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这么想，人到了五、六十岁可能更容易通达，读罢刘心武谈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文章，仿佛又这么想了一下。
　　本来，我有一种害怕，害怕姜文没有把那样一种无目的无方向的青春期歇斯底里搞纯搞透，害怕影片由于过份的自恋而过于将它们美化，更害怕把那种莫名胡来的“反社会性”处理成了所谓抵抗的“政治性”，要知道那些“日子”是“文革”，而关于“文革”我们已经有了多少程式化的“记忆”多少铁定的“命名”。现在，据刘心武的评述，看来美化多少不免，而“更害怕”的还果然不曾至于。所以，我是更想看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这倒不是为了我怀旧，我们这一代的“旧”还不同于他们的“旧”，这里顺便想说的是，我们的“旧”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很艺术地来“怀”，这也等于说我们还不曾被表达，很好地表达，而表达我们的还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表达我们自己？
　　这个更在意更重大的问题且不去说它，还是说“文革”说“日子”说“文革的日子”，在我看来，刘心武“三个世界”的划分显示了某种自觉，而究其实“文革的日子”是再怎么划分也划不完的，它是每个人具具体体地一天又一天过过来的。自然，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由于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利害还是可以归为某些类的，而这样一种归类起码的一种结果就应该是，“文革”，我们应该有好些种“记忆”，它不会是三种，就更不至于才一种，而我想当然地想来，那每一种“记忆”本身是不是就很单纯呢，那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理解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考虑，要给“文革”一个统的说法，但我也可以想象在民间，还不如说在每个人心间，都有种种复杂的牵扯不清的想法，关于“文革”，我也当然可以相信，从某种“种族记忆”的高度来说，它是我们民族空前的但愿更是绝后的“浩劫”与“灾难”，但我同样相信，在不那么抽象的层面上，我们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他独特而真切的“个人记忆”，那样一种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记忆大约也的确不是那么容易抽象、提纯的，而艺术所最宝贵的不正就是那么些纯不了的个人性？所以，我似乎最不能理解的是，我们那么多艺术家，“说”起“文革”，为什么几乎总是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