让没有钱的有钱，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
　　其一，让没有钱的有钱，根本办法是促进分配公平，以此调整社会结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改变对经济发展的认识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是一个生产型社会，通过低成本优势，制造产品卖给外围消费市场。生产和消费长期在空间上分离，因此国内的生产者基本不用太顾及国内的需求。那么，压缩人力成本就一直是获取外围市场竞争优势的手段。当我们必须回头依赖国内市场、把供给和需求在同一个空间里统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竞争优势会反噬生产者自身，因为他们提供给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形成对自身产品足够的消费力。
　　产品市场的空间扩张，让低收入不成为繁荣的限制，然而一旦空间扩张减缓甚至停止，问题就出现了。
　　20世纪20年代福特就已经指出：“如果你削减工资，你就削减了等量的顾客。”在一个生产型社会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对“繁荣”有害，但在一个消费型社会，则需要一种平衡能力，这种平衡应该指向尽可能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除了促进消费，收入提高还会促使产业升级。
　　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劳动者更好一点，这是社会多赢的要求。对此，清醒的企业家早有觉察，多年前董明珠、曹德旺、蒋锡培等就屡次建言大幅提高个税免征额，提高工薪阶层收入。
　　其二，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其抓手则从经济发展领域转向了社会治理领域。
　　削减个税负担、扩大税基、监督富裕阶层依法纳税，可以培植中产阶层，减缓社会极化。“中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从政治认同、文化取向方面来理解这句话，事实上，其肯綮还在于经济能力。中产有消费力，也有消费愿望，因此他们会成为有效需求，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
　　富人的消费力很高，但他们人数少，边际消费倾向弱，而且往往会更青睐进口產品，精英消费已经被证明不可靠。
　　而要刺激所有阶层的消费意愿，就必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方法包括抑制房价，完善医疗、教育、失业、退休等社会保障制度。
　　消费型社会并非毫无缺陷，它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生态忧虑，也在理论预期当中。然而既然已经不可回头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迈出这一步就别无选择。消费型社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稳定性，更少的对外依赖性，而这些特质，都是我们当下的隐痛。
　　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信心：消费型社会比生产型社会，有更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会对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