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体制的现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实现创新理论与创新体系的中国化。中国创新体系分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两部分。制度创新体系为我国所特有，技术经济创新体系也由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有着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的结构。基于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企业创新能力差，而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中国创新体系的现阶段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因而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在各种创新体系中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探索并不断丰富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是改善政府管理的关键。
一、创新体系研究的中国化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头。从采集、渔猎到农牧的发展，再到工业社会的出现，无不以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现和发明为先导。在古代，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技术发明，虽然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它们的发生罕见，所以不可能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到了现代，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常态，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创新才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出现创新理论。
各种创新理论都是以研究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为基础。提出创新概念并奠定创新理论基础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其奠基作称为《经济发展理论》。他的创新概念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鲜明地表征了创新理论的技术与经济色彩［1］。后来出现的国家创新体系［２］和区域创新体系［３］理论，概莫能外。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快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竞争的加剧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创新对于企业、地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４］，已经成为了我国发展的基本战略。
我国在学习和运用源自国外的各种创新理论时，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照搬国外理论的概念体系和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思路，而忽视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忽视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这种不结合国情的学习和运用，难免事倍功半。
（一）我国还远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如何创新和创新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创新理论提出的1912年，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经济的成熟期。而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分别在1987年和1992年提出，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这就是说，西方创新理论所研究的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早已成为创新主体的技术与经济现象。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不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企业，外部有激励其创新行为、保护其创新成果的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而其内部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富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
反观我国的经济现实，除少数地方实现了工业化之外，大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中期，而广大的农村，基本上仍然是小农经济。
单就经济领域而言，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还远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这主要表现在：
1.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因其垄断地位和领导者的官员身份而缺乏创新动力。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因市场（包括知识产权和技术市场）不规范和法制不健全，仿冒伪造、偷税漏税骗税是获取利润的更为便捷的途径，因而不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下工夫。外资与合资企业，大部分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仍然被外国公司所控制。因此，依靠自主创新做大做强的企业虽然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看，企业仍未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创新的主体。至于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既没有创新的能力，也缺乏获取并应用创新成果的途径。
2.科技体制阻碍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技术创新的开发者（科研院所及大学）与应用者（企业）相脱节的局面，由于需求者的动力不足而使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而由于科技体制改革不到位和大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陷，科技创新方面也问题颇多。如，“在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中，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５］。年轻科技工作者崇尚的人生道路是：争取科研项目→写论文→项目鉴定验收→报奖→评职称→提薪、分房、成名成家→走仕途之路。非常有前途的科技工作者普遍想走仕途之路，无疑会给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造成巨大伤害。
科技体制导致的科技资源难以真正和充分地用于技术创新上，而科技成果又难以顺畅地为企业利用，因此，在我国，“科技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６］。正由于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７］（p.11)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体制的大环境不利于创新体系建立
不利于创新理论在我国有效运用的不只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滞后，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障碍。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在分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时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４］。
任何一种应用性理论，不仅有其适用的特定领域和对象，还必然有其适用的外部环境，当然这种外部环境有的在理论体系中明确表述出来，有的则隐含在理论创立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创新理论属于后者。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理论，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除了最直接相关的市场体制之外，还有更广泛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而后者是通过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而影响创新。创新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效，除了其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外，社会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组织，政治与行政不能随意地干预科技创新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更为广泛的大前提。相对照，创新理论在我国发挥作用的社会大环境尚不完全具备。这就是说，要想使创新理论在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重大作用，要想使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扩展创新理论的对象范围和适用的社会环境，实现创新理论、特别是创新体系的中国化。
创新理论中虽然也谈到与技术创新密切关联的制度创新，但其所言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和组织微观层面的制度。从科学发展观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可以看出，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就是说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体系，应该包括宏观的社会治理体制与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层面的制度创新。
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研究的中国化，需要将现有的源自西方的以促进经济快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扩展到以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生态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的创新体系。显然，后者就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体系，我们将之称为中国创新体系。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创新体系，是一种较西方的创新体系具有更多类型、层次和形式，因而更为复杂的创新体系。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可以称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另一部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生态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称为制度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系是一个现有创新理论中所没有、惟有我国才有的体系,而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粗看起来与西方的创新体系相同，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实体形态的多样化，其内容体系也要比西方国家的创新体系复杂得多。
（一）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的内容
可以分为国家、区域、产业、行业等多个层次。由于产业、行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一个地区，比如一个市县范围的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国许多市县，既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涉及传统工业的升级换代，还可能涉及中小企业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进行创新与发展，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则可能需要通过类似于陕西宝鸡市创立的农业专家大院模式［８］、福建南平市创立的科技特派员模式［９］进行创新与发展。
虽然我国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但是由于同时处于后工业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因此许多产业——既包括第二产业，也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着非常复杂的现实结构和多样化发展趋势。比如，一些县市的农业，既有通过新品种引进、规模化经营或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传统”创新方式促进发展的途径，也有通过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直接进入高效益的第三产业的可能。
因此，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大多数地区、产业和行业，其技术经济创新体系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需要针对其特殊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研究和规划。
（二）制度创新体系的内容
1.文化创新体系。文化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灵魂，是民族、国家和地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人们生活充实、幸福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
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文化。作为文明古国，我国有着丰富多彩和厚重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凝聚了几千年来先民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集中表现为与大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及个人修养与节守的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必然存在着一些糟粕，但无疑其中更多的是瑰宝，它们不仅过去对我国和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也极有价值。非常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它们遭到了严重的、一些方面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的价值，一方面在不断被重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仍然在经受着形形色色极端意识形态和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经济发展中也还严重地存在着为了眼前利益而对传统文化造成破坏的过度开发。因此，传统文化的挖掘、抢救、保护，在开放中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的融合、嫁接，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是中国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
2.政治创新体系。政治是利益的表达、争取和维护，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改革开放能否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虽然民主政治未必一定导致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创新，但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一定会阻碍其他领域的创新。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贯主张。在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除了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地方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也是推进政治创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我国当今政治与行政体制，虽然从总体上看存在高度集权、过度集权的缺陷，但同时也存在高度分散、甚至过度分散的实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是这种高度分散的鲜明写照；吕日周、仇和等诸多“个性官员”的存在，重庆市开县麻柳乡能够创立并实施充分体现基层民主（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干一切由老百姓做主，政府和干部主要是提供服务）的“八步工作法”［1０］，足以说明在国家层面政治与行政体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官员仍有很大的政治创新空间。
3.生态与环境创新体系。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均来自于自然环境。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中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认识自然和自身并因而具有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基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而使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奇迹般地涌现，人类社会中不断滋长了一种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科技观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只要按照这些规律改造自然，就能够创造财富、为人类造福。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人类视为世界的主宰，可以征服、支配地球上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就是在这种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出现的。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的困乏使人们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而地球生态与环境的破坏（突出的是臭氧层遭破坏、大量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开始反省过去的无知和错误，认识到人类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是，面对到处疮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办？特别是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眼前的短期利益仍然诱惑着许多人还在对大自然巧取豪夺，保护自然、恢复自然的重任落在了每个人面前。创新、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国家和政府、地区和企业，直至每一个公民责无旁贷的选择。
4.社会创新体系。人是社会性动物，通过结成组织以实现“1＋1>2”之功效，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需要大量、多样化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而社会自组织的缺陷（社会自组织失灵）又决定了政府管理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的必要性。适度的政府管理可以弥补社会自组织的不足，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必然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控制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并通过刚性的户籍制度与就业者的单位制控制到每一个人，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权利丧失殆尽，仅存的少数社会性组织，也退化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没有了社会自组织，社会活力随之消失。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自组织逐渐恢复，但是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凡是与政治、政府相关或可能涉及政治行为的组织，如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公民维权组织，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作为社会事业组织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作为自律组织的行业协会，以及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基本上都还是听命于政府的准政府组织。正由于此，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仍然不足。因此，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自组织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是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力所必须的。
现有创新理论对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因而这类创新体系的功能、行为主体结构和环境，创新体系中各种主体的角色定位都已相对明确，而制度创新体系则不同。制度创新体系中创新需求的提出者、创新行为的组织者和研发者，因具体的创新问题而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制度创新体系，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三）各种创新体系之间的关联
虽然一般地说，技术与经济这些属于人类社会基础的创新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过度集权的旧体制已经成为技术与经济体系创新的障碍。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制度创新应该优先于技术经济创新。吴敬琏在提出“制度重于技术”之后又明确指出，“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７］（p.11），也正是这种判断。
在中国创新体系中，技术经济创新体系与制度创新体系之间不仅有上述这些宏观层面的关联，还有诸多微观层面的关联。比如，在生态与环境创新体系中，循环经济的开发建设，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且能够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并有利于持续发展，因而也可以视为技术经济创新的内容；生态与环境创新导致环境的改善与生态的恢复，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大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也是文化创新、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再如，文化创新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如传统文学艺术、名胜古迹的发掘、保护和创新，可能涉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的内容；另外一些内容，如人际之间、商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的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共赢，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维基础，因而可以视为社会创新体系和政治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作用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主要是经济与社会的后发展状态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出发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特殊途径，在中国创新体系的现阶段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创新体系研究中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
（一）强化政府责任
在整个体制改革中，我们所强调的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等，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为什么在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要强化政府责任？主要的考虑是：基于我国现实的经济与社会状态，许多企业和从业者自身缺乏创新的能力，也缺乏主动地应用创新成果的能力，需要政府予以推动；鉴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后发展特性，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途径、发展方式等方面，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因而在这种仿效追赶式发展中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甚至主导作用；在现实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威权政治、全能政府的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就是说，中国创新体系建设、特别是地方创新体系建设，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前面提到的农业专家大院制度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创立过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都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
当然，当具体的创新体系建立之后，政府应该尊重该创新实体的自主经营管理权，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主要是为其正常运作和建立长效机制提供服务。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含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创新体系建设要逐步从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社会主导、市场主导的模式。
（二）改善政府管理的技术途径
在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改善政府管理，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是基础，探索并不断丰富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是关键。
1.政府职能准确定位。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创新体系实施分类管理。毋庸置疑，在制度创新中政府必然发挥主导作用。在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建设中，应该根据创新的阶段性质（是赶超阶段的创新还是初始探索阶段的创新）、企业和经济法人的创新能力的强弱，对政府的职能有所区别。政府职能的区分通常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是直接组织、介入还是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是直接管理还是间接管理，是专业管理还是综合管理，是微观管理还是宏观管理，是行政管理还是法制管理，等。当然，随着企业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环境、法律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职能也要不断调整。
2.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任何政府职能的履行，都需要有合理且稳定的组织途径保证，否则必然难以落实，或是虽然一时得以实现，但难以持久。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实现亦不例外。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许多保障政府推进创新体系建设的组织途径，许多创新体系以其组织途径命名，如前面提到的农业专家大院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尽快地将农民和农村的科技需求反映到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是改善政府科技服务、推动相关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海南省创立的科技110服务系统［1１］、北京市成立的遍及所有乡村的科技指导员队伍［1２］（pp.7779），实践证明都是有效的组织途径。
涉及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政府决策科学化，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早已形成共识。但是，许多地方、特别是县市级政府，限于所辖区域内智力资源的匮乏，难以落实。北京市昌平区通过建立由区域内外多学科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府顾问团［1２］（pp.7779），实现了这方面工作创新的初步突破。研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需要广泛收集各地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分析其建立的基本思路、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和机制。
参考文献：
［1］［美］J.A.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C.Freeman.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France Pinter，1987.
［3］P.Cooke.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regylationin the new Europe［J］.Geoforum, 199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
［5］饶毅，鲁白，邹承鲁.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Ｊ］.自然［英］，2004，（增刊2）.
［6］刘君.科技何时成为第一生产力［Ｊ］.基础教育，2005，（5）.
［7］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8］曹维忠，李镜.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讨［Ｊ］.农业科技管理，2006，（12）.
［9］岳珍，赖茂生.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创新意义［Ｊ］.中国科技论坛，2007，（3）.
［10］刘熙瑞.从一个乡政府的经验看服务型政府的四大行为要素［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6）.
［11］徐冠华.全面推进县市科技工作，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实到基层［Ｊ］.中国科技产业，2004，（11）.
［12］李习彬，陈桂兰.关于县市政府科委职能准确定位的思考［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段志超］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体制的现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实现创新理论与创新体系的中国化。中国创新体系分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两部分。制度创新体系为我国所特有，技术经济创新体系也由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有着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的结构。基于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企业创新能力差，而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中国创新体系的现阶段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因而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在各种创新体系中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探索并不断丰富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是改善政府管理的关键。
一、创新体系研究的中国化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头。从采集、渔猎到农牧的发展，再到工业社会的出现，无不以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现和发明为先导。在古代，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技术发明，虽然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它们的发生罕见，所以不可能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到了现代，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常态，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创新才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出现创新理论。
各种创新理论都是以研究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为基础。提出创新概念并奠定创新理论基础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其奠基作称为《经济发展理论》。他的创新概念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鲜明地表征了创新理论的技术与经济色彩［1］。后来出现的国家创新体系［２］和区域创新体系［３］理论，概莫能外。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快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竞争的加剧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创新对于企业、地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４］，已经成为了我国发展的基本战略。
我国在学习和运用源自国外的各种创新理论时，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照搬国外理论的概念体系和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思路，而忽视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忽视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这种不结合国情的学习和运用，难免事倍功半。
（一）我国还远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如何创新和创新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创新理论提出的1912年，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经济的成熟期。而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分别在1987年和1992年提出，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这就是说，西方创新理论所研究的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早已成为创新主体的技术与经济现象。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不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企业，外部有激励其创新行为、保护其创新成果的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而其内部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富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
反观我国的经济现实，除少数地方实现了工业化之外，大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中期，而广大的农村，基本上仍然是小农经济。
单就经济领域而言，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还远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这主要表现在：
1.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因其垄断地位和领导者的官员身份而缺乏创新动力。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因市场（包括知识产权和技术市场）不规范和法制不健全，仿冒伪造、偷税漏税骗税是获取利润的更为便捷的途径，因而不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下工夫。外资与合资企业，大部分核心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仍然被外国公司所控制。因此，依靠自主创新做大做强的企业虽然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看，企业仍未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创新的主体。至于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既没有创新的能力，也缺乏获取并应用创新成果的途径。
2.科技体制阻碍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技术创新的开发者（科研院所及大学）与应用者（企业）相脱节的局面，由于需求者的动力不足而使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而由于科技体制改革不到位和大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陷，科技创新方面也问题颇多。如，“在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中，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５］。年轻科技工作者崇尚的人生道路是：争取科研项目→写论文→项目鉴定验收→报奖→评职称→提薪、分房、成名成家→走仕途之路。非常有前途的科技工作者普遍想走仕途之路，无疑会给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造成巨大伤害。
科技体制导致的科技资源难以真正和充分地用于技术创新上，而科技成果又难以顺畅地为企业利用，因此，在我国，“科技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６］。正由于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７］（p.11)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体制的大环境不利于创新体系建立
不利于创新理论在我国有效运用的不只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滞后，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障碍。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在分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时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４］。
任何一种应用性理论，不仅有其适用的特定领域和对象，还必然有其适用的外部环境，当然这种外部环境有的在理论体系中明确表述出来，有的则隐含在理论创立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创新理论属于后者。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理论，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除了最直接相关的市场体制之外，还有更广泛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而后者是通过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而影响创新。创新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效，除了其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外，社会能够充分自由地进行自组织，政治与行政不能随意地干预科技创新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更为广泛的大前提。相对照，创新理论在我国发挥作用的社会大环境尚不完全具备。这就是说，要想使创新理论在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重大作用，要想使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扩展创新理论的对象范围和适用的社会环境，实现创新理论、特别是创新体系的中国化。
创新理论中虽然也谈到与技术创新密切关联的制度创新，但其所言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和组织微观层面的制度。从科学发展观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可以看出，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就是说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体系，应该包括宏观的社会治理体制与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层面的制度创新。
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研究的中国化，需要将现有的源自西方的以促进经济快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扩展到以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生态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的创新体系。显然，后者就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体系，我们将之称为中国创新体系。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创新体系，是一种较西方的创新体系具有更多类型、层次和形式，因而更为复杂的创新体系。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可以称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另一部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生态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称为制度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系是一个现有创新理论中所没有、惟有我国才有的体系,而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粗看起来与西方的创新体系相同，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实体形态的多样化，其内容体系也要比西方国家的创新体系复杂得多。
（一）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的内容
可以分为国家、区域、产业、行业等多个层次。由于产业、行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一个地区，比如一个市县范围的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国许多市县，既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涉及传统工业的升级换代，还可能涉及中小企业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进行创新与发展，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则可能需要通过类似于陕西宝鸡市创立的农业专家大院模式［８］、福建南平市创立的科技特派员模式［９］进行创新与发展。
虽然我国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但是由于同时处于后工业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因此许多产业——既包括第二产业，也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着非常复杂的现实结构和多样化发展趋势。比如，一些县市的农业，既有通过新品种引进、规模化经营或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传统”创新方式促进发展的途径，也有通过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直接进入高效益的第三产业的可能。
因此，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大多数地区、产业和行业，其技术经济创新体系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需要针对其特殊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研究和规划。
（二）制度创新体系的内容
1.文化创新体系。文化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灵魂，是民族、国家和地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人们生活充实、幸福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
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文化。作为文明古国，我国有着丰富多彩和厚重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凝聚了几千年来先民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集中表现为与大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及个人修养与节守的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必然存在着一些糟粕，但无疑其中更多的是瑰宝，它们不仅过去对我国和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也极有价值。非常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它们遭到了严重的、一些方面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的价值，一方面在不断被重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仍然在经受着形形色色极端意识形态和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经济发展中也还严重地存在着为了眼前利益而对传统文化造成破坏的过度开发。因此，传统文化的挖掘、抢救、保护，在开放中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的融合、嫁接，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是中国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
2.政治创新体系。政治是利益的表达、争取和维护，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改革开放能否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虽然民主政治未必一定导致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创新，但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一定会阻碍其他领域的创新。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贯主张。在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除了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地方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也是推进政治创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我国当今政治与行政体制，虽然从总体上看存在高度集权、过度集权的缺陷，但同时也存在高度分散、甚至过度分散的实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是这种高度分散的鲜明写照；吕日周、仇和等诸多“个性官员”的存在，重庆市开县麻柳乡能够创立并实施充分体现基层民主（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干一切由老百姓做主，政府和干部主要是提供服务）的“八步工作法”［1０］，足以说明在国家层面政治与行政体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官员仍有很大的政治创新空间。
3.生态与环境创新体系。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均来自于自然环境。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中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认识自然和自身并因而具有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基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而使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奇迹般地涌现，人类社会中不断滋长了一种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科技观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只要按照这些规律改造自然，就能够创造财富、为人类造福。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人类视为世界的主宰，可以征服、支配地球上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就是在这种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出现的。20世纪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的困乏使人们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而地球生态与环境的破坏（突出的是臭氧层遭破坏、大量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开始反省过去的无知和错误，认识到人类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是，面对到处疮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如何办？特别是狭隘的科技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眼前的短期利益仍然诱惑着许多人还在对大自然巧取豪夺，保护自然、恢复自然的重任落在了每个人面前。创新、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国家和政府、地区和企业，直至每一个公民责无旁贷的选择。
4.社会创新体系。人是社会性动物，通过结成组织以实现“1＋1>2”之功效，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需要大量、多样化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而社会自组织的缺陷（社会自组织失灵）又决定了政府管理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的必要性。适度的政府管理可以弥补社会自组织的不足，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必然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控制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并通过刚性的户籍制度与就业者的单位制控制到每一个人，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权利丧失殆尽，仅存的少数社会性组织，也退化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没有了社会自组织，社会活力随之消失。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自组织逐渐恢复，但是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凡是与政治、政府相关或可能涉及政治行为的组织，如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公民维权组织，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作为社会事业组织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作为自律组织的行业协会，以及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基本上都还是听命于政府的准政府组织。正由于此，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仍然不足。因此，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自组织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是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力所必须的。
现有创新理论对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因而这类创新体系的功能、行为主体结构和环境，创新体系中各种主体的角色定位都已相对明确，而制度创新体系则不同。制度创新体系中创新需求的提出者、创新行为的组织者和研发者，因具体的创新问题而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制度创新体系，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三）各种创新体系之间的关联
虽然一般地说，技术与经济这些属于人类社会基础的创新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过度集权的旧体制已经成为技术与经济体系创新的障碍。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制度创新应该优先于技术经济创新。吴敬琏在提出“制度重于技术”之后又明确指出，“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７］（p.11），也正是这种判断。
在中国创新体系中，技术经济创新体系与制度创新体系之间不仅有上述这些宏观层面的关联，还有诸多微观层面的关联。比如，在生态与环境创新体系中，循环经济的开发建设，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且能够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并有利于持续发展，因而也可以视为技术经济创新的内容；生态与环境创新导致环境的改善与生态的恢复，改进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大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也是文化创新、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再如，文化创新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如传统文学艺术、名胜古迹的发掘、保护和创新，可能涉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的内容；另外一些内容，如人际之间、商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的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共赢，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维基础，因而可以视为社会创新体系和政治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作用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主要是经济与社会的后发展状态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出发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特殊途径，在中国创新体系的现阶段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创新体系研究中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
（一）强化政府责任
在整个体制改革中，我们所强调的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等，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为什么在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要强化政府责任？主要的考虑是：基于我国现实的经济与社会状态，许多企业和从业者自身缺乏创新的能力，也缺乏主动地应用创新成果的能力，需要政府予以推动；鉴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后发展特性，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途径、发展方式等方面，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因而在这种仿效追赶式发展中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甚至主导作用；在现实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威权政治、全能政府的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就是说，中国创新体系建设、特别是地方创新体系建设，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前面提到的农业专家大院制度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创立过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都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
当然，当具体的创新体系建立之后，政府应该尊重该创新实体的自主经营管理权，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主要是为其正常运作和建立长效机制提供服务。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含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创新体系建设要逐步从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社会主导、市场主导的模式。
（二）改善政府管理的技术途径
在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中改善政府管理，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是基础，探索并不断丰富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是关键。
1.政府职能准确定位。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创新体系实施分类管理。毋庸置疑，在制度创新中政府必然发挥主导作用。在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建设中，应该根据创新的阶段性质（是赶超阶段的创新还是初始探索阶段的创新）、企业和经济法人的创新能力的强弱，对政府的职能有所区别。政府职能的区分通常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是直接组织、介入还是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是直接管理还是间接管理，是专业管理还是综合管理，是微观管理还是宏观管理，是行政管理还是法制管理，等。当然，随着企业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环境、法律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职能也要不断调整。
2.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任何政府职能的履行，都需要有合理且稳定的组织途径保证，否则必然难以落实，或是虽然一时得以实现，但难以持久。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实现亦不例外。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许多保障政府推进创新体系建设的组织途径，许多创新体系以其组织途径命名，如前面提到的农业专家大院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尽快地将农民和农村的科技需求反映到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是改善政府科技服务、推动相关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海南省创立的科技110服务系统［1１］、北京市成立的遍及所有乡村的科技指导员队伍［1２］（pp.7779），实践证明都是有效的组织途径。
涉及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政府决策科学化，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早已形成共识。但是，许多地方、特别是县市级政府，限于所辖区域内智力资源的匮乏，难以落实。北京市昌平区通过建立由区域内外多学科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府顾问团［1２］（pp.7779），实现了这方面工作创新的初步突破。研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需要广泛收集各地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分析其建立的基本思路、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和机制。
参考文献：
［1］［美］J.A.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C.Freeman.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France Pinter，1987.
［3］P.Cooke.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regylationin the new Europe［J］.Geoforum, 199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
［5］饶毅，鲁白，邹承鲁.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Ｊ］.自然［英］，2004，（增刊2）.
［6］刘君.科技何时成为第一生产力［Ｊ］.基础教育，2005，（5）.
［7］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8］曹维忠，李镜.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讨［Ｊ］.农业科技管理，2006，（12）.
［9］岳珍，赖茂生.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创新意义［Ｊ］.中国科技论坛，2007，（3）.
［10］刘熙瑞.从一个乡政府的经验看服务型政府的四大行为要素［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6）.
［11］徐冠华.全面推进县市科技工作，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实到基层［Ｊ］.中国科技产业，2004，（11）.
［12］李习彬，陈桂兰.关于县市政府科委职能准确定位的思考［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