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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二者存在的相通性和结合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够结合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世界具有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人学论与中国传统"重人主义"具有亲和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相通性 实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综合学术界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一从特点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与中国的历史特点、经济、政治等具体特征相结合;二从表现形式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从中国化的本质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1](P4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同化力、融合力和凝聚力,[2]它是世界文化中惟一经历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它的本质来看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本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形成于西方机器大工业时代,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是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必然导致蕴涵的理论精华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是普遍真理;作为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它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理论,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成果。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有不可磨灭的相通性。张岱年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3](P19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世界具有相似性
1.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实现目标相似:天下为公
马克思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产品社会化的矛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而探讨建立与生产产品社会化相适应的理想社会,即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礼记·礼运》提出理想社会的实现目标是"天下为公",要求人们没有私念,对待商品的态度为"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战争,即"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理想社会。[4]这表明"大同"世界否定任何形式的私有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致的,都是集体主义者,都主张天下为公。
2.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分配方式相似: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描述时说过"……,--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P20)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把劳动当作一件乐事尽情发挥自己的能力,社会产品极为丰富,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享有任何产品。而《礼记·礼运》中的"壮有所用"、"男有分"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及"女有所归"等[6]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谋而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通性
1.从唯物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真正统一在于物质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而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关于宇宙起源的"五行说",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范缜的"无神论"和王夫之的"元气说" 等思想,[7]这些思想都属于唯物论。虽然我国古代的唯物思想带有很大的猜测性、直观性和模糊性,在科学性上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媲美,但是这种朴素的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精神相符合。
2.从辩证法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科学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而在中国传统哲学里,辩证的思想精华始终贯穿在整个哲学的思辨过程当中,且涉及到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反者道之动"(《老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再到万物"皆各有耦"(《洪范传》)、"一物两体"(《正蒙·参两》)等思想,体现古代思想家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作出了充分的阐释;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张子正蒙注·太易》)等言语也渗透出传统文化中"尚变"的思想,指明了事物发展的方向。[8]上述思想都是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精髓。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还没有脱离经验性达到科学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维方法给予我们一种正确的认识方式,为我们深刻、灵活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奠定良好的哲学文化基础。
3."知行观"与"实践观"的内在同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应该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不同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和"注重踐行"思想。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明确提出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在后世思想家的不断争论中逐渐完善。无论是荀子提出的"行高于知"、"知明而行"的知行统一观,还是王夫之"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都着重强调了"行"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以及"知"对"行"的指导性作用。[9]虽然我国古代传统的"知行观"主要局限于道德行为的践履,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它们存在一定的内在同一性,为实现二者的结合创造有益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论与中国传统"重人主义"思想具有亲和性
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强调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
人本意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不同学派的思想者都把人放在价值观念指向的主体位置上。中国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10](P9-10)基本点是人而不是宇宙。这种"重人主义"思想虽然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大相径庭,在历史与逻辑方面与"人本主义"存在距离,但"重人主义"所形成的民本主义价值观已经是"人本主义"的前提了。中国民本主义价值观一直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所共同推崇的治国理念。早在《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公"、"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的说法,《尚书·五子之歌》中更是提出了"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墨家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民本学说。[11]而"人本意识"的主要代表者--儒家学说,更是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和价值。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民本主义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主义"思想是根植于尚农和重农的封建社会,那时社会并没有实现君民平等,但重视民众巨大作用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论观点是相似的,精神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契合点,从而减少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更易于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开花和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实质
"结合"是标志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是事物内部各要素或事物之间相互吸引、凝聚、协同、融合的趋势或状态,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特征。"结合"以差异为前提,以同一为条件,其本质是双方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的过程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發展的过程,[12]而最为关键的是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与实践中的积极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概念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首先必须立足于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双方范畴的简单转换,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13]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的现成经验和做法,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地拓展和丰富。
参考文献:
[1]王国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梁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河北师范大学,2008.
[3]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6]闫丽.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8][9]陈宗章,尉天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然性与可能性解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11]魏范青.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契合[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2][13]马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探索争鸣,2009.
作者简介:韦妙华(1986-) ,女,壮族,广西百色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相通性 实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综合学术界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一从特点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与中国的历史特点、经济、政治等具体特征相结合;二从表现形式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从中国化的本质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1](P4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同化力、融合力和凝聚力,[2]它是世界文化中惟一经历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它的本质来看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本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形成于西方机器大工业时代,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是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必然导致蕴涵的理论精华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是普遍真理;作为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它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理论,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成果。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有不可磨灭的相通性。张岱年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3](P19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世界具有相似性
1.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实现目标相似:天下为公
马克思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产品社会化的矛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而探讨建立与生产产品社会化相适应的理想社会,即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礼记·礼运》提出理想社会的实现目标是"天下为公",要求人们没有私念,对待商品的态度为"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战争,即"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理想社会。[4]这表明"大同"世界否定任何形式的私有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致的,都是集体主义者,都主张天下为公。
2.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分配方式相似: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描述时说过"……,--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P20)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把劳动当作一件乐事尽情发挥自己的能力,社会产品极为丰富,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享有任何产品。而《礼记·礼运》中的"壮有所用"、"男有分"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及"女有所归"等[6]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谋而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通性
1.从唯物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真正统一在于物质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而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关于宇宙起源的"五行说",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范缜的"无神论"和王夫之的"元气说" 等思想,[7]这些思想都属于唯物论。虽然我国古代的唯物思想带有很大的猜测性、直观性和模糊性,在科学性上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媲美,但是这种朴素的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精神相符合。
2.从辩证法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科学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而在中国传统哲学里,辩证的思想精华始终贯穿在整个哲学的思辨过程当中,且涉及到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反者道之动"(《老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再到万物"皆各有耦"(《洪范传》)、"一物两体"(《正蒙·参两》)等思想,体现古代思想家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作出了充分的阐释;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张子正蒙注·太易》)等言语也渗透出传统文化中"尚变"的思想,指明了事物发展的方向。[8]上述思想都是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精髓。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还没有脱离经验性达到科学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维方法给予我们一种正确的认识方式,为我们深刻、灵活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奠定良好的哲学文化基础。
3."知行观"与"实践观"的内在同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应该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不同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和"注重踐行"思想。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明确提出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在后世思想家的不断争论中逐渐完善。无论是荀子提出的"行高于知"、"知明而行"的知行统一观,还是王夫之"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都着重强调了"行"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以及"知"对"行"的指导性作用。[9]虽然我国古代传统的"知行观"主要局限于道德行为的践履,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它们存在一定的内在同一性,为实现二者的结合创造有益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论与中国传统"重人主义"思想具有亲和性
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强调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
人本意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不同学派的思想者都把人放在价值观念指向的主体位置上。中国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它的来生"。[10](P9-10)基本点是人而不是宇宙。这种"重人主义"思想虽然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大相径庭,在历史与逻辑方面与"人本主义"存在距离,但"重人主义"所形成的民本主义价值观已经是"人本主义"的前提了。中国民本主义价值观一直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所共同推崇的治国理念。早在《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公"、"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的说法,《尚书·五子之歌》中更是提出了"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墨家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民本学说。[11]而"人本意识"的主要代表者--儒家学说,更是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和价值。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民本主义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主义"思想是根植于尚农和重农的封建社会,那时社会并没有实现君民平等,但重视民众巨大作用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论观点是相似的,精神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契合点,从而减少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更易于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开花和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实质
"结合"是标志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是事物内部各要素或事物之间相互吸引、凝聚、协同、融合的趋势或状态,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特征。"结合"以差异为前提,以同一为条件,其本质是双方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的过程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發展的过程,[12]而最为关键的是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与实践中的积极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概念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首先必须立足于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双方范畴的简单转换,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13]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的现成经验和做法,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地拓展和丰富。
参考文献:
[1]王国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梁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河北师范大学,2008.
[3]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6]闫丽.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8][9]陈宗章,尉天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然性与可能性解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11]魏范青.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契合[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2][13]马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探索争鸣,2009.
作者简介:韦妙华(1986-) ,女,壮族,广西百色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