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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嘉之乱后，政治、文化大多掌握在几大家族之中，王氏家族为其中之一，而王导又是王氏家族的中心人物。琅琊王氏曾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殊荣，而王导则被司马睿称之为“朕之萧何”，位高权重的王导具有时代性的影响能力。王导是推进东晋时期由儒学入玄学思潮的主要人物之一，而玄学对书法由古质到今妍的过渡有着核心的影响。王导为王羲之伯父，是大王书风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由此而论，王导是魏晋书坛上不得不书写的人物。
关键词：王导;魏晋书风;玄学;王羲之
魏晋南北朝历时三百余年，政权分化下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西晋之后，北方被少数民族占领，先后建立十六个王朝，史称十六国。其间西晋汉族门阀和大批中原流民被迫南迁，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王朝，史称东晋。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这个时期的魏晋名士不管在生活态度、处事方式和学术风貌上都与东汉名士大相径庭，这与魏晋玄学兴盛不无关系。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又是书体演变的归结期，今草、行、楷在此时期臻至成熟。这个时期带动玄学兴盛与书体成熟完备的，琅琊王氏首屈一指，王氏家族作为东晋第一书门，子孙无不善书者。
一、王导生平地位及其书艺
王导（276—339），字茂弘，山东临沂人，出身士族，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为晋元帝司马睿最亲近之谋士。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王氏一门是权利最为显赫的士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而 “在东晋的建立和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2]。晋元帝司马睿早年便与王导为好友，后移镇前往建邺，结交江左士族，其间王导的作用不容小觑。王导助司马睿在一无禅袭，二无兵伐的情况下，开创东晋，稳固江左政权，可谓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后来，王导“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司马睿也对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说他乃“朕之萧何”。王导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也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遵循的基本国策。
王导擅长书法，王僧虔《论书》载：“亡高祖巫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3]张彦远《法书要录》载：“导行、草兼妙，然踈柯迥擢，寡叶危阴，虽贤有余，而才不足。元、明二帝并工书，皆推难于茂弘。王愔云：‘王导行、草见贵当世。’”[4]以王导当时的地位，对王氏一门书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从王导现可见到的《省示帖》《改朔帖》等帖本也可以看出，其草书已经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章草，有爽爽风流之气，如果说这对之后的王羲之没有启发作用，是不切实际的。
二、王导与玄学
“在魏晋时期政治分裂、政权频繁更迭的场景中，政治的约束力相对松弛，为学术思想的活跃留出了空间，经常性的社会动荡又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促使了人性的觉醒，激活了人们的思考力。”[5]玄学思潮鼎盛。何谓玄学？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与王弼，他们主张以无为本，无是化生万物之源，是贤者成德之根。发展到东晋，善玄谈者崇尚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任情恣性，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我们看到，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饮酒任诞，服食炼丹，宽衣博带，扪虱而谈，粉饰容貌，夸豪斗富，简傲争胜，行为方式显得异常怪诞。”[6]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从总体来看，魏晋思潮及玄学的精神实质是庄而非老。因为它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7]东晋时期，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王家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是魏晋玄理清谈的翘楚，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与王导有关的玄谈，如《世说新語》曾记载，有一次丞相王导枕在周顗膝上，指着周顗的肚皮说：“你这里面有什么？”周回答说：“此中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可是能容纳下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周顗是开玩笑，说自己肚量大，王导听了也不生气。另有一次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两个例子可作为王导清谈的例证。权臣皆善于清谈弄玄，对东晋时期思想风潮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江东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引领文化潮流的可能，更兼北方士族本身具有名士风度，使他们在文化方面有巨大的感染力。”[8]
三、玄学思潮下的书法艺术
晋人书风具有飘逸飞扬，无限超越世俗而趋向自由、生动、妙趣盎然的艺术风格。东晋“尚妍”书风的建立，和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东晋书风清丽尚妍，追求个性和简约自然的审美风尚，这个时期，楷书趋稳成熟，章草没落，今草书形成，在二王的推动下，东晋行草至今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东晋书风审美风尚的形成和玄学思潮密不可分，玄学对东晋书风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行草书的潇洒豪放、任情恣性呼应了东晋士人狂放热情的个性需求。王羲之是最能代表东晋书风的书家，黄惇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提到：“到了王羲之，楷、行、今草三种新体均能去古为今，脱尽魏晋以来的滞重用笔，以新的笔法和结构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美的新风，并使之成为书法发展的大江大河。其间魏晋玄学审美认识至关重要，摆脱了儒家束缚，晋人已不再将庄重朴实为审美典范，而玄学清谈的时代氛围也使书家个性和‘超逸优游’的品质得以注入新体。”王羲之的《兰亭序》和行草手札，也正是东晋玄学下书风的体现。书圣王羲之作为魏晋书风的引领者，其变古为新，顺应时代审美的变化，在书法史上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大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突出成就与魏晋玄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其伯父王导对玄学的大力倡导，也或多或少对王羲之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四、王导书法的影响
王导不仅在玄学的大力倡导上间接地影响了魏晋书风，还在自身的书法艺术上影响着一代书圣。“王羲之初期草书，以张芝入手……以后转向今草，但用笔上保留了大量的章草技法。其面貌估计类似《淳化阁帖》中所载的王导的《改朔帖》，其父辈的这类今草可视为王羲之今草新风的先导。”[9]王导年长于王羲之，是王羲之的伯父，位高权重，其书风对王羲之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王导“规模前人，初师钟繇、卫瓘，力学不倦。至丧乱狼狈，犹携钟繇《宣示帖》过江”[10]。后传至王羲之。“另外王导的后代，子王恬、王洽、王劭、王荟，孙王珣、王珉均以书名世，子孙后来多受王羲之影响，当然亦受益于王导本人，很显然王羲之受到王导影响当是情理中事。”[11]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窦臮《述书赋》称王导书：“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稜载蓄，高致有馀。”[12]正是说他将钟繇、卫瓘的楷、草发展而又影响了王羲之。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第一，王导身居高位，权高位重，又对玄学大力发扬倡导，对清谈之风兴盛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第二，玄学的思辨、清谈对魏晋书风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第三，王羲之是后代二王书风的最高峰，也是开启新体书风的最重要的人物，而王导是王氏家族可以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关键人物，又善书，对后辈王羲之的影响不言而喻。由此可见，王导在魏晋书风由古质而今妍，由旧的钟张到新的二王书风的演变上，有不可忽视的铺垫作用。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132.
[3]王僧虔.论书[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9.
[4]张怀瓘.书断·下[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97.
[5][6]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2.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99.
[8]孙丽.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5）：138-141.
[9]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214.
[10]佚名.宣和书谱[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41.
[11]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201.
[12]窦臮.述书赋[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42.
作者单位：
北京城市学院
关键词：王导;魏晋书风;玄学;王羲之
魏晋南北朝历时三百余年，政权分化下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西晋之后，北方被少数民族占领，先后建立十六个王朝，史称十六国。其间西晋汉族门阀和大批中原流民被迫南迁，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王朝，史称东晋。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这个时期的魏晋名士不管在生活态度、处事方式和学术风貌上都与东汉名士大相径庭，这与魏晋玄学兴盛不无关系。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又是书体演变的归结期，今草、行、楷在此时期臻至成熟。这个时期带动玄学兴盛与书体成熟完备的，琅琊王氏首屈一指，王氏家族作为东晋第一书门，子孙无不善书者。
一、王导生平地位及其书艺
王导（276—339），字茂弘，山东临沂人，出身士族，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为晋元帝司马睿最亲近之谋士。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王氏一门是权利最为显赫的士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而 “在东晋的建立和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2]。晋元帝司马睿早年便与王导为好友，后移镇前往建邺，结交江左士族，其间王导的作用不容小觑。王导助司马睿在一无禅袭，二无兵伐的情况下，开创东晋，稳固江左政权，可谓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后来，王导“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司马睿也对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说他乃“朕之萧何”。王导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也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遵循的基本国策。
王导擅长书法，王僧虔《论书》载：“亡高祖巫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3]张彦远《法书要录》载：“导行、草兼妙，然踈柯迥擢，寡叶危阴，虽贤有余，而才不足。元、明二帝并工书，皆推难于茂弘。王愔云：‘王导行、草见贵当世。’”[4]以王导当时的地位，对王氏一门书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从王导现可见到的《省示帖》《改朔帖》等帖本也可以看出，其草书已经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章草，有爽爽风流之气，如果说这对之后的王羲之没有启发作用，是不切实际的。
二、王导与玄学
“在魏晋时期政治分裂、政权频繁更迭的场景中，政治的约束力相对松弛，为学术思想的活跃留出了空间，经常性的社会动荡又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促使了人性的觉醒，激活了人们的思考力。”[5]玄学思潮鼎盛。何谓玄学？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与王弼，他们主张以无为本，无是化生万物之源，是贤者成德之根。发展到东晋，善玄谈者崇尚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任情恣性，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我们看到，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饮酒任诞，服食炼丹，宽衣博带，扪虱而谈，粉饰容貌，夸豪斗富，简傲争胜，行为方式显得异常怪诞。”[6]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从总体来看，魏晋思潮及玄学的精神实质是庄而非老。因为它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7]东晋时期，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王家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是魏晋玄理清谈的翘楚，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与王导有关的玄谈，如《世说新語》曾记载，有一次丞相王导枕在周顗膝上，指着周顗的肚皮说：“你这里面有什么？”周回答说：“此中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可是能容纳下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周顗是开玩笑，说自己肚量大，王导听了也不生气。另有一次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两个例子可作为王导清谈的例证。权臣皆善于清谈弄玄，对东晋时期思想风潮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江东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引领文化潮流的可能，更兼北方士族本身具有名士风度，使他们在文化方面有巨大的感染力。”[8]
三、玄学思潮下的书法艺术
晋人书风具有飘逸飞扬，无限超越世俗而趋向自由、生动、妙趣盎然的艺术风格。东晋“尚妍”书风的建立，和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东晋书风清丽尚妍，追求个性和简约自然的审美风尚，这个时期，楷书趋稳成熟，章草没落，今草书形成，在二王的推动下，东晋行草至今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东晋书风审美风尚的形成和玄学思潮密不可分，玄学对东晋书风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行草书的潇洒豪放、任情恣性呼应了东晋士人狂放热情的个性需求。王羲之是最能代表东晋书风的书家，黄惇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提到：“到了王羲之，楷、行、今草三种新体均能去古为今，脱尽魏晋以来的滞重用笔，以新的笔法和结构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美的新风，并使之成为书法发展的大江大河。其间魏晋玄学审美认识至关重要，摆脱了儒家束缚，晋人已不再将庄重朴实为审美典范，而玄学清谈的时代氛围也使书家个性和‘超逸优游’的品质得以注入新体。”王羲之的《兰亭序》和行草手札，也正是东晋玄学下书风的体现。书圣王羲之作为魏晋书风的引领者，其变古为新，顺应时代审美的变化，在书法史上完成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大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突出成就与魏晋玄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其伯父王导对玄学的大力倡导，也或多或少对王羲之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四、王导书法的影响
王导不仅在玄学的大力倡导上间接地影响了魏晋书风，还在自身的书法艺术上影响着一代书圣。“王羲之初期草书，以张芝入手……以后转向今草，但用笔上保留了大量的章草技法。其面貌估计类似《淳化阁帖》中所载的王导的《改朔帖》，其父辈的这类今草可视为王羲之今草新风的先导。”[9]王导年长于王羲之，是王羲之的伯父，位高权重，其书风对王羲之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王导“规模前人，初师钟繇、卫瓘，力学不倦。至丧乱狼狈，犹携钟繇《宣示帖》过江”[10]。后传至王羲之。“另外王导的后代，子王恬、王洽、王劭、王荟，孙王珣、王珉均以书名世，子孙后来多受王羲之影响，当然亦受益于王导本人，很显然王羲之受到王导影响当是情理中事。”[11]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窦臮《述书赋》称王导书：“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稜载蓄，高致有馀。”[12]正是说他将钟繇、卫瓘的楷、草发展而又影响了王羲之。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第一，王导身居高位，权高位重，又对玄学大力发扬倡导，对清谈之风兴盛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第二，玄学的思辨、清谈对魏晋书风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第三，王羲之是后代二王书风的最高峰，也是开启新体书风的最重要的人物，而王导是王氏家族可以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关键人物，又善书，对后辈王羲之的影响不言而喻。由此可见，王导在魏晋书风由古质而今妍，由旧的钟张到新的二王书风的演变上，有不可忽视的铺垫作用。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132.
[3]王僧虔.论书[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9.
[4]张怀瓘.书断·下[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97.
[5][6]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2.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99.
[8]孙丽.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5）：138-141.
[9]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214.
[10]佚名.宣和书谱[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41.
[11]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201.
[12]窦臮.述书赋[C]//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42.
作者单位：
北京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