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几乎和美国一样，比英国还要好。许多人会有疑问：既然你们这么有钱，为什么没有建立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呢？
　　保险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钱的转移，从病人到服务提供商。对于医疗的支付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自我支付（自费），我更愿意把它叫做“自我保险”；第二种是私人保险；第三种是收费保险，除美国外，很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采用此种模式；第四种是社区筹资，就像中国的筹资模式。第五种就是新加坡的模式，以税收为主，但仍强调个人要承担一部分。
　　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这没有对错之分。不管哪种方式都是将大规模的资金转移给服务提供商，新加坡非常清楚，我们必须管理供应商，包括医生和所有的医疗机构。我们经常会问：谁来支付？但如果只关心支付问题，不对服务提供进行管理的话，就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
　　此外，还要对需求方面进行控制，对于道德风险也需要关注。我们把它称作“自助餐综合症”。吃自助餐时，人们容易什么都拿，不管能否吃得完。所以我们要建立融资的公平性。我们要花多少钱？怎样花这些钱？我们现在有多少钱？我们共同来承担责任，既不是个人自己承担，也不全都推给国家。
　　1985年，新加坡建立起医疗储蓄账户。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但它并不是完整的，我们也并未试图去建立完整的体系，而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体系—能够负担得起，而且比较合理、有效的方法。我们的理念是个人要对自己负责，政府是人民最后的一根稻草，要给人民最后的保障。
　　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工作的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有义务对自己的医疗负责，依靠自己。在一个家庭中，你的父母、配偶、子女都是家庭的成员，但是你的保险只能依靠你自己来支出，每个人都要防患于未然，提早做好准备。此外还有一部分费用由雇主来支付，就是雇主为雇员支付保险，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资金来源。
　　这个系统从1984年开始，目前，我们国家的储蓄额已达到300亿美元。每年新加坡的医疗支出为50亿美元，我们已经把今后几年的钱都攒出来了。储蓄是亚洲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理念，我们都喜欢存钱。
　　我们认为，医疗必须是人们能够承担得起的。新加坡的人均GDP很高，所以医疗与GDP相比，是人们完全可以承担的。我们相信，首先医疗支出必须花费少一些，然后实行共保。因为政府如果做得不恰当就会承担道德风险，所以政府的责任要么是承担道德风险，要么就是消除道德风险的危机。
　　然后我们又建立了一种医疗基金。这种医疗基金系统不是集中化的，政府关心怎样使人们乐于储蓄来对自己负责。所以，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有三部分：储蓄、保障和基金。在这三种方式中，政府支付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共同支付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以坐飞机为例，你获得多少补贴，取决于你坐的是头等舱还是经济舱，医疗也是如此。比如我们进行血管扩张手术时，你选择哪一个级别的手术，你付的钱的比例也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会对病人提出建议，如果你选择的这种服务级别太高的话，你可能付不起，应当选择另外一种。
　　总的来说，新加坡虽然面临着大的风险，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平衡供方和需求方的关系，但实际上整个医疗体系真正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成本，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我们付出的钱和最后获得的服务是不是高质量的，也就是效果和质量。